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對納粹大屠殺歷史的反思與悔悟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的一場浩劫，留下了許多創傷記憶，其中納粹大屠殺是德國戰爭罪行的主要符號。戰後初期，這場史無前例的災難成了諱莫如深的話題，無論是當年的施暴者、旁觀者還是大屠殺倖存者出於種種心態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沉默。在這樣的背景下，德國思想精英率先提出要反思「最近的民族歷史」，隨後大屠殺罪行被公開化，並逐步進入公眾認知領域，最終成為一種警示人性弱點、呼喚人道理性的全球話語。

1、德國知識界對納粹罪行的反思

戰後初期的德國，多數人主張以禁忌的方式來保全德意志應有的榮譽，對納粹暴行採取了「心照不宣的沉默」，但一些知識精英很快認識到戰爭罪責問題是德國人無法掩飾的過去。最早發出這一聲音的是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與著名思想家雅斯貝爾斯，他們在1946年分別撰寫了《德國的浩劫》與《德國人的罪責問題》，成為戰後反省納粹歷史的開山之作。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社會批判理論的奠基者西奧多·阿多諾呼籲說：「德國人壓制了過去，就是在背叛未來。」與此同時，一些社會史學家從德國的特殊性出發來思考大屠殺發生的背景，認為畸形的德意志特殊道路，是「奧斯威辛的種子」「大屠殺的前史」。至此，德國學術界逐漸衝破了大屠殺話題的種種禁忌，探究災難發生的內在根源。

到了70年代，更多的知識分子從歷史學、社會學、哲學的角度解讀納粹歷史，他們坦承，「一個分崩離析的國家背負著人們無法想像的罪孽」，並提出如下命題：「為什麼罪行偏偏發生在德國？」「為什麼無法阻止希特勒？」「德國人應該怎樣看待歷史？」「如何避免另一個奧斯威辛？」等等。一系列的學術爭論轉化成政治較量，並演變為一次次痛徹的思想洗禮過程。1986—1989年，一批聯邦德國歷史學者圍繞納粹是否作為德國之原罪發生了一場「歷史學家之爭」。這場論爭由恩斯特·諾爾特所引發，他試圖為納粹滅絕行徑翻案的行為隨即遭到著名社會學家于爾根·哈貝馬斯的抨擊，從而引發了左派與右派的大辯論，雙方分別以《法蘭克福彙報》與《時代周報》為陣地，眾多學者與所有重要媒體相繼捲入，這是二戰後聯邦德國最為重要的思想論戰。伴隨著這場爭論，德國社會對大屠殺的認知度普遍提升，「大屠殺研究」作為一個專門領域進入了德國歷史學的主流。此後，德國學者出版了大量有關著述，從不同角度深化了大屠殺研究。

2、德國政界的幡然醒悟與真誠謝罪

從二戰結束到整個50年代，無論是歐美社會還是猶太世界，出於種種不同的原因，「大屠殺的內疚與沉默」成為普遍現象。執政的阿登納總理雖然也主張對猶太人進行賠償，但對於大屠殺的態度更多地表現為消極、推諉。這一時期出於東西方冷戰對峙的需要，大批原納粹高級文武官員被免於起訴並重返政府機關。1954年，在阿登納內閣的18名成員中，有4名是納粹黨員，其中兩人是黨衛隊成員，納粹餘孽在德國依然有一定的影響，甚至還挑起了多起反猶事件。

1963—1965年在法蘭克福舉行的奧斯威辛審判成為關鍵性的轉折點。此次審判使得聯邦議院取消了關於納粹謀殺罪行的追訴時效問題，意味著對戰犯的追究可以無限期繼續下去，納粹罪責也因此而持續成為公眾政治議題。1968年11月7日，女記者克拉斯菲爾德當眾給了原納粹黨員、西德總理庫特·基辛格一記響亮的耳光。她認為，二戰結束20年後，一位原納粹黨員與高官竟能當上聯邦總理，這是德國的恥辱。在這股風潮的影響下，1969年初，西德總統呂布克因其納粹背景而被迫下台。同年，反法西斯戰士維利·勃蘭特出任聯邦總理。1970年12月7日，勃蘭特向華沙猶太人受難者紀念碑獻上花圈後，雙腿下跪，向無辜受難的猶太人表達最沉痛的哀悼，並虔誠地為納粹時代的德國認罪、贖罪，此舉被譽為「歐洲近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表現」。這種悔罪態度為此後的歷屆德國政府所堅持與重申。

在政界領導人的推動下，德國社會對納粹大屠殺的反省不斷深入。1978年，德國文化部長要求課堂教學中增迦納粹主義的內容，培養學生與納粹意識形態做鬥爭的思想觀念被明確列入學校教育的首要目標；1979年，西德各州的電視台連續轉播了美國電視系列片《大屠殺》，它的播放和產生的影響成為聯邦德國媒體史上的最重大事件。此後，大屠殺越來越進入公眾視野。另外，西德政府還頒布法律禁止否認大屠殺的言論與行為。1994年5月，聯邦議會通過《反納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加重了「煽動罪」的定罪程度。按照新法，在公開場合宣傳、不承認或者淡化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罪行，可處以最高5年的監禁。

德國還通過一系列大屠殺紀念活動來銘記歷史教訓。1995年，二戰結束60周年之際，德國政府在柏林市中心修建了「恐怖之地」戰爭紀念館。2005年5月10日，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日60周年慶祝活動的一部分，位於柏林市中心的「歐洲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舉行了莊嚴隆重的揭幕儀式。該建築物北靠歷史性建築物勃蘭登堡門，南接波茨坦廣場，緊鄰聯邦議會大廈和政府主要部門。這一地點的選擇具有深厚的象徵意義，體現了德國非同尋常的道德反省與自覺誠意。

3、來自猶太社會的外在推力

在戰後德國反省大屠殺罪行的過程中，作為納粹受害者的猶太人並非無動於衷，而是採取了許多積極而卓有成效的舉措，從而為德國的歷史反省進程提供了有力的外在推力。對於猶太世界而言，從戰爭賠償到公開紀念、從追捕戰犯到與否認納粹大屠殺的行為做鬥爭，以「把手指放在傷口上」的方法，復原真相、揭露罪惡，使大屠殺成為無法否定之過去。

二戰結束後，儘管內部存在著巨大的分歧，猶太世界還是堅持了戰爭賠償的要求。經過長期的艱難談判，1952年9月，以色列與德國政府達成《德國賠款協定》，聯邦德國在12年里向以色列償付大約8.2億美元，此外還通過索賠聯合會向納粹受害者提供個人賠償。

為了紀念在納粹大屠殺中喪生的600萬猶太同胞，1953年8月19日，以色列議會通過《納粹屠猶與英雄主義紀念法》，由議會設立「納粹屠猶與英雄主義紀念日」，以便「為其英雄與遇難者提供一個整體性記憶」。根據這項法令，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的紀念之山建立名為「亞德·瓦謝姆」的大屠殺紀念館。1959年4月，以色列議會決定以猶太歷尼散月27日為大屠殺紀念日，並定格為國家法定節日。

不僅如此，猶太社會與年輕的以色列國家把追捕納粹戰犯視作一種道德責任，其中最具轟動效應的莫過於「艾希曼審判」。阿道夫·艾希曼是納粹執行屠殺猶太人的最後解決政策的負責人，戰爭結束後藏匿於阿根廷。1960年以色列情報部門摩薩德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將其逮捕並秘密運至以色列。經過將近一年的取證與審訊，艾希曼審判於1961年4月11日正式開始，100多位倖存者出庭作證，無數的證據與供詞把人們帶回了那段撕心裂肺的恐怖歲月。艾希曼審判之後，越來越多的倖存者戰勝自我，站出來為大屠殺作證，一批又一批納粹戰犯被送上了正義的審判台。

半個多世紀以來，許多猶太學者與非猶太學者一起專註戰爭罪責研究，以大屠殺為個案來建構記憶史學。他們認為，「大屠殺記憶」代表的是過去被人們所壓抑、所忽視的東西，理應進入「公共歷史領域」。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下，納粹大屠殺的歷史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記憶，對大屠殺的歷史反思也成為一種全球話語。因此，2005年11月1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60/7號「紀念大屠殺」的決議，把1月27日蘇聯軍隊解放奧斯威辛——比克瑙集中營的日子作為一年一度緬懷大屠殺遇難者的國際紀念日。此後每年的1月27日，聯合國會以一個特定的主題展開紀念，旨在提醒人們：「大屠殺這一絕無僅有的悲劇不容改寫，只要人類記憶繼續存在，就必須牢記這一令人恥辱和可怕的悲劇」。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歷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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