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寫盡了恆久鮮活的世情和人性

在我國的古典文學作品中，《金瓶梅》應是一個特例：作者對身世行跡的刻意隱藏，傳抄者對流播渠道的欲言又止，出版商對全本和真本的追蹤搜求，評點者的改寫重編、肯定否定……很少有一部小說如《金瓶梅》攜帶著這樣多的懸疑謎團，很少有一部小說如《金瓶梅》承載著這樣多的疵議惡評，亦很少有一部小說像它這樣深刻厚重、刺世警世、勾魂攝魄，吸引和震撼了一代又一代讀者。不少學者都把它與後來的《紅樓夢》相比較，論為中國小說史上的兩座高峰，而作為先行者的《金瓶梅》，更顯得命運多舛。《金瓶梅》是一部奇書，又是一部哀書。作者把生民和社會寫得噓彈如生，書中隨處可見人性之惡的暢行無阻，可見善與惡的交纏雜糅，亦隨處可體悟到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他將悲憫哀矜灑向所處時代的芸芸眾生，也灑向巍巍廟堂赫赫公門，灑向西門慶和潘金蓮這樣的醜類。這裡有一個偉大作家對時政家國最深沉的愛憎，有其對生命價值和生存形態的痛苦思索，也有文人墨客那與世浮沉的放曠褻玩。這就是蘭陵笑笑生，玄黃錯雜，異色成彩，和盤托出了明代社會的風物世情。一、《金瓶梅》的流傳、刊刻與批評早期的《金瓶梅》抄本，是在一個文人圈子裡秘密傳播的。有關該書傳世的第一條信息，今天所確知的是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袁宏道寫給董其昌的信：《金瓶梅》從何得來？伏枕略觀，雲霞滿紙，勝於枚生《七發》多矣！後段在何處？抄競當於何處倒換？幸一的示。這時的袁宏道在吳縣知縣任上，而董其昌以翰林院編修任皇長子講官，是年的春與秋曾兩次因事返鄉，二人的借書與傳抄大約在此期間。董氏在書畫和收藏方面負有盛名，擁有《金瓶梅》的抄本應不奇怪。而袁宏道在文壇亦是聲名漸起，短簡訊札，流露出急於得到下半部的渴望，以及對該書的高度評價。《金瓶梅》從何處得來？我們看不到董其昌的回答。這位後來的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對自家文字當做過一番嚴格清理，因而看不到任何有關《金瓶梅》的記載。同樣，兩位較早藏有《金瓶梅》抄本的大人物——嘉靖隆慶間內閣首輔徐階和嘉靖大名士、後來的南刑部尚書王世貞，文集中也不見蛛絲馬跡。這種情形是可以理解的，那些個當世名公，有誰願意擔當收藏和傳播穢書的惡名呢！袁中郎之弟小修曾憶寫了與董其昌閑話《金瓶梅》的情景，董先說「極佳」，又說「決當焚之」，則前說出自真實感受，後來便是意在遮掩也。徐階和王世貞皆活躍於嘉靖晚期，對小說中人物自有一種熟稔，其籍里相去不遠，交往史亦複雜曲折，若推論其藏本來源相同，應是可能的。有意思的是董其昌、王稚登、王肯堂等早期傳抄者也都在蘇松一帶，而袁氏兄弟聽董其昌講說和借抄亦在此地。後二十年，該書的流播之跡時隱時現，而《金瓶梅詞話》也正式在蘇州問世，揭開了本書由傳抄轉為刊刻的歷史。今天所能見到的明清兩代《金瓶梅》刻本，因襲之路徑甚明，仍可分為三個系統：詞話本又稱「萬曆本」，全十卷一百回，序刻於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為今知該書的最早刻本。今存有四個藏本，經研究者比較，其在行格、字樣、內容以及卷首序跋的順序上均有差異，可知有原刻、翻印、再刻之別。該版本付刻倉促，校勘不精，許多回目仍處於備忘階段；沈德符所稱「原本實少五十三至五十七回，遍覓不得，有陋儒補以入刻」，亦可於書中明顯見出。然則詞話本保留著大量的精彩描述，最接近作者原創，因而也最為讀者和研究者關注。繡像本又稱「崇禎本」，全二十卷一百回。其以詞話本為底本，進行了較多的文字加工，回目大為整飭。因文中多處避朱由檢之諱，加以所附繡像畫工多當時名手，一般認為刊行於崇禎間。曾有研究者根據首圖藏本《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第一百回捅圖的「回道人題」，認為該版本的改定者為李漁，但此說尚待考定。第一奇書本又稱「張評本」，序刻於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評者張竹坡(1670-1698)，徐州銅山人，名道深，字自德，竹坡其號也。竹坡以標標特出之才而數困場屋，暇中發願評點《金瓶梅》，凡十餘日而完成，題為「第一奇書」，見識與才情均異於常人。竹坡評點當以皋鶴草堂本為原本，初刻於徐州，而其底本則是崇禎本。第一奇書本一經問世，即盛行坊間，甚而至遮蔽了詞話本和崇禎本。《金瓶梅》還在傳抄階段，對它的點評即行出現，如袁氏兄弟和屠本唆、沈德符所記，如被轉錄的董其昌、湯顯祖諸人話語，皆絕妙評語也；詞話本卷首三序，皆重在揭揚一部大書的主旨，而品陟不一；崇禎本之夾批眉批超過干條，精彩處更多；至竹坡評本出，不獨添加回前評和回末評，卷首更有總評、雜錄和讀法諸項，便於讀者多多；以後評者如清末南陵知縣文龍，亦有佳絕處，引起研究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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