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承魯迅不難，繼承好魯迅、超越魯迅實難

繼承魯迅不難，繼承好魯迅、超越魯迅實難

——讀朱學勤《想起了魯迅、胡適與錢穆》感想

顧則徐

讀朱學勤先生《想起了魯迅、胡適與錢穆》一文，為他平淡的文字而久不能平靜。此文不知朱學勤先生寫於何時，記得這次不是第一次讀到，彼時並沒有如現在的心旌搖動。人的心境就如水面，同樣丟了塊石子進去，倘是大湖就如什麼都沒有發生，倘是杯水則就是波濤洶湧了。

朱學勤先生對魯迅的認識，了悟於八十年代最後一年，正是這樣一悟，便既超越了自己先前的或信奉或厭煩，也超越了當下很多的人們。魯迅，自從中國有了魯迅之後，他就成了個不死的幽靈，時或出入在人們的靈魂當中，逼著人們要排斥他、否定他、忘卻他，但一當眼見、身歷了人生的慘烈，便「明白自己所處的年代還是魯迅的年代」，身在的是魯迅的鐵屋，喉嚨里滾動著魯迅的吶喊，終於無法擺脫魯迅的野草宿命。

朱學勤先生以否定、悲愴的語氣設問：「中國人成天念叨魯迅，有無一人敢於繼承他的精神、他的風格?」於這設問，我是很不同意的。既然中國已經有過魯迅，而我們「所處的年代還是魯迅的年代」，則魯迅的繼承就自然是一定。對魯迅真正的繼承不是崇拜，更不是簡單的膜拜、模仿，而是精神的繼承；由於魯迅的曾經被改造為偽魯迅，因此，對魯迅的繼承甚至可能是在某種狀況下所採取的對「他」進行無情批判和否定的方式。對魯迅繼承的複雜性是「這個輕佻的當下」的沉重和深刻。包括朱學勤先生的本文，便是對魯迅最好的繼承一例，是深得魯迅三昧的。

問題不在於是否有人繼承魯迅，而在於能否繼承好魯迅，能否在繼承中超越魯迅，誕生出新的魯迅。這是個太困難、太困難的題目。

我比朱學勤先生晚生，略有幸運，讀中學時正好文革結束，可以讀點書了。那時書真「多」，中外作家的經典作品來不及讀。在各種作品中，我最喜歡上的，便是魯迅。所以，我之喜歡讀魯迅，與早生的朱學勤先生只有魯迅可讀，應該是有些許區別的；也就是說，我對魯迅的喜歡，是從有所比較中自覺開始的。大概我生性古板，喜歡了魯迅，便從那時也立志了要繼承魯迅，以至於今，真正是花崗岩腦子，始終矢志不逾。以我的體驗，繼承魯迅不難，繼承好魯迅、超越魯迅實難。

第一件難事，是沉靜。魯迅是沉靜的，抄碑帖時是默默的，當作家時也還是默默的。《新青年》同仁開會，魯迅去得不多，言也少發。那時周作人大概還很隨兄長的主意，發言經常要說回去聽家兄的意見，或說家兄的意思如何如何，大家通常也把周作人的發言當作周氏兄弟的共同意見，可見魯迅之少露面。魯迅的稿子，他自己說是「聽命」，當中的意思其實包涵著是應了錢玄同的熱情催討。魯迅當然也發言，也演講，但沉靜才是他真的底蘊，用文字說話才是他始終的根本。但這沉靜中是一種爆發，是火熱的心腸。陳獨秀把《新青年》帶到上海後，原來的同仁中只有魯迅仍然默默地寄稿子給他，令陳獨秀十分感動。正是這樣一種沉靜，所以，魯迅是最「韌」，五四或《新青年》的總司令、副司令們都去做了其它，只是普通一將的他以一個文學家的身份悄悄接過了旗幟，獨立地堅持扛了下去，因此，五四或《新青年》真正的晚唱，是魯迅一個人的低吟。

第二件難事，是獨立。即使在《新青年》同仁中，魯迅也是獨立的，雖說他「聽命」，但「聽命」這個詞深處本就表明了對自己的保留。陳獨秀等人有著非凡的識見，只要魯迅有稿子就是最好，稿子是寫什麼、怎麼寫斷沒有人干涉，沒有人會突破魯迅「聽命」時所保留自己的絕對獨立底線，沒有人指令或勸告魯迅應該寫什麼、怎麼寫。那是個天才聚集著的美好、神聖而偉大的日子。魯迅後來「聽命」於「左聯」，就如一隻天鵝跌進了鴨棚，雖然當起了「魯司令」（毛澤東語），但終究是只天鵝，不是鴨子，是件極痛苦的事。魯迅拒絕療養和根本治療，表面說是有很多事要做，具體可能也跟經濟能力有關，但根本我以為是魯迅從心底求死，他的第二次「聽命」感受，已經讓他預見了惡劣的將來，避免之途唯有求死，在戰鬥中中箭落馬，或疲憊而僵，以不真見將來為最好。

第三件難事，是至勇。魯迅是懦弱的，他做不了陳天華、秋瑾、徐錫麟那等英雄，他只是個瘦小的書生。炸彈扔下來了，便要躲到內山書店去逃難，喚個妓女來喝杯茶解悶。魯迅又是剛勇的；不僅剛勇，而且至勇。魯迅作為一個普通人，不過手無縛雞之力之徒；但作為一個文人，則有著傲然於所有的骨氣，是塊硬骨頭。勇，是於文人最緊要的品格，是文人能否成為真的文人的根基。至勇，是勇之最高境界；這一點，魯迅是大致做到了。

第四件難事，是學問。學問有兩個方面，一是駁雜，一是專精。文人未必一定可以做到創造，但真的文人於學問終究要真有才是。或可以駁雜，或可以專精，但《新青年》同仁的優秀處，是幾乎每個人都既駁雜又專精，每個人都於淵博中有自己的拿手活，魯迅自不例外，他們的學問都居於了大家水平。在這一點上，魯迅與胡適、與陳獨秀等，彼此都是心心相通的，是高手相聚。作為核心的陳獨秀此人，在學問方面性格孤傲，要讓他接受、尊重併合作，庸庸之輩是走不到跟前的。今人繼承魯迅，由於時代不一樣，應該要求更高，不僅涉及朱學勤先生所言「魯迅的社會批判、胡適的自由思想與錢穆的嚴謹學業」問題，而且在學問方面要兼具魯迅的深邃、胡適的態度、錢穆的建樹才行。

第五件難事，是文學。魯迅畢竟是文學家，即使說他是思想家，終究也是文學家的思想家——這一點，是至今研究者混淆弄不清的。大半個世紀來對魯迅本人的全部評價，最精當的仍然是作為曾經同仁的晚年陳獨秀，他一是肯定魯迅一貫的獨立精神，一是認為「真實的魯迅並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魯迅的文字藝術，或由於歷史的曾經獨領風騷的原因，客觀上已經成為一種符號化了標準或參照，象巨大的天穹覆蓋著我們全部的文字文化，繼承魯迅一方面無法擺脫這一遺產，另一方面又必須突破他的這種桎栝。繼承魯迅並不等於去做文學，但終究有一個文學性或文字的藝術性問題。今有餘傑先生，北京大學魯迅研究專家錢理群教授弟子，或有「小魯迅」之稱，但從他文章的文學性言，實在還與這稱呼有著很遙遠的距離。如果撇開文學性談繼承魯迅，則繼承的就不是完全的魯迅，或是失去主體了的魯迅，其前提仍然是對魯迅的扭曲評價，是先扭曲了魯迅的再繼承。

以上五條，要做到任何一條都是非常困難的。比如說勇，中國真的文人進行研究、寫作，頭上是懸著達摩克里斯劍的，一方面，就格外需要繼承魯迅；另一方面，倘要保得性命，或不陷囹圄，又最不能繼承魯迅。有勇氣，就是極了不起的事了；要至勇，等於是拚命。繼承魯迅，並不等於要同意魯迅的觀點，並不等於模仿他的文風，所以，我以為對魯迅的思想和文字盡可以有各種理解——比如我的朋友李檳（檳榔）先生便有魯迅左派之稱——，也不應該把他當絕對，而應該進行批判。但既然說是繼承魯迅，倘要繼承好並超越他，在以上五條的努力則是必須。

作以上感想，於我更是自勉。

2005-3-21

首發《世紀中國》

附：

《我對於魯迅之認識》

陳獨秀

原栽1937年11月21日《宇宙風》散文十日刊第49期

世之毀譽過當者，莫如對於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啟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雖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發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啟明先生；然而他們兩位，都有他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是因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個人而參加的，所以他們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別有價值，這是我個人的私見。

魯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國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進的。在民國十六七年，他還沒有接近政黨以前，黨中一班無知妄人，把他罵得一文不值，那時我曾為他大抱不平。後來他接近了政黨，同是那一班無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彷彿魯迅先生從前是個狗，後來是個神。我卻以為真實的魯迅並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

最後，有幾個誠實的人，告訴我一點關於魯迅先生大約可信的消息：魯迅對於他所接近的政黨之聯合戰線政策，並不根本反對，他所反對的乃是對於土豪劣紳、政客、奸商都一概聯合，以此懷恨而終。在現時全國軍人血戰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濟敵人以食糧和秘密推銷大批日貨來認購救國公債的怪現象，由此看來，魯迅先生的意見，未必全無道理吧！在這一點，這位老文學家終於還保持著一點獨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輕於隨聲附和，是值得我們欽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