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著讚美這殘缺的世界 | 陳超讀大解

上篇

有些文學熟語其實很難認真對待，比如「言為心聲」。特別是在真誠無欺已是極為罕見的詩歌品格的時代，像「言為心聲」這類熟語，如果今天要用在評論詩歌詩人上，我以為大致有三種情況：其一，敷衍性地稱讚的套話，不必認真對待。其二，讀者應該反著理解。其三，詩人修辭能力孱弱，只會直通通空泛「抒情」。其四，這種情況不多，即詩人真正配得上這個熟語。而能做到這一點的詩人，如果恰巧又有不凡的語言才能（這同樣致命），他或她，就是了不起的詩人了。在我眼裡，大解就是這樣真正把「言為心聲」與「言為詩聲」融匯於一體的詩人。

我是看著大解長大的（不是開玩笑哦）。當然，他也是看著我長大的。我們認識將近30年了，共一城風雨也快25年了。從我們怎麼愣著青春的頭皮搞「先鋒詩」，到後來怎麼拂著臉上乾燥的褶子交流日常經驗，彼此都熟悉。

大解出生於河北青龍縣山區，18歲之前干過幾乎所有農活，他的許多詩中的自然景物、民風民俗，是以本真的老燕山為「底背」的，言說有據，呼之欲出。如果大解寫到摟草打兔子，把腳杵在河裡洗衣裳的幾個胖娘們，狂風吹斜了拉乾草的馬車，挨坑的少年深夜在水電站瞭望遠處依稀的燈火，吃草的羊是一群只會叫「媽」的小板凳之類，那絕不是什麼隱喻，而是牢牢捺進他記憶的「本事」。本事中自有真意存焉。如果你願意拽文，也可以叫「轉喻」。

同樣重要的是，大解還有一個「底背」，1977年他入清華大學水利繫上學時，正是中國剛從文革中緩過來，開始「重臨」被中斷的五四啟蒙精神的意興遄飛的年代。這個工科學生，不好好「學工」，整天沉迷於「今天派」之類的地下刊物中。當時在人頭攢動的閱讀這些張貼在西單某某牆上的詩歌的讀者群里，也有瘦得麻桿一般的未來詩人大解。那些陌生而直指人心的吟述，更新了這個鄉村青年的情感，激發出新的感知力。

這樣，大解經由「今天」的朦朧詩，自然而然地溯向外國現代詩。學詩，「入門須正」，幾乎從起點上大解就近距離接觸到要害處，這使他少走了不少彎路。而當時文學系的學生，除去少數有慧心者，一般還要穿過什麼「湖畔詩」「新月派」之類，出完那些甜甜酸酸的天花，才得進入現代詩堂奧。

這兩種底背或說是精神履歷的血液，交流在大解的詩歌血管中。使他80年代中期的詩歌，初步兼具了有魅力的「近景」和「遠景」。同時，這也給他那時的詩，帶來一種健康的品格。我是在老歌德的意義上使用「健康」一詞的，道是「每一次健康的努力，都藉助於從內心邁向外部世界……」他的內心是新鮮的，雖不免糾結；而他的「外部世界」，主要不是都市，而是天空，灰藍的渤海灣，葳蕤崢嶸的燕山山脈，寒冽澄澈的青龍河，古道熱腸的栗子般大小散落的村落，如此等等。正是這個「外部世界」，一把拽住了大解，要他發聲，要他歌唱，要他「數到一百」地一一命名。

這樣，大解從朦朧詩奠定的修辭基礎出發，卻沒有依循後朦朧詩帶來的不斷「朝里走」的寫作勢能，而是另有天地，寫出了對自己來說真正「言為心聲」的詩歌。那就是在大地、海洋、山脈、天空、動植物……總之是「室外的事物」與人構成的背景下，以細節化吟述的方式，寫出了塵世的混茫和遼闊，民間煙火的恆遠，農業的醇厚和艱辛，母親們的「聖恩」，底層人的悲歡離合和桃紅柳綠，如此等等，藉此描畫出天道的汩汩輪迴。

因此，大解詩歌的尺度很大，但著力點又是小的，體現出他個人化的「小就是大，少就是多」。大解的詩歌題材也算廣泛，但他的短詩中那些寫得最令我會心的作品，還是那些既能體現「天行健」，而又能接通地氣和帶著修辭「墒深」的健康的大地之歌。這決定了這類作品，雖然大多與鄉土中國有關，但是他並不是一個典型的鄉土詩人。在他的詩中，「村莊」「土地」以及農事農作物這類詞語，不僅僅是一個特定題材概念，甚至也不僅是一個有關地緣的概念，同時還是對人類存在之根的大地，及「鄉土中國」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隱喻和轉喻。詩人總是先款款詠述著鄉村中表面所活動著的細節性的物象和情境，而待他蘊足加速度勢能，便有把握地輕逸躍起，自如地抵達一種帶有超驗性的生命體驗，它們共時性地通向歷史和今天，個人和族群，自然和生命。即使一條鄉路，一片炊煙，大解也要使之篇終接混茫：「這是一條挺長的路／總有人走向不可知處／有人站下來渴飲最末一個時辰／孩子 腳趾死死摳住泥土／你會感到彼方不遠／有什麼隱隱傳來 依稀如夢……」（《路上》），「在土地上布置風景的人／被自己的呼聲推遠／成為一層層背景／誰使這裡美麗過／誰在我的血液里握緊今天／如此地不可鬆動」（《煙霞》）。

這就是大解彼時的生命體驗。在當時，詩歌界最流行的詞語就是「生命體驗」。這個詞本沒問題，我們喜歡它。但是，什麼是「生命體驗」？其實它在我們這裡被狹隘化了。讀著沒完沒了湧來的那些自詡為「生命體驗」的詩，我彷彿在看一份份冗長的病歷。陰鷙的，煩惱的，原欲的，厭惡的，孤獨的，荒誕的，絕望的……詩太單調、太乏味了，我要對某些詩人說，是誰在催促你們結起伙來，「集體」寫著同一種「個體」（？）生命體驗：活著的擰巴和無聊？

正是這個原因，我看好大解80年代詩歌帶給我的健康的感受，這種健康、新鮮，反而使大解獲具了個人性。世界是有殘缺的，但同時更有天道運轉不息的美好奇妙，有幸生而為人，已足夠教我們獲具領恩的前提。試著讚美這殘缺的世界，這就是詩人的想法。

進入90年代後，大解某部分詩歌更多處理日常生活題材。但是與詩壇上那些「日常生活」口語流行詩不同的是，大解的詩在真切的日常生活細節表現下，又潛藏著一種「滄桑與感恩」彼此滲透的生命感覺。他的詩依然在當下和形而上之間遊走，並使預敘、現在時、追憶，三重時間彼此穿逐著，拓寬了我們的經驗畛域，既使我們置身其中，又使我們超越具體情境之外，感受到生命的欣悅和疼痛，感恩與寬懷。限於篇幅，僅舉兩例。先請讀《百年之後》：

百年之後　當我們退出生活

躺在匣子里　並排著　依偎著

像新婚一樣躺在一起

是多麼安寧

百年之後　我們的兒子和女兒

也都死了　我們的朋友和仇人

也平息了恩怨

乾淨的雲彩下面走動著新人

一想到這些　我的心

就像春風一樣溫暖　輕鬆

一切都有了結果　我們不再擔心

生活中的變故和傷害

聚散都已過去　緣分已定

百年之後我們就是灰塵

時間寬恕了我們　讓我們安息

又一再地催促萬物　重複我們的命運

這是一首「寄內」之作，詩人將這個傳統的題材翻出了新意。作品沒有依循舊例寫些回顧青春的親昵話語，也沒有什麼「感謝命運讓我們相遇」之類套話。詩人巧妙地將文本語境設置在「預敘」的未來，讓過去——現在——未來融為一體，以求更深切地表達複雜的生命感受。這裡情感負荷最大的詞語是「寬恕」「安寧」「恩怨」「命運」，在詩人明澈甚至樂觀的情感之下，卻也有著他對此世生存、命運的深深嘆息和對未來的祈願。這是一個感受到生命流逝和生活擦傷的詩人，但依然堅信真善美的可能性，依然保持生活的信心和勇氣，這使其作品獲具了較為寬闊健康情懷。再看《北風》：

夜深人靜以後　火車的叫聲凸顯出來

從沉悶而不間斷的鐵軌震動聲

我知道火車整夜不停

一整夜　誰家的孩子在哭鬧

怎麼哄也不行　一直在哭

聲音從兩座樓房的後面傳過來

若有若無　再遠一毫米就聽不見了

我懷疑是夢裡的迴音

這哭聲與火車的轟鳴極不協調

卻有著相同的穿透力

我知道這些聲音是北風刮過來的

北風在冬夜總是朝著一個方向

吹打我的窗子

我一夜沒睡　看見十顆星星

貼著我的窗玻璃　向西神秘地移動

這類詩，呈於境，感於目，親乎情，切乎事，會於心，最終還能達於靈（幽暗的神秘或未知）。詩人作為夙夜匪懈的「未眠人」，傾聽著宇宙大氣流的揮浩卷刮，現代化鋼鐵的呼嘯，細辨著孩子的啼哭，同時也最終恍惚「看見」那高不可問的、朝下凝眸的神秘星輝。詩人讓天地人「神」（未必是上帝，也可以是不可言述的神秘「物自體」），同時到場，他將幾種在性質、幅度、體積、速度矢量、載力等方面完全沒有可比性的東西，置於同一「事境」中，並且感到它們有著「相同的穿透力」，同時作用於人對存在的體驗。既表達了詩人對渺小生命的惦念，又說出萬物神秘生存意志動力的內在相通性。渺小的啼兒，碩大的火車，與浩瀚的北風，它們同樣都在展露世界不息的動能，在它們內部都深深秉有著了不起的東西，都尊嚴地完成著自己的進程。一個嬰兒，甚至一根小草、螞蟻與沙粒，並不比天體運行一日渺小，「神」喜歡這樣。

大解的短詩，往往喜歡抓住個人生活觀感的某些瞬間（包括斷裂之點）閃進寬闊的存在之境，以一個個小吟述點，自然而然（化若無痕）地拎出更博大的對存在的思悟。我多次說過，好的詩歌既需要準確，但也需要精敏的想像力；語言的箭矢在觸及靶心之後，應能有進一步延伸的能力。所謂的詩性，就存在於這種高電荷的想像力的雙重延伸之中。我很會心於一個詩論家在談到菲立浦·拉金時說過的一句比喻式的話，大意是，拉金那些最成功的表達本真日常經驗的詩歌，有百分之八十的可目擊性，其餘還有我們的目光和語義不能透入，但可以更深打動我們的「幽暗成分」。這就需要詩人自我提醒，為寫作中自然地出現的那些「陌生的投胎者」留出一定的空間。要知道，生活的力量不等同於語言的力量，語言的力量也不等同於生活的力量，好的詩歌就是要如鹽溶水地發揮二者的力量，缺一不可。

新世紀以來，大解的詩歌在此前的基礎上，顯豁地增補了一種謙卑自省而有尊嚴的聲部。比如《感恩書》》《自知書》《造物的原則》《羊群的叫聲》《迷蹤者》《人群的去向》，當然還有長卷《悲歌》（容下篇再詳論）等等。我感到，許多80年代一起過來的詩人們，有許多已變得「世事洞明」，躊躇滿志，或顯得油滑，或包裹層層，變得一切都無可無不可了。聊天或聚飲時，誰要談詩，談「靈魂」「道德」問題，顯得像一個十足的傻瓜。寂寞的我，只有和極個別朋友才能認真細緻地談詩，談憂心所念。無疑，大解是我屬意的談伴。

我以為，我們不僅要看大解近年寫出了許多諸如此類試圖打掃靈魂的詩歌，還應該看到它們是在什麼樣的歷史語境下推出的。我們看到，自全面推進市場經濟以來，一切向商業利益看齊的意識無限制地擴展，它不僅作為經濟生活，更是作為國家政治社會的實踐，被賦予了唯一的、絕對的正義性與合法性。擴張競爭謀利，在中國的全面鋪開，帶來的效應是幾乎使全部的社會生活、文化心理結構和日常化的世道人心，都發生了巨大的災變。

其實令人焦慮的，不是非人格化的「市場」本身，「市場經濟」沒有錯，有很大好處，錯的是將之唯一化膜拜，這就帶來它對整個人心、人性的「製造」，商品交換和奢欲實現原則，儼然霸佔了文明與進步的唯一向度。純粹的商品化背後，是全方位的結構性的異化現實。商品慾望膨脹的社會，人與人的關係完全變成買賣關係，心與心最「近」的道路變得只剩下金錢。中國人的道義感已被連根拔起，文化心理結構的異化，無論在廣度和深度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至於久入鮑肆，如上異化現實已成為現代人存在的「常態」。人們曾經天真地相信，現代文明最終會以「高度物質文明」催生「高度精神文明」。但是我們錯了。當看到曠日持久的普遍的殘忍、冷漠和暴力，已變成了一種常態化的社會存在，道德倫理日漸坍縮，各種「底線」一再下沉幾乎看不到會有剎住的那天，取而代之的是叢林法則時，如果我們還麻木地將受侵凌感、受傷害的體驗「遊戲規則」化，我們還配稱之為正常的人嗎？遑論什麼「詩人」。

我看到，經歷了如上諸多國事家事天下事，特別是進入「知天命」之年，大解的心境更豐富複雜，但也更清晰，顯出自知自明，萬山蕩滌，坐看雲起之態。當然，這個「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人，不是一個隱逸者，而是緩緩翻起自己的大半生，慢慢讀，「眼淚流往內心 洗滌一生的塵埃」，內省懺悔，沉思默禱的人。請看《懺悔錄》：

原諒我吧 看在我年近半百的歲數上

讓我把虛偽貪婪懦弱愚昧浮躁狂妄等等

所構成的人生敗筆一一找出來

讓我認錯 羞愧 悔悟

眼淚流往內心 洗滌一生的塵埃

讓我彎下腰 向好人鞠躬

也向壞人和可憐蟲表示憐憫

上蒼所寬恕的事物我亦寬恕

上蒼所要拋棄的事物如果有必要

我願伸出手 參與挽留和拯救

除了愛 我沒有別的選擇

信仰使我確信 身體之外

還有一個更高的自我 他已超越了悲歡

正引領著我的生活

而現在 我必須回頭

把命里的雜質剔出來

用刀子 剜出有毒的血肉

如果我得到了原諒 我是幸福的

如果我得不到原諒 我就補過

從小事做起 從現在做起

一點一滴清洗自己

直到土地接納了我的身體

而天空舒展開星座 接納我的靈魂

這個階段，大解的此類詩作給我留下較深的印象。可能是年齡相當、經驗相契，特別是多年的友誼及了解，我以為這類詩歌對大解而言，悉屬言為心聲，甚至庶幾乎知行合一。大解不是那種佔據自詡的道德優勢，指斥他人的僭妄者，他的心靈反省和文化批判，首先指向自身的「虛偽貪婪懦弱愚昧浮躁狂妄」。當一個詩人，看到周遭現實的惡化，心靈遭受巨大質疑，並且聽到艱難時世里沉重的喘息時，竟能不首先自我懷疑和清理，反而認為眾人皆濁我獨清，這難道是可以理解的嗎？

大解說，「除了愛 我沒有別的選擇／信仰使我確信 身體之外／還有一個更高的自我 他已超越了悲歡／正引領著我的生活。」我以為，這個更高的自我卻非我，而是召喚我們的泛宗教（甚至非宗教）意義上的「基督的人生觀」。我以為說到底，「基督」是否真的存在並不重要，不是「基督」需要我們，而是我們需要「他」的精神，以節制人類貪婪殘暴的天性。在我看來，「基督」其實是良善的人們理想人格的化身。「他」也未必存身於教會，特別是當教會也變得像是個權力機構時，尤其如此。信任基督的人生觀只是個人的事。不是恐懼，而是孤獨、困惑，把我們推到基督面前，個人與基督開始了單獨的對話。由此方向看過去，不管基督一詞意指什麼，他的本質只有一個，那就是愛。生活在這個世界每一個角落中的心靈尚未麻木的人，都會感到我們需要懺悔，若非如此，就不再是我們是否感到過基督之愛的問題，而是是否與自己的良知有過接觸的問題，如此等等。在大解後期的詩歌里，那種帶有強大的自我中心意味的道義感，最終被修正為一種謙卑感恩的精神狀態。對平凡事物及艱辛生存的骨肉沉痛的體察，使他的詩具有了直指人心的精神動能。

這些作品，不是那種陳腐的抒情詩中常見的類型化的道德自詡和單向度的濫情。而是在整體的濃郁的情感氛圍中，真切地包容了個人本真的身世感，經驗細節，良知的沖涌，生命記憶，乃至自我盤詰與自我爭辯。同時，這些飽滿、盤曲，精敏而鮮潤的現代抒情詩，也讓我們看到了「抒情性」在當下先鋒詩寫作中的新的可能，得以清晰地看到一個有魅力的「文學性個人」對生存、生命、母語的挖掘和頗富創造精神的命名。它們是情感燎烈的，但又是言說有據的，它通向個人心靈，自憐又自審，獨白又對話，溫情而健壯，語境清澈卻又有著靈魂內凝的漩渦。讀這樣的詩，一個本真的個體生命，被我們更準確有力地覺察，它不是類聚化的「靈魂超越」，而是個人心靈赤裸裸的照面。相應地，大解的詩此時更多地加入了恰切成熟的口語成分，於誠樸中求真切，於直接中求隱奧，有著內在、濕潤而透明的美質，惦念、友善，觸動你的心房。

下篇

下面集中談談大解後期創作的代表作——長詩《悲歌》。

熟悉大解的人都知道，他最擅長的是抒情短章。從1985年發表詩作開始，直到90年代中期在中國詩壇樹立起鮮明的獨抒性靈的游吟者形象，25行左右的精美而輕逸的抒情詩，曾令眾多讀者讚許。在許多人那裡，所謂的寫作就是順流而下，依賴於成功的經驗不斷複製，加深自己的「文壇形象」。而大解卻是聽命於「藝術即發現」之道，勇於挑戰自我、衝擊新的標高的優秀詩人。1996年至2000年，詩人用三年半的時間完成了16000餘行的長詩《悲歌》。出版後引起詩歌界關注。這首長詩，不僅整體構架堅實，而且各個技藝環節也基本令人滿意，在我眼裡，這部長詩可以稱得上是新時期以來中國詩壇現代詩長卷寫作中的重要收穫。

在現代詩學語境中，何謂長詩？它不僅是指長度，同時也是指詩歌承載力，話語的擴展和變奏的意思。帕斯說過，在短詩中，為了維護一致性而犧牲了變化；在長詩中，變化獲得了充分的發揮，同時又不破壞整體性。在現代長詩中，我們不僅看到長度，其標準也在變化。而我們稱之為「擴展」和「變奏」的東西，主要就是驚奇與復歸、創新與重複、斷裂與持續的結合。在這首長詩里我們看到了大解對「現代長詩」在本體上的敏識。新詩史上特別是90年代以來，也出現過一些現代漢詩長詩，但是在我們的印象中它們更像是連續的抒情短詩的「焊接」，詩人的目的是歌唱，詩人的興奮點是靈感，而不是知解力和敘述性的結合。我們認為，真正的現代長詩不惟情感，更應有強烈而連貫的智性和敘述性融合的結構，如果僅憑感情和修辭炫技的驅動，200行之後再優秀的詩人也會將自己漸漸耗空——除非詩人硬「賴」在情感和修辭的空洞中循環往複。

但同時還應考慮到，敘述畢竟是詩的下駟，對長詩而言，它更難免黏滯和枯燥。大解的《悲歌》，有效地避免了此二種陷阱，創造出一種可稱之為「吟述」（且吟且述，載吟載述）的風格。讀這部詩我們可以聽到他的聲音像織機上的緯線一樣，在雙向拉開的時間中穿逐，決不曾頹然斷掉；而他的空間，卻像奇詭的經線，勾勒出自然和心靈、社會和文化、神話和日常生活的細膩紋理。在此，長詩維護了必要的沉著和徐緩，穩住了讀者的視線；而在總體的沉著之中，又容留了局部肌質的迅疾、果敢和新奇……乃至寂靜和眩暈。在大解奇妙而寬闊的「吟述」中，敘事與抒情，幻象與智性，形而下與形而上，都基本做到了彼此忻合無間的遊走。詩人的結構能力，感情強度，捕捉具體事象的功力，豐盈的想像力，修辭才智亦都得到較為均衡而完整的發揮、變演。在此，我們不僅看到了心靈與事物的隱秘躍動，而且領悟到某種超驗的精神圖式。

《悲歌》寫的是一個超級漫遊者的「靈與肉」遭際的「故事」。其主人公公孫，雖以單數第一人稱「我」出現，但實際上這是個「多元第一人稱」——既是一個「我」，又是一個「他者」，或「我們」。公孫，正如這個古老姓氏所暗示的，是一個去過時間深處，貫穿歷史的人。他雕山的壯舉，不僅僅通向過去，重新呼喚和命名逝去者，為我們的生存作證；而且通向未來，「從以往的歲月中回到今天」，「我在恢復人類的記憶／讓過去的時光重現於世／也為了與先人團聚／與他們一起生活共同走向未來／使時間在同一個點上（像一滴水）／反映全部的文明。」在公孫身上，過去—現在—未來這三種時間是彼此穿插乃至疊合的。與其說公孫是自發地沉醉於「往事」之中，勿寧說是起伏的峰巒（作為凝固的時空的隱喻）在召喚他自覺地將歷史視為活生生的「今天」的一部分，並通向永不消歇的不斷重臨的「未來」。

詩人昭示我們，人類用不著卑屈地匍匐於「末世學」的憂心忡忡之中，一切都不會結束，大道周行，一切都在不斷地開始著，構成永無止境的「現時」。在這裡，詩人完成了對影響現代人思維方式的直線型時間觀的質詢——基督教的「始祖犯罪—末日審判」直線時間觀，以及歷史決定論者以「面向未來」為借口所製造的時間神話，都在此遭到消解。詩人通過雕山構成輪迴的時空結構，告訴人們歷史在對今天講話，而今天亦無窮漫射著重新解讀歷史的巨大可能性。因此，《悲歌》並非通常意義上的史詩敘述話語的歷時性文本，而是共時性的。正是這種共時性，使詩人作到了真力彌滿，萬象歸懷，百感橫集，既概括了人類的精神歷史，又突入了生命體驗的未知領域。這首詩有著強烈的「現代性」，它是精神型構和話語型式的現代性，而不是物質主義和科技暴力的表面化的現代性。

我們再看一看該詩的結構意識。對現代詩而言，它的完整性和審美快感是靠什麼取得的？就我的意識來說，它不是靠和諧優雅，而是靠逆反、互否、鬥爭取得的。大解的《悲歌》啟示我們，現代詩，特別是「長詩」，其能量不應是各局部意義的單維度的相加，而應是複雜經驗在衝突中取得的平衡，即相乘的積。詩歌的張力就處於相摩擦的力彼此持存，又彼此互動之處；經不起經驗複雜性或矛盾的考驗的長詩，只是一首被「抻」長了的短詩，它（短詩）的基本格局和話語氣象，即詩中那一整套相互關係是雄辯的，而非呈現的。而《悲歌》展示了非線性的、可稱之為「力場」的結構，它的三大部分是共振的。我看到，在第一部分《人間》，涵納了人的原始生命衝動、愛情，人精神和肉體雙重的被拋和流浪，以及人在戰爭中傾吐的盲目而僭妄的瘋狂和仇恨。這三重意向通向一個總背景，即生存意志和強力意志像強壯的瞎子，它肩負著雙目完好的理智的跛子。後者在與前者磋商乃至爭辨。但最終起作用的卻是前者。第二部《幻象》，詩人處理了蜃景、帝王之夢和作為種族集體無意識的神話原型。在這裡，「強力意志」得到了愛欲和現代理性的洗濯，詩人將歷史批判鋒芒深入到生存的深處，在古往今來的征戰中智勇超群的大人物，其另一個「我」不過是歇斯底里又色厲內荏的矛盾者。以暴力奪取的權力必以暴力來維持，所謂的「帝王之夢」不過是放大了的一場生死賭博，其憂煩虛弱一如卡夫卡《地洞》中患得患失的小動物。

值得注意的是，在愛欲和現代理性的向度之上，詩人還引入了審美的向度——蜃景，以及遠古神話來啟示人們內在的超越之路。愛欲使人心變得柔軟，現代理性使人達到內省和反思，而審美最終使人成為純粹澄明、與世俗得失無關的可愛的本真的人。正如托馬斯·曼所言，「眾多憂鬱的野心將從審美身上消失」，追求美和創造美是一種新的純真的品質。這種有益的品質將構成覺悟者心靈的一部分，使他們在精神上是健康的，毫不裝模作樣的，不是焦灼、而是充滿信心的，充滿創造活力的，這是一種與整個人類極其友好的意向。第三部《塵世》有力地回應了《人間》，如果說「人間」是從本體性角度體悟並概括了何為「人」，那麼「塵世」則是從當下和手邊命名了具體、平凡、真實的「此在之境」。詩中出現的雙聲爭辯，不是後現代時尚寫作的「雜語齊鳴」，毋寧說是一種嚴肅的現代寫作倫理所致。

在「塵世」中，公孫被還原為與當下共在的卑微的個人。他的生存意志中加入了更多良知和決斷。他既反對人的墮性、世俗的沉淪，又不棄絕眾人和逃避世界。猶如《戰爭與和平》中負傷後的安德烈公爵，終得以寧靜地仰望天空一樣，公孫那顆歷盡滄桑的心靈也還原為一片片溫煦明澈的陽光，他投入了「追憶逝水年華」式的雕山運動，在光、聲、水、風、石等單純元素的映襯下，生命變得如此勻稱平和，鏗鏘有聲，健康而洗鍊。由個人化的「愛」始，到將愛與創造推向更廣闊的人世的自覺終，詩人的想法或許是天行健，人的生命亦自強不息。在我們所有的經驗中，將生存意志引向愛與創造，真實與自我汰洗，這一經驗始終是最深刻、最有價值的部分。在這個以陰沉和自我中心為「現代經驗」標識的歷史語境中，大解這種「老式」的精神誡命，反而煥發出更為深邃更為遼闊的光芒。由以上概括可以見出，《悲歌》在結構上的「動態平衡」。動態是指經驗的繁富包容力，而平衡則是指其內在情理邏輯的完整性、連貫性。

《悲歌》是歷史悲情的鏡子，但更是世間博愛和創造的鏡子。雖然詩中不乏深刻的歷史和文化批判，但它的基礎音調還是肯定性的甚至是歡樂的。在看慣了那麼多病歷卡式的荒蕪心靈表演的「排場」的詩作後，我們漸漸產生了厭倦的心理。讓我們著迷的依然會是「光明的神秘」，而非順從「黑暗和荒蕪」的結局。在大解筆下，我們最終看到「所有的人發出了同一的喊聲」，這聲音浩大、純正，帶著生存和生命的尊嚴，一直伸延到未來，現在乃至「過去」。正是在這裡，我們高度肯定詩人大解的《悲歌》，他不乏對生存的深度認識，但也未曾放棄審美的高傲。

這就是我眼中的大解，試著讚美這殘缺的世界，或像弗羅斯特所說：我和世界有過一次情人的爭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