肖海鵬：從分化到融合：公平有序的社會階層結構構建

　　構建公平有序的社會階層結構意義重大。當前，我國正面臨著「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脅，必須推動社會階層結構向以中等收入階層為主的「橄欖型」結構轉型，這也是發達國家社會階層結構變革對我國的啟示。我們應建立一系列有效的制度、政策整合機制和平台，使資源在社會階層間自由流動，為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提供新的推動力。

　　當前，在全球經濟持續不景氣的宏觀背景下，經濟增長正面臨下行的風險，各種長期積聚的社會矛盾和衝突也逐漸凸顯。在中等收入階段，如果不能建立一個經得起各種突發事件衝擊的穩定的社會結構，不能打造一個包容社會多樣性的命運共同體，在面臨激烈社會衝突時，很容易導致社會撕裂，並引發嚴重的社會及政治危機，最終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社會階層結構轉型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意義

　　社會階層結構通常是指社會系統中不同社會成員的組成方式以及他們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和身份。社會階層結構是社會結構的核心，其作為社會行動者的人以及由人所組成的各類社會群體，是影響和推動社會進步發展的重要力量。

　　從世界現代化發展規律來看，通常是經濟結構轉型在前，社會結構轉型在後。一個國家或地區如果僅僅在經濟發展上達到中等收入水平，而社會結構沒有及時向以中等收入階層為主的「橄欖型」結構轉型，那麼最終仍然難以擺脫「中等收入陷阱」。

　　從內涵來看，「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是經濟增長在某一個發展階段長期停滯不前，無法保持較高增長速度。按照世界銀行的解釋，經濟增長被原有的從低收入經濟體成長為中等收入經濟體的增長機制鎖定，始終掙扎在大規模和低成本的生產性競爭之中，不能提升價值鏈和開拓以知識創新產品與服務為主的服務市場，從而進入經濟增長階段的停滯徘徊期。此外，高度的社會不平等也有可能會阻礙增長，因為無法獲得信貸的窮人也許不能利用投資機會，也有可能成為政局和社會不穩的根源，最終阻礙投資和增長。①

　　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數據，20世紀很多國家都經歷過中等收入情況，但只有極少數的國家能走出這個陷阱，順利成為高收入經濟體。②例如，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33個經濟體中，有28個屬於中等收入經濟體，他們滯留在中等收入階段的平均時間達37年之久。像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哥倫比亞等國，早在20世紀60、70年代，人均GDP就已經突破了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與日本、新加坡、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經濟起飛時間相差不多(阿根廷甚至更早)。到20世紀90年代，這些國家的人均GDP已經達到或超過3000美元，較早進入了上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但此後卻一直未能突破12000美元左右的高收入線，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階段，拉美地區也因此被認為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

　　為什麼這麼多經歷過中等收入情況的國家無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對此有各種不同的解讀，而從社會發展角度反思，可以這樣來解釋：這些國家在經濟快速起飛後，沒有處理好經濟結構轉型與社會結構轉型的關係，政府放棄了對社會領域的宏觀調控，不注意在經濟增長的同時縮小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教育、收入、地位等差距，導致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居高不下，低收入群體極為龐大，中產階層難以成長，社會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和階層對立。結果就如世界銀行所言，這些不平等的社會因素也成為阻礙這些國家經濟持續增長以致無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發達國家社會階層結構變革的啟示

　　從現代化發展的一般規律看，工業化的持續發展必然帶來社會階層結構的變革。而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同就業結構的變化緊密相聯，發達國家就業結構中第一產業就業人數比重一般在10%以下，第三產業就業人數比重基本都在70%以上。正是這樣一種以第三產業為主的就業結構，推動了職業結構高級化，從而產生了一大批脫離生產第一線的從業人員，使商業、服務業、信息業、金融業等行業蒸蒸日上，並形成了龐大的行政和經營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商業服務業白領等所謂的中等收入階層。這一階層政治態度溫和、文化素質較高、職業體面、收入中等、生活安定，並在人數上佔有社會的60%～70%以上，使社會形成了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階層結構。

　　發達國家的現代化經驗已經證明，以現代職業為基礎的中等收入階層的大量存在，對一個國家的穩定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占社會成員多數的中等收入階層經濟和社會地位相近，意味著各類經濟、社會資源的分配較合理，貧富兩極分化問題不突出，各種利益衝突和社會矛盾不明顯，從而構成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穩定的基礎。

　　因此，以中等收入階層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階層結構是最有利於社會穩定的結構，也是一個國家現代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如果沒有一個公平有序、分層合理的現代社會階層結構作基礎，經濟現代化的成果很容易在社會兩極分化中得而復失，社會整體會被撕裂，經濟增長也會缺乏新的推動力，最終難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像日本、新加坡、韓國以及中國香港、台灣等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就是在經濟快速發展之後，重視社會結構的現代化轉型，在收入、教育、住房、社會保障、勞資關係等領域實施積極的社會變革，為中等收入階層的成長壯大創造條件，既推動了經濟持續增長，也促進了社會融合。亞洲開發銀行更把韓國稱為是通過培育中產階層和知識經濟成功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模範國家。

　　推動社會階層結構轉型的主要途徑

　　現階段向具有現代特徵的「橄欖型」社會階層結構轉型，需要建立一系列有效的制度、政策整合機制和平台，通過社會權利關係和社會政策變數的調整，消除階層之間因社會利益關係變化而產生的各種不平等，使資源、財富和機會在不同社會階層之間自由流動，通過社會結構的變革為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提供新的推動力。

　　建立共同價值觀。要建立和倡導以「求同存異，包容共濟，攜手發展，共建共享」為核心的共同價值觀，用文化軟實力填平不同社會階層之間存在的地域、職業、收入、觀念等天然鴻溝，減少矛盾衝突，增強不同利益群體的歸屬感和向心力。通過以包容社會多樣性為基本出發點的共同價值觀建設，使社會各階層保持一種充滿希望、開拓進取的精神狀態，打造一個適宜不同社會階層創業和生活的命運共同體。

　　提供平等發展機會。一是減少貧困人口數量，積極增加就業崗位，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減少無業、失業及半失業人員數量，逐漸縮小社會中下階層的規模。二是增加中下階層參與經濟活動的機會，實施向有勞動能力的貧困群體傾斜的就業政策、教育政策、衛生保健政策、扶貧政策等，提供有針對性的脫貧幫助，消除貧困群體社會流動的障礙。三是提升中下階層的就業競爭能力，特別是為競爭力不足的勞動群體提供免費技能培訓，增強他們的知識、技能水平。四是推動中下階層家庭資產建設，鼓勵和支持貧困家庭建立發展儲蓄賬戶，用於扶貧項目投資、教育計劃、職業培訓等，政府或公益福利機構以不同比例給予資金補貼，支持其發展。

　　加快社會融合。一是加快社會身份轉變，積極創造條件，幫助異地務工人員在就業身份轉變的同時，真正實現社會身份的轉變。二是優化就業環境，加強引導和管理，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為異地務工人員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三是拓寬基本公共服務渠道，積極為異地務工人員提供優良的職業技能、社會適應、文化教育、法律知識、衛生常識、城市生活知識等配套培訓，提供更多住房、醫療、娛樂、教育、生活等方面的服務，幫助他們融入城市生活。

　　重視藏富於民。一是提高勞動者報酬水平，通過加強對高收入人群、壟斷行業等的稅收調節政策、提高一次性分配的勞動報酬比例及減輕稅負等有效措施，為中等收入階層的快速成長創造條件。二是加大教育、一般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和就業、醫療衛生、城鄉社區事務、環境保護等社會領域發展事項在公共財政支出中的比重，不斷提高覆蓋全體社會成員的社會福利供給水平。三是推動職業結構高級化，加快城市化發展步伐和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步伐，大力發展與工業化中高級階段和知識經濟有密切關係的第三產業，建立以現代產業結構為基礎的現代職業結構。

　　建立利益均衡機制。一是尊重和保護不同階層的利益訴求和追求自身權益的權利。二是建立制度化的利益均衡和博弈機制，將社會階層維護自身利益的行為納入制度化、規範化軌道。三是鼓勵和支持各階層建立自己的利益維權組織，合法有序地維護自身權益。

　　保障政府權力公正。通過增強政府的服務意識，把政府的關注點切實轉到為各階層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和提供基本的公共產品上來。同時還要強化公平意識，防止一些政府部門以發展經濟的名義侵犯其他階層的利益。

　　【作者為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現代化發展戰略研究所研究員】

　　【注釋】

　　①高傑等：「中等收入陷阱理論述評」，《經濟學動態》，2012年第3期。

　　②世界銀行：《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社會》，2012年2月。

　　③亞洲開發銀行：《亞洲2050—實現亞洲世紀》，2011年5月。

　　來源:人民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