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治：中國蘇維埃革命的民眾動員之路——鄂豫皖蘇區史論析（1920

原載《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3年6月號，總第137期

　　【提要】：鄂豫皖蘇區革命，是中共推展蘇維埃革命的產物。在該革命場域，中共民眾動員大體歷經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由仇恨驅動的；第二階段是由土改型塑的；第三階段重點是反富農的再動員。這三階段民眾動員進程中，中共革命在克服與適應內在困境中發生著關鍵性的革命理想、革命目的及革命手段之間的異化與畸變。因此，本文從政治社會史維度重點對中共革命的動員進程、革命畸變及其革命正義道德的消解幾個層面進行解讀與剖析，探討中共革命的歷史社會基礎、內在困境及其衍生的當代意義與價值。

　　【關鍵詞】：鄂豫皖蘇區；動員進程；軍事全能主義；革命畸變；革命正義道德

　　中共在成立之初及國共合作時期，都未提出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口號。1國共合作破裂後，在蘇聯及共產國際主導下，中共中央才將蘇維埃作為工農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形式接受下來，並把建立蘇維埃政權作為革命的中心任務來抓。2就「蘇維埃」一詞而言，它屬於俄文совет（soviet）漢語音譯外來詞，原意即「代表會議」或「會議」的意思。隨著它的強力傳入，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大地的多處角落爆發了轟轟烈烈的蘇維埃革命，也建立了頗多革命根據地，即「蘇區」，比如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湘鄂川黔蘇區、鄂豫陝蘇區、川陝蘇區、陝甘蘇區等大小不同的十幾塊蘇區。筆者無意論述所有蘇區，這裡只以鄂豫皖蘇區史為中心，進行重點闡釋。就鄂豫皖蘇區而言，它是中共推展蘇維埃革命的產物。考慮前緣的連續性，其持續的時間段大概從1920年一直持續到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反圍剿不利不得不遠走他鄉為止。其主導地域空間主要是大別山區，但演變極為頻繁，它最初是在中共領導下，風起雲湧，先後由黃麻暴動、商南暴動、六霍暴動烈火燎原而成的一塊優越地帶的革命根據地，戰爭狀態下，其大小變化不定。直到1931年鄂豫皖特區蘇維埃政府由河口遷入新集，定新集為省會，它已包括光山、羅山、商城、新縣、固始、六安、霍山、霍邱、金寨、英山、黃安、麻城、黃陂、羅田、孝感、黃岡、黃梅、廣濟、蘄春、蘄水等縣，全區行政區劃共有二十餘縣，蘇區四周各縣均為不完整地區，各縣城曾被紅軍佔領過，有七個縣全境為蘇區中心鞏固的根據地。3

　　在這個蘇維埃革命場域里，中共黨人領導、推行了一場通盤性的政治、社會革命，它是包括權力體系、階級體系、話語體系及社會地位體系等在內的社會結構的、旨在於促成整體性、暴力性社會變動的一場革命運動，它以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圖景為指歸，以階級鬥爭暴力行為形式來進行反帝、反封建及反國民黨，以取得政權為最終目標的綜合性變革，反映的是不可調和的暴力性階級顛覆活動。

　　那麼，這種特性的蘇維埃革命在鄂豫皖蘇區是怎樣被動員起來的？經歷了怎樣的動員過程？其間泛起了怎樣的動員困境？統合結果如何？本文擬作探討。

　　一、動員進程

　　以往中共黨史視域內的黨史及地方革命史研究，一般都認為蘇維埃革命的緣起，多半是因為軍閥、帝國主義在鄉村的基礎——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等舊惡勢力對鄉村的盤剝及農民的絕對窮困而招致的，然後中共黨人一來到鄉村，通過宣教自己的理念及鬥爭方式，農民就會順其自然地匯入革命洪流。應該說，這種庸俗經濟決定論的歷史敘事模式，一直以來，都被固化為標準模式來教化後革命年代的芸芸眾生。現在比照真實的歷史來看，有些研究值得進一步推敲、審視。

　　筆者結合這幾年的實證研究，先就蘇維埃革命之民眾動員進程談點看法，歷史的本相其實非常弔詭。

　　大概辛亥革命已降，中國即進入傳統的王朝體制逐步向民族國家體制轉型的大轉型時代。但是，這個大轉型時代依然未改變中國強政府、弱社會式極權樣態，且帶來頗多加劇性的碎片化陣痛——列強強盜化、軍閥土匪化、土匪軍閥化、基層官員武劣化、國家四分五裂。中國式大極權雖已式微，而區域小極權卻在加強。這種碎片化的陣痛在鄉村加劇造成的既有結構性的矛盾及仇恨，也有私怨性的矛盾及仇恨，比如官民矛盾及仇恨、貧富矛盾及仇恨，等等。這些矛盾及仇恨大小不一、形式多樣，並以各種方式散落在鄉村各個角落。與此同時的是，科舉制度已被取消，但是鄉村人們通過讀書來改善自身及自家處境的心態卻未改變。因此那些後進的地富家庭的子弟由於上述原因，他們被自家長輩送到更加開放的大中小城市去讀書。處在內憂外患危機氛圍中的他們，在讀書求學的過程中也變的更易於接受新概念，他們的國民身份意識及國族意識得到進一步啟蒙，他們的道德激情與優越感得到進一步提升，而這種提升的道德激情與超越感，又促使他們總是在謀求一種更為完滿的理想社會。於是，處在青春期的他們，就普遍懷有某種浪漫主義心態，開始讀書不忘救國，並謀求現實社會的急切改良。其中的頗多人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從讀書不忘救國走向讀書不忘革命，開始接觸激進主義新組織與新思想，比如中共組織及觀念。他們最初在城市踐行艱辛的城市運動，這包括利用比如師徒、同學、同鄉、同宗關係等傳統「社會資本」進行串黨、串團活動等。當然，這期間，也因各種因素，比如放假、畢業、軍閥鎮壓及受中共上級委派等因素的綜合主導下，他們開始回到鄉村推展鄉村農民運動。總體來說，國共合作破裂、國民黨清黨運動之前，鄉村運動還是涓涓細流，但是國共合作破裂、國民黨清黨運動之後，在城市，他們已無存活的安全保障，於是，他們大批量轉入鄉村，在自己的家鄉進行鄉村革命運動。前期偏向聯絡地方精英，後期專註聯絡農民。4

　　值得一提的是，當這些革命知識分子回鄉革命，有著自身的地緣優勢，他們熟稔當地的人文社會生態。他們經過一番試錯、調整後，沒有過多傳播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及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圖景，而是撿拾中共不斷激進化的農運政策，通過這些鄉村長久積澱的「日常行為軌制」，這包括先驗既存的「串親戚」、「交朋友」、「談天」、「唱山歌」等方式不斷深入鄉村。在鄉村，這些回鄉革命知識分子，最為厲害的地方就是使農民組織化而成立農民協會，並用階級矛盾及仇恨去整合前文所言的鄉村散落的各式各樣的矛盾及仇恨。這樣，這些矛盾與仇恨不管是結構性的，還是私怨性的，都被整合到階級矛盾及仇恨的框架內。一旦各式各樣的矛盾及仇恨被整合成階級矛盾及仇恨之後，鄉村豪紳地主及貪官污吏等舊惡勢力，也就成了農民近在咫尺的階級敵人，下鄉革命知識分子領導的鄉村鬥爭也就具有階級鬥爭的深刻含義。不過，鄉村大規模的政治鬥爭卻是由日常鬥爭引導而來的，這些日常鬥爭包括借糧運動、減租減息運動及五抗運動等。最初，這些日常鬥爭，很多是以和平方式解決的，但是難免擦槍走火，最後卻走向了群體性武裝鬥爭的境地。一旦進入此種群體性武裝鬥爭境地，頗多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即開始逃跑。有的逃到大城市，有的逃到中小城市。因此，為了制止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的逃跑，革命知識分子領導的農民協會就會進行清算運動，這種清算運動是從鎮壓名副其實的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開始的，隨後即步入專橫與擴大化的狂歡。他們在清算的過程中，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在鄉村的威風被打壓下去，而農民在鎮壓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的立威肉刑之中抒發、釋放了無以復加的仇恨感，同時也贏得實實在在的包括浮財在內的物質利益。但是，逃跑的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亦不是等閑之輩，他們也會組織起來進行報復與反報復、復仇與反覆仇。職是之故，鄉村階級界限及仇恨意識毫無疑問已在敵對階級血淚四濺之中夯實。如此鄉村階級革命，就難免不異化為鄉村地域性的械鬥。因此，這個時期，民眾動員更多的是情感驅動的，仇恨及憤怒是革命暴動的真正動力源泉。而平分土地並非革命緣起的充分必要條件。鄂豫皖蘇區最早暴動的鄂豫邊黃麻地區，此地農民國共分裂前即暴動，但是平分土地卻是1929年春之事。可見，土改並非革命暴動之充分必要條件。正因為是情感和仇恨的驅動，這個時期，暴動難免帶有半自發性特徵，同時也更多地兼具無序性。這是第一階段的動員情況。第二階段是土改的型塑。我們都知道，維持革命的績效需要一個穩定的後方提供人力、物力、財力資源支持，於是中共開始在暴動區域努力恢復秩序，並建立一個非同尋常的蘇維埃及中共黨政軍群組織，農民之所以願意加入蘇維埃政府及中共黨政軍群組織，土改是第二階段民眾動員運作的標誌性動作。土改立竿見影性地滿足了農民土地農有的物質利益，因此農民都願意加入中共黨政軍群組織，而他們一旦加入中共的黨政軍群組織，同時又帶來社會地位的升抬。因此，中共通過組織化動員，達到組織資源的一元化。筆者把中共建立的這套組織資源一元化的體制稱為「軍事全能主義體制」。在這套體制里，農民逐步黨國化，即使大刀會等民間組織及婦女群體，中共也會通過各種途徑，將其納入革命陣營之中。農民一旦在物質利益及社會地位上升機會的激勵之下進入中共黨政軍群組織，就會成為中共政治、經濟、話語壟斷的追隨者，中共及蘇維埃政權指向哪裡，底層那些農民就會將階級對立的怒火噴射到哪裡。但革命畢竟是大規模的暴力性集體行動，隨著國民黨圍剿的加劇，這種民眾動員的強度也會水漲船高，而一些既得利益同時又因長期革命讓其失去既得利益的農民，就會對中共及蘇維埃政權產生並非全推心置腹的了解與信任，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中共民眾動員就會以自己已經掌握的一套組織系統，以動員的技藝來彌補，這種情況越是到蘇維埃革命後期越是明顯。5另外，中共對異類的懲罰也一直在警示著民眾，激情背後是無處不在的凝視與恐懼，不服從組織動員的目的，隨時就有被劃為富農成分的「反動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危險。至於革命組織內被劃為富農成分的「反動分子」、「反革命分子」的異類，中共也會進行肅反等方式來達到民眾再動員的目的。

　　第三階段是反富農的再動員。在「軍事全能主義」的蘇區封閉環境里，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已在初期革命運動中基本掃光殆盡，而孔急的反圍剿戰爭狀態下，中共又必須強力動員，而強力動員是必須動員更多的財力、人力、物力投入革命洪流來維持革命的績效。這樣，中共為繼續推進動員貧僱農革命，就不得不確立另一種賤民成分——富農——作為革命組織的敵人，剝奪他們的一切權力，甚至生命權，來適應民眾再動員的需要。不過，至少1929年10月之前，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等鄉村舊惡勢力還是中共鄉村革命不共戴天的仇敵，而富農還是中共革命的同路人。但是，在蘇俄召開的中共六大充分吸收了蘇俄的反富農經驗之後，隨著中共六大相關政策在鄂豫皖蘇區的傳播，反富農之風在該蘇區風起雲湧。因此，在不忽略中共革命策略理論及其階級分析邏輯的主導作用下，也應充分注意中共民眾動員現實需要及柔性層面。就該蘇區的民眾再動員而言，反富農又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立三時期即開始反富農，但因地方地富出身的地方領導群體及富農的抵制，招致宣傳不到位，也並未強力執行，因此並未起到民眾再動員的效果。但是，張國燾六屆四中全完畢來到該蘇區之後，即面臨國民黨的迭次圍剿，為動員廣大貧僱農激情投入中共革命的洪流，反富農就成為必然選擇。張國燾很厲害，他深諳蘇俄肅反經驗，並有自己的手段及獨到見解。他為動員廣大貧僱農投身革命，就採取民粹式群眾路線及肅反強力戰略，基本而言，手段既有中國小傳統及法家傳統式的，也有馬列主義式的，不但達到加強一元化領導、控制該蘇區，使原先富農及富農出身的地方領導群體慘烈性被邊緣化，而且也達到了通過反富農來驅動民眾動員機器的目的，這在前期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不過在沒有相關剎車機制的制衡下，不得不說的是，這種民眾動員最終走向的只能是「過度動員」之泥潭而不可自拔，因此某種程度而言，也可見蘇維埃革命本身註定是不可持續的。6

　　這樣，中共革命及其民眾動員大體有這樣的輪廓過程，可以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由仇恨驅動的；第二階段是由土改型塑的；第三階段重點是反富農的再動員。這個過程，是經過不斷試錯性整合而成的，並不是先期預定的輕而易舉與一蹴而就的道路，這種道路充分展現了中共革命從城市轉入鄉村、從聯絡地方精英到專註民眾動員的實踐過程。當然這樣的民眾動員實踐，奪取政權及建立蘇維埃政府是其圍繞旋轉的真正軸心。

　　如此，革命因期望建立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圖景而起，但在革命理想與現實行為處境調適與試錯性實踐過程中，角力政權及權力目標導向漸逐明確且首要，要想成功攫取這一首要目標，就必須不斷提升自身組織力、動員力、凝聚力及控制力，而這種提升過程，亦導致自身的革命理想持續性消退而布爾什維克化原則逐漸增強，甚至造成更大的社會災難。不管如何，這種試錯性民眾動員實踐，最終目標肯定是為形成中共特有的「軍事全能主義」體制，並通過這種體制奪取政權及權力，進而通過政權及權力的有效攫取，來最終實現革命的理想圖景。

　　二、革命畸變

　　通過上文動員進程梳理來看，蘇維埃革命最初是由出身地富家庭的中共革命知識分子回鄉開啟的，這些革命知識分子頗多都是道德絕對自信的革命者，他們在踐行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圖景過程中逐漸明白，要實現這種圖景的主要手段就是奪取政權及權力，然後根據政權及權力創造新的理想社會。

　　不過，革命踐行中，一旦政權及權力被看作是使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圖景轉變為現實的主要手段，那麼就不可避免地使政權及權力自身成為首要目的，革命中的理想通過目的式征程，理想與目的的界限即模糊不清，本是為了目的，而宣揚的卻是為了崇高理想，既然為了宣揚的崇高理想，馬基雅維利式的不擇手段亦不可避免。這樣，革命的崇高理想即成為目的式征程的道德面子，使崇高理想與手段發生互置，並成為政治布局的服務借口。當所謂革命崇高理想無法實現時，不擇手段即泛濫成災，這最後的結果也只能是「手段綁架理想」，7革命崇高理想在異化中畸變、走樣與變味，人在政權及權力嬗遞及運轉機制面前同樣也失去了自我的人權。

　　正因為如此，當時這些革命知識分子如陳永發先生所言「大概從來沒想過權力是否有腐化作用，作為道德和正義的化身，他們認為只要能真正有效地改造中國，個人的自由（及尊嚴）並不重要，暴力流血也在所不惜」。8陳永發先生所言極是，其強調的正是要正視政權及權力本身的」惡」，如不堤防此點，就必然造成災難。比如鄂豫皖蘇區加強政治控制及民眾再動員目的的反富農及肅反運動，不但殘害異類且大面積反噬自身。

　　談及此，也使筆者聯想到秦暉先生談中國傳統社會行為模式—「儒表法里」特徵的一個說法。他說，這個「儒表法里」即說的是「儒家政治」，行的卻是「法家政治」；講的是「性善論」，行的卻是「性惡論」；說的是「四維八德」，玩的卻是「法、術、勢」；紙上「倫理中心主義」，行為上卻是「權力中心主義」。9但是，五四年代把反極權與反儒家劃等號，中共革命更是把反極權與反文化傳統、反傳統文化（如儒家文化等）等同起來，這種思路其實都是有問題的。反極權，應該更多關注、警惕的是法家傳統（如極權主義、權謀方面等）的流延與泛用。筆者將中共革命反極權踐行的行為模式，稱為「共表權里」模式。這個「共表權里」即表面上說的是「共產主義理想」，內里行的卻是「極權主義政治」；講的是「理想社會圖景」，玩的卻是「法、術、勢」。兩者看似前後相延而又有斷裂性。「儒表法里」，「儒」和「法」本是兩套觀念制度，因此才有表裡之別。「儒表法里」的「儒」並非僅僅只是「儒家觀念」，更是「儒家」的制度安排，「儒表法里」的「表」也不僅僅是流於口頭的政治主張，它也是政治統治模式的一部分，只是這一部分不能起到根本的作用。而「共」本來就與「權」密不可分，中共革命中也沒有出現無「極權主義」、「權謀」方面的「共」。結合秦暉先生的意思，筆者倒是覺得可以把中共革命視為「儒表法里」中「法里」對「儒表」的拋棄。由於中共革命的衝擊，「儒表」已經喪失了合法性地位，無法再為「法里」提供法理支持，那麼作為「里」的「法」或「權」自然就依附於新的合法性基礎，包括其統一於僅「表層化」的共產主義。這裡還有更深入的問題。作為政權及權力運作規則的「里」，與人們對權力本身的期待與要求是兩回事，由此才產生了「表裡」之別。如此，「表裡」之別的存在，在於人們無法正視政權及權力自身的運作規律。西式現代政治文明的建立，起點就來自馬基雅維利將政治與道德、宗教等附加物剝離開，顯示出其赤裸裸的本性與邏輯。後來的政治建設，都是以此為基點的。西式的政治模式，就是在去掉政權及權力外圍的裝扮與修飾，權力直接露出本來面貌之後，按權力自身的邏輯來限制「惡」的發生。而中共革命則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它一方面去掉了政權及權力外圍溫情的外衣，讓權力直接呈現於人們面前；另一方面，卻沒有去限制政權及權力的「惡」，反而是將政權及權力直接作為合法性，讓權力無限擴張與集中，形塑成一種全能式極權主義樣態。中共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是因為政權及權力與革命是天然的同盟關係。這正如列寧所言：「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不弄清這一點，便談不上自覺地參加革命，更不用說領導革命」。10而共產主義本身就是革命奪取政權及權力最好的外衣，所以，以共產主義為革命合法性，必然造成政權及權力的極度擴張、延伸與集中。在「儒表法里」行動模式結束之後，中共革命其實是直接以「共產主義」來取代「儒表」。但這裡的關係有變異。在「儒表法里」行為模式下，「儒」與「法」是對立的，即「儒表法里」行為模式可以起到遏制」法」的過度膨脹的作用。但中共革命以「共產主義」取代「儒表」之後，由於革命與政權及權力本身就是同盟關係，相互支持，於是就造成了內里的「法」（極權主義、權謀方面）的無限擴張、延伸與集中。

　　因此，中共革命踐行「共表權里」行為模式，其中「表裡」高度一致性及同盟關係，最終形塑為一種全能式極權主義體制。在這種體制里，政權及權力得到無限擴張、延伸與集中。在沒有相關制衡機制的情況下，與政權及權力擴張、延伸與集中相伴隨，就會出現一種奇異的情況：作為整體的政權及權力，其本身力量越來越龐大，擴張與延伸到無孔不入的地步；與此同時，集中也在隨時隨地的強力發生。其間的彈性、分化與張力因素，必然致使政權及權力本身的「惡」隨之無限擴張與延伸。早期道德絕對自信及理想化的知識分子型的中共黨人在反富農及肅反運動中之所以慘烈性地被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深諳馬列主義組織原則、中國法家傳統及鄉村小傳統的中共黨人比如張國燾為首者的新型領導，本身就有其內在本質必然性。

　　進行革命史研究，一定要注意此點，如果不承認這種現實，「用絕對的正確和錯誤來定義某一個決定，那麼就會受一種殘酷的宿命論支配，以至無法對歷史的經驗作出有益的反省；除了印證乾巴巴的教條外，歷史的豐富意義之源也會關閉」。11革命史是歷史研究的富礦帶，我們在輕輕撫慰我們的研究對象時，應該本著多元統合的原則，從歷史經驗中孕育、汲取理性常識的教益。

　　三、革命正義道德之消解

　　那麼，傳統國家歷史書寫模式能否從歷史經驗中孕育、汲取理性常識的教益呢？答案恐怕並非如此肯定。

　　自上個世紀50年代以降，中國官方的歷史書寫，尤其是革命史的書寫，嚴重被納入國家化軌道，這種意識形態書寫及配套教育方式，總是在為政權的合法性進行以一貫之的論證，即便這也是一種無可厚非的論證。但是，一旦革命生存的現代傳統在後革命時代又經革命勝利者不斷裝扮、精緻化，日久彌新為單一話語結構及體系，其革命正義道德在國人心目中，就會享有至高無上、至愛無雙的崇高地位，鋪天蓋地都是革命的正當性宣傳。任何人似乎只要扯上革命的大旗，就佔據了道德召喚的至高點。一旦這種劇場效應形成，就會帶來左稚路徑依賴及相關負面遺患。

　　中國自1978後，即進入大轉型時代。這個大轉型時代，隨著中共革命事件的過去及意識形態魔力的消散，組織系統內骨幹分子與民眾分離、游移都將無可避免性地愈發突出，並導致組織體系及其凝聚力的瓦解、銷蝕。這樣，中國的官民、貧富矛盾及仇恨如歷史劇場中一樣，總在重複、激化，並造成民間暴力機制不斷生成與蔓延，中國好像又在漸逐陷入一個一以貫之的革命正義道德機制輪迴的漩渦之中。

　　如此，要真正把脈革命正義道德消解問題，就需知曉中共革命緣起及動員進程的內在理路。其中的內在理路其實很簡單：中國社會一直處於強政府、弱社會式極權統治模式下，官民、貧富矛盾及仇恨，尤其是官民矛盾及仇恨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及仇恨，於是革命的情況存在並累積。當革命的情況與革命的火種相遇，革命的烽火就會點燃。中共革命的火種，即早年深受激進主義思潮洗禮的革命知識分子。他們下鄉動員怨恨中的農民匯入革命洪流，切中的要害即上文提到的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及仇恨，而將其整合到階級矛盾及仇恨上來，並在鄉村踐行打倒土豪劣紳及貪官污吏的暴動，當時極為深入人心。之後，隨著敵對國家力量的強力進入，鄉村社會即從群體性暴動走向革命。革命過程中，中共組織力、動員力、凝聚力及控制力得到不斷提升，傳統鄉村社會結構即被打破，建立的卻是「軍事全能主義」體制，建國後這種「軍事全能主義」體制又直接過渡為「全能主義」式極權體制。

　　赫爾岑曾說：「充分地理解過去——我們可以弄清楚現狀；深刻認識過去的意義——我們可以揭示未來的意義；向後看——就是向前進」。12歷史研究的目的是為尋求歷史真相，但最終目的是為探索未來國家走向。因此，現今中國當政精英及組織應該從先輩革命的經驗及教訓中汲取深刻教益。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三十餘年，但這種強政府、弱社會式極權統治模式形塑的官民、貧富矛盾及仇恨不僅未被根除，甚至有加劇的趨勢，這是中國激進主義生存與泛濫的根源，如果繼續放任、加劇官民、貧富矛盾及仇恨的進一步激化，其引起的怨恨累積恐怕無法消解甚至突破臨界點。一旦臨界點突破，底層人們將再一次爆發反體制的叛亂或革命，那其破壞性及殘忍性將是無以復加的，而且這一歷史的周期也不會比前一段時間短。這是其一。其二，要與這樣一種後極權主義政權進行抗爭，妥協甚至是不可能的，只有進行民粹式的死命抗爭，而抗爭的結果，要麼失敗，要麼成功。如果想成功的話，作為反抗的主體必須是一個更有組織力、動員力、凝聚力及控制力的實體，不然毫無成功之希望。在激烈抗爭過程中，即使經受了浪漫、亢奮甚至鮮血沸騰的殘酷之後，最後走向了成功及勝利，人們之後也會突然發現，舊的習慣及行為方式依然根深蒂固，在廢墟上重建的也是更加極權的國度，一切宛如昨天，甚至更糟。

　　關乎此點，托克維爾研究法國大革命時就說，革命最初追求的也是自由、平等、博愛等啟蒙理念，但革命後的社會只會更加極權，這或許還是歷史傳統的延續，因為革命本身是國家極權的結果，但極其弔詭的是，革命及後革命年代則又加劇了極權的程度。13梁啟超也有類似的表述，他說「革命只能產出革命，決不能產出改良政治」。14通過他們兩人的表述可見，激進主義是極權主義的變種，激進主義是暴力革命的嚮導，但是，以激進主義反對極權主義，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會陷入激進與極權的輪迴。這樣，歷史穿越彎曲的時空隧道，給後人帶來頗多經驗教訓：既然急風暴雨式的革命不能隨意鼓噪，那麼就突顯出自覺理性的改良比暴力儀式性的革命更重要。

　　按照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核心觀點來闡釋，社會轉型本身不會產生革命及大規模社會運動，只有當一個社會的社會變化不能及時調節或者說制度化時，社會變遷才會成為大規模集體行動甚至革命的溫床。15很明顯，亨廷頓先生所言的」及時調節或者制度化」屬於自覺理性改良的範疇。那麼這種自覺理性的改良又是怎樣的一種導向呢？可以斷定，中國式全贏全輸的零和革命方式換不來社會進步，它必須對革命歷史中形塑的」共表權里」行動模式進行反思，在反思的基礎上促成當政政治精英及組織對民權的逐步讓步來實現中國的轉型與進步。當然，這只是一種社會改良導向，至於如何具體自覺理性的調節或制度化改良，筆者認為相互妥協、溫和穩健的制度性制衡及制度化抗爭是進行自覺理性的改良、調適及消解革命正義道德機制輪迴的關鍵因素，並且這種制衡性制度及抗爭性制度，其制度內涵、形式及技術是一種內生及外嵌相融合而生成的，不是完全移植於西方，但可包容性向西方學習、借鑒。

　　歷史在不斷變動中，已無數次地翻頁、翻頁、再翻頁，其累積與迭加已使我們後人無法輕易轉身、走開。當我們回首凝視自己身後的影子及走過的道路時，歷史已經賦予我們真切使命：一方面，我們必須努力廓清那些漂染與塗抹的東西；另一方面我們還要仔細聆聽、閱讀，並不斷地重新思考、檢討歷史，哪怕最後所剩的只是幾頁、幾行帶有淚水的有價值痕迹，呈現給這個新世紀的平庸年代，但我們不要小看這種呈現，它可以溢出常識，幫助凡人通過瑣碎的日常行為來理解理性共識的啟蒙。值得思考的是，在這個平庸年代，中國會走出那個曾經的「革命困境」么？會避免真正的「後革命困境」么？中國通向未來之夢的未來路徑還會是一種依賴路徑么？

　　注釋：

　　[0] 中共建立之初，恥於「爭權奪利」，只主張「社會革命」。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時期，中共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因此這個時期，中共一般從事的是幫助國民黨搶奪地方政權及整合地方精英社會，奪權並非明目張胆。1927年國共分裂後，中共才真正在鄉村掀起奪取政權及建立蘇維埃政府的鬥爭。可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頁3、31；【台灣】陳耀煌：《共產黨?地方精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1922-1932）》〈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2002年>，頁128。

　　2張興亮：〈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語境中的「蘇維埃」：話語演變及其反思〉，《毛澤東思想研究》，2011年第2期，頁110-116。

　　3可參見：〈鄂豫皖蘇區郵電史資料〉，湖北省檔案館藏，SZ104-02-0332-001；中國現代史數據編輯委員會翻印：《中國蘇維埃》〈北京:北京大學印刷廠印刷，1957年〉，頁47-51；〈鄂豫皖蘇區發展的簡略概況〉，麻城市黨史辦藏，A3-05-13，頁1。

　　4黃文治：<革命播火：知識分子、城市串黨及革命下鄉--以大別山區早期中共革命為中心的探討（1920-1927）>，《開放時代》，2011年第12期，頁5-26。

　　5可參見黃文治： <山區「造暴」：共產黨、農民及地方性動員實踐--以大別山區中共革命為中心的探討（1923-1932）>，《開放時代》，2012年第8期，頁5-31；黃文治：〈從叛亂走向革命：保土意識、階級意識及鄉村革命動員—以中共與皖西大刀會為中心的探討（1922-1932）〉，《學術界》，2009年第10期，頁186-200；黃文治：〈革命動員、婚姻自由及階級革命—以鄂豫皖蘇區為中心的歷史考察〉，未刊文稿。

　　6黃文治：〈民眾動員視野下的中共與富農——以鄂豫皖蘇區為中心的考察〉，《開放時代》，2010第10期，頁36-59。

　　7李新：《李新回憶錄》，未刊文稿，有「手段綁架理想」一說，但是刊印本《流失的歲月：李新回憶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此語刪除。

　　8【台灣】陳永發：《中國共產黨革命七十年》，上卷〈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頁79。

　　9 秦暉：《傳統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83。

　　10【蘇】列寧：《列寧選集（3）》，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頁。

　　11 胡傳勝：〈「五四」事件中暴力行為再反思〉，《開放時代》，2010年第8期，頁54。

　　12【蘇】羅伊·麥德維傑夫著，趙洵、林英翻譯：《讓歷史來審判---斯大林主義的起源及其後果（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3。

　　13【法】托克維爾著，馮棠翻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280-317。

　　14 梁啟超：〈革命相續之原理及其惡果〉，《梁啟超全集（9）》〈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頁2612。

　　15【美】薩繆爾·亨廷頓著，李盛平、楊玉生翻譯：《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年〉，頁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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