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全球化與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結構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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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社會學；制度學派；全球化；中國發展模式；結構性風險以制度學派的視角，關注外資在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中的特殊作用，以及基於這種發展模式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秩序在近期和遠期的互動，是構成本文的一個動因。本文的主要思路是：首先，簡要介紹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學和經濟社會學的變化，然後應用經濟社會學理論來討論全球化與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結構性風險；其次，介紹兩個西方社會科學關於資本主義經濟長程運動的理論，然後從這兩個理論出發來分析現在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形勢；第三，簡單討論中國歷史和世界史的同時代性問題，力圖在理解全球化的同時對中國經濟本身給予一個具體的定位；最後，分析現行國際經濟秩序面臨的危機，以及這些危機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影響。 ( http://www.tecn.cn )一9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學的發展有以下特徵：第一、傳統意義上的社會學研究對象的邊界開始變得更為模糊。目前美國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都存在一個跨學科融合的趨勢，這與美國社會科學所主要關注的問題息息相關，大多數現實問題，比如全球化、貧困、移民、環境、性別、民族主義以及少數團體問題，都有跨學科的性質。跨學科研究的結果是原有的一些傳統學科紛紛向其他領域邁進。在這種情形下有人問：社會學到底是什麼？社會學家到底應該關注什麼？這個問題在90年代的美國社會學界曾經引起過一場大辯論。第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自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問卷調查已經是社會學中比較成熟的方法了。隨著冷戰的結束，一系列新問題諸如民族主義、文化和認同等成為了研究的新熱點。傳統的方法在這些領域有局限，因此美國新一代的研究生越來越傾向於使用新的研究方法來從事社會學的研究，像田野工作、深度訪談等。這類方法直接與研究對象有互動，與傳統意義上的問卷法有明顯的區別。與此同時，從80年代就已經興起的比較歷史法、文化轉向、符號分析等研究方法也更加興旺發達。第三、社會學帝國主義傾向。對經濟學帝國主義，各位同仁耳熟能詳。實際上社會學同樣存在因研究領域不斷延伸而導致的「帝國主義」傾向。只要有一種社會現象，一般就會產生那門社會學，比如經濟社會學、政治社會學、宗教社會學、文化社會學等。但是和經濟學相比，社會學比較鬆散。經濟學學者接受同樣的訓練，運用同樣的理論預設，使用同樣的研究方法，因此學科的建構就比較容易。而在90年代的大辯論中，社會學的整合成了許多社會學者共同擔心的問題。第四、日益關注現實生活的趨向。在90年代的大辯論中有三派，第一派為理論派，主張仍然注重過去那種象牙塔里的人類社會的最基本特點之類的問題；第二派為方法派，即側重在定量分析中使用艱深的數學統計學工具；第三派為改革派，其特點是走出象牙塔，關注現實生活中的重大問題。現在美國社會學刊物上關於重大現實題材的文章越來越多。有人甚至提出公共社會學的概念，即關於公共事務的社會學分析。不久前，公共社會學甚至成為一次美國社會學年會的主題。 ( http://www.tecn.cn )在這樣一個跨學科、重視現實問題，各學科都在為自己爭奪一席生存之地的時代，社會學到底是什麼？回答是：我們不能再以傳統的因變數或研究對象來區分作為一個學科的社會學，同樣也不能依賴研究方法來區分，社會學的特質可能到了最後只剩下一種視角，而這種視角與經濟學、政治學有著本質上的區別：經濟學本質上關注的是效益問題；政治學側重的是利益問題；而社會學則專註於社會現象之間的聯繫或關係的問題，它從各種因素之間的相互聯繫和作用中解釋因變數。從這層意義上，現在的社會學研究早已打破傳統意義上以因變數和方法來界定社會學的局面，它關注現實生活中的重大問題，然後使用一種社會學的觀點來進行分析。 ( http://www.tecn.cn )二下面我簡單地討論一下經濟社會學裡的制度學派。現代經濟社會學淵源於格蘭諾維特1985年關於「嵌入性」的論述，又經過其主要倡導者斯威德伯格的大力推動，成為90年代不斷發展的社會學分支（Granovetter ，1985；Swedberg，1991；Smelser ，&Swedberg，1994；Granove2tter &Swedberg，2001；Swedberg，2003；斯威德伯格，2003）。 ( http://www.tecn.cn )格蘭諾維特之所以被奉為經濟社會學的鼻祖，有人認為是因為他提出了一個以網路分析為基礎的對經濟現象的解釋。但是大多數的經濟社會學家，特別是信奉其他理論的學者卻一致公認，他的主要貢獻並不在於引入了以網路為基礎的解釋，而是在於提出了嵌入的概念。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用理性人的理論預設來解釋人的經濟行為，認為經濟是一個隨著現代化進程的發展與社會日益分離的子系統，而新古典經濟學則是對經濟子系統獨有的運作規律進行的高度抽象和概括。在經濟學的分析中，理性以外的其他社會因素的影響被認為會日益淡化，因此可以忽略不計。而格蘭諾維特認為事實正好相反，隨著現代化、產業化過程的發展，影響經濟活動的社會因素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他提出的嵌入概念明確指出，所有的現代資本主義大生產或者資本主義經濟都嵌入在現行的社會關係之中。這個概念為所有研究經濟現象的社會學家提供了一把大傘（林南先生的比喻），大家可以從這個概念出發推導出一系列嵌入的方式。經濟生活既可以嵌入在網路里，也可以嵌入在制度里，更可以嵌入在文化環境中。 ( http://www.tecn.cn )這個特別有力的分析概念在本質上對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結構性風險學的思維方式提出了直接的挑戰，同時也給經濟社會學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框架。 ( http://www.tecn.cn )目前經濟社會學的理論主要有三個分支：網路、制度和文化。因為國內的同行都比較熟悉經濟社會學中的網路研究，所以我今天主要介紹一下制度學派的來源和基本特點。經濟社會學中的制度學派來源於組織理論。組織理論中制度學派的核心概念是組織的同構，也就是為什麼組織會有相似的結構。為解決這一問題，組織理論提出了結構化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在組織領域內存在一系列制度化的機制：第一，從事相似功能的組織的互動開始增加；第二，這個領域內產生了一種等級制度；第三，領域之間的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需要指出的是，同構機制有三種形式。第一種是強制，最典型的例子是政府通過法規對一個產業領域裡的所有組織進行限制。第二種是模仿，這種模仿指的是一種制度化的模仿行為，它不同於在競爭壓力下的模仿。後者指的是組織間競相模仿某個成功的模式的組織行為。而制度化的模仿指的是在面對強烈的不確定性時，組織在無法對未來進行預期的情況下，把遵循常規作為一種選擇。第三種是規範，主要發生在專業化的領域內。它指進入某個專門領域時組織面臨的一些具備條件，這些條件是一種規範性的力量。規範性的力量被制度化以後，這個領域就產生了同構。這些是早期制度學派的基本理論。它與經濟學的通過理性行為來解釋經濟現象的思路針鋒相對，因為同構機制無法用理性行為來解釋（Meyer &Rowen ，1977；DiMaggio &Powell，1983；Powell &Dimaggio ，1991）。 ( http://www.tecn.cn )制度學派在80年代中期由組織理論向經濟社會學轉變的過程中有三個重要的轉折點。第一個是伯克利分校文化社會學家斯威德勒提出的文化工具箱理論。她認為文化實際上是一個工具箱，不僅蘊含了一般的價值體系，而且包括了所謂的理性的行為。基於這個觀點，許多被經濟學奉為理性的經濟行為實際上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文化現象。比如，新古典經濟學把消費者的個人選擇作為一個核心概念，然而從文化工具箱理論看來，這種選擇只是歐美文化的一種現象而已，是市場經濟在歐美文化內成長的過程中被這種文化所界定的一種理性分析的概念。許多被認為是所謂純理性的東西，實際上只是一個文化的構架，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這個觀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打開了一扇社會學對理性行為進行分析的大門。從此，社會學家可以承認理性行為，但是可以從文化和社會的角度去解釋理性行為的起源。這個大的改變打破了以前根據因變數劃界來進行學科定位的局面。原來對經濟題材基本上不感興趣的社會學家開始放鬆對理性行為研究的自我約束，正式進入傳統上被認為是經濟學的分析領域。這樣就給經濟社會學的發展奠定了一個理論的基礎（Swidler ，1986；DiMaggio，1994）。第二、普林斯頓大學的迪馬基奧提出代理人與利益在制度分析中的作用。早期組織理論中的制度學派基本上有意排除代理與利益等具有功利主義傾向的概念。因此，制度學派受到很多的批評。把代理與利益正式介紹進位度分析的框架後，制度化過程中的政治就變成一個重要的分析對象。這樣做的結果是大大地強化了制度學派的解釋力（DiMaggio，1988）。第三，把傳統的組織理論中的制度學派發展到後來的經濟社會學的制度學派的主要人物是伯克利的弗雷格斯坦。 ( http://www.tecn.cn )他在80年代研究美國企業近百年治理模式演變的過程中，通過揭示反壟斷法的變遷對美國企業構架市場控制模式的影響，突出地強調了國家對經濟治理的作用。由此，市場結構成為美國經濟社會學研究的基本對象。這從根本上超越了原來組織理論的分析層面。組織理論時代的制度學派傾向於從組織集群的角度解釋同構現象；而到了經濟社會學時期，國家或其他重要的政治制度作為外在的力量向組織施加的重大影響成為經濟社會學家關注的重點。納入國家的概念就離不開政治因素，這個分析框架在某種程度上把政治社會學和經濟社會學嫁接了起來（Fligstein ，1990）。 ( http://www.tecn.cn )90年代以來，制度學派沿著當初的三個方向進入經濟社會學：第一，從組織理論中的強制機制出發，經濟社會學如今著重研究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制約（Campbell at el.，1990；Carruthers，1996；Fligstein ，1990；Dobbin，1994；Gao ，1997、2001；Roy ，1997）。第二，從模仿機制出發，經濟社會學著重於經濟發展模式、經濟意識形態以及商業文化對經濟行為的影響。早在組織理論時期，制度學派的認知部分就被認為是該學派最具原創性的貢獻。到了經濟社會學時代，認知部分成為制度學派關注的重要研究對象（Dobbin，1994；Hall，1989；Gao ，1997；Babb，2001）。第三，專業化部分集中研究卡特爾和專業行會協會對單個企業經濟行為的約束（Campbell et al.，1990；Gao ，2004）。所謂卡特爾是多個生產者在同一產品的生產中締結的組織，以維護最低競爭價格，防止惡性競爭。在歐洲和日本卡特爾的作用比較明顯，而美國的反壟斷法不允許它的出現。 ( http://www.tecn.cn )經濟社會學裡的制度學派有以下基本特點。第一，明確以新古典經濟學為批判對象，尤其是新古典經濟學以理性選擇和供求理論為基礎解釋經濟行為的學術範式；第二，出現大量的以宏觀的、歷史的、定性的方法為主要研究手段的研究成果；第三，與其他制度學派，例如制度經濟學、歷史制度學派，進行頻繁對話，已經形成跨學科的影響（Hall &Soskice，2001；Hollingsworth &Boyer，1997；Kitscheltetal.，1999）；第四，由於放鬆了對經濟理性研究的約束，制度學派正式進入了傳統意義上屬於經濟學範疇的分析領域，從而可以對像市場、金融、貨幣，以及全球化這樣的一系列重大現實問題直接發言。承認經濟理性又強調社會因素的學術視角使經濟社會學家更有條件從理論的角度去解釋社會現實。 ( http://www.tecn.cn )三下面我進入今天的主題「，全球化與中國發展模式的結構性風險」。在這個分析框架裡面，全球化是自變數，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結構性風險是因變數。在很多的文獻中，全球化被解釋成生產要素，即結構性因素，比如資本、商品、技術，甚至勞動力以移民的方式的跨國流動；其中特別常用的是用國際貿易與GDP 之比的升降來測量全球化的趨勢。全球國際貿易和全球GDP 總量之比在1913年曾達到一個高峰，接近14%，此後一路下降，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跌至谷底。後來開始回升，到90年代中期達到了大概15%.基於這樣的動態變化，有些學者認為現階段存在全球化趨勢，證據是從40年代末的谷底往後看，經濟的全球化的確是推進了。但另一派學者認為上一個高峰期的1913年就有了14%，現在也不過15%，全球化並不明顯。比較一致的意見認為歷史上的確出現了兩次全球化的過程。第一次發生在1870年到1913年之間。1914年作為國際金融體系的金本位制垮台，一戰爆發，全球化過程開始逆轉。 ( http://www.tecn.cn )全球化的逆轉引發各國之間在爭奪市場、原材料方面的競爭加劇，最後發展為二戰。二戰後，美英主導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成立了貿易關稅總協定，正式確立了美國霸權下的新的國際金融秩序和貿易秩序，這樣就使得第二次全球化的傾向又開始復甦。 ( http://www.tecn.cn )在剛剛由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的題為《日本經濟的悖論：繁榮與停滯的制度性起源》一書中，我從全球化的角度來解釋日本經濟從戰後的繁榮，到泡沫經濟的崩潰，最終走向停滯的過程。我認為全球化不僅僅是一個商品、技術、資本、勞動力的跨國流動的結構性過程，我們也應該把它看成一個制度性的過程。第一次全球化實際上是以英國霸權支持下建立的金本位為主的國際金融秩序，以及歐洲一系列國家之間關稅協定形成的國際貿易秩序來支撐的。這兩大制度促進了第一次全球化大潮的發展。然而制度是蘊含著內在矛盾的。制度的產生總是基於特定的歷史環境。當歷史環境由於結構性的變遷發生變化的時候，新環境就會對制度本身的運轉提出挑戰。任何一個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裡面都隱含著內在的矛盾。1914年金本位垮台，國家之間彼此就難以兌換貨幣了，匯率體制的變化對國際經濟產生重大影響。各國之間對市場和原材料的競爭使得原來的國際貿易體系開始崩潰。在20年代和30年代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都信奉「生命線理論」，正是在這個理論的支持下，各國紛紛在全球範圍內爭奪市場和原材料，最後導致了二戰（高柏，2004）。 ( http://www.tecn.cn )從制度的角度來看，戰後布雷頓森林體系和貿易關稅總協定重建了國際金融和貿易秩序。當時的世界霸權美國力圖通過一個互減關稅的多邊貿易協定促進國際貿易，以便有利於美國產品的出口。但是在冷戰和戰後西歐生產被嚴重破壞的背景下，美國與其盟國實施了一種不對稱的合作。它通過馬歇爾計劃扶植歐洲，通過道奇計劃扶植日本，同時美國允許其盟國限制對美國產品的進口並鼓勵它們向美國市場出口。美國希望通過扶植這些國家的經濟來實現未來的產品輸出。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布雷頓森林體系以固定匯率體系為基礎，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調節。固定匯率給各國追求獨立的金融和財政政策目標提供了一個保障。 ( http://www.tecn.cn )在這個保障下，西方國家得以發展福利社會，也是在這個條件下，西方經歷了20年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但是1962年耶魯大學經濟學家羅伯特·特里芬發現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內在矛盾。他指出該體系早晚要垮台。因為一方面美元是支持整個國際金融體系的關鍵貨幣，美國的盟國在布雷頓森林體制與關稅貿易總協定的支持下，藉助於它們的貨幣與美元之間長期偏低的匯率，向美國大舉出口它們的商品。另一方面，美國作為關鍵貨幣國必須維持世界各國對美元的信心，因而無法通過調整匯率來減少日益增長的對外貿易逆差。如果美國以美元貶值為手段來增強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的話，它很快就會被其他國家將自身貨幣進一步貶值的行為所抵消。因此，特里芬預言除非各國找出其他途徑來解決這個矛盾，否則布雷頓森林體制遲早會垮台。由於日本堅決反對日元升值，美國總統尼克松於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與黃金的掛鉤，同時使美元貶值並向進口商品徵收百分之十的關稅，由此開始了以政府間談判來決定美元與德國馬克以及日元匯率的史密斯索尼安體制。該體制只維持了短短的兩年。從1973年開始，主要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均開始採用浮動匯率。 ( http://www.tecn.cn )浮動匯率對企業和銀行馬上就有了直接的影響。原來固定匯率的情況下，一國的金融風險由中央銀行承擔，企業的資產多少不會隨匯率發生急劇變化；而在浮動匯率的情況下，金融風險就由企業和私人來承擔了。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跨國公司都有一種強烈願望把自己的海外資產在不同的貨幣之間進行及時的自由兌換。其次，在浮動匯率的條件下，大銀行有了牟利的空間，所以它們也積極推動西方各國政府實現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的結果是，國際外匯貿易額和國際貿易額之比由70年代初的二比一發展到今天的一萬多比一。金融資本已經完全從貿易中分割開來，成為一個可以獨立運作攫取利潤的領域。現行的國際金融體制伴隨著極大的風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已經發生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機，耳熟能詳的是亞洲金融危機和日本的泡沫經濟，實際上還包括拉美國家的債務危機，拉美南部錐體地區危機，墨西哥金融危機，阿根廷、巴西和俄國出現的金融危機（高柏，2004）。 ( http://www.tecn.cn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垮台導致了世界政治經濟中兩個結構性的過程。第一個是資本主義經濟從貿易和生產的擴張向金融和財政的擴張的轉換。世界體系理論的重要代表人物吉瓦尼·阿瑞吉在《漫長的20世紀》一書中提出，每個霸權的建立總要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他提到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上至少出現了三個霸權時期，即荷蘭、英國和美國霸權時期，每個時期的霸權都支撐起一個國際經濟新秩序，而國際經濟秩序的穩定導致了生產和貿易的擴張。隨著生產和貿易的擴張，資本就開始積累，然後各國之間對資本的爭奪總是導致金融和財政的擴張。只要有金融和財政的擴張，遲早會導致一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全球規模的危機（Arrighi，1994；Arrighi &Silver，1999）。阿瑞吉關注的是資本主義總體系的世界性的危機，我把這個理論推導到了70年代以後。當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垮台以後，由私人企業和大銀行推動產生的金融自由化使得各發達國家進入了金融和財政的擴張階段。財政的擴張在歐洲福利國家導致的危機從70年代以來十分明顯。金融的擴張表現在貨幣的貿易已經完全脫離國際貿易而變成一個獨立的領域。阿瑞吉只是提出了一個長程的預測，他對金融擴張何時產生一個全球水平的危機並沒有準確的認定。 ( http://www.tecn.cn )對第二個結構性的轉變的認定可以借鑒卡爾·博蘭尼在《巨變》一書中提出來的觀點，他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實際上受兩個完全相反的力的作用，一個作用力是人們釋放市場力量的努力，一個作用力是人們保護社會的努力。而19世紀末第一次全球化的浪潮中，各國紛紛釋放市場的力量。但是，釋放出來的市場力量極具破壞性。到了1913年它摧毀了整個國際經濟秩序，並使全球化的過程出現逆轉。在以後的30年間，工業化國家中出現了三種不同的回應：第一種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第二種是以德意日為代表的法西斯主義；第三種是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Polanyi ，1944）。這是三種人類社會對上一次全球化過程的逆轉做出的制度性選擇，而這三種選擇都是由保護社會的努力催生出來的。我把這個理論推導到20世紀的後半期，從2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各國都是以保護社會的力量佔主導的時期，而到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垮台後，它們開始轉向釋放市場力量。所以，我們現在面臨的世界經濟形勢有兩個大前提：第一，我們處於資本主義長程運動中的金融和財政擴張的階段；第二，我們處於資本主義長程運動中釋放市場力量的階段。 ( http://www.tecn.cn )全球化的過程與中國有什麼關係？在此我想強調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同時代性。也就是說，世界經濟結構的歷史性變動將直接作用於中國。中國近代史是從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開始的，這比西方文獻通常認為的187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浪潮還早30來年。19世紀以來大清帝國面臨的種種危機實際上是在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中西方國家試圖打開中國的大門進行國際貿易，由此引起的抵抗以及鎮壓的過程。20世紀初共產主義在中國的興起與1913年全球化浪潮的逆轉是密不可分的。當時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在以金本位為基礎的國際經濟秩序垮台後產生了激烈的衝突與爭奪，這是導致五四運動的直接原因。我們在20世紀面臨的民族危機實際上是在第一次全球化大潮逆轉的條件下，在市場嚴重縮小的情況下，列強之間為爭奪利益，對當時不發達國家的衝擊的結果。到後來，中國作出了與蘇聯同樣的選擇，即社會主義道路。建國以後，儘管我們跟世界經濟分隔了20多年，但是從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踐上，中國與世界歷史仍然是具有同時代性的。到了70年代初，全球化進入第二個階段，從生產貿易的擴張進入金融財政擴張的階段。資本可以跨國界自由流動，同時各國從強調保護社會進入釋放市場力量。而中國的改革開放正是70年代末開始的，開放以及吸引外資正契合當時金融擴張的國際經濟形勢；改革要求由原來的保護社會轉向釋放市場力量，這同樣與世界經濟的結構化轉變相照應。所以，整個20世紀中國的歷史和世界歷史完全是同時代性的。 ( http://www.tecn.cn )正因為這種同時代性，如果全球化發生逆轉，中國必然會受到嚴重影響。為了探討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結構性風險，我們應該先討論一下什麼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與日本和韓國所代表的東亞發展模式相比，中國在大力促進出口方面別無二致，但是鼓勵出口的機制方面卻與東亞模式完全不同。所謂的東亞模式是對本國幼稚產業實行嚴格的保護政策，依靠政府的產業政策在國內市場實行寡佔競爭，力圖使本國企業在本國市場內培養出競爭力後走向國際市場。這種國際競爭力以民族品牌和自主開發為特徵。與東亞模式恰好相反，中國鼓勵的出口是基於通過生產要素，尤其是以廉價勞動力為基礎的比較優勢來參加全球生產分工。在每年的進口中，80%是生產資料的進口，而不是消費品。也就是說中國進口的絕大多數實際上是原材料和人家生產的半成品，然後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來進行組裝後再出口。以這種方式參與國際分工的好處是見效快，即單純引進外來技術和品牌並不需要艱苦的自主開發和學習。然而其弊端也顯而易見，即沒有獨立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主要利潤被跨國公司攫取。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概括成一句話就是，以廉價勞動力為比較優勢的基礎，以大力發展外貿，尤其是大進大出的進出口為主要手段來參加全球生產鏈的分工，形成一種世界工廠的模式。這種模式的優點在於它能迅速地刺激中國的出口，中國的出口在加入了WTO以後每年的增長都在30%以上。出口的發展又極大地促進了國內經濟的發展，所以過去25年中國的平均GDP 的增長率高於8%. ( http://www.tecn.cn )與此同時，這種模式存在著日益增長的風險。①「關於以下四種中國發展模式面臨的風險的討論，請參閱高柏，2004：中文版序言。」第一，據2003年的統計，中國的GDP 近10%是依賴美國市場。過分依賴美國市場的結果是，如果美國經濟有所波動，或者中美關係出現大的變動，中國的出口將受到沉重打擊。 ( http://www.tecn.cn )美國經濟由於美元而出現大幅度波動的可能性極大。在失去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情況下，大部分國家仍然以美元作為國際貿易的結算單位以及外匯儲備的關鍵貨幣，有人把它稱為美元本位制。美元本位制與原來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和金本位制有什麼區別呢？後二者與黃金有直接的對應關係，而現在美元同任何東西都沒有對應關係，它後面既沒有黃金的支撐，也沒有美國國內的儲蓄支撐（Duncan，2003）。中國對美國的出口賺取了大量貿易順差，為了避免引起通貨膨脹，這些貿易順差不可能全部用於國內投資，所以中國購買了大量美元債券。過去美元債券可以兌換成黃金，而現在如果出現金融問題，中國積累的美元資產很可能化為烏有。貿易依賴和美元依賴構成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一個基本風險。同時，這種風險還可以從美國的角度來看。據美國官方統計，2003年美中貿易逆差高達1240億美元，去年據預測是1500億美元。這樣就在美國政府中產生了一種極其強烈的危機意識，很多人認為中國正在搶走美國人的工作。去年以來，美國官方一直在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人民幣升值甚至開放匯率。 ( http://www.tecn.cn )第二方面的風險在於：中國建立世界工廠的模式需要消耗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2003年中國消耗了全世界接近40%的鋼鐵和水泥。這就使很多國家特別是周邊國家突然覺得中國是一個極大的威脅。這從去年日本和俄國在石油問題上與中國的種種博弈可以看得很清楚。國際政治由所謂的現實主義理論指導，即一方的強大意味著另一方的受損。這樣，國際上對中國的壓力，特別是要求實現人民幣升值和匯率體系變化的政治壓力肯定是越來越大。 ( http://www.tecn.cn )第三個風險在於中國GDP 對國際貿易的依存率。2002年這個依存率為49%，到了2003年是6212%，到了2004年預測是72%.也就是說，中國GDP 的70%以上與外貿有關。這一方面反映我們的經濟高度開放，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國際市場波動對中國經濟造成重大影響的可能。 ( http://www.tecn.cn )以上三點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的一種動力。就是說，由於中國的迅速崛起，特別是崛起的特殊模式，使國際社會對中國產生了很大壓力，這種壓力的表現就是要求人民幣升值，要求開放資本帳戶。據預測，等在門口的是一萬億美元的對沖基金，人民幣一旦升值就會一擁而上。 ( http://www.tecn.cn )在國際政治經濟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下，中國面臨的是怎樣的局面，又應該如何應對？我想聯繫日本的歷史經驗來討論這一問題。我過去的研究發現日本企業治理的特點是強於協調弱於監控。我對日本的研究證明，在固定匯率和限制資本自由流動的條件下，日本這樣一種強於協調弱於監控的企業治理模式可以把所有能得到的資金引向生產領域，又由於當時日本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和國際貿易關稅總協定支撐下經歷了20年的黃金時期，高速的經濟增長率使得它的過剩生產能力可以被很快吸收。但是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後，發達國家普遍進入緩慢增長階段。在浮動匯率和金融自由化導致的資本跨國界自由流動的條件下，這種強於協調弱於監控的企業治理模式存在著製造泡沫經濟的極大危險。理解日本的經濟泡沫除了金融的角度，還要考慮財政的問題。國際金融秩序和政府互動遵循蒙代爾—弗雷明的三維悖論。在資本自由流動的條件下，一國國際經濟政策有三個不同的目標，第一是穩定匯率；第二是維持貨幣的自由兌換；第三是通過國內的金融政策和財政政策實現國內的政策的目標。蒙代爾—弗雷明的三維悖論證明一國在最理想的條件下只能實現三個目標中的兩個，永遠不可能同時實現三個。而日本經濟泡沫就是由於三維悖論的作用操作失當。1985年，日本迫於美國等的壓力，簽訂了廣場協定。廣場協議是力圖依靠中央銀行在外匯市場進行直接操作，來實現美元貶值。其結果是日元的升值以及由此導致的日本經濟在1985年底的蕭條。為了從通貨緊縮中走出來，日本政府在積極的金融政策的基礎上又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最後導致了泡沫經濟以及泡沫破裂之後的長期蕭條。 ( http://www.tecn.cn )四下面，讓我們再來回顧和分析一下中國經濟過熱的歷史和國際政治經濟背景。朱基總理為了調控92年鄧小平南巡以後的經濟過熱曾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並實現了當時所謂的成功的軟著陸。但是他任期內開始的國有企業改革、住房改革、醫療改革卻使得中國消費者對於未來收入預期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這三項改革一起上馬的一個直接後果是老百姓不敢消費了，這就導致了通貨緊縮。假日經濟、開發西部，到後來申辦奧運、世界博覽會等等舉措都是為了製造經濟中的有效需求。去年3月，國內經濟學家就經濟是否過熱而廣泛辯論。當時我在國家圖書館的一次講演中提出中國經濟過熱的來源是美元匯率的下跌。從兩年前開始，布希政府為了大選一直實行一個讓美元走軟的政策，以刺激美國的出口和增加國內的就業機會，所以在2003年一年，美元對歐元和日元分別下降了17%和14%.中國人民幣緊盯美元，美元貶值實際上人民幣也跟著貶。這樣就產生了兩個後果，第一，中國產品在美國以外的國際市場上的價格變得更便宜了，這導致中國的出口大幅度上升；第二，布希政府執行的減稅政策提高了美國的消費能力。這樣兩種作用加在一塊，2003年中國的外貿增長了3911%，與前一年相比多出了19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按中國現在的外匯管理政策，這些出口企業要把這些美元換成人民幣，也就是說有15000億人民幣突然被注入到中國的銀行系統。突然多出這麼多資金，銀行積極借貸，企業紛紛上項目。這就是我對前年以來的中國經濟過熱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進行的理論推導。 ( http://www.tecn.cn )中國經濟在制度安排上與日本相比雖然有明顯區別，比如日本有企業集團，中國有國營體制，但是企業治理的特徵就本質上來說是一樣的，都是強於協調弱於監控。如果人民幣一旦升值，中國面臨的局面和結果也可能與日本十分相似。去年的經濟過熱證明，在資本帳戶沒有放開的情況下中國已經出現經濟泡沫。如果人民幣真的升值了，資本帳戶開放了，那麼國內的政治和社會反映是什麼？這必然要涉及國內社會動蕩的風險。中國比較優勢的基礎是廉價勞動力。維持勞動力的廉價與經濟發展導致的社會不平等緊密聯繫。不平等現象如果在一個比較平穩的經濟環境下，即每年8%以上的經濟增長率的條件下，不至於導致大的社會政治問題。但是如果政府政策操作失當，就會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其社會和政治後果不堪設想。早在2002年底我與商務出版社的編輯商談我關於日本泡沫經濟的專著中譯本時，我指出這本書對中國的意義到了2008年或2010年前後就會體現出來。因為那時候有奧運會和世界博覽會這兩個重大事件，我認為屆時導致日本泡沫經濟的基本的結構性條件在中國就齊全了。 ( http://www.tecn.cn )沒有想到局勢發展得這麼快。幾個月後國際上就出現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聲音。當前的國際金融秩序正面臨著出現較大變化的可能。美國《外交季刊》2004年9、10月號上有一篇關於美元危機的文章（Peterson，2004），作者是華盛頓的一個主要智囊團美國經濟研究所的董事會主席，過去當過美國總統經濟諮詢委員會主席。他為了寫這篇文章採訪了大量的華爾街人士，包括美國前財長魯賓、前聯儲會主席沃克爾，以及一系列金融巨頭。這些經濟界人士一致認為，在美國現在經常帳戶赤字和財政赤字的條件下，目前的美元匯率絕對挺不過5年以上，肯定會有大的調整。這兩年美元已經跌了20%以上，這遠遠不夠。在現行的美元本位制的體系下，各國以美元作為主要的外匯儲備的貨幣形式和貿易的中介貨幣，如果美元發生大幅度貶值，那就意味著美國市場會發生嚴重的緊縮，考慮到中國現在對美國市場10%的GDP 依存率，70%以上的貿易GDP 依存率的情況，我們可以想像當美元危機發生後中國面臨的局面。 ( http://www.tecn.cn )當下的國際貿易秩序同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被認為是戰後新古典經濟學的鼻祖的經濟學家薩繆爾遜於去年6月發表了一篇有爆炸性影響的文章（Samuelson ，2004）。他認為由於中國的發展，自大衛·李嘉圖以來的國際貿易理論恐怕要重寫。李嘉圖以來的國際貿易理論以比較優勢的概念為基礎，以倡導自由貿易為主旨。中國和印度經濟的發展對這個理論提出了嚴重的挑戰。按照它的邏輯，西方發達國家的比較優勢在於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然而薩繆爾遜指出，現在中國和印度不僅僅擁有廉價勞動力，而且他們的高科技產業發展也非常快。《商業周刊》去年12月份的一篇專題報告「中國價格」中一句簡單的概括可以說是一語中的：當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與高科技相結合，美國就要出大問題（Engardio &Roberts，2004）。聽到這種說法，很多人會說，按照中國現在的發展模式，以廉價勞動力參與全球生產鏈的分工，集中在對來料和進口零部件的加工組裝部分，中國的利潤獲得與高附加值生產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的是，即使這樣中國經濟對發達國家的影響仍然表現在就業機會的轉移上。這次美國經濟的復甦是在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各種宏觀經濟指標都好，惟獨就業率不好的情況。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全球生產鏈的分工導致的國際競爭發生深刻結構性變化有直接關係。原來是以一個完全的產品為單位來進行分工的競爭，現在已經變成了以價值鏈的某個環節來進行分工和競爭。然而發展中國家完全可以由參與勞動密集型部分開始，迅速地進行產業升級換代，把所謂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品中勞動力密集的製造部分也拿過來。中國和印度的發展趨勢使得發達國家無論是在就業還是在工資這兩個方面都面臨著極大的壓力。 ( http://www.tecn.cn )近來中國一直在研究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我認為中國的崛起能不能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自己能不能認識到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關係中已經發生的極為深刻的變化。中國經濟的問題現在已經變成了世界經濟的問題，我們已經無法脫離世界經濟去理解中國經濟。我們必須從這個高度來認識現實和制定政策，處處為中國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這要求學術界走出代表企業利益甚至代表地方政府利益的層面，著眼於民族利益的大局，為國家的長遠發展出謀劃策。中國的世界工廠模式走到今天，如果再不控制本身對世界經濟的衝擊，就會在外部給中國經濟的國際環境製造出很多不利於中國經濟安全甚至是國家安全的因素。例如溫州皮鞋在西班牙被焚燒的事件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溫州商人體現出來的中國純粹以效率為基本點來競爭的這種不計代價的競爭方式對西班牙人的生活方式都形成了威脅。①「據海外中文媒體報道，西班牙人對溫州鞋商的一個主要不滿是西班牙人每天要睡很長的午覺，而溫州商人在此期間仍然工作，因此溫州鞋商更有效率。」如前所述，代表釋放市場力量的資本主義長程運動產生的社會張力和政治緊張，積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以爆炸性的形式在某種特定的環境下爆發出來；而適應一種特定的歷史環境的制度在環境變化的條件下將會產生無法適應的風險。面對這種風險，去年以來，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極有必要。這在去年的鐵本事件上看得很清楚。當時國內有人批評不能再對經濟進行行政干預，否則對建立市場經濟是不利的，是一個倒退。但是就現在中國面臨的挑戰而言，行政干預的負面作用是第二位的。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果沒有有效和及時的干預，中國經濟整體將承受極大的風險。在未來幾年裡，中國有幾個支撐經濟發展的熱點，如奧運經濟、世博會經濟，再加上現在的開發西部和振興東北。如果在這段時間內人民幣匯率制度有所鬆動，國際金融市場很有可能給中國經濟吹出一個大的經濟泡沫。只要有泡沫經濟，早晚肯定是要破滅的。這將對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產生十分嚴重的負面影響。 ( http://www.tecn.cn )參考文獻：高柏，2004，《日本經濟的悖論：繁榮與停滯的制度性根源》，北京：商務印書館。斯威德伯格，2003，《經濟學與社會學：研究範圍的重新界定》，安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Arrighi ，Giovanni &Beverly J1Silver 1999，Chaos and Governanc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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