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胡適讀書會讀書報告

木槿：其實這是《胡適與梁啟超》的第二部分。坦白說，這部分我寫得非常潦草，有很多因素，其一，胡適的感情生活和梁啟超的感情生活已經有非常詳盡的研究，尤其是胡適，周質平、余英時、江勇振等關於胡適的感情生活的挖掘可謂是既深又細，我覺得我雖然就手邊的原始資料也搜羅了不少，但是相對來說，沒有什麼新的材料可供使用。其二，在讀上述三位的關於胡適的感情生活的文字之前，關於胡適的感情世界我還是了解得比較單薄的，可是讀了他們三人的文字之後，我忽然感覺混亂了，怎麼說呢，就是我自己還未能消化掉這些文字帶給我的一些衝擊，所以我暫時只能泛泛而論，而不能將內心的一些想法理出頭緒來。

於是就交出一份不合格的作業了。請朋友們批評！

胡適與梁啟超婚姻愛情生活之比較。

胡適的感情世界要比梁啟超豐富多彩得多。兩者的婚姻也不盡相同，雖然都是舊式婚姻，但胡適在婚前和婚後，內心的波動起伏要幽暗曲折得多，相較而言，在我所讀到的梁啟超的年譜和傳記中，都沒有讀到梁啟超對婚姻有任何的抱怨情緒。梁啟超在1889年訂婚，1892年完婚，而胡適在1905年訂婚，1917年完婚。兩者各自婚約的締結相距十幾年的時間，雖然總體上傳統的婚姻觀念沒有多大改變，依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就像是一扇封閉的大門稍微開啟了一條縫隙，一些異於傳統的思想漸漸傳遞進來，而胡適正領受著這一縷輕微的「新風「，於是他猶疑彷徨矛盾掙扎。

胡適和江冬秀締結婚約的那一年，他才十四歲。十四歲的少年在懵懂之中，就由長輩們通過舊式的媒妁和天命將人生大事確定了下來，而當事人雙方只能聽天由命，沒有一絲一毫自主。帶著這樣的一份舊式婚約，胡適來到了當時中國最最開放的城市上海求學。脫離了家鄉舊學的熏陶，在上海，西風漸進，胡適在新學的影響下，逐漸對他的婚姻產生了不滿，這種不滿一是表現在家信中屢次提及讓江冬秀多讀書，一是在文章中對舊式婚姻制度進行批評。雖然對包辦婚姻不滿，但是胡適自始至終並沒有想毀約，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這婚約是母親所訂，對母親的深情以及不忍傷害母親使得他只能接受。但是他又不願意早早進入婚姻的圍城，於是他採取了拖延的態度。早在上海求學期間，胡江兩家就有讓他們早日完婚的打算，尤其在胡適給母親的家信中屢次有「令兒婦讀書」之語，使得「婦姑、岳婿、母子之間多一層意見。」什麼樣的嫌隙呢，首先是江家擔心胡適嫌棄江冬秀沒有文化而毀婚，而胡適的母親也有這樣的擔心，怕兒子會變心，從而導致失信於江家，於是多次催促胡適考慮完婚。1907年胡適回上庄養病，胡母提及婚事，讓胡適確定一個完婚的時間。胡適心有不滿但又不敢違抗母命，於是應付以「承認早個一二年」。誰知這樣一句隨口應付的話卻被兩家當真，1908年秋天，江家置辦好嫁妝，胡家布置好新房，胡適的母親還請了算命的先生擇好了黃道吉日，然後讓胡適回鄉結婚。胡適自然是非常不情願就這樣回家結婚的，於是他寫了一封可謂是「氣急敗壞」的信給母親，謂完婚一事「今年萬不可行。」並詳列理由，將心頭怒火盡撒向那位算命的先生。

「合婚擇日，兒所最痛惡深絕者，前此在家，曾屢屢為家人申說此義。為人父母者固不能不依次辦法，但兒既極恨此事，大人又何必因此極可殺，極可烹，雞狗不如之蠢蟲瞎子之一言，而以極不願意，極辦不到之事，強迫大人所生所愛之兒子耶？以兒思之，此瞎畜生揀此日子，使兒忤逆吾所最親敬之母親，其大不利一；使兒費許多筆墨，許多能力，婉轉陳辭以費去多少光陰，其不利二；使吾家之人不睦，其大不利三；使母親傷心，其不利四；使江氏白忙一場，其不利五；使舅父奔走往來，兩面難為情，其不利六。有大不利者六，而猶曰『今年大利』，吾恨不得火其廬，牛馬其人而後甘心也。」

此後在上海的一段時期恐怕是胡適一生中最迷茫混亂的時期，中國公學的風波，新公學難以為繼，而家裡的經濟狀況也每日愈下，既要贍養母親，又對前途深感渺茫，憂愁苦悶的他在上海很是過了一段荒唐的生活，好在他能即時醒悟，在友朋的幫助之下，考取了「留美賠款官費」。去美之前，胡適本計劃回家一趟省視母親，但又擔心會被逼迫與江冬秀完婚，於是在家信中強調只能在家逗留數日，當然後來因為行期的原因，在去美前，胡適也沒有回家探視母親，一直到留美歸國。

在去美國之前，胡適和江冬秀之間都沒有直接的聯繫，在那個時代，未婚的男女不要說互相見面，就是通信都可能會被看成是大逆不道。但是，到了美國後，因為時間和空間的距離，傳統的舊俗被迫作了些微的讓步。而去了美國後的胡適，也多了理性與成熟，而少了一些少年的年輕氣盛，尤其在婚姻之事上。在致母親的一封信中，他這樣寫到：「兒前屢次作書，欲令冬秀勉作一短書寄兒，實非出於好奇之思，不過欲藉此銷我客懷，又可令冬秀知讀書識字之要耳，並無他意。冬秀能作，則數行亦可，數字亦可！雖不能佳，亦復何妨？以今日新禮俗論之，冬秀作書寄我，亦不為越禮，何必避嫌也。」對於這樣的一份舊式婚約，他是不可違抗的，但是也不可能會無限期地拖延下去，於是他由「伉儷而兼師友」退而求「智識上的伴侶」，在家信中屢次提及江冬秀的教育問題，同樣，這樣的言辭照例引起胡母的猜測，為了打消母親的疑慮，胡適在給母親的信中有這樣說：

「兒於第三號書中所言冬秀之教育各節，乃兒一時感觸而發之言，並無責備冬秀之意，尤不敢歸咎吾母。兒對於此事，從無一毫怨望之心。蓋兒深知吾母對於兒之婚事，實已盡心竭力，為兒謀一美滿家庭。兒如有一毫怨望之心。則真成不明時勢，不通人情，不識好歹之妄人矣。

今之少年往往提倡自由結婚之說，有時竟破壞已訂之婚姻，致家庭之中齷齪不睦，有時其影響所及，害及數家，此兒所大不取。自由結婚，固有好處，亦有壞處。正如吾國婚制由父母媒妁而定，亦有好處，有壞處也。

女子能讀書識字，固是好事。即不能，亦未必即是大缺陷。書中之學問，紙上之學問，不過人品百行之一。吾見有能讀書作文而不能為令妻賢母多矣，吾安敢妄為責備求全之念念乎。

伉儷而兼師友，固是人生莫大之幸福。然夫婦之間真能智識平等者，雖在此邦，亦不多得。況在絕無女子教育之吾國乎？若兒懸『智識平等學問平等』八字，以為求偶之準則，則兒終身鰥居無疑矣。」

信中話語雖有曲意安慰母親的意味，也表明他對這樁包辦的婚姻逐漸妥協以及接受。

但在此時，在美國，他遇到了對他一生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女人，也算是他那一階段的「智識上的伴侶」，那就是韋蓮司女士。關於胡適和韋蓮司之間的情緣，周質平在《不思量自難忘——胡適給韋蓮司的信》以及《胡適的情緣與晚境》里有非常詳盡和準確的描述，在此就不再贅述。我想說的是，婚姻是一道複雜難解的題，無愛的婚姻固然是不幸福的，但愛也並不總是貫穿婚姻的始終。身處婚姻圍城中的人，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別人自不能以幸或不幸來籠統謂之。胡適的婚姻也是這樣。當然他奉母命與江冬秀成婚，內心的痛苦自不待言說，就如他在婚後致胡近仁的信中所說的那樣：「吾之就此婚事，全為吾母起見，故以不曾挑剔為難（若不為此，吾決不就此婚事，此意但可為足下道，不足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遷就，以博吾母歡心。吾所以極力表示閨房之愛者，亦正欲令吾母歡喜耳。」他用擔當和責任接受了這份無愛的婚姻，但他畢竟不是聖人，他無法讓自己的婚姻圍城滴水不漏。但給這個婚姻帶來最大一次衝擊的卻是另一位女士，即胡適的表妹，曹誠英。

胡曹的戀情我在這裡也不想多費筆墨，諸位可以讀江勇振先生的《星星.月亮.太陽——胡適的情感世界》，在胡適的情感生活考證上他可謂是這方面的權威，且沒有之一。

但是胡適對無愛婚姻的掙脫遭到了江冬秀以死的抗爭，於是他只好偃旗息鼓，不再想著離婚再娶。但是他感情的天空並不是就此一片澄明，據江勇振的考證，圍繞著胡適的「星星」有很多顆，這些「星星」大凡都是胡適的仰慕者。

有意思的是，梁啟超也遇到了一位讓他的婚姻亮起了紅燈的一位女性，那就是他奉康有為之命去檀香山籌款時他的翻譯何蕙珍女士。梁啟超的婚姻雖然不是奉父母之命，但是也是像那個時代幾乎所有的婚姻一樣，他自己是沒有絲毫自主權的。1889年梁啟超參加廣東鄉試，考試結束，他名列第八，是年他十七歲。時任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這位青年才俊，於是將年二十一還待字閨中的堂妹李端蕙許給梁啟超。雖然「李女貌陋而嗜嚼檳榔」，但一來李家官宦世家，而梁家素來清寒，李端蕙算是下嫁了。且又考慮到仕宦前途，對這樣的一樁婚姻梁家只能接受。

這樣被迫結合的婚姻，也不能完全說兩人之間毫無感情可言。但畢竟不同於那種電光火石般的愛情。胡適遇到曹誠英，梁啟超遇到何蕙珍，他們之間迸發的才是發自靈魂深的深深眷愛之情。江冬秀以剪刀掐滅婚姻亮起的紅燈，而李端蕙則以將此事告知梁啟超的父親來威脅，最終兩個男人都乖乖舉手投降。

胡適的夫人江冬秀和梁啟超的夫人李端蕙，兩人雖不是自己丈夫心目中的最理想的妻子，但她們能維繫婚姻，至少是名分上的婚姻，一個是時代使然，一個與她們自身也有關係。

梁啟超所處的時代，雖然是晚清時期，但作為一個要處時代潮流頂端開風氣之先的人來說，他曾經宣揚要恪守一夫一妻之主義，自然不會輕易變節，雖然後來實質上他是違背自己所信奉的這一主義。而胡適呢，雖然他迫於母命娶了江冬秀，但這份婚姻在那個時代背景之下，卻有一份讓人敬佩的悲劇意味，很能得到舊派人士的讚賞和新派人士的同情。所以為了維護自己的這份在世人面前的聲譽，胡適也不可能會很強硬地離婚再娶。

從個人細微處分析，李端蕙雖不漂亮，但能以千金之軀下嫁梁啟超，上敬公婆，養育子女，操持家務，更能在梁啟超逃亡期間與之風雨同舟，有這樣的一份共患難的情愫在裡面，也算是維繫婚姻的潤滑劑了。

而江冬秀，胡適雖勉強與之結婚，且在婚後屢次與其他女性有或長或短的情感發生，並且對江冬秀好打麻將不善理家頗有怨言，但是，江冬秀本身並不是一無長處的。 她雖然做不到成為胡適智識上的伴侶，但終其與胡適長達四十多年的婚姻，與她個人身上的某些特質還是很有關係的。從她的立場去看她和胡適的婚姻，她很清醒她在這婚姻中的地位如何，她也是舊式婚姻制度的犧牲品。但是在婚姻中她並不是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她用她自己的方式證明她的存在。比如在抗戰期間，她輾轉之中竟然奇蹟般地將胡適的藏書完整保留，她的獨立能幹就讓胡適很是欣慰。另外，我們知道，胡適對母親的感情可謂是深厚之極，而江冬秀有些時候能頗讓他想起自己的母親來，也是在抗戰期間，江冬秀接濟家鄉貧苦的人，捐錢給「周先生的學堂」，胡適在給江冬秀的信中說：「你在患難中，還能記得家中貧苦的人們，還能寄錢給他們，真是難得，我十分感激。你在這種地方，真不愧是你母親的女兒，不愧是我母親的媳婦。」另外，江冬秀也有頗不同於一般女子的見識，她很不希望胡適從政，這一點也讓胡適頗為感喟，「你總勸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這是你的幫助我。若是不明大體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以來，不作這樣想，所以我們能一同過苦日子。」

梁啟超雖然早期放言守「一夫一妻之主義」，但事實上，卻納了妾。在此不做道德上的評判。梁啟超對妻子李端蕙的感情更像是弟弟對姐姐，李善持家，做事又很雷厲風行，且多年和梁啟超一起顛簸流離，梁啟超對她的感情一是家事上的依賴，一是感激。由於資料的缺乏，很難弄清梁啟超對另外一個夫人王桂荃的感情，但是王夫人在梁家卻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梁家子女不管是否是她親生，對她都有非常深厚的感情。而不可否認王桂荃也是梁啟超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女人。她為梁啟超生了六個子女，且梁啟超出外，大多由她隨行服侍，從有限的資料中可以了解到，她是一位中國傳統女性的代表，身上具有隱忍、寬容、善良，堅韌等等品格，使得她不僅僅成為梁啟超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伴侶，也是所有子女們愛戴的「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