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軍：杜甫疏救房琯墨制放歸鄜州考 －兼論唐代的制敕與墨制（下）】

四、唐代墨制用於公務，是對中書、門下制度的破壞；肅宗墨制放歸杜甫的實質，是對杜甫不合法的放逐

宋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卷三《北征》詩題下註：「鮑（彪《杜陵詩譜論》）云：至德二年，公自賊竄歸鳳翔，謁肅宗，授左拾遺。時公家在鄜州，所在寇多，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者。有墨制，許自省視。八月之吉，始北征。」[1]

又《北征》「詔許歸蓬蓽」句下注引舊題宋王洙實為宋鄧忠臣《注杜詩》[2]：「時房琯得罪，甫上言琯罪細，不宜免，帝怒，詔三司推問，（獲免，）甫謝，因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有大臣體，帝不省錄，詔放甫歸鄜省親。」

按：鮑、鄧兩家注，各有重要貢獻。鮑注價值在於提供了「墨制許自省視」的史料，此當采自當時尚存而後來亡佚之唐代文獻[3]，彌足珍貴。鄧注價值在於指出杜甫借謝免三司推問，再次進諫，因此肅宗「詔放甫歸鄜省親」，「放歸」實為放逐杜甫[4]。綜合言之，放歸的形式是墨制，實質是放逐。此是肅宗繼詔付三司推問後，再次對杜甫實行的打擊報復。

何謂墨制？宋趙次公《杜詩先後解》乙帙卷四《北征》題下註：「墨制，則行在倉促之間所用也。」趙次公此一注釋，未得其實。清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卷四唐《右武衛將軍乙速孤行儼碑（開元十三年二月）》條：「墨制猶雲墨敕，不由中書、門下，而出自禁中者也。」錢竹汀此一解釋較確，然而語焉不詳。

茲就唐代制敕產生的主要程序，考查唐代制敕與墨制之區別。

《大唐六典》卷九《中書省》中書令條：「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二曰制書，三曰慰勞制書，四曰發日敕，五曰敕旨，六曰論事敕書，七曰敕牒。皆宣署申覆，而施行焉。」原註：「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下之，有『制詔，天子答之曰可』，以為詔書。」又：「天後天授元年，以避諱，改詔為制。」

《大唐六典》卷九《中書省》中書舍人條：「詔旨制敕及璽書冊命，皆按典故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制敕既行，有誤，則奏而改之。」

《大唐六典》卷八《門下省》侍中條：「凡下之通於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二曰奏彈，三曰露布，四曰議，五曰表，六曰狀，皆審、署、申覆，而施行焉。」原註：「復奏畫『可』訖，留門下省為案；更寫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縫署，送尚書省施行。」按同書同卷《門下省》符寶郎條「小事但降符函封」原註：「函封，上用門下省印。」則「印縫署」當為用門下省之印。

《大唐六典》卷八《門下省》給事中四人條：「凡百司奏抄，侍中審定，則先讀而署之，以駁正違失。凡制敕宣行，大事則稱揚德澤，褒美功業，覆奏而請施行，小事則署而頒之。」

《新唐書》卷四十七《百官志二·門下省》給事中條：「制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季終，奏駁正之目。凡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

《通典》卷十五《選舉三》大唐條：「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上州刺史之在京師者，冊授。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視五品以上，皆敕授。凡制、敕及冊拜，皆宰司進擬。自六品以下旨授。……凡旨授官，悉由於尚書，文官屬吏部，武官屬兵部，謂之銓選。唯員外郎、御史及供奉之官，則否。」原註：「供奉官，若起居、補闕、拾遺之類，雖是六品以下官，而皆敕授，不屬選司。開元四年，始有此制。」按唐代制授官是採用制書，敕授官是採用敕書，此制敕亦即告身。

《唐律疏議》卷十《職制》律「事直代判署」條疏議：「依令：授五品以上畫『可』，六品以下畫『聞』。」

按：由上所述可知，唐代制敕大體可以分為制書、敕書兩大類，大事用制，其次用敕。授官則五品以上用制，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視五品以上及供奉官六品以下用敕。唐代制敕產生的主要程序，系由中書省根據皇帝旨意起草制敕草案，並由中書省正副長官中書令、中書侍郎及其所屬主要職事官中書舍人等署名，提請門下省審查；經門下省審查批准，由門下省正副長官侍中、黃門侍郎及其所屬主要職事官給事中等署名，覆奏皇帝；皇帝審查批准，制書畫「可」，敕書畫「聞」；然後由門下省複寫一份，注「制可」並蓋上印，制敕始得成立。或群臣表奏，經門下省審查批准，然後覆奏皇帝，皇帝審查批准畫可，而成為制敕。其中，門下省的制敕審查批准權，首先是由給事中行使（「先讀而署之」），給事中是否同意此制敕草案，對於此制敕之能否成立，發生關鍵性作用。當給事中認為制敕草案不合理時，可以駁還（「塗歸」），亦即不予批准，則此制敕草案不得成立。唐吳兢《貞觀政要》卷二《直諫》類載貞觀三年敕中男入軍，時魏徵任給事中，「敕三四齣，徵執奏以為不可」，「不肯署敕，太宗召徵及王珪」，經過討論，「乃停中男」。此是給事中有效行使審查批准權駁還制敕草案的一個有力的例證。

在唐代，制定製敕，即是決策、立法[5]。制敕制定權，即是決策權、立法權。唐中書、門下制度的意義，實際是決策權、立法權三權分立，即決策權、立法權分立為中書起草權、門下審查批准權、皇帝審查批准權[6]。這是唐代最重要的政治制度。

《貞觀政要》卷一《政體》：「貞觀元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中書所出詔敕，頗有意見不同，或兼錯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書、門下，本擬相防過誤。……卿等特須滅私徇公，堅守直道，庶事相啟沃，勿上下雷同也。』」可知唐中書、門下制度的精神，是「滅私徇公」，和中書門下相互制衡以防止中央政治決策失誤。此是由太宗所明確規定。

如果制敕未經中書起草、門下審查之程序，則此制敕不得成立，不得名為制敕，亦即不具有合法性。《唐會要》卷五十四《省號上》中書侍郎類垂拱三年條載鳳閣侍郎劉禕之曰：「不經鳳閣、鸞台宣過，何名為敕！」[7]即是對中書、門下制度此一規定性的明確表述。

此當述及代表皇帝旨意的制敕原始草案即詞頭的草擬和行出。唐代典章制度文獻並沒有此方面之記載，今依據唐代筆記詩文等文獻補述於此。

唐李肇《翰林志》：「近朝大事直出中禁，不由兩省，不用六寶。並從權也。」[8]

《全唐詩》卷三百二王建《宮詞一百首》第五首：「內人對御疊花箋，綉坐移來玉案邊。紅蠟燭前呈草本，平明舁出閤門宣。」

《全唐詩》卷四百四十二白居易《中書寓直》：「病對詞頭愧彩筆。」

《全唐詩》卷四百四十二白居易《草詞畢遇芍藥初開……偶成十六韻》：「罷草紫泥詔，起吟紅葯詩。詞頭封送後，花口拆開時。」

《全唐文》卷六百六十八白居易《論左降獨孤朗等狀》：「『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獨孤朗可富州刺史，起居舍人溫造可朗州刺史，司勛員外郎李肇可澧州刺史，刑部員外郎王鎰可郢州刺史。』右今日宰相送詞頭，左降前件官如前，令臣撰詞者。臣伏以……」（按此是中書舍人白居易封駁詞頭之狀文，原文較長，不具引。）

《舊唐書》卷四十四《職官志三·殿中省》「宮官。六尚，如六尚書之職掌」條：「尚宮二人，正五品。司記二人，正六品。典記二人，正七品。掌記二人，正八品。女史六人。司言二人，正七品。典言二人，正八品。掌言二人，正八品。女史四人。……尚宮職，掌導引中宮，總司記、司言、司簿、司闈四司之官屬。凡六尚書物出納文簿，皆印署之。司記掌印，凡宮內諸司簿書出入目錄，審而付行焉。典記佐之，女史掌執文書。司言掌宣傳啟奏。」

按：白居易《中書寓直》、《論左降獨孤朗等狀》，為唐穆宗長慶元年（821）為知制誥時所作，《草詞畢遇芍藥初開偶成十六韻》為長慶二年為中書舍人時所作[9]。白居易此相關詩文、李肇《翰林志》、王建《宮詞》所述，皆是關於詞頭草擬、行出之第一手文獻材料。

由以上文獻材料可知，第一，代表皇帝旨意的制敕原始草案稱為詞頭。（白居易《中書寓直》「病對詞頭愧彩筆」，自述作為中書舍人所從事之日常工作，是依據詞頭起草制敕。）

詞頭內容即皇帝旨意之來源，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皇帝依據臣僚奏議，或君臣共同商議而提出的決策，一類是皇帝自己的決策。此在唐代史料中習見。如上所述，詞頭所述皇帝旨意，無論是何種來源，都僅僅是決策草案，亦即制敕原始草案，只有經過中書、門下程序審查通過，始得以成立為制敕。

第二，詞頭系由女宮官在皇帝面前所起草。（《舊唐書·職官志三·殿中省》：「女史掌執文書」。王建《宮詞》「內人對御疊花箋，綉坐移來玉按邊，紅蠟燭前呈草本，平明舁出閤門宣」， 「內人」即女史之類宮官，詩言女宮官在皇帝面前連夜草擬詞頭，清晨詞頭行出中禁。）

第三，詞頭文字極為簡略，僅為旨意梗概。（如白居易《論左降獨孤朗等狀》所述:「『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獨孤朗可富州刺史……。』右今日宰相送詞頭。」詞頭文字即是只述及某人自某職遷某職。）

第四，詞頭通常於清晨自中禁行出閤門[10]，送至中書省。（王建《宮詞》「紅蠟燭前呈草本，平明舁出閤門宣」，李肇《翰林志》「近朝大事直出中禁，不由兩省」，表明正常程序為詞頭自中禁行出閤門，進入中書、門下兩省運作程序。）

宋洪遵編《翰苑叢書》卷下《翰苑遺事》引宋王宇《玉堂賜筆硯記》：「國朝因仍舊制。翰林學士分日遞直夜，入宿以備著撰。……御葯入院，以客禮見，探懷出御封，屏吏啟緘，即詞頭也。」宋朱熹《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八《本朝二·法制》：「宮中有內尚書，主文字，文字皆過他處，天子亦頗禮之，或賜之坐，不系嬪御。亦掌印璽，多代御批。行出底文字，只到三省。」王宇《玉堂賜筆硯記》所述詞頭行出，及《朱子語類》所述宮中女官起草制敕原始草案亦即詞頭，雖為宋代之事，實際則同於唐代。唯王宇所述詞頭是送至翰林院，此與中唐以前情況有所不同，中唐以前，由中書省起草制敕，故詞頭送至中書省；中唐以後，由中書省或翰林院起草制敕，故詞頭送至中書省或翰林院。

第五，中書省長官即宰相將詞頭送交中書舍人，中書舍人根據詞頭起草制敕草案，然後將詞頭及制敕草案封送中書宰相。（白居易《論左降獨孤朗等狀》「今日宰相送詞頭，左降前件官如前，令臣撰詞者」，《草詞畢遇芍藥初開偶成十六韻》：「罷草紫泥詔」，「詞頭封送後」。）

此下即進入中書長官署名、然後送門下審查之程序運作（已如上述）。

制敕經中書、門下程序成立後，始得由尚書省施行。

《大唐六典》卷八《門下省》侍中條原註：「復奏畫『可』訖，留門下省為案；更寫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縫署，送尚書省施行。」按同書同卷《門下省》符寶郎條「小事但降符函封」原註：「函封，上用門下省印。」則「印縫署」當為用門下省之印。

《大唐六典》卷一《尚書都省》：「凡尚書省施行制敕，案成，則給（程）以鈔之。」按 「程」字原缺，據《舊唐書》卷四十三《職官二》尚書都省條補。程，日程。

《通典》卷十五《選舉三》大唐條：「其擇人……攢之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審者，皆得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給以符，而印其上，謂之『告身』。其文曰『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於公卿，皆給之。」

按：由此可知，第一，制敕經中書、門下程序成立後，制敕原始文本由門下省存檔；同時，此制敕由門下省「更寫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縫署，送尚書省施行」。此是同一制敕的第二份文本。

門下省送尚書省施行的制敕第二文本，蓋有門下省之印。

第二，尚書省接到門下省所下制敕後，此制敕第二文本由尚書省存檔（「案成」）。同時，尚書省再複寫一份（「鈔之」），用於施行。此是同一制敕的第三份文本。

尚書省用於施行的制敕第三文本，蓋有尚書省之印。（根據制敕內容之不同，印文字樣當有尚書省所屬各部名稱及業務名稱之不同。）

如《通典》所載，尚書省施行的授官制敕亦即告身之上，蓋有尚書省之印，印文為「尚書吏部告身之印」。按清王昶《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唐六十二·顏魯公書朱巨川告身》條著錄明陸完《跋》文：「此唐德宗建中三年六月給授中書舍人朱巨川告身符，年月、職名之上，用『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計二十九顆。」復按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唐顏真卿傳本墨跡選》德宗建中元年八月顏真卿《自書告身》（原件今藏日本書道博物館），年月、職名之上，亦用「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計二十九方（次）。兩件唐代告身所蓋之印，可證《通典》所載確切無誤。

准此可以推知，尚書省所施行的所有制敕之上，按例蓋有尚書省之印。

制敕一式三份，同等有效。第三份制敕之上所蓋的尚書省之印，是制敕經過中書、門下程序後，由尚書省施行的證明。

休假制敕之上，亦當蓋有尚書省之印，其印文或為「尚書吏部假寧之印」。（參下文引《大唐六典》卷二《尚書吏部》「假寧」條原註：「五品已上，請假、出境，皆吏部奏聞。」）

茲可進論墨制。唐代典章制度文獻，並無墨製作為制度的記載。從唐代其他相關文獻記載可知，唐代的墨制，本來是用於私人性事務的「王言」。如《四部叢刊》影明刊本唐張說《張說之文集》卷一《進白烏賦並批答》錄玄宗《墨詔批答》：「又覽所進，放言體物，詞藻瀏亮。尋繹研味，把玩無厭。所謂文苑菁華，詞場警策也。今賞卿金五鋌、銀十鋌。」墨詔批答稱讚張說所進《白烏賦》之文彩，即是用於私人性事務。唐姚汝能《安祿山事迹》卷上天寶九載條：「祿山既移居親仁坊，進表求降墨敕，請宰相至席宴會。是日玄宗欲於樓下打毬，遂停打毬，命宰相赴焉。」墨敕命宰相赴寵臣家宴，亦是用於私人性事務。《文苑英華》卷五百九十六《節朔謝物二》邵說《謝賜新曆日及口脂面葯等表》：「臣某言：中使某至，伏奉某月日墨詔，賜臣新曆日一通，並口脂面葯紅雪紫雪等。」墨詔用於賞賜口脂面葯等物，亦是用於私人性事務。用於私人性事務的墨制，自然無需經過中書起草、門下審查之程序。因此亦無須作為制度載入典章制度文獻。

在唐代，用於公務的墨制的大量出現，至杜甫時代為止，主要有兩次。

一是中宗景龍年間。

唐劉餗《隋唐嘉話》卷下：「景龍中，多於側門降墨敕斜封，以授人官爵。時人號為『斜封官』。」

《通典》卷十九《職官一·歷代官制總序》大唐條：「逮乎景龍，官紀大紊，復有『斜封無坐處』之誦興焉。」原註：「景龍中，有太平、安樂、長寧、宜城等諸公主……，皆樹用親識，亦多猥濫，或出自臧獲，或由於屠販，多因賂貨，累居榮秩，咸能別於側門降墨敕斜封以授焉，故時人號為『斜封官』。」

《資治通鑒》卷二百九唐睿宗景龍二年（708）七月條：「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即宣示所司。」

按：景龍時用於授官的墨制，由於是不經中書、門下兩省（「不由兩省而授」），而直接下達尚書省施行（「宣示所司」），及用於賣官鬻爵，聲名狼藉，故劉餗、杜佑等皆特別加以揭露。

二是肅宗朝。

唐李肇《翰林志》：「近朝大事直出中禁，不由兩省，不用六寶。並從權也。」

又云：「貞元三年（787），（陸）贄上疏曰：『伏詳令式及國朝典故，凡有詔令，合由於中書，如或墨制施行，所司不須承受。蓋所以示王者無私之義，為國家不易之規。……肅宗在靈武、鳳翔，事多草創，權宜濟急，遂破舊章。翰林之中，始掌書詔，因循未革，以至於今。歲月滋深，漸逾職分。頃者，物議尤所不平，皆雲學士是天子私人，侵敗綱紀，致使聖代虧至公之體，宰臣有備位之名。陛下若俯順人情，大革前弊，凡在詔敕，悉歸中書，遠近聞之，必稱至當。……事關國體，不合不言。』疏奏，不納。」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九《陸贄傳》：「嘗以：『詞詔所出，中書舍人之職，軍興之際，促迫應務，權令學士代之；朝野乂寧，合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詔，卻付中書行遣。』又言：『學士私臣，玄宗初令待詔，止於唱和文章而已。』物議是之。」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四《李輔國傳》：「祿山之亂，玄宗幸蜀，輔國侍太子扈從，至馬嵬，誅楊國忠，輔國獻計太子，請分玄宗麾下兵，北趨朔方，以圖興復。輔國從至靈武，勸太子即帝位，以系人心。肅宗即位，擢為太子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事，以心腹委之，仍賜名護國。四方奏事，御前符印軍號，一以委之。……肅宗還京，……宰臣百司，不時奏事，皆因輔國上決。常在銀台門受事，……三司制獄，必詣輔國取決，隨意區分，皆稱制敕，無敢異議者。」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二《李峴傳》：「初，李輔國判行軍司馬，……每日於銀台門決天下事，須處分，便稱制敕，禁中符印，悉佩之出入。縱有敕，輔國押署，然後施行。」

按：由李肇《翰林志》、《舊唐書·陸贄傳》可知，肅宗朝鳳翔行在的墨制，是由「翰林學士」起草，不經中書、門下程序（「直出中禁，不由兩省，不用六寶」），而直接下達施行。雖然是「權宜濟急」，用於緊急軍務，但是 「破（壞）」了體現「至公」精神的中書、門下制度。可以補充說，肅宗朝鳳翔行在的墨制，雖有為緊急軍務而行墨制者，但亦有為徇私滅公而行墨制者，如放逐杜甫的墨制。至於肅宗以翰林學士代替中書舍人草詔，導致此後唐中央決策制度的部分改變，因不在本文範圍內，此可不論。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第一，唐代的制敕，是用於公務的「王言」；墨制，則是用於私人性事務的「王言」。制敕與墨制，各有界限。第二，唐代用於公務的墨制，是皇帝的公務命令直接下達施行，而不經中書起草、門下審查之程序（「直出中禁，不由兩省」），是對中書、門下制度的破壞（「遂破舊章」）。職此之故，唐代用於公務的墨制不具有合法性（「侵敗綱紀」）。第三，用於公務的墨制，既然未經中書、門下之程序，則制敕書面僅有書寫皇帝命令的墨字，既無中書起草之署名、門下審查之署名，更無門下省送尚書省施行時所蓋門下省之朱印（參「不用六寶」，及前揭《大唐六典》卷八《門下省》侍中條「印縫署」），書面只有墨字而無朱印粲然，此墨制之所以名為墨制。

在唐代，假如墨制用於公務而符合典章制度、具有合法性，則陸贄決不可能在上疏中批評墨制用於公務為「遂破舊章」、「侵敗綱紀」，重申「伏詳令式及國朝典故，凡有詔令，合由於中書，如或墨制施行，所司不須承受」，並強調此「為國家不易之規」，「事關國體」；而劉餗、杜佑、李肇亦決不會在《隋唐嘉話》、《通典》、《翰林志》中對墨制用於公務特別加以揭露。劉餗、陸贄、杜佑、李肇之文獻，乃是唐代墨制用於公務為破壞中書、門下制度，不具有合法性之確證[11]。

唐代用於公務的墨制有無尚書省之印？文獻無考，不妨闕疑。但可以肯定，無論有無尚書省之印，都不能改變用於公務的墨制未經中書、門下程序的不合法性質。

由《舊唐書·李輔國傳》及《李峴傳》則可知：第一，肅宗對中書起草、門下審查制敕制度的破壞，與肅宗使用宦官奪取制敕制定權，乃是一體之事。此點為陸贄、李肇所未能明言，賴《舊唐書》兩篇傳文得其真相。第二，中書、門下制度的被破壞，原因在於肅宗徇私滅公。

杜甫「請假」省家是否必須制敕批准？

《大唐六典》卷二《尚書吏部》「內外官吏，則有假寧之節」條原註：「五品已上，請假出境，皆吏部奏聞。」

《大唐六典》卷八《門下省》侍中條：「凡下之通於上，……皆審署申覆，而施行焉。」

按：五品以上請假出境皆吏部奏聞，准前揭供奉官皆敕授之例，則供奉官請假出境亦須吏部奏聞，即須經過吏部奏聞、門下審查、皇帝畫聞，從而形成敕書，再下達吏部施行。杜甫為左拾遺，屬供奉官，其「請假」出境，亦須敕書批准。事實上，肅宗墨制（墨敕）放還杜甫省家鄜州，即是其證明。

朝官請假出境之境，平時是指朝廷所在地即長安之境。當杜甫此時，則是指行在所在地即鳳翔之境。

在此應當說明，肅宗放還杜甫省家鄜州之墨制，應稱墨敕。宋鮑彪《杜陵詩譜論》以及其所依據的唐代文獻稱之為墨制，顯然是由於制敕統稱的習慣所致之微誤。本文為行文方便計，非必要時，仍沿用舊說而稱墨制。

肅宗放還杜甫省家鄜州，按照唐代制度，本來應當採用經過中書、門下程序的敕書，而不應採用墨制。

肅宗朝鳳翔行在之制敕，是否皆用墨制墨敕，而不經中書、門下程序？

《文苑英華》卷三百八十一《中書制誥二》賈至撰《授張鎬諫議大夫制》：「門下：侍御史南汝擬節度判官張鎬，崇德廣業，宣慈惠和，主善為師，志古之道。或直而溫，可以居諫諍之任；或強而誼，可以在準繩之職；或理而敬，可以司草奏之繁；官得其人，鮮有敗事。列於鴛鷺，僉曰惟允。可諫議大夫。」據《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一《張鎬傳》：「肅宗即位，玄宗遣鎬赴行在所。鎬至鳳翔，奏議多有弘益，拜諫議大夫。」可知《授張鎬諫議大夫制》是至德元載頒佈於鳳翔行在。據《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中《賈至傳》、卷一百八《韋見素傳》，賈至天寶末為中書舍人，從玄宗幸蜀，肅宗即位，玄宗遣房琯賈至等奉使靈武行冊禮，遂留肅宗朝。參杜甫《送賈閤老出汝州》詩，賈至任中書舍人，直到至德三載即乾元元年春。可知《授張鎬諫議大夫制》是由中書舍人起草。

按：《授張鎬諫議大夫制》頒佈於鳳翔行在。制書起草者，為中書省中書舍人賈至。制書開頭稱「門下」，為制書草按提請門下省審查之稱呼[12]。此是該制書經過中書、門下之程序之確證。由此可知，肅宗朝鳳翔行在之制敕，實有經過中書、門下之程序之制敕，並非皆是墨制。職此之故，肅宗放還杜甫鄜州省家，並非例須採用墨制，採用墨制當另有緣故。

《冊府元龜》卷四百六十九《台省·封駁》類：「賈至為中書舍人，至德二年六月，將軍王玄榮殺本縣令杜徽，罪合死，肅宗以其能修守備之器，特放免，令於河東承光軍效力，至上封事執之。」

按：賈至為中書舍人，對於肅宗放免王玄榮之令，上封事執之，則其所封執者實際是交付中書舍人起草制敕之詞頭。由此足見賈至之正直敢言，亦為清流士大夫。

《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二《劉秩傳》：「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關，楊國忠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系，不可忽。』房琯見其書，以比劉更生。至德初，遷給事中。久之，出為閬州刺史。」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七《杜佑傳》：「開元末，劉秩采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曰《政典》，大為時賢稱賞，房琯以為才過劉更生。佑得其書，尋味厥旨，以為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七《嚴武傳》：「至德初，肅宗興師靖難，大收才傑，武杖節赴行在。宰相房琯以武名臣之子，素重之，及是，首薦才略可稱，累遷給事中。既收長安，以武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

杜甫《八哀詩》第三首《贈左僕射鄭國公嚴武》：「歷職非父任，嫉邪嘗力爭。」又云：「密論貞觀體，揮發岐陽征。感激動四極，聯翩收二京。」

按：由是可知，劉秩、嚴武，有學養、品節，皆清流士大夫，為房琯所器重；當時同為門下省給事中。如上所述，制敕產生之程序，以門下省給事中之審查為關鍵環節。

肅宗罷免房琯，有杜甫疏救；詔杜甫付三司推問，有張鎬、韋陟疏救。對清流士大夫之敢於諫諍，肅宗記憶猶新。

肅宗放歸杜甫之敕書，不採用經中書、門下合法程序的制敕，而是採用了不合程序、不合法的墨制。這當是由於放歸杜甫之敕書，含有不合理的內容，如果經過中書起草、門下審查程序，可能被中書舍人賈至、門下給事中劉秩、嚴武所駁還；採用墨制，則避開了中書的起草、門下的審查，及可能引起的駁還。

杜甫《北征》詩云：「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

《舊唐書》卷十《肅宗本紀》至德二載八月：「癸巳（十七日），大閱諸軍，上御城樓以觀之。」

又九月：「丁亥（十二日），元帥廣平王統朔方、安西、回紇、南蠻、大食之眾二十萬，東向討賊。壬寅（二十七日），與賊……戰於香積寺西北，賊軍大敗，斬首六萬級。……癸卯（二十八日），廣平王收西京。甲辰（二十九日），捷書至行在，百僚稱賀，即日告捷於蜀。」　　　

又冬十月：「壬戌（十八日），廣平王入東京。……癸亥（十九日），上自鳳翔還京，……丁卯（二十三日），入長安，士庶涕泣拜忭。」

杜甫《收京三首》詩第二首：「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

按：至德二載閏八月一日杜甫奉肅宗墨制離開鳳翔行在還家鄜州時，朝廷正緊張工作，並已舉行盛大閱兵，準備收復兩京，故杜甫《北征》詩云「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表示不忍於此時此刻離開朝廷。九月，十月，唐軍相繼收復兩京，肅宗自鳳翔還京，杜甫仍然被放還在家，而未回到鳳翔行在或長安朝廷。杜甫放還鄜州的這三個多月，正是從鳳翔到還京的朝廷，軍務政務最緊張繁忙之時期，而杜甫不與焉，故杜甫《收京》詩云「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表示自己置身於收京大事之外的惆悵心情。脫賊奔赴鳳翔行在、授左拾遺的杜甫，實際被完全排除在收復兩京的重大政治進程之外。職此之故，可以肯定，肅宗墨制放還杜甫鄜州省家，名義是給杜甫省家假期，實質是對杜甫實行政治放逐，具體地說，此一墨制之內容，含有涉及放逐性質之語句。

《北征》詩云：「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微婉頓挫，是言君主有過失矣。

杜甫《收京三首》詩第二首：「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

清仇兆鰲《杜詩詳註》卷五《收京三首》題下註：「此當是至德二載十月在鄜州時作。……按肅宗於至德元年七月十三日甲子，即位靈武，制書大赦。二年十月十九日，帝還京。十月二十八日壬申，御丹鳳樓，下制。前後兩次聞詔，故云『又下』也。是時公尚在鄜州，其至京，當在十一月。年譜謂十月扈從還京，與詩不合，當以公詩為正。」

按：仇注言兩次聞詔，指至德元年七月十三日及二年十月二十八日肅宗兩次下詔，此實有誤。《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二十三《政事·平亂上》類《收復西京還京詔》云：「朕誓雪國讎，餘無所問，中夜痛憤，志安蒼生。」文末註：「至德二年十月」。據《舊唐書》卷十《肅宗本紀》，此詔頒佈於十月乙巳朔（一日）。《唐大詔令集》卷一百二十三《政事·平亂上》類《收復京師詔》云：「安祿山，邊陲賤類，……禍變倉卒，塗炭萬姓，興言痛憤。」文末註：「至德二年十一月」。《舊唐書》卷十《肅宗本紀》及《冊府元龜》卷六十四《帝王部·發號令第三》，皆記此詔頒佈於至德二年十一月壬申朔（一日）。《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十唐肅宗至德二載十月條：「壬申，上御丹鳳門，下制。」據陳垣《廿二史朔閏表》及日本平岡武夫《唐代的歷》，至德二年十月壬申為二十八日，則《通鑒》所記月日為是。由上所述可知，杜甫詩言兩次聞哀痛詔，是指聞至德二載十月一日《收復西京還京詔》，及十月二十八日《收復京師詔》，其中皆有「痛憤」之語。仇注所言聞至德元年七月詔，實誤。但仇注所言杜甫聞十月二十八日詔，「尚在鄜州」，則正確無誤。杜詩「天涯正寂寥」之句，可證杜甫聞此兩次詔時，皆在鄜州。由此可以推知杜甫放歸鄜州假期的下限。此點甚為重要。

《大唐六典》卷一《尚書都省》左右司郎中員外郎條：「凡上之所以逮下，其制有六，曰：制、敕、冊、令、教、符。」原註：「天子曰制、曰敕、曰冊，皇太子曰令，親王公主曰教，尚書省下於州，州下於縣，縣下於鄉，皆曰符。」可知唐代政治制度規定，凡制敕皆須以符的形式下達到州、縣、鄉，使家喻戶曉。

杜甫《述懷》詩：「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又《羌村三首》：「歸客千里至。」杜甫放還省家，是在鄜州三川縣羌村[13]。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三《關內道三》鄜州：「東南至上都四百七十七里。」又三川縣：「東北至州六十里。」

《大唐六典》卷三《尚書戶部》度支員外郎條：「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

《唐律疏議》卷三《名例》律「諸流配人在道會赦」條疏議：「行程，依令：馬，日七十里；驢及步人，五十里；車，三十里。」

按：自長安至鄜州四百七十七里，自鄜州至三川縣六十里，共五百三十七里。唐制馬行里程日七十里，以收京詔書兼程下達、日行一百四十里計，十月二十八日壬申《收復京師詔》當天自長安出發，到達三川縣須四日，從三川縣到達羌村計一日，已是第五日。杜甫鄜州聞此詔之日，已是十一月二日丙子。《收京三首》，即作於此時。換言之，杜甫省家假期，至此已長達九十一天，將近百日矣。

《大唐六典》卷二《尚書吏部》「內外官吏則有假寧之節」條原註：「父母在，三千里外，三年一給定省假，三十五日。五百里，五年一給拜掃假，十五日。併除程。五品已上，並奏聞。」

按：杜甫自鳳翔行在省家鄜州，在三千里內，正常省家假期不可能超過三十五日，更決不可能將近百日。放還將近百日，此中必定另有緣故。

《唐會要》卷八十二《休假》類著錄元和元年八月條御史台奏：「准令式：職事官假滿百日，即合停解。」

《全唐詩》卷四百五十八白居易《百日假滿少傅官停自喜言懷》：「長告今朝滿十旬，從茲瀟洒便終身。老嫌手重拋牙笏，病喜頭輕換角巾。疏傅不朝懸組綬，尚平無累畢婚姻。人言世事何時了，我是人間事了。」白樂天此詩所自我寫照之事實，即是唐代准令式職事官假滿百日取消官職之例證。

按：杜甫放還省家將近百日。准令式，假滿百日即取消官職。杜甫絕非散漫違紀之人，放還鄜州省家，決不可能違背令式擅自逗留將近百日而不歸朝。職此之故，杜甫放還省家將近百日、臨近唐令百日假滿停官期限之原因，只能是放歸省家之墨制，其中有在家待命之文字，而召回之命則三個月不至。在家待命，無異放逐，這即是肅宗放歸杜甫的制敕中所可能引起門下駁還的內容，亦即是肅宗採用墨制而不經過中書、門下程序的原因。

杜甫於何日回到長安朝廷？按三川縣東南至長安四百一十七里。假定召回杜甫之命與《收復京師詔》同時發出、同時到達，杜甫以聞命次日即十一月三日丁丑出發，以唐制馬行里程日七十里計，到長安須六日，則杜甫回到長安朝廷已是十一月八日壬午。此是杜甫回到長安朝廷所可能的最早日期。以此日期計，距閏八月一日離開鳳翔行在，杜甫放還省家的假期，已經跨四個月計九十七天，臨近一百天。

肅宗墨制放還杜甫省家待命，待命將近百日，臨近假滿百日停官之唐令規定，這表明肅宗是有意准令式取消杜甫官職。

自放歸鄜州後，杜甫內心即已明白自己的從政生涯可能結束。「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言甘心終老天涯，即是表示不作還朝之想。

至於收京之後終於召回杜甫，則當是由於朝中故人為杜甫進言，而肅宗一時不得不作同意。在當時，嚴武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劉秩為給事中，賈至為中書舍人，此數人，皆為清流士大夫、杜甫之友人，最有可能奏請召回杜甫。

據杜甫《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別，情見於詩》、《臘日》等詩，至德二載十二月杜甫已回到長安朝廷。

肅宗終未能寬容杜甫和清流士大夫。召回杜甫不到一年，杜甫等清流士大夫即被肅宗紛紛逐出朝廷。至德三載即乾元元年（758）春，罷免賈至中書舍人，出為汝州刺史；五月，以「不切事機」為罪名，罷免張鎬宰相，出為荊州長史；六月，以「有朋黨不公之名，違臣子奉上之體」等罪名，罷免房琯太子少師、劉秩國子祭酒、嚴武京兆少尹，分別出為邠州、閬州、巴州刺史（《舊唐書·房琯傳》）；同月，罷免杜甫左拾遺，出為華州司功參軍；同年，罷免韋陟吏部侍郎，出為絳州刺史。

肅宗由於敵視玄宗的心理，而聽信濁流士大夫的讒言，進而敵視、排斥清流士大夫。這一政治排斥的發端，是房琯罷相；其發展，則包括以詔付三司推問、欲加刑戮、墨制放歸待命等無理、不合法的手段，以及貶逐出朝的手段，打擊報復正直敢言的杜甫。此即是杜甫以廷爭、棄官、不赴詔，回應唐室政治無道[14]的原因所在，亦是杜甫後半生飄泊以死的原因所在。

[1]《景印宋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詩》（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叢書影印宋寶慶二年廣東漕司刻本，1987），卷三，第3冊，頁4。按此書即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此本為《九家集注杜詩》最善之本。

《九家集注杜詩》卷三《北征》題下注稱引「鮑雲」，卷一《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題下注已稱引「鮑文虎雲」；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八：「子美詩集，余所有者凡八家：……《少陵詩譜論》，則縉雲鮑彪也。」《四部叢刊》影宋本《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首《集注杜工部詩姓氏》：「縉雲鮑氏文虎，著《譜論》。」

[2] 關於舊題宋王洙《注杜詩》實為宋鄧忠臣杜詩注，請參閱梅新林《杜詩偽王注新考》，《杜甫研究學刊》，一九九五年第二期。關於鄧忠臣杜詩注何以被改名為王洙注，請參閱本書《鄧忠臣注杜詩考》。

[3] 宋鮑彪《杜陵詩譜論》所書「有墨制，許自省視」，當采自《肅宗實錄》。《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七唐玄宗天寶十四載至卷二百二十二肅宗寶應元年《考異》，引用《肅宗實錄》甚多。《肅宗實錄》之亡佚，當在南宋以後。

歷代諸家注杜，言及墨制放歸鄜州，史源在此。

周采泉《杜集書錄》卷二宋鮑彪《少陵詩譜論》條：「彪，字文虎，縉雲人。建炎二年（一一八二）進士，官至尚書郎。……鮑氏曾注《戰國策》，其序中題紹興十七年（一一四七），則《譜論》成書，當在《戰國策注》之前後，南宋初期之注家也。其注杜不僅散見於集注本，宋人之詩話中亦時有引及。如《能改齋漫錄》。……其所引之《宋元嘉起居注》一書，今無傳本，鮑氏之淹博，誠非南宋其他注家所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7～38頁。）今以鮑注墨制一條，足證周氏判斷甚確。

[4] 鄧忠臣注所載「帝不省錄，詔放甫歸鄜省親」，表示杜甫因再次觸怒肅宗而被放歸，較《新唐書·杜甫傳》所載「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更為明確。《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杜甫傳》則不載放歸一事。

[5] 台灣學者毛漢光《唐代給事中之分析》：「按當時中國乃君主專制政體，並無立法機關，制書、敕書即是法律，給事中之封駁權，乃是給事中涉及立法權之明語。」（《第二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1009頁。）毛漢光教授所言甚有見地。似可補充兩點：第一，就唐代中書、門下制度正常運作時而言，唐代政體並不能簡單地稱為君主專制政體。既然門下省參與掌握決策權、立法權，既然君主並不能全部掌握決策權、立法權，則徑稱之為君主專制，不盡符合事實。或可稱之為開明君主政體。第二，就唐代君主破壞中書、門下制度時而言，則唐代政體仍可稱為君主專制政體。判斷唐代政體的性質，似應根據不同條件下的具體情況而論。

[6] 據唐代文獻，唐中書省職官、尚書省職官亦可以封駁制敕詞頭和制敕，雖然此並非其主要職能。《冊府元龜》卷四百六十九《台省部·封駁》類載「賈至為中書舍人，至德二年六月，將軍王玄榮殺本縣令杜徽，罪合死，肅宗以其能修守備之器，特放免，令於河東承光軍效力，至上封事執之」，即是中書省職官封駁制敕詞頭之例證。《舊唐書》卷一百五十八《鄭餘慶傳》載憲宗時，餘慶拜兵部尚書，再為相，「有醫工崔環，自淮南小將為黃州司馬，敕至南省，餘慶執之封還」，則是尚書省封駁制敕之例證。

[7]武則天光宅元年（684）九月改門下省為鸞台，中書省為鳳閣（《資治通鑒》卷二百三）。中宗神龍元年（705）二月改回（《資治通鑒》卷二百八）。

[8] 宋代洪遵編《翰苑叢書》，卷上，《知不足齋叢書》本。

李肇《翰林志》此段文字全文為：「答疏於王公，則用『皇帝行寶』。勞來勛賢，則用『皇帝之寶』。徵召臣下，則用『皇帝信寶』。答四夷書，則用『天子行寶』。撫慰蠻夷，則用『天子之寶』。發蕃國兵，則用『天子信寶』。並甲令之定製也。近朝大事直出中禁，不由兩省，不用六寶，並從權也。」此段文字涉及唐代制敕分為常行制敕和特種制敕，考釋如下。

按《隋書》卷十二《禮儀志七》：「神璽，寶而不用。受命璽，封禪則用之。『皇帝行璽』，封命諸侯及三師、三公，則用之。『皇帝之璽』，賜諸侯及三師、三公書，則用之。『皇帝信璽』，徵諸夏兵，則用之。『天子行璽』，封命蕃國之君，則用之。『天子之璽』，賜蕃國之君書，則用之。『天子信璽』，徵蕃國兵，則用之。常行詔敕，則用內史門下之印。」

復按《大唐六典》卷八《門下省》「符寶郎掌天子之八寶」條：「八寶：一曰神寶，所以承百王，鎮萬國。二曰授命寶，所以修封禪，禮神祗。三曰『皇帝行寶』，答疏於王公則用之。四曰『皇帝之寶』，勞來勛賢則用之。五曰『皇帝信寶』，徵召臣下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答四夷書則用之。七曰『天子之寶』，慰撫蠻夷則用之。八曰『天子信寶』，發蕃國兵則用之。」無《隋志》「常行詔敕」二句。

按：唐承隋制。隋之內史省，即唐之中書省。據《大唐六典》，參《隋志》「常行詔敕，則用內史門下之印」，可知唐代制度，常行制敕是用中書門下之印。

李肇言「六寶」，而不言「八寶」，是指除去神寶、授命寶的其餘六寶而言。因為神寶「寶而不用」，授命寶用於封禪。「六寶」是用於特種制敕。

李翰批評「近朝大事直出中禁，不由兩省，不用六寶」，是因為按唐代制度，所有制敕，包括用六寶的特種制敕和用中書門下之印的常行制敕，都必須經過中書、門下程序。

李肇何以不言「不用中書門下之印」？則是因為，舉出特種制敕當用天子六寶而不用，則常行制敕當用中書門下之印而不用，已不言可知。

[9] 朱金城《白居易年譜》，穆宗長慶元年條，長慶二年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7～118頁，第123～124頁，第129～130頁。

[10] 按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一《西京·宮城》條：「太極殿者，朔望視朝之所也。……殿門曰太極門。門之兩廡為東西閤門，兩廊為左右延明門。左延明門外為門下省，……右延明門外為中書省，為舍人院。」徐松於「門之兩廡為東西閤門」句下註：「按閤門可轉北入兩儀殿，太宗時以此為入閤。若東內，則以入紫宸為入閤。」同書卷一《西京·大明宮》條：「宣政殿，天子常朝所也。……其內兩廊為日華門、月華門。日華門外為門下省，……月華門外為中書省。……宣政殿後為紫宸殿，殿門曰紫宸門，天子便殿也。不御宣政而御便殿曰『入閤』。」

自唐高宗龍朔三年（663）以後，東內大明宮取代西內太極宮，成為唐朝主要宮廷，除玄宗居住

聽政於興慶宮外，諸帝皆居住聽政於大明宮。王建《宮詞》「紅蠟燭前呈草本，平明舁出閤門宣」，此「閤門」即指紫宸殿門。李肇《翰林志》「近朝大事直出中禁」，此「中禁」即指紫宸殿以北，是皇帝居所。

[11] 日本學者中村裕一《唐代制敕研究》附錄中文《唐代制敕研究要旨》第２章第五節《墨詔（墨制）》：「對唐代文獻中出現的敕書之辭彙考察結果，墨詔用於『表』、『狀』的批答，制書及對臣僚撫慰存問的公文『慰勞制書、論事敕書』，它們統稱為墨詔。」（《唐代制敕研究》，日本東京汲古書院，1991年，附錄《中文要旨》，頁25。）中村教授對唐代制敕的研究甚有成就，但似未能明確區別墨制與制敕的不同性質。

[12] 毛漢光《論唐代制書程式上的官職》：「制書發端『門下』二字，顯然有『門下省』之意。」（《第二屆國際華學研究會議論文集》，台北中國文化大學，1991年，第339頁。）毛漢光教授此一解釋，似為同語重複。該文附有任育才教授《評論》：「既是中書草詔，而門下僅屬審核，何以以『門下』發端？」（同上書，第379頁。）任教授所提問題甚有意義。毛教授《答覆評論》：「制書里由門下省發端，可能是承襲兩漢、魏晉南北朝，因侍中之職乃皇帝近身侍臣，象徵著制書原發時期系經過近身侍臣之商議或建議。」（同上書，第379～380頁。）似未能中肯地答覆任氏所提問題。

按唐代制書開頭「門下」二字，是代表皇帝旨意起草制書草按的中書省，對門下省行文的稱呼，表示將此制書草按提請門下省審查；唐代制書此一抬頭格式，表明門下省在制敕產生過程中，居於負責審查批准制書草按的地位，對制書能否成立發生關鍵性的作用。

[13] 據山東大學《杜甫全集》校注組實地考察，「羌村在富縣（即鄜州）西北三十里。在去羌村的路上，縣文化館長向我們介紹，羌村是古地名，現在叫大申號村」。（詳《杜甫全集》校注組《訪古學詩萬里行》，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第99頁。）

[14] 請參閱鄧小軍《杜甫在政治上的道德主體精神》，《江海學刊》，一九九三年第一期；又見《唐代文學的文化精神》，台北文津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261～2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