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中國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距今整整80年了。

五四運動是中國人民空前的反帝反封建愛國運動。它顯示了中華民族自強自立的信心和力量。它所昭示的歷史內涵和時代精神，對20世紀中國歷史的發展道路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五四運動是從一些先進知識分子的思想啟蒙開始逐步發展為全國各階層人民參加的政治運動。它以鮮明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性質而成為時代的號角。各階層人民在運動中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打擊了帝國主義的氣焰。五四運動以人民的勝利而載入史冊。

20世紀初，中國成為各帝國主義列強爭奪的對象，處於被「蠶食鯨吞」、「瓜分豆剖」的境地。由於歐洲列強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因此，對中國的爭奪，主要在日、美之間進行，其中，尤以日本帝國主義為甚。這種形勢至五四運動爆發前的幾年變得愈加嚴峻。1914年，帝國主義為重新瓜分世界而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帝國主義認為，這是侵佔中國的大好時機，當時被任命為駐華公使的日置益，還未上任，便得意洋洋地說：「戰則大妙！」而當時的北洋軍閥政府，腐敗無能，完全任日本帝國主義的擺布。1914年8月，日本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8日，日本軍艦出現在我國青島海面；15日，日本對德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將膠州灣德國租界地無條件地交與日本接收；23日，日本對德宣戰；派軍在龍口登岸。以後，日本又不斷增兵。至1915年，日本不僅拒絕從山東撤兵，反而進一步提出滅亡全中國的「二十一條」以及各項秘密條約，據此，日本在山東的權益大大超過了德國的勢力範圍，並通過袁世凱、段祺瑞賣國政府取得了在中國政治、軍事、財政等更多方面的特權，使中國喪失了政治上的獨立。因此，救亡圖存成為20世紀初中國社會的主要任務。

面對國家主權喪失、民族危亡的形勢，一批先進的中國人苦苦思索中國的前途與命運。在尋求建設一個光明的中國的路上，出現了陳獨秀、李大釗等一批具有憂患意識的先進人物。他們首先從文化心理層面啟發中國人民的覺悟，將救亡與啟蒙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1915年9月，以《青年》（第二年改名為《新青年》）雜誌創辦為標誌，開始了被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啟蒙的新文化運動。不過，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決定了這場運動既不同於義大利的文藝復興，也不同於法蘭西的啟蒙運動。五四時期中國新文化運動從一開始就表現出鮮明的愛國、救亡、反帝、反封的特點。陳獨秀在《新青年》第2卷2號上發表的文章即名為《我之愛國主義》。李大釗為反對賣國的「二十一條」，寫下《警告全國父老書》，大聲疾呼：「萬一橫逆之來，迫我於絕境，則當率我四萬萬忠義勇健之同胞，出其丹心碧血，染我黃帝以降列祖列宗光榮歷史之末頁。」李大釗在《厭世心與自覺心》一文中，還闡發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他說：「自覺之義，即在改進立國之精神，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不宜因其國家之不足愛，遂致斷念於國家而不愛」（《李大釗選集》，第85頁）。

「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求真理」（《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2版，第1469頁）。從《新青年》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尋找的足跡。

陳獨秀在《新青年》創刊號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中說：「新陳代謝，陳腐朽者無時不在天然淘汰之途，與新鮮活潑者以空間之位置及時間之生命」。他在《抵抗力》一文中又說：「萬物之生存進化與否，悉以抵抗力之有無強弱為標準。優勝劣敗，理無可逃。」（《青年》第一卷，第三號）李大釗也曾接受過進化論思想，並將其傳遞給更多的人。他號召人們積極進取，自強不息：「他人之國，既依其奮力而造成，其間智勇，本不甚懸，人亦人，我何弗若？」（《李大釗選集》，第31頁）。在五四運動爆發前，進步思想家們曾宣傳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鼓舞人們為催青春中國之誕生而奮鬥。

針對辛亥革命後中國還沒有民主政治、依然是專制統治中國、較多的人思想蒙昧和落後的狀況，《新青年》還提出為民主和科學而戰鬥的口號。1916年至1918年間，陳獨秀的《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李大釗的《孔子與憲法》、《自然的倫理與孔子》，魯迅的《狂人日記》、《我之節烈觀》、《我們怎樣做父親》等文章，以其鮮明的反封建特徵影響於全社會。除《新青年》外，這一時期在思想啟蒙方面產生較大影響的刊物還有《每周評論》、《晨報》副刊、《國民》、《新潮》、《湘江評論》等。可以說，「五四」前期的文化運動，啟蒙思想家們高舉民主、科學兩面大旗，向封建主義的意識形態展開了猛烈的進攻，從而引發了新舊文化的猛烈撞擊。這一點，《新青年》說得很清楚：「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新青年》明確宣告：「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救亡喚起啟蒙，啟蒙推動救亡，兩者相互促進。當五四愛國運動到來時，啟蒙運動中的先進分子都成了愛國運動中的骨幹。毛澤東評價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毛澤東：《如何研究中共黨史》、《「七大」工作方針》）就說明了這個問題。

「五四」是一個歷史時期，它的內涵和外延，無論是愛國運動還是新文化運動，都是很豐富的，時間也是較長的。僅就愛國運動本身來說，它也包含著五個高潮。

第一個高潮是5月4日天安門集會、東交民巷請願、火燒趙家樓、痛毆賣國賊的行動。

第二個高潮是5月19日挽留蔡元培、反對安福系掌握教育權的行動。

第三個高潮是6月5日開始的上海罷工、罷課、罷市運動。

第四個高潮是6月10日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個賣國賊的鬥爭。

第五個高潮是6月28日拒簽《巴黎和約》的鬥爭。

這五個高潮的出現，是五四高亢愛國詩篇的五個樂章，是人民群眾的勝利，反動勢力的失敗。五四愛國運動的全過程，充分顯示了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偉大作用。僅就反對在巴黎和約簽字來說，即能說明這一點。當時報載：「據說28日那一天，各專使的寓所滿被僑法的中國工人和學生圍住了，不準專使出門，揚言如果出門，當撲殺之。吾們（指工人、學生）已預備了：每一個專使的命用三個人的命去償他。這預備償命的人已開了名單，不管要出門的專使是被誰打死的，這預備償命的人總去償命。因此專使不敢出門。28日未曾列席，這與官電的報告都說28日專使沒有出席，是很近似的。」這條消息的可靠性如何呢？《顧維鈞回憶錄》中說：「在巴黎的中國政治領袖們，中國學生各組織，還有華僑代表，他們全都每日必往代表團總部，不斷要求代表團明確保證，不允保留即予拒簽。他們還威脅道，如果代表團簽字，他們將不擇手段，加以制止。」顧維鈞是當時中國代表團的主要代表，看來，上述消息是可靠的。

以上五個高潮，只反映了幾個中心地區的情況，遠遠不是運動的全貌。事實上，在全國許多地區包括各省的中小城市，甚至一些村、鎮（如山東），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愛國運動，成星火燎原之勢。許多愛國華僑在不同地區，也都開展了各種形式的愛國救亡運動。從參加的階層看，也是十分廣泛的。真正是：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少。工人、學生、商人，以及各行各業人士都投入到愛國運動中來。理髮工人關門罷市，門首貼著告示：「國事如此，無心整容」。說書、唱戲的，各種遊藝場一律罷唱。有的藝人還配合愛國運動，編寫新的書詞，以文藝形式進行宣傳。在當時天津各界印發的許多傳單中，有一張題名為《一得之愚》的傳單，落款是：「李孟氏典衣刊布」。是說一位家庭婦女，依靠典當衣服換來的錢，印刷愛國傳單。由此可見五四愛國運動的深入人心。

五四運動後，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又大大向前邁進了一步。這就是中國人民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一銳利的思想武器，並在她的指導下，開始了偉大而又艱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程。

五四運動是人民的勝利。這就是歷史的結論。

五四運動與20世紀中國現代化道路的關係極為密切。這是因為，五四運動是20世紀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全面啟動。

近代與現代，在西方是一個詞：modern。不論怎樣稱謂，現代化大體上指的是：在經濟上從封閉的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從自然經濟走向商品經濟；在政治上從封建專制走向民主；在思想、文化上，應該具有與政治、經濟相適應的精神文明。概括起來，就是要建成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國家。為了敘述的方便，本文不再混用近代、現代，而統一使用現代化這一史學界大體認同的概念。

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正式啟動，應該是從辛亥革命開始的。如毛澤東所指出：辛亥革命「是在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67頁）開始了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辛亥革命的最大功績在於廢除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此後的一切獨夫民賊復辟帝制的企圖都不能不歸於失敗。

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的民族工商業有所發展，這是孫中山在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制定的工商業政策作用的結果。正因為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才可能有進一步的發展。但是，辛亥革命（包括「二次革命」）在政治、軍事上是失敗了的。政權落入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手中，使革命黨人陷入極大困境。歷史的教訓使一些志士仁人認識到：革命失敗，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阻礙，其根本原因在於國民的覺悟問題。他們通過辦報刊，啟發人們，喚醒人們。因此，陳獨秀把他發動的這場運動稱為國民「最後之覺悟」。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歷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運動。正是在這樣一種大潮下，馬克思主義廣泛地在中國傳播，並迅速地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產生了中國共產黨。這被稱為開天闢地的大事件。

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也正是在五四愛國運動的當年——1919年10月，把他的革命黨正式改為中國國民黨，並重新提出他的三民主義。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愛國運動給與他的影響，他在1919年6月18日《復蔡冰若函》中說：「文著書之意，本在糾正國民思想上的謬誤，使之有所覺悟，急起直追，共匡國難，所注目之處，正在現［在］而不在將來也。試觀此數月來全國學生之奮起，何莫非新思想鼓盪陶之功？故文以為灌輸學識，表示吾黨根本之主張於全國，使國民有普遍之覺悟，異日時機既熟，一致奮起，除舊布新，此即吾黨主義之大成功也」（《孫中山全集》第5卷，中華書局版，第66頁）。

正因為孫中山給予五四運動如此高的評價，因而他對在五四運動的基礎上、集合了運動中的大量先進分子而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給予高度的重視。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促成了1924年1月的第一次國共合作。

正因為這次國共合作，才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出現了第一次「大革命」，出現了「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北伐戰爭。這場「大革命」有著深刻的經濟根源。這就是五四運動前後（1914—1922）中國資本主義較迅速的發展。這次發展為「五四」和「大革命」準備了一個新興的階級陣營。

回顧「五四」前後思想、政治、經濟各方面的變化，說它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全面啟動，是並不為過的。正是這場運動影響了20世紀中國發展的進程。這已是中外不少關於五四運動研究者的共識。

20世紀的中國有三次歷史巨變：辛亥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改革開放。五四運動是第一次歷史巨變的補課，又是第二次歷史巨變的起點。而第二次巨變，又為第三次巨變開闢了道路。

我國20年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所取得的成就，使我們對五四運動所開闢的道路，有了更新、更深刻的認識。

五四運動對20世紀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展以來，東西方文化的優劣，就不斷地為人們爭論著，僅在20世紀的上半葉，較大的爭論就有這樣三次：

一、由《青年》創刊而引起的東西方文化的比較和論爭。《青年》派以陳獨秀為代表，《東方》派以杜亞泉為代表。前者的代表作是《東西方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青年》第1卷第4號），後者的代表作是《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東方雜誌》第13卷第10號）。

二、「五四」後，在20年代繼續著東西方文化的爭論。前者以梁漱溟的專著《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1921年8月出版）為代表。後者中，有自由派學者，也有馬克思主義者，比較有系統的專著應屬楊明齋的《評中西文化觀》（1924年出版，次年再版）。

三、30年代中期，又發生了一場「本位」與「西化」的爭論。前者以「十教授」發表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文化建設》月刊第1卷第4期，1935年1月）為代表，後者以胡適、陳序經等自由派學者為代表。陳提出「全盤西化」，胡提出「充分世界化」（參見《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大公報》星期論文，1935年6月30日）。雙方論戰的文章主要發表在《文化建設》、《獨立評論》，《大公報》、《晨報》等報刊上，影響較廣。

20世紀的下半葉，特別是改革開放的20年來，東西方文化的優劣短長，又被人們熱烈地討論著，參加討論的人更為廣泛。這些討論，對於克服新文化運動中的形式主義偏向，認識傳統文化的豐富內容，都是有益的。但有一種極端化的論點，卻是值得商榷的。這種論點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斷裂了傳統文化，甚至說它和「文化大革命」一脈相傳。

「文化大革命」是一場革掉文化、使中國陷於深重災難的政治運動，已被全盤否定，如何能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同日而語？至於說「五四」由於徹底反對舊文化而使傳統文化斷裂，也與事實相背離。持此論者有兩個誤區：一是把傳統文化與儒家文化等量齊觀；二是把孔子所創立的儒學和漢儒、宋儒等量齊觀，把儒學和儒教混為一談。

第一，儒家文化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固然是占統治地位的文化，但此外尚有大量的非正統文化。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儒、墨兩家都曾被稱為顯學。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其他各家仍然在延續和發展著。近年出版的一部《中國傳統文化精華》（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介紹了95部書，其中稱得上儒家的書僅有20多部，不足1／4。

第二，必須把儒家學派的創立人孔夫子和以後的漢儒、宋儒相區別。後者雖然打著孔子的旗號，但其學說已被演繹和改造了，目的是為了更加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當著封建社會走向下坡路的時候，孔教的反動作用是顯而易見的。進入民國，孔教仍然為封建軍閥的帝制活動服務，其反動性就更為昭著了。

如果以上兩點看法可以成立的話，「五四」是如何對待傳統的？就可以說清楚了：

首先，它和儒家特別是宋明以來把三綱五常作為社會的最高道德標準是對立的。但它並不反對其他非正統學派，而且對墨學以至明清之際的一些啟蒙學派非常推崇。

其次，它並不反對孔子個人和否認孔學的歷史地位，只是說孔教已不適於現代生活。李大釗說孔子是「一代偉人」，但不是「萬世師表」（《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號）。陳獨秀說：孔學「為吾國歷史上有力之學說，為吾人精神上無形統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絕對承認之，而不懷絲毫疑義，蓋秦火以遠，百家學絕，漢武獨尊儒家。厥後支配中國人心而統一之者，惟孔子而已。……及今不圖根本之革新，仍欲以封建時代宗族社會之孔教統一全國之人心，據已往之成績，推方來之效果，將何以適應生存於20世紀之世界乎？」（《答俞頌華》，《新青年》第3卷第1號）因此，把「五四」視為「斷裂」傳統文化，是不恰當的。

歷史發展到了今天，「五四」精神也應該算作一種傳統了，東西方文化的討論也已不止一個世紀，人們可以從中得到什麼樣的啟示呢？

第一，在近現代的國際大環境中，一個國家比較成熟的思想、理論體系，總是融合了國內外兩種以上的思想、理論形成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如此，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也是如此。把一切外國的思想文化，不加區別地拒之門外，是不對的，也是不可能的。把一切外國的先進思想文化都認為中國「古已有之」而漠然視之，也是不利於中國的現代化的。閉關自守，頌古非今，夜郎自大，是不可取的。我們應該採取綜合創新的方針，充分吸取人類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早在80年前，李大釗就指出：東西方文明，必「以異派之所長補本身之所短，世界新文明始有煥揚光采、發育完成之一日。」（《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李大釗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1頁。）

第二，任何先進的思想、理論，必須和本國的國情相結合，使之中國化，或曰具有中國特色。洋教條、黨八股留給我們的教訓是深刻的。因此，對待任何文化，都應持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態度，特別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應該很好地繼承和發揚。數典忘祖，崇洋媚外，也是不可取的。

總之，我們應該吸收西方文明中的優秀成果，弘揚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建設與發展社會主義的新文化，為21世紀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創造更加輝煌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