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經濟減速讓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陷阱」？
四年前中國就觸碰到了人均GDP7000美元的「魔幻數字」，如今減速的命運真的來了。想擺脫嗎？出路只能是三選一
【《中國企業家》】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之後，緊接著的問題自然是：中國何日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預測，中國按照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的GDP總量，將從2011年的11.3萬億美元增長為2016年的19萬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總量的18%。而此期間，美國則從15.2萬億美元的經濟總規模增加到18.8萬億美元，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比重下降到17.7%。
許多國際組織和投資銀行都做過類似的預測，像這樣的樂觀預測也不勝枚舉，只不過，各種預測有的依據按照匯率計算的GDP，有的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因此在預測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的時間上有早有晚。
東亞衰盛史
中國能否按照這些研究預期的方向和時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超出了通常按照經濟規模進行排位的意義，即關係到中國最終能否完成一個人類歷史上由盛變衰，再由衰至盛的奇蹟。
世界銀行對東亞地區有著頗高的期待，稱之為「東亞任務」，即期冀該地區保持其既有的、顯著快於世界平均水平的經濟增長速度，從而於2025年在經濟總量上佔到世界的40%。這樣，東亞就能重現其歷史上的輝煌—1820年東亞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就是40%。鑒於中國經濟總規模和增量的貢獻率，對東亞的這個期待，更像是對中國的期待。
世界經濟史學的最新進展，表現為一個共識：現有的世界經濟格局，即歐洲及其衍生地區在科技和經濟繼而人均收入上所處的絕對領先地位，並非從來如此。
迄今為止，能夠得到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學家普遍認可，並廣泛引用的長期國別歷史數據，特別是現代統計體系中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及其人均水平的數據，是由著名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Maddison)系統地整理並公之於眾的。我們也使用這套數據來看中國經濟發展的由盛至衰、再由衰至盛的曲折反覆。
如圖所示，就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而言，中國人均收入所達到的最高點是1500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6%。而中國經濟總規模的最高點則是1820年，創造了世界全部GDP的近1/3。同時，這張圖也以其宏大的跨度，顯示了中國經濟佔世界經濟比重不再是一個倒U型曲線的變化，而將上個世紀下半葉和本世紀前期呈現出的趨勢接續起來觀察，已經呈現出一個N字型的變化軌跡，即自19世紀以後的衰落，再至20世紀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時期的宏偉復興。
中國在30餘年的時間裡，顯著地縮小了與發達經濟體的發展水平和生活質量差距，證明了只要選對了道路，即堅持改革開放促經濟發展的方向，相對落後的國家完全可以實現趕超。減速的臨界點
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寶座的是日本。然而，不久日本經濟陷入「失去的十年」和「失去的二十年」，最終失去了第二大經濟體的位置。與日本不同之處在於，中國直至2010年，當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時，我們的人均GDP僅為4382美元，剛剛進入世界銀行定義的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行列。如果中國遭遇日本式的「失去的十年」或者更久，與日本在世界名列前茅的收入水平上的徘徊不同，中國則會成為被困在「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典型案例。
於是在一片對於中國經濟成就的叫好聲中，開始出現一系列以預測中國減速為目的，關於高速增長的經濟體何時、在什麼條件下，以及以何種方式減速的比較研究。
一項研究來自於摩根士丹利亞洲有限公司的經濟學家。他們根據世界經濟史發現，在歷史規律和萬有引力的作用下，一個經濟體經歷過高速增長後終將要減速。而這個減速的拐點，是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人均GDP達到7000美元時。這些作者從經濟史學家麥迪森的研究中發現，過去100年間有40個經濟體達到7000美元這個人均GDP拐點，其中31個經濟體在拐點之後平均減速2.8個百分點。按照相同的口徑，2008年中國達到7000美元這個「魔幻數字」，類似於上個世紀60年代末的日本和80年代末的韓國。而這兩個經濟體在類似拐點之後，經濟增長率都有所減緩。
鑒於影響中國潛在增長率的一些因素髮生了變化，如勞動力供給的增長放緩、儲蓄率和資本形成開始走低、改善全要素生產率的空間縮小等等，因此，在這個研究團隊看來，既然中國的經濟成就是既往「亞洲經濟奇蹟」的一部分，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則決定了它的經濟增長減速在所難免。
不過，這項研究的結論並不那麼悲觀，而是認為有很大的可能性和機會，例如勞動密集型產業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的轉移，使得中國的減速不會像日本、韓國那樣突然和急劇，而是可以在一個較長的持續期內逐漸完成。與此同時，在這個過渡期內，產業結構在區域間的重新布局，以及經濟增長需求拉動因素的構成等方面的調整將加劇，給中國以足夠的時間尋找到新的經濟增長源泉。
另外一項研究在數據分析上進行得更加深入一些，由艾辰格林(Barry Eichengreen)等幾位學者所完成。這項研究所要回答的問題，同樣是高速增長的經濟在何時——即怎樣的人均收入水平上減速，以及對中國的比照意義。他們從國際比較中發現，按照購買力平價和2005年美元計算，人均GDP達到17000美元時，高速增長的經濟通常遭遇明顯的減速，一般來說經濟增長速度降低的幅度為2個百分點的年均GDP增長率。
筆者估計，如果保持9%的GDP年均增長率，2015年的中國就符合了這個口徑的17000美元的條件。再加上作者所羅列的諸多經濟增長中的隱患和不可持續因素，他們警告屆時中國將有70%的可能性遵循這個減速規律。不過，正如有些投資經濟學家所做的評論指出，這個70%的減速2個百分點的概率——即1.4個百分點，對於一個長期保持9%－10%的增長率的經濟來說，似乎並不那麼令人擔憂。實際上，中國的「十二五」規劃確定的2011年－2015年經濟增長速度是7%，在國家財力充足和就業壓力減緩的新形勢下，這個增長速度反而是更加可持續的。
人口老齡化也被看作是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減慢的一個重要原因。人口老齡化意味著勞動年齡人口總量增長速度減慢及至絕對數量的減少，勞動年齡人口佔總人口比重也不再提高，而是趨於下降。相應地，經濟增長開始喪失表現為勞動力供給充足和高儲蓄率的人口紅利的支撐。1990年，日本的老齡化水平即65歲及以上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達到11.9%，不久之後人口撫養比，即依賴型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就迅速提高了。這之後，日本經濟增長速度也出現急劇的逆轉，從減速開始直到停滯。
按照匯率計算，2010年中國的人均GDP為4382美元。而將其折算成前述兩項研究中的減速基準點(分別為7000美元和17000美元)的話，即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的話，則大約為8700美元或更高。也就是說，中國目前正處在經濟增長減速的期間。此外，2010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重為8.9%，也已經十分接近於日本於1990年經濟增長減速開始時的老齡化水平了。在大約與「十二五」時期重合的幾年內(2011－2015)，中國就將像日本一樣，經歷迅速的人口撫養比提高。
當然，經濟史顯示的經驗終究是一種概率現象，對未來的預測畢竟也不等於現實。前述關於中國經濟增長前景的預測，既沒有斷言中國經濟必然發生最悲觀的情景，也不意味著在其存在樂觀情景的條件下，我們盡可以放寬心了。可能的三種道路
國際經驗顯示，以本文所述的必然發生減速的發展階段為分水嶺，一個國家面臨著三種命運。第一種命運是歐洲、北美的前景，即儘管經濟增長速度不像新興經濟體那樣快，但是，經濟增長在技術創新的前沿上繼續推進，具有很高的增長質量。例如，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從穩定的政治經濟秩序、良好的教育系統、研究與開發高投入、有效的基礎設施、市場內需程度以及將這些優勢轉化為創新力的能力等方面，對全球125個國家和地區進行「2011年度全球創新指數」排名，結果表明，排在前10名的，除了新加坡和中國香港之外，全部為歐洲和北美國家。
對中國來說，如果實現了經濟發展方式從投入依賴型到生產率提高驅動型的轉變，雖然經濟增長速度減慢了，但增長質量和可持續性可以得到明顯提高。與此同時，更加註重收入分配狀況改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社會和諧，完全可以在預定的時間表內，分別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和現代化建設宏偉藍圖。
第二種命運可以日本作為參照。日本在1990年以後，在高收入水平上經濟增長停滯，雖然人均收入仍處於較高水平，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卻江河日下，創新能力與其人均收入水平的排名不再對稱。例如，在「2011年度全球創新指數」排名中，日本為第20名，遠遠落後於亞洲的香港和新加坡。這表明，一個國家固然可以利用後發優勢，通過技術借鑒和模仿加快其在經濟上趕超先進國家的速度，但是，歸根結底，經濟增長的長期可持續性，取決於該國的綜合創新能力。
與日本不同，中國剛剛進入中等偏上收入階段，創新能力雖然迅速提升，但是，在總體技術水平、創新能力和人力資本存量等方面的差距仍然巨大，要躋身高水平國家的行列，中國尚有很長的路途要走。在這樣的經濟發展階段上，一旦陷入經濟停滯的狀況，充其量只是一個中等收入的日本。
第三種命運以拉丁美洲和一些亞洲國家為代表。雖然這些經濟體較早成為中等收入國家，經濟增長緩慢甚至停滯。在蛋糕不能繼續做大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的分享效應日益弱化，在缺乏良好、有效制度的條件下，政治經濟學的邏輯，即富人具有更強的談判能力獲得較大的蛋糕份額，就會導致收入和財富積累的馬太效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政治家一次次做出改善收入狀況的承諾，卻因經濟增長處於停滯而難以兌現，從而在政治上陷入民粹主義政策困境。貧富對立導致經常出現社會動蕩和政治不穩定，國家困於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雖然經濟學家已有的共識是，經濟增長本身並不自然而然帶來收入分配狀況的改善，但是，收入分配改善歸根結底要以經濟增長為前提。無論是拉丁美洲的經驗還是發達國家的經驗，都證明了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總體提高，有利於收入不平等的縮小。例如，在21世紀前10年，巴西等一些拉丁美洲國家經濟增長取得較好績效，相應地，這些國家的基尼係數也有明顯的降低。而美國自上個世紀70年代以後，有利於經濟增長的「低垂的果子」被摘盡之後，經濟增長比以前顯著減緩，居民收入差距也擴大了，有著與其它發達國家相比更大的基尼係數。
迄今為止，中國的經濟增長總體上是分享型的，雖然收入差距擴大導致不滿，但在蛋糕不斷做大的情況下，收入差距尚可容忍。然而一旦經濟增長減速使得沒有足夠的增量可供分配，強勢群體佔有的收入份額進一步擴大，低收入群體的不滿就會強烈表達出來，則難免陷入拉美困境之中。
事實上，中國政府已經做好了以一個較低的GDP增長率，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速度的準備。中央政府建議在「十二五」時期GDP年平均增長率為7%，比「十一五」時期的這項指標進一步降低0.5個百分點。對此，許多人表示不盡理解。在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最近的五年計劃(規劃)中，無論是作為指令性指標還是作為建議性或預期性指標，通常都不高於實際的經濟增長速度的規定。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執行結果，最終都是實際增長速度快於規劃目標。
顯然，僅僅用約束經濟增長速度的辦法，並不能改變政府的速度偏好和追求高速度行為。於是「十二五」規劃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作為這一時期發展的主線，即把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從要素投入轉向生產率提高，把經濟增長的需求拉動力從出口和投資轉向國內消費需求，把經濟增長的主導產業從第二產業轉向第三產業。如果真正能夠實現這個轉變，或者在這個調整方向上有實質性進展，在政府財力充足和就業壓力減小的條件下，相對低一些的增長速度，反而是更加符合發展階段要求和更加可持續的。您可能也喜歡：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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