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鳥瞰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而美國則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就經濟總量而言,美中分別佔據第一二位。同時,美國還是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國家,而中國——起碼在名譽上——是世界最大也算最有活力的社會主義國家。這諸多因素聚集在一起,說中美關係是國際關係史最重要也最糾結的關係,當不為過。我們不妨為開始(1804-1941)、轉折(1941-1972)、重啟(1972-1996)到發展(1996-現在)四個階段來對其進行個大致的鳥瞰。

一、開始階段

中美關係,始於近代。1804年,美國「愛麗華號」商船來華,這是中美開始正式交往的源頭。1844年,美國駐華公使在廣東澳門附近的望廈村與清政府簽訂《中美望廈條約》,開始了中美之間的正式來往。在19世紀,美國的對華政策常常唯英國馬首是瞻,之後隨著實力的不斷增強,對華外交也逐漸獨立。1900年前後,歐洲列強各自在中國劃定勢力範圍。為保護在華利益,美國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承認列強的勢力範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要求他們向美國開放。這一政策對於中國的意義在於:對列強提出了要「保護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的要求,從而避免了中國被徹底瓜分。此後三十多年,「門戶開放」成為美國對華關係基本原則。辛亥革命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最早承認袁世凱政府的,不但派遣著名政治學家和行政學家弗蘭克·古德諾擔任袁世凱的特別顧問,還鼓勵美國銀行家向中國的鐵路和工業投資。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美國表示反對,同時卻承認日本在滿洲等鄰近日本的地區有「特殊利益」。在1917年的《蘭辛—石井協定》中,美國再次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殊利益」。一戰結束後,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在和會上,日本代表要求將山東的權益無條件讓予日本。中國代表去見威爾遜,希望他主持公道。威爾遜表示:他對日本代表提出如此天真的要求很驚訝,建議中國代表也坦率地陳述中國的主張。但最後威爾遜卻向日本讓步了。巴黎和會的結果是中國空歡喜一場,取代一種不平等的是另一種不平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被日本繼承。中美關係因此陷入停頓,這一停頓直到二戰後的珍珠港事件才告結束。

二、轉折階段

二戰開始階段,美國保持中立,對中國抗戰基本上是不聞不問,還在暗中向日本販賣廢鋼鐵等戰略物質牟利,直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中美關係才出現轉折,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在接下來的4年里,中美進行了一系列合作:雙方達成5億美元的貸款協定,美國將軍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美英三國在開羅舉行首腦會議,討論對日戰略,《開羅宣言》宣告日本必須歸還中國領土。羅斯福關於戰後世界的構想中,中國扮演著重要角色。他的「四大警察論」,設想美、英、蘇、中,以類似世界理事會的方式來維持和平。把中國列入四強是出於禮貌,部分是因為美國在亞洲需要有一個支持者。因此,美國不顧英國反對,支持中國成為了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也是中美關係在轉折時期的最大亮點。然而,隨著日本投降,中美關係又隨著國共內戰而陷入搖擺不定狀態:開始,美國支持國民黨政權,日本投降當日,杜魯門命令日軍只能向蔣介石政府投降就說明這一點。雖然這樣,但美國還是希望中國能建設成為一個民主憲政的國家,因而在國共衝突之初,美國進行了全力調停。然而,都信奉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國共雙方並不理會,仍舊為權力大打出手。美國調停國共糾紛失敗後,開始援助蔣介石打內戰。1949年8月發布的美中關係《白皮書》中美國承認抗戰勝利後對蔣介石政府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多達22.5億美元。但隨著國軍的敗退,1948年末美國開始調整政策,從「阻止中共取勝」變為「阻止中國成為蘇聯附庸」。1949年初,司徒雷登就開始與各國大使接觸,主張各國外交官留在南京。4月23日南京解放,各外國使團中只有蘇聯大使隨國民黨政府遷往廣州。因為新中國採取一邊倒的外交政策,1950年1月,中方收回美國在北平的兵營等房產後,美國終於撤走了全部駐華人員。接下來的朝鮮戰爭、台海危機、敵意的政策更是使得兩國關係順轉直下,正常關係中斷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間,雙方長達15年(1955-1970)的大使級會談只是各說各話:中國想要解決台灣問題、被美國凍結的資產;美國勸中國放棄武力統一、加入限制武器的談判。136次會談只達成了一個協議,西方媒體稱之為「聾子的對話」。

三、重啟階段

中美關係重啟的機遇源於中蘇對峙。中蘇早在1959年就已不和,美國的決策層卻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戰略機會,直到老羅斯福之後美國總統中少有的現實派尼克松走上前台。1968年9月,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後不久,尼克松在接受一次採訪時說,「我們必須不斷尋求機會與她談談,也與蘇聯談談。我們必須不只注意是否發生了變化,我們也必須找機會製造變化。」她,指的是中國。本著共同利益,中國接受了美國方面的橄欖枝,1971年7月,尼克松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由巴基斯坦中轉秘密訪問北京。7月16日,中美同時公布雙方達成的《公告》。當年10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國席位。1972年2月27日,中美達成《上海公報》,次日發表——其中有一條顯然針對蘇聯: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一年之後,雙方又發布一份公告,同意將共同「抵抗」任何國家在「全球」建立霸權的企圖。1978年,中美發表建交公報,決定於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關係。自此,中美關係全面解凍,各方面——尤其是經濟方面的合作穩步推進,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準備了有利的國際環境。

這點,我們可以從下面這組經濟數據中清楚地看出來:1978年以來,中國對美出口貿易額年均增長20%。1990年,雙邊貿易額118億美元(美方統計為200億美元),2000年,則達到745億美元(美方統計在1000億美元以上)。2003年,更達到1246億美元(美方認為僅對華逆差就達1200億美元,雙邊貿易額則達1600億美元以上)。截至1998年上半年,美國在中國大陸的投資額為180億美元,在香港的投資額為140億美元,總計320多億美元(不包括對台灣投資的50億美元)而截止2003年9月底,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實際投資額已達430億美元。1990年,中國是美國第10大貿易夥伴,1996年已成為第4大貿易夥伴,而美國則成為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同時,1998年、1999年、2000年,美國連續成為對中國實際投資最多的國家,美國500多家最大公司中的50%以上在中國投資。

到1989年初,中美關係進入蜜月期,根據蓋洛普民意調查,1989年初,70%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或極有好感。然而,這一過程卻被隨之而來的六四風波中斷,在國會和輿論的壓力之下,老布希對中國實施了一系列制裁;但他仍設法維護同中國的正常關係,幾次動用總統的否決權反對國會取消或有條件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議案。1992年,新當選競選總統柯林頓宣稱:「中國有一天也會走上東歐和前蘇聯共產黨政權的路。美國必須做它能做的一切來鼓勵這個進程。」中美關係因此陷入低谷。

四、發展階段

直到1996年5月,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弗表示,美國願意通過接觸而不是對抗來解決分歧,中美關係才開始改善,進入新的發展時期。1997年江澤民訪美,次年柯林頓訪華,兩國視彼此為「建設性戰略夥伴」。此後,儘管發生美國導彈擊中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事件,也沒有影響中美關係重回正軌。1999年11月,兩國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達成雙邊協議。2000年,美國通過了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法案。2000年,小布希競選總統時曾攻擊柯林頓對中國過於軟弱,就像當年柯林頓攻擊他父親一樣。2001年他入主白宮,中美關係也緊張了一陣。先是發生「撞機事件」,而後美國同意李登輝訪問、陳水扁「過境」,並宣布將向台灣出售武器,甚至公開聲稱要「協防台灣」。但幾個月之後,「9·11」事件迫使美國重新思考對外政策的輕重緩急。美國認定恐怖主義是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中國一變而為反恐的「盟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合作者,兩國又成為「建設性合作關係」。和柯林頓、小布希先抑後揚不同,奧巴馬一上任就對中國很友好。或許這是因為當他上任時金融危機已經爆發了。中美通力合作,都比預期更早地擺脫了危機。奧巴馬曾向媒體公開表示,中美關係就是美國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國務卿希拉里則稱中美關係是21世紀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國有戰略家提出了「G2」的概念,認為中美兩國可以攜手共進,取代「八國集團」解決世界經濟問題。

突如其來的「9·11」和金融危機使小布希和奧巴馬得出了同一個結論:後冷戰時期美國要應對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金融危機,不可能離開中國的合作獨自擔當。此外,環境和氣候變化、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也需要兩國共同努力。中美互為第二大貿易夥伴多年,2010年雙邊貿易額超過3800億美元,經濟上互相依賴,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前所未有,漸成利益共同體。  

回顧中美關係,我們看到:儘管雙方在200多年的交往史中,有各種曲折、停頓甚至後退,但總的來說,中美兩個大國還是在致力於國際和平,反對法西斯主義和霸權主義,促進民生方面有良好合作,而且在大的方面(比如反對日本軍國主義與蘇聯霸權主義方面)都彼此協調並肩作戰,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的中美關係,應該象2008年6月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訪問中國時說的那樣——「我們有分歧,但是這些分歧並沒有模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美國與中國就是必須合作共事,如果我們要解決在國際社會中面臨的許多挑戰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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