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談中國文化、藝術與科學(四) (302 reads) 時間: 2011-8-07 周日, 上午2: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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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蘆笛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來自 http://www.hjclub.info利瑪竇也提到了咱們最引為自豪、甚至拿去作奧運會開幕式主題的四大發明的三個。他沒有提到羅盤,大概坐船走了那麼多路後,只會覺得那玩意不值一提吧。再說,沒有現代技藝,古人能否做出「司南」來還是個問題。前段官媒透露,50年代拿到莫斯科去參展(還是送禮,記不得了)的後世仿作的「司南」乃是無恥的偽劣假冒。據說製作者使用天然磁鐵製作的調羹對南北磁極的感應力太小,根本就無法克服靜摩擦力,使得調羹轉動。為了讓「司南」能真的「司南」,製作者只好以現代方法充磁,因此使用的其實是人工磁鐵。另一個技術問題是,即使將天然磁石研磨成針,以當時的工藝水平,要將它安裝在一個可以任其自由旋轉的轉軸上,若非根本做不到,起碼也是很不容易,大概只能吊在棉線上吧。當然,鄙人並非專家,只是存疑而已。 「紙的使用在中國要比別的地方更為普遍,製造方法也更多樣化。但這裡生產的最好的紙也遠不如我們自己的許多產品。它不能在正反兩面都印刷或書寫,所以我們的一張紙就等於他們的兩張。此外,它很容易撕壞,不能耐久。又是他們把紙製成長方形,邊長一步或兩步。他們用棉纖維製成的紙和西方所能有的最好的紙一樣潔白。」 他說的很對,過去的書都是單面印刷後對摺起來,再用針線裝訂成冊,其原因就是紙張太薄,無法兩面書寫或印刷。但我看這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缺陷,蓋利瑪竇也說了,印刷的方便與紙張的廉價,使得書籍的出版規模與流行程度超過了歐洲。 「中國使用印刷術的時間要比人們認定的歐洲印刷術開始的時間(即大約1405年)要略早一些。可以十分肯定,中國人至少在五個世紀以前就懂得印刷術了,有些人斷言他們在基督紀元開始之前,大約公元前五十年就懂得印刷術了。他們的印刷方法與歐洲所採用的大不相同,而我們的方法是對他們無法使用的,這是因為中國字和符號的數量極大的緣故。目前他們把字反過來以簡化的形式刻在很小的木板上,多用桃木或蘋果木製成,雖然有時棗木也有這項用途。」 印刷術是中國人發明的,這點毫無疑問,有大英博物館收藏的《金剛經》為證(公元868年)。因此,利瑪竇估計「中國人至少在五個世紀以前就懂得印刷術了」並不太離譜。至於他說得歐洲印刷術始於1405年則有點偏差——古騰堡印刷術何時發明,西方尚無定論,但該人1398年才出生,不可能在7歲時就作出該發明。 接下來利瑪竇便向西方讀者介紹了雕版印刷的過程。值得注意的是,他十分欣賞雕版印刷,,理由是: 1) 符合中文的特點(字大,而且需要的字很多,不像西文只有幾十個字母。西方最初的活字印刷以字母而不是單詞作單位,跟打字機差不多,排版的確非常麻煩)。 2) 工藝簡單,製作方便。一個熟練刻字工雕版的時間並不比西方印刷工人排版和校正所需時間更多,而「熟練的印刷工人可以以驚人的速度印出複本,一天可以印出1500份之多」。 3) 易於保存與作增刪改動(這令我頗感意外,但他說木版容易修補,可能工人早摸索出一套打補丁的特殊技巧來了)。因此可以根據需求決定印量。而活字印刷因為在一本書印出來後就只能拆版,以便印第二部書,因此必須不管需求,一次性大量印刷許多書籍,以存書的方式代替存版,對出版商而言,這顯然不利於資金周轉。 據此,他斷言:「正是中文印刷的簡便,就說明了為什麼這裡發行那麼大量的書籍,而售價又那麼出奇地低廉。沒有親眼目睹的人很難相信這類事實。」正因為有著這些優越性,他傳教的出版物,用的也是雕版印刷。他還認定,西式活字印刷無法使用於中國,而中式印刷術也無法傳到歐洲,因為西文字母太小,不便於雕刻。 利瑪竇此說,顛覆了我的既有觀念,也解釋了為何畢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無法取代雕版印刷——即使陶土真能如意製成字模(which I doubt,烘烤後必然變形),排字也太麻煩,又不能存版,從經濟效益而言遠不如雕版印刷,勢必要在傳統市場經濟中被淘汰。其實以漢字而言,在非人力驅動的近代印刷機問世前,活字印刷的確未見具有經濟上的優越性。對它的崇拜,恐怕一是價值觀被鬼子改造的結果,二是該發明的智力含量遠比雕版印刷高,如此而已。 當然,這種簡易發明,有點類似毛子的發明——構思簡單,可以大量製造,但無法製作出精品來。利瑪竇帶來一本精裝的封面燙金的宗教書籍,引起了觀眾的一致嘖嘖稱羨。 對第三大發明,老利說的不多,似乎就那麼一段,他似乎也不認為那是中國人的發明,反正沒當成新鮮事講給歐洲人聽: 「最後,我們應該談談硝石。這種東西相當多,但並不廣泛用於製造黑色火藥,因為中國人並不精於使用槍炮,很少用之於作戰。然而,硝石卻大量用於製造焰火,供群眾性娛樂或節目時燃放。中國人非常喜歡這類表演,並把它當作他們一切慶祝活動的主要節目。他們製作焰火的技術實在出色,幾乎沒有一樣東西他們不能用焰火巧妙地加以模仿。他們尤其擅長再現戰爭場面以及製造轉動的火球、火樹、水果等。在焰火上面,他們似乎花多少錢也在所不惜。我在南京時曾目睹過為了歡慶春節而舉行的焰火會。這是他們的盛大節日。在這一場合中我估計他們消耗的火藥足夠維持一場相當規模的戰爭達數年之久。」 這在我看來要比西方人用於殺人高明得多。 中國文化的又一顯著弱項也沒有逃過這傢伙的眼睛: 「從房屋的風格和耐久性看,中國建築在各方面都遜於歐洲。事實上,究竟這兩者中哪個更差一些,還很難說。在他們著手建造時,他們似乎是用人生一世的觀念來衡量事物的,是為自己蓋房而不是為子孫後代。而歐洲人則遵循他們的文明要求,似乎力求永世不朽。中國人的這種性格,使得他們不可能欣賞表現在我們的公私建築中的那種富麗堂皇,甚至不相信我們告訴他們的有關情況。我們告訴他們,我們有很多的建築已經受風雨達百年之久,有的甚至達一兩千年,他們聽了完全是一種茫然不解的表情。當他們提出疑問時,我們告訴他們,經久不壞的原因在於地基很深很堅固,足以在這樣久的時間裡承受上層結構而不動搖,他們更是驚奇得目瞪口呆。然而,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他們自己從不挖掘地基,而只是在一片不裂開的地面上放上一些大石頭,或者如果他們挖地基,深度也不會超過一碼或兩碼。即使牆壁或樓台要造得很高。結果是他們的房屋城堡甚至不能經受百年的風雨,而不得不經常修繕。……他們的房屋大多是木結構,或者如果是磚石建築,它們也由木柱支撐的房頂所遮蓋。後面這種建造方法的優點是牆壁可以隨時翻修,而房屋的其餘部份保持原樣不動,因為房頂是用柱子支撐的,而不是架在牆上。」 這些批評都很準確,不過他認為那是中國人只管自己,不管後代,顯然是一種誤解——有哪個中國人不是為了子孫做馬牛?咱們不打地基,用木頭而非磚石修建房屋,其原因還是那個——不知道(也絕不會承認)那裡面有學問,必須由讀書人一代代研究下去,而是把這些「卑賤」活留給了普羅大眾。沒文化的魯班們怎有本事建起歷千年不朽的宏偉建築?那需要技術知識。磚石建築垮下來可是不得了,而木結構則無問題,無非是個放大的椅子而已,技術難度要小得多,沒文化的憨木匠足以應付。 不過,老利沒有料到,美國人後來也放棄了歐洲的傳統建築模式,效法中國人大蓋特蓋木房屋。這倒確實反映了他們的人生哲學,只顧自己,不顧後人。 當然,老利也不是全盤否定中國建築,他讚美皇家園林、宮殿等皇家建築,不過那主要是稱讚它們的規模與華麗,諸如面積如何如何大,柱子如何如何粗,等等。這話一點不假,歐洲沒哪家皇宮或皇家園林的面積敢跟中國比。只有中國帝王,才能讓一個中等規模的城市變成自己的家,這還只是說紫禁城,不包括不許平民居住的內城。 當然,比起音樂來,建築倒不算最落後。上次忘記抄了,現在補上: 「中國儒生的領袖人物,要舉行一個莊嚴的祭祀節紀念孔子。……這種特殊的典禮伴有音樂。……利瑪竇神父也被邀請出席這種預演會。……組成樂隊的祭司們穿上華貴的法衣,就彷彿他們要參加祭祀儀式那樣。在向大臣致敬後,他們就開始演奏各式各樣的樂器:銅鈴、盆形的樂器(有些是石制的,上面蒙有獸皮,像鼓一樣)、類似琵琶的弦樂器、骨制的長笛和風琴(不是用風箱吹而是用嘴吹)。他們還有一些別的樂器,形狀也像動物,他們用牙齒噙著蘆管,迫使管內的空氣排出來。在預演會上,這些古怪的樂器一齊鳴奏,其結果可想而知。因為聲響毫不和諧,故顯得亂作一團。中國人自己也知道這一點。他們的一位學者有一次說,他們祖先所知道的音樂藝術經過幾百年已經失傳了,只留下來了樂器。」 這不是說當時的中國就是個落後國家,那要看您說的是哪一方面。閱讀該書,我的感覺是,比起當時的歐洲來,中國確實是個文化落後的國家,但卻是經濟上的超級大國,跟現在的情況大約差不多。 利瑪竇多次強調中國的遼闊與富饒,物產豐富,河流極多,而且魚類也極多。他還認為 「這個國家的船隻之多可以等於世界上其餘的全部加在一起」,但這隻限於計算淡水中行駛的船隻,「至於他們出海的船隻,數目卻很少,並且無論在數量或結構上都無法與我們的相比」。很明顯,這是明朝封海使然。這種對海的phobia,西方人根本無法理解。大運河的漕運全靠拉縴進行,利瑪竇聽一位「數學家」說,光是維修運河,使得它們能夠通行,每年就得耗資百萬。「所有這些對歐洲人來說似乎都是非常奇怪的,他們可以從地圖上判斷,人們可以採取一條既近而花費又少的從海上到北京的路線。這可能確實是真的,但害怕海洋和侵擾海岸的海盜,在中國人的心裡是如此之根深蒂固,以致他們認為從海路向朝廷運送供應品會更危險。」 城市的規模與繁華也給利瑪竇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認為南京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城市: 「在中國人看來,論秀麗和雄偉,這座城市超過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而且在這方面,確實或許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與它匹敵或勝過它。它真的到處是殿、廟、塔、橋,歐洲簡直沒有能超過這些的類似建築。在某些方面,它超過我們的歐洲城市。這裡氣候溫和,土地肥沃,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禮,談吐文雅。」 但他對北京的印象卻不怎麼好。他到中國是萬曆年間的事,然而看來即使經營了幾百年,北京仍然趕不上南京。據他說: 「(北京的)城市的規模、房屋的規劃、公共建築的結構以及防禦,都遠不如南京,但人口、軍隊、政府官員的數目則超過南京。它的南面由兩層高而厚的城牆所包圍,城牆上面的寬度可供12匹馬並行而不覺阻礙。這些城牆主要是磚建築。牆基全用巨石支撐,牆內填滿調和好的泥土。它們不比在歐洲所見的城牆更高,在北面則只有一道城牆保護。」 確實如此,北京的所謂「內城」在北面,南面是所謂「外城」,於是防禦南面來的攻擊就比北面來的更容易——進攻者先得攻陷外城,才能攻擊內城。這完全符合利瑪竇的觀察——中國人建造城牆是為了防止內部暴亂,而不是防禦外族入侵。很明顯,北京城的設計,忽略了對蒙古人的防禦,而這恰是朱元璋當年派朱棣駐守北平的目的。看來這布局的改變是朱棣稱帝後作出的。他也真可謂深謀遠慮,明見萬里——雖然京城幾次因瓦剌人或滿洲人的進攻而陷入危急,但真正攻破它的還是南面來的李自成。 至於北京城牆「不比歐洲所見的城牆更高」,恐怕是利瑪竇目測錯誤(他大約不敢以象限儀測定城高几何吧)。我在歐洲見過的城牆,羅馬城牆included,絕對沒有北京城牆那麼高。 令我吃驚的是北京街道的原始狀況: 「北京很少有街道是用磚或石鋪路的,也很難說一年之中哪個季節走起路來最令人討厭。冬季的泥和夏季的灰塵同樣使人厭煩和疲倦。由於這個地區很少下雨,地面上分離出一層灰塵,只要起一點微風,就會刮入室內,覆蓋和弄髒幾乎每樣東西。為了克服這種討厭的灰塵,他們就有了一種習慣,那或許是任何其他地方都不知道的。這裡在多灰塵的季節,任何階層的人想要外出時,不管是步行還是乘坐交通工具,都要戴一條長紗,從帽子前面垂下來,從而遮蔽起面部。」 這哪像個首都的樣子?連阿拉故鄉都不如。我小時故鄉還保留了許多舊貌,街道都是一色青石鋪成的,哪像皇城那樣竟然是泥土路面?不過,沙塵滾滾,一片灰黃倒不是路面原始造成的。如今北京處處是柏油路或水泥路,還不是那個鳥樣?那是因為北京出去就是沙漠。我上學那陣,姑娘都用尼龍紗裹住頭面,跟西方搶銀行的竊賊並無兩樣,原來這做法古已有之,而且不限男女,比現代還先進(當然有車階級可免此厄)。 論GDP,當時的中國當仁不讓是全世界第一。利瑪竇說,「賦稅、關稅和其他貢物,據一般說法一年無疑已超過了一億五千萬。……國家預算之大是遠遠超過歐洲人所能想像的。公用建築、帝王及其親屬的宮殿以及維修城市監獄和碉堡、更新各種戰備,都必須由國庫支付,而在幅員這樣遼闊的國家,建築和維修的項目是接連不斷的。人們很難相信,有時候即使這樣龐大的收入也不夠應付開支的。當出現這種情況時,就增收新稅以保持預算平衡。」 利瑪竇去中國時,正當大明鮮花著錦、烈火烹油之盛時,善於理財的張居正使得國用相當充足。他還沒來得及看到後來遼餉、練餉、剿餉三大餉使得國家破產,皇室終被傾覆。這正是朱元璋作法自斃——除了毛澤東外,他大概是歷史上最堅定地反對走資,提倡「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國家領袖,為此把大海上鎖關起來,逼迫全民去黃土裡刨食,使得土地稅成了國家歲入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來源,讓宋朝業已相當發達的工商業永久凋謝,當然最後要搞到民窮財盡。若是崇禎如晚清那樣,知道徵收厘金(商業稅),則也不至於弄到官逼民反的地步,這就是反對走資的好下場。 這些當然是題外話了。愛你喂,讀過該書,我的感覺是,當時的大明絕對是經濟第一大國,但同時也絕對是文化落後的第三世界。這狀態大約一直保持到乾嘉時代。此後咱們則喪失了經濟上的領先地位,直到近年又才坐二望一。然而論文明程度,咱們依舊是那個第三世界國家。 最後抄錄利瑪竇提到的幾條中國特色: 「在中國,沒有像我們的《十二銅表法》和《凱撒法典》那類可以永遠治理國家的古代法典。凡是成功地取得王位的,不管他的家世如何,都按他自己的意思制定新的法律。繼位的人必須執行王朝創業人所頒布的法律,這些法律不得無故加以修改。」 對這條他只是中性陳述,未作褒貶。他肯定的兩個優點是: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樣一個幾乎具有無數人口和無限幅員的國家,而各種物產又極為豐富,雖然他們有裝備精良的陸軍和海軍,很容易征服鄰近的國家,但他們的皇上和人民卻從未想過要發動侵略戰爭。他們很滿足於自己已有的東西,沒有征服的野心。在這方面,他們和歐洲人大不相同。歐洲人常常不滿意於自己的政府,並貪求別人所享有的東西。西方國家似乎被最高統治權的念頭消耗得筋疲力盡,但他們連老祖宗傳給他們的東西都保持不住,而中國人卻已經保持了達數千年之久。這一論斷似乎與我們的一些作者就這個帝國的最初創立所作的論斷有某些關係,他們斷言中國人不僅征服了鄰國,而且把勢力擴張到遠及印度。我仔細研究了中國長達四千多年的歷史,我不得不承認我從未見到有這類政府的記載,也沒聽說過他們擴張國界。正相反,我常常就這一論斷詢問中國博學的歷史學家們,他們的答覆始終如一:即情形不是這樣的而且也不可能是這樣的。姑且不論作出這種錯誤記載的作者聲譽如何,錯誤之所以出現,很可能是因為曾發現有中國人到過中國人國境以外的證明。例如,人們可以引證菲律賓群島,中國人曾打入那裡的私人企業,但不是官方正式委派的。」 「標誌著與西方一大區別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實是,他們全國都是由知識階層,即一般叫做哲學家的人來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個國家的責任完全交付給他們來掌握。軍隊的官兵都對他們十分尊敬並極為恭順和服從。他們常常對軍隊進行約束,就像老師懲罰小學生那樣。戰爭政策由哲學家規劃,軍事問題僅僅由哲學家決定,他們的建議和意見比軍事領袖更受皇上的重視。事實上,這類意見很少、並且只有在罕見的情況下,是交給作戰會議討論的。因此,結果是凡希望成為有教養的人都不贊成戰爭,他們寧願作最低等的哲學家,也不願做最高的武官。他們知道在博得人民的好感和尊重以及發財致富方面,文官要遠遠優於武官。更加令外國人驚異的是,事關對皇上和國家的忠誠時,這些哲學家一聽到召喚,其品格崇高與不顧危險和視死如歸,甚至要超過那些負有保衛祖國專職的人。也許這種情操來自於:人們有了學問,心靈也就高尚了。也許還出於這一事實:從帝國建立以來,人們就更願意學習文科而不願從事武職,這對一個很少或沒有擴張版圖的民族是更合適的。」 除了儒生(他所謂「哲學家」)因為道德高尚而勇於捐軀,中國歷史上從未對外發動侵略戰爭是屁話之外,他觀察到的這兩個特點都非常準確(尤其是第一條,雖然漢武帝以開邊著稱於史,但那以後中國人的擴張欲就徹底萎縮了[唐太宗是胡人,算不得漢人],此後中國疆域的擴大,靠的不是蒙古韃子就是滿韃子,至今中國人仍無擴張欲,與白人是兩回事)。至於這些到底是優點還是缺點,就是見仁見智的事了。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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