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 一生只為夢紅樓

5月31日，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去世，終年95歲。結緣胡適真正步入「研紅」1918年4月14日，周汝昌生於距天津城25公里的鹹水沽鎮，雖然家無藏書，但他有著與生俱來的求知慾。從9歲進入小學直到燕京大學畢業期間，他經歷了無數次的失學、停課、逃難、淪陷，但顛沛流離中，周汝昌堅持學業。畢業時，他的論文英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著作《文賦》令中外教授舉座皆驚。如果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或許周汝昌從此就成了頗有建樹的翻譯家，然而，一件偶然發生的事改變了他的一生。1947年，時在燕京大學讀書的周汝昌收到一直進行《紅樓夢》版本研究的四兄周祜昌寄來的信，說他新近看到亞東版《紅樓夢》卷首有胡適的一篇考證文章，其中有敦誠與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摯友的新論說，他囑周汝昌查證。周汝昌遍查燕大圖書館，終於在敦敏詩集中發現了《詠芹詩》，興奮之下，周汝昌將這一發現撰寫成文發表。看到文章的胡適當即複信周汝昌，自此胡、周書信往來切磋討論《紅樓夢》。很快，周汝昌叩開位於王府井大街東廠衚衕一號的胡宅大門，拜訪胡適先生。讓周汝昌意外的是，胡適居然慷慨地將珍貴的孤本《甲戌本石頭記》借與他拿走細看，後又托時在燕大授課的小說專家孫楷第將自己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和有正書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頭記》拿給他研究。對此，周汝昌曾不止一次感嘆：「胡先生能平等對我，還對我愛護有加，人品和學問少有人比。」在胡適的指導和影響下，1953年，周汝昌任教四川大學外文系時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紅學專著《紅樓夢新證》。這部40萬言的紅學著作，被譽為「紅學史上一部劃時代的著作」，周汝昌也由此奠定了在現代紅學史上的地位。《紅樓夢新證》命運多舛《紅樓夢新證》是在極艱苦的條件下完成的。那時，周汝昌每晚必在燕大圖書館樓下東北角的研究生專用桌定位工作，桌上兩方小硯，朱墨並陳，他核校《紅樓》版本，查尋清史資料，堅定地做完一節方罷。如此整整干滿了80個夜晚。1948年的暑假，周汝昌回到了天津老家，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紅樓夢新證》的最初稿，是摘記在各式各樣的紙條上的，這大量粘綴起來的紙條，彷彿是件「百衲衣」，需要一張張一條條抄錄在稿紙上。寫書用的筆是燕園好友送的一支金筆，有一天，他在幫妻子燒柴禾做飯時，不慎將筆掉進火中燒壞，無可奈何之中，只好把筆尖綁在一根筷子上，繼續寫作，終於完成了全稿。1953年，《紅樓夢新證》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連銷三版，產生了很大影響。但《紅樓夢新證》自出版後便命運多舛。1954年，在全國《紅樓夢》「大討論」中，胡適被批倒批臭。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也受到了嚴厲的批判，被戴上了「比胡適還反動」的帽子；在台灣，則因為他寫了批判胡適的文章而被斥為「背叛恩師」的「反胡適派」。更令人費解的是，美國有一位叫米樂山的紅學家，竟在自己的著作中稱周汝昌為「紅色紅學家」。彼此政治觀點截然相反的兩大陣營，竟然都把周汝昌當成了對立面，令人啼笑皆非。改革開放後，《紅樓夢新證》交上了好運，海內外給予了高度評價。美國著名紅學家周策縱教授認為，《紅樓夢新證》「無可否認是紅學方面一部劃時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它使任何有志於紅學研究的人都無法繞行。」自《紅樓夢新證》始，50年來，周汝昌陸續寫出有關《紅樓夢》研究的著作達十五部之多，可謂：字字看來皆是血，一生辛苦不尋常。為此，著名作家劉心武撰文稱之為「半個世紀一座樓」。年逾90還被請上百家講壇1976年，周汝昌因勞累過度，致左眼黃斑部穿孔，視網膜脫落失明，右眼則需靠兩個高倍放大鏡重疊方能看書寫字，手稿上的字大過核桃，且常常串列重疊，只有多年做助手的女兒認得父字，將其在電腦上輸入存儲。近年來，周汝昌右眼僅存的視力也不復存在，寫書繼而改成了口述，兒子周建臨提前退休加入專事錄音記錄……2002年，周汝昌曾對採訪他的記者說：「我雖然84歲了，經歷了大悲、大喜，但我很留戀人間事。我現在靠半隻眼睛拚命干，就是因為我還有沒做完的工作，我積累了幾十年，不就是要把成果留給後人嗎？」2008年，年逾90的他還被請上央視《百家講壇》評點四大名著。然而，因為被主流紅學界指責為否定《紅樓夢》的文學價值，從考證轉向了索隱，「晚年紅學研究走向偏執」。9年前，周汝昌被通知從中國藝術研究院退休，只在中國紅學會保留一個「顧問」的頭銜。周汝昌只好選擇「單幹」。在其帶有自傳體色彩的著作《天·地·人·我》中，周汝昌寫道，「我極愛重的是不受其他因素干擾的、不被人為利用的真正學術研究。我喜歡『國貨』，喜歡民族風俗。我喜歡民族建築、民族音樂……對這些方面，也許有些人看我很保守、落後，甚至冥頑不化。不了解這一切，很難理解我為何後來走上了紅學道路，為何持有如此這般的學術觀點，為何又如此執著痴迷，甘受百般挫辱、誣陷、排擠、攻擊，而無悔意，也不怨尤。」據《新聞晨報》朱美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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