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為什麼不能戰勝游牧民族？

自古以來，大部分的衝突發生在中原民族與北方少數民族之間，而且從總的趨勢來看，中原民族並不佔優勢。歸其原因，大概分為兩種，第一，對於異己試圖以文化同化，而非武力征服。孔子曰：遠人不服，故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中原民族就是在這種文化的影響之下，對於外來民族從來沒有過主動出擊和征服。這是中原民族在與北方民族戰爭中處於劣勢的文化因素。第二，中原民族為農耕民族，比起北方游牧民族，遷徙性差的多，而北方民族活動性強，居無定所，農耕民族賴以生存的就是土地，因此對於土地的依賴導致了中原民族居住的長期性，戰端一開，中原民族的戰爭成本要比北方民族的戰爭成本大得多。這是中原民族在與北方民族戰爭中處於劣勢的物質因素。 但是、歷史總是有特例的，漢武帝對於匈奴毀滅性的打擊，造成了匈奴民族的衰落，同時也造成了漢朝國內經濟到達崩潰的邊緣。少數民族對於中原民族經常性的騷擾和侵略卻不會造成他們原始經濟的危機。所以從經濟和物質上看，同樣對於對方的打擊，中原民族要背上沉重的經濟負擔，而北方少數民族則不會。因此，中國古代中原民族對於北方少數民族的這種文化上與物質上的劣勢導致了戰爭的劣勢。而到了宋朝除了以上的兩種因素外，還有根多起他的不利因素，這些不利因素即包括客觀上的也包括主觀上的，這些不利因素交織到一起，形成了宋朝半壁江山和軍事上的守勢。 對宋朝不利的客觀因素 第一，戰略因素。宋朝的北方始終盤踞著一個強大的敵人，遼國。但是自五代以來，石晉卻把幽燕十六州拱手送給了遼國。造成了中原地帶在遼國面前的門戶大開。長城一線的防守作用喪失殆盡，這裡成了中原民族政權的軟肋，但卻成了遼國防止中原各國進攻的戰略緩衝地帶。 第二，軍事因素幽燕十六州的喪失帶來的另外一個負面影響是馬匹的缺失，古代冷兵器戰爭對於馬匹的需求十分迫切，況且北方多平原少山地，對壘雙方，誰有騎兵，誰有佔了優勢。 第三，地理因素。宋朝都城開封地處平原，在北方民族的進攻下無險可守，這是北宋滅亡的直接因素。因為自唐安史之亂以來，經濟財賦多仰仗南方，從南方到開封的水路很方便，而應為汴渠的毀壞，使得糧食物資很難遠道洛陽，更不要說長安。 對宋朝不利的主觀因素 第一，重文抑武。宋太祖吸取五代兵將擅權的教訓。決定以文人之天下，貶低武將。樞密院等對軍隊機構由文人統轄。而同一時期的遼國樞密院全都是武將。因此對於戰爭的調度指揮宋朝不如遼國。 第二，過分的中央集權制。宋朝加強中央集權，對於軍隊管理實行」強幹弱枝」的政策，當大部分優良的地方軍隊調往中央，削弱地方軍隊的實力，增強中央軍隊的實力。同時在加以更戍法，使得兵不知將，將不知兵，這兩個因素對於戍邊的宋軍顯然都是不利的。 第三，募兵制度。宋朝沒有軍人退役的制度。宋太祖打算將平時的饑民招入軍隊，把有可能形成造反的力量變成鎮壓的力量，減少民間的反抗。但是同時宋軍內部良莠不齊，很大一部分的老弱病殘無法戰鬥，真正能戰鬥的只有20歲到40歲之間的人。 第四，兩次重大戰略失誤。北宋末年和南宋末年分別與金和元一起聯合抗擊遼和金。看似高明，實際上是引狼入室之舉。如果宋不去插手，坐山觀虎鬥，兩敗俱傷，而且加在中間的遼國和金國還可以作為緩衝地帶。相比之下，宋朝不如遼金兩國。後漢皇帝劉知遠將契丹勢力趕出中原，契丹與劉漢本有仇恨。後來，北漢大將郭威擁兵自立，建立後周，劉知遠的弟弟劉崇在河東繼續維持劉漢，史稱北漢。按理說，遼國和北漢有世仇，但是後周世宗在進攻北漢的時候，北漢向遼國求援，遼國出於牽制後周的戰略的意圖，對北漢支援。同樣金國所扶植的偽楚和偽齊也是起到緩衝作用的戰略意圖。 對於宋朝軍隊戰略的分析 目前對於宋朝軍事力量的正面論述多是軍勝利的流水賬。今天我討論宋朝軍隊成敗的話題，不去列個流水賬。因為那樣不夠客觀，第一，一場戰鬥的勝利不等於整個戰略的勝利。況且沒有遼金勝利的流水帳，只看宋朝的有失客觀。 宋與遼金元的戰爭勝負在不同的史書中存在很大差異，各自的記錄不盡相同，甚至出現矛盾之處，比如高梁河之戰在《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記載：「上以幽州逾旬未下，士卒疲頓，轉餉回遠，復恐契丹來救，遂下詔班師。」而在《遼史》景宗本紀上卻是另外一番記載：「七月癸未，沙等與宋軍戰於高梁河，少卻。休哥，斜軫橫擊，大敗之。宋主僅以身免，至涿州，窮乘驢車遁去。」可見同一個時間在不同的史書上記載是不同的。因此我們以其戰略價值和政治影響，作為衡量宋與遼金元的勝負成敗的標準。 上面列出種種對於宋軍的不利因素，若是宋軍勝多負少並不符合常規邏輯。那麼宋軍的確擺在那裡的勝利也決不是編造出來的，如何解釋呢，不妨讓我分析歸類一下。 對遼，宋朝開國的軍事制度是募兵制，相比較宋朝之前的伏兵制度，是將軍隊更加職業化專業化的改革。但是宋朝沒有退役的制度，導致軍隊多而不精。再有募兵制度並不是在所有情況下都適用的。募兵制度適合短期消滅固定的目標。而對於遼這樣的長期頑固的敵人，在用募兵制度則是非常錯誤的。 今天很多人都在宋朝無法收復燕雲十六州的客觀不利因素中，大談游牧民族農耕化的威脅。他們認為游牧民族以前以劫掠為目的，而農耕化後則有了土地上的要求，在中原民族反擊的時候可以據險而守，因而威脅不能迅速離去。 這些人在強調這一客觀因素的威脅的同時，卻忘記了用同樣的標準來衡量宋朝。宋朝結束府兵制度，開啟募兵制度，軍隊專職打仗，而不耕種，況且有更戍法，隔一段時間換一個駐地，即使是在和平時期，軍費花銷與戰爭年月相差不大。而遼國本身是游牧民族全民皆兵，農耕化後更是寓兵於民，寓兵於耕。實際上就是府兵制。經濟上自給自足。宋朝軍隊專職打仗且輪流駐防，軍人與地理的結合沒有遼國強，因為府兵制的軍隊來自百姓，如果一旦失守，自己的家就沒了，甚至家破人亡。而宋朝的軍隊顯然不用估計家庭因素。所以這種府兵制在防守的時候更加保障有力。這也是很多人強調游牧民族農耕化威脅的主要因素。而對於宋朝這種因素在軍隊中隨著募兵制的建立，已經沒有優勢可言了。 自從宋太祖開寶七年與遼國簽訂《雄州和議》後，宋遼處於相安無事的狀態，直到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發起的對北漢的軍事進攻，宋遼開始了以北漢為核心的軍事摩擦，導致了後來的更大規模的宋遼戰爭。然而宋太宗志大才疏，對於戰爭的錯誤判斷和錯誤指揮導致了宋軍並未取得預想的成果。高梁河之戰和壅熙北伐失敗後宋軍開始轉入戰略防禦，不論是滿城之戰，還是之後的君子館戰役都是在遼軍進攻下的防禦戰，已經沒有戰略優勢可言，而後的真宗景德元年澶淵之盟亦是恢復雄州和議時的狀態直到宋朝聯金滅遼。 對西夏 縱觀宋朝在李繼遷時期的應對，我們發現，宋朝犯了幾個致命的戰略性錯誤： 　　一、淳化四年隳毀夏州城，顯示了朝廷並無經營西北邊疆的雄心，給李繼遷提供了戰略活動空間； 　　二、實行青白鹽禁令，不僅沒有達到在經濟上困死李繼遷的目的，反而為淵驅魚，使得原本臣服於宋朝的党項人紛紛叛歸李繼遷，大大加強了党項的民族凝聚力； 　　三、宋朝廷一直對李繼遷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寄希望於招撫，應戰均為被迫，在戰略上始終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 　　四、對靈州這一戰略要地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在放棄和堅守兩種選擇面前舉棋不定，浪費了很多良機； 五、決絕聯合吐蕃首領李立遵的聯合請求，沒有抓住吐蕃主動聯合宋朝共同夾擊西夏的時機 　　並且宋朝在軍事上屢屢犯下兵家大忌，例如分兵冒進這一錯誤，在此時與之後的宋夏戰爭史上反覆出現，令人驚詫。 　　而這些戰略錯誤背後的根源就在於——宋朝自宋太宗收復幽雲十六州失敗以來，就失去了經營邊疆的興趣。放棄那些勞民傷財、看上去毫無經濟利益的邊疆重鎮成為朝野的普遍呼聲，最終導致綏靖主義成為宋朝處理邊疆事務的宗旨。 　　除此之外，我們必須注意遼朝此時對李繼遷的支持。遼朝出於牽制宋朝的目的，大力支持李繼遷，這是李繼遷對抗宋朝的靠山。——歷史反覆地證明了這麼一個規律：小國如果能成功對抗大國，其背後一定有其他大國的支持。党項崛起的歷史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對金 從靖康元年到建炎南渡，宋欽宗和宋高宗對於主戰派的打壓和對於金人的妥協 ，是宋朝對金戰略的巨大失誤。在靖康元年開始，宋朝對於金人的進攻並未採取積極防禦措施，導致作戰良機的丟失，而後在紹興年間的宋朝抵抗雖然大有起色，但任用文官統轄軍隊的戰略失誤再加上對於以岳飛和韓世忠為首主戰派的打壓，同時即使是主戰，也以生存和求和為目的，沒有進一步反擊的戰略意圖，造成了南宋在戰略上的被動和不平等條約的簽訂。雖然後來有宋孝宗德隆興北伐，但是前有巨大的戰略失誤，使得隆興北伐勞而無功。 再有，南宋為其軍事和歲幣的供給，大量加收賦稅，造成內部起義頻繁發生，南宋也陷入了內外兼顧的軍事被動局面。 對元 在宋寧宗嘉定年間停止供應歲幣，導致了宋金關係的惡化。而後來宋朝對蒙古的求和沒有明確表態，而是含糊曖昧，造成了對金關係上的雪上加霜。歲幣雖然是屈辱的象徵，但在蒙古介入中原的那一刻，歲幣帶來的影響便是金朝對蒙古的軍事戰略的牽制。金朝後來對於南宋的報復性軍事行動導致了宋蒙結盟，從而導致了更大的軍事戰略的失誤——聯蒙抗金。如果南宋不與金國交惡，則會大大減少金國對蒙古對南宋雙線夾擊的機會，而雙線出擊在客觀上大大降低了金國的實力，從而也降低了金國作為南宋屏障的緩衝作用。 對蒙古防範的疏忽更是宋朝對蒙古戰略的又一大失誤，蒙古武力借道南宋攻打金國沒有收到南宋太多的抵抗。並且宋蒙滅金後，南宋自我感覺良好，對蒙古策略舉棋不定，沒有及時做好防範軍事部署，更可怕的是由於貪功，領兵主將缺乏配合。金滅亡後不做統一部署反而孤軍深入接收洛陽，實在是犯了兵家大忌。 宋朝也並非沒有軍事勝利，但是多勉強的勝利，並不能在戰略上扭轉局勢。 第一，主動出擊的局部勝利。 宋軍主動出擊最著名的有兩次，一次是平北漢後的對遼的主動出擊，高梁河會戰，另一次是壅熙三年的北伐。之所以稱之為「會戰」就是因為它是由很多場戰鬥組成的戰略進攻。而這兩次的主動進攻有著共同的特點，開始的時候攻城掠地，一路凱歌，但隨後的決定性戰鬥一敗塗地，潰不成軍。用宋朝自己的話說叫兵「不知所向」。對西夏和後來對金的作戰雖然也有局部勝利，但是仍然不能改變戰略格局。好比官渡之戰，前期袁紹佔盡優勢，最後一戰，一敗塗地是否可以用各有勝負來評價這場戰爭呢？當然不能。 第二，防守反擊戰的勝利。 宋軍的另外一種勝利就是防守反擊戰，防禦戰是防禦戰略的必然結果，是在處於不利條件下的守勢。不論是對金還是對元，宋朝勝利的戰爭形勢多為防守反擊戰。這些戰爭多是在戰略被動的情況下的拚死一戰，但是在戰略上仍然處於劣勢。這些防守反擊戰與宋初的高梁河之戰和壅熙北伐時的主動出擊已經大相徑庭。根據曾瑞龍的《經略幽燕》論述，在壅熙北伐失敗後，宋軍開始有戰略進攻，改為戰略防守，從此宋軍的戰略上沒有過主動地勝利。 從宋朝的對外戰爭來看，總的來說，特點是「勝的勉強，敗的徹底」。有一句話，叫「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意思是說，政治問題要用戰爭來解決，戰爭要對整個戰略格局起到作用。歷史學者增瑞龍的《經略幽燕》在結論里有一句話「用兵要考慮政治後果」也是這個意思。宋朝在對外的簽訂的和議中，基本都處於劣勢，是宋朝處於戰略被動下的必然產物。 宋遼戰爭中因為有宋朝朝廷的支持，宋軍在協同作戰下，仍有令人鼓舞的局部戰略的勝利，但在宋欽宗靖康元年金人南侵後，宋朝武將的軍事抵抗的勝利往往是冒著抗旨和脫離朝廷支持的危險，從而導致了孤軍作戰，各路軍隊無法協同作戰的窘境。另外在蒙古入侵期間對中原抗蒙實力不予援助，造成了坐以待斃的局面。其實對遼，對西夏仍然存在這些問題，楊業的兵敗被俘和對西夏作戰時拒絕吐蕃人的聯盟都是宋朝缺乏整體戰略作戰的表現。宋朝軍事勝利的背後是諸多因素的牽制諸如文臣的錯誤指揮和皇帝妥協策略，而宋朝的整個軍事戰略一直處於被動局面。即使對西夏，仍然維持了很多年的戰爭膠著狀態。曾瑞龍在《拓邊西北》也認為「樞密院在對西夏戰爭中，舉棋不定，對下轄軍事欠缺察覺」。因此宋朝的對外戰爭多為「勝的勉強，敗的徹底，勝了局部，輸掉全局」。 宋朝軍隊在局部戰爭中的勝利體現了宋朝軍人頑強的抵抗力和英勇犧牲的精神，但在宋朝朝廷的錯誤指揮錯誤判斷以及後來的外軟內硬的策略的牽制下，仍然無法扭轉宋朝整個的戰略被動形勢。 宋朝雖然有諸多客觀不利因素，但是他的被動局面主要是自己戰略上失誤造成的。相比三國時期，眾多謀士來源於對軍事戰略有研究的文人。宋朝雖然文化鼎盛，但是在重文抑武的政策下，文人極少涉及軍事戰略的研究。所以在有人反對海上之盟和聯蒙滅金的時候，反對者的聲音沒有得到充分重視。戰國時期的秦國使用過遠交近攻的戰略，但是那時秦國的軍事實力處於絕對優勢，主動權在秦國一方，而宋朝的軍事戰略不佔主動，同樣使用「遠交近攻」的戰略則無異於引狼入室，自毀長城。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宋朝的募兵制度和輪流駐防對於游牧民族的農耕化後毫無威脅，等於把自己的軍隊變成了「游牧軍隊」。因為募兵制度的這種軍隊與土地的脫節，給作戰物資的補給也帶來困難，宋朝在對遼和西夏的作戰中，後勤補給的短缺和滯後成為了制約宋軍作戰的關鍵因素。而前面我也提到，募兵制度適用於針對固定目標的短期主動作戰，而對於長期頑固的敵人的持久防禦戰則寓兵於民，寓兵於耕的府兵制度更加有力。范仲淹在對西夏作戰中，堅持以積極防禦為主的作戰策略，雖然被他人攻擊，但是事後證明範仲淹的策略是對的。而且宋仁宗年間范仲淹的慶曆新政中的軍事改革，也是府兵制度的再次體現。他的變法內容是在京畿及近輔州府招募強壯五萬人，充京畿衛士，以助正兵。這批強壯在一年之內，可以「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既可節省兵費，又可加強防衛。這樣看來，范仲淹第一提倡府兵制第二主張防禦戰，就是對於府兵制和防禦戰一起運用有效抵禦外患的清醒認識。王安石的熙寧變法中的保甲法也有這種府兵制的改革，並且還有將兵法用於放置更戍制度中兵將脫節的弊端。但是宋朝因為重文抑武的政策影響下，在制定新法不久，就首先被廢除了。而宋朝的軍事策略是募兵制度加防禦戰略，兩個自相矛盾的策略捆綁到一起，導致了宋軍的被動。 可能有人會問，宋朝為何不向漢武帝那樣選擇主動進攻的策略，那是因為宋朝的開封無險可守，一旦開戰就不能失敗，宋軍在兩次北伐失敗後，沒有了把握取得勝利。因此防禦戰略也出於宋軍的無奈。 （上文系轉載）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