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智庫 | 中菲關係進入新階段 不確定因素仍需防範

本文作者：胡鑫，中國南海研究院海洋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2017年，南海局勢總體呈現出趨緩降溫穩定的大趨勢，南海問題正逐步回歸到雙邊談判與協商的正確軌道，南海周邊國家的關注點也逐漸從地區爭議、地緣政治博弈轉向促合作增互信和地區秩序調整。其中，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就職後的外交轉向成為開啟南海問題緩和降溫的重要節點之一。

杜特爾特自2016年6月執政以來，放棄其前任阿基諾三世一面倒向美國的外交政策，積極改善對華關係，主動淡化南海爭端，為中菲重新回歸到通過雙邊談判方式管控分歧和爭議的正確軌道創造了有利條件。2017年，中菲關係已經實現全面轉圜，並得到進一步的鞏固與發展，主要呈現出以下三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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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開高走」中菲關係迅速破冰回暖，短時間內實現全面轉圜。過去一年多來，中菲兩國在政治交往方面開展了一系列良性互動，高層互訪不斷，政治互信增強。杜特爾特上任後就對我國進行了國事訪問，其破冰之旅也為菲收穫了總額約135億美元的協議與投資。隨後2017年5月杜特爾特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習近平主席也在G20和APEC等多邊場合與杜特爾特會晤。11月李克強總理出席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並訪問菲律賓，這是中國總理時隔十年再次訪菲，意義重大。除高層互訪外，兩國部長級官員和民眾交往日益密切，雙方在外交、領事、經貿、漁業等領域的雙邊磋商已全部恢復，並建立了南海問題雙邊磋商機制。另外中菲兩國在投資、產能、農業、新聞、質檢、旅遊、禁毒、金融、海警、防務、軍事和基礎設施建設等諸多務實合作領域均達成一系列協議。在兩國領導人的引領下，中菲雙邊關係迅速進入了全新的歷史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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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雙熱」良性循環，中菲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展的正確軌道。中菲關係在經過多年的低迷期後，於短時間內實現了正常化，兩國熱絡的高層交往也為良好的經濟交往與合作奠定了基礎，而逐步深化的雙邊經貿往來也促進兩國更好的建立政治互信。兩國間政治、經濟呈現出良性循環的發展狀態，開始出現「政經雙熱」的特點。據統計，2017年1-10月，中菲雙邊貿易持續保持增長勢頭，進出口總額達到了415億美元，同比增長了8.2%。中國已經成為菲最大貿易夥伴和最大進口市場，中國對菲律賓的直接投資也不斷增加。另外菲推進的以基礎設施建設為支柱的「杜特爾特經濟學」和「雄心2040」願景計劃與我以互聯互通為重要領域的「一帶一路」倡議高度吻合，基礎設施建設日漸成為中菲間合作的新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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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利避害」妥善處理敏感問題，推動兩國關係繼續向好發展。杜特爾特政府在南海問題上進行了政策調整，在處理爭議問題上更加謹慎克制，避免爭議問題干擾兩國關係發展大局，更多側重於積極開展兩國在經貿、文化等領域的務實合作。在這樣的政策調整下，菲在事實上擱置了南海仲裁案裁決，多次申明爭議問題不是中菲雙邊關係的全部，重回與中國就南海問題進行雙邊磋商的軌道。2017年7月，菲外交部就南海仲裁案裁決公布一周年發表的聲明基調積極，重申應本著睦鄰友好的精神來解決南海爭端。7月杜特爾特在國內發表的國情咨文中也對南海問題一語帶過，並稱願意同相關國家開展雙邊對話。同時，菲律賓作為2017年東盟輪值主席國，「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和「加強海上安全與合作」成為其主要推進的議題，其多次在東亞系列會議上淡化南海問題。以上舉措不僅暫時迴避了敏感問題，推動中菲關係向好發展，同時也維護了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經過一年多的交往與合作，中菲關係已經進入一個良性發展的新時期，但影響中菲關係的因素仍然存在。展望2018年，中菲關係向好發展的大趨勢不會出現較大變化，但以下幾個不確定因素應關注和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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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仲裁裁決成為懸在中菲關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不排除菲律賓在法理層面與其他聲索國形成合力的隱患。一方面，雖然菲律賓暫時擱置仲裁裁決，但從未聲明放棄裁決，也並未放棄對有關島礁的主權聲索。仲裁裁決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影響中菲關係的關鍵變數之一。一旦菲律賓重提裁決，中菲關係就有可能再次波動。即使菲律賓不提裁決，在國際交往和事務協商中成為隱形的談判籌碼。另一方面，裁決的負面影響始終存在。菲律賓在仲裁過程中獲得收益的溢出效應逐漸開始顯現，其他聲索國不時發聲敦促中國遵守仲裁裁決，並多次暗示通過效仿菲提起仲裁來向中國施壓。隨著南海局勢的動態變化，一旦其他聲索國認為仲裁帶來的收益大於成本，就會鋌而走險，也不能排除菲與其他聲索國在法理層面形成合力的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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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菲律賓重回「大國平衡戰略」，在中美中間尋求平衡。阿基諾三世全面倒向美國放棄菲「大國平衡戰略」，在降低了美國拉攏菲律賓的戰略成本的同時，也因與中國關係冰封而錯過搭乘中國經濟快車的良機，顧此失彼。杜特爾特雖然通過外交政策上的急轉來重新構建中美菲間的三角平衡關係，但仍要保持菲律賓在中美之間的平衡空間，而南海問題正是使菲律賓能夠在中美間開展「大國平衡戰略」的重要切入點。這一方面提醒中國，菲律賓仍是影響南海未來局勢的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也提醒美國，作為其老牌盟友，要想在南海地區秩序構建中佔據主導形成對中國的戰略擠壓，菲律賓仍然是關鍵的抓手和節點。所以，未來菲律賓仍然會在中美之間搖擺，同時我們也需要理性看待和防範因此帶來的中菲關係、南海局勢的波動和震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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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菲律賓內部政治生態的複雜性、矛盾性和杜特爾特個人的執政偏好將會成為影響中菲關係的不穩定因素。長期的殖民統治使菲律賓國內形成了弱國家、弱政黨、精英政治和家族政治並存的特殊政治生態。杜特爾特與國內反對勢力的角力與拉鋸，也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其對華態度。加之菲律賓軍方在獨立後一直在國內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且長期接受美國的支持和援助，菲在維護其自身地緣政治安全方面仍需依賴美國。菲軍方為推動國會批准其軍隊現代化計劃，仍然需要在南海問題上保持一定的熱度和烈度。從國際政治認知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杜特爾特作為菲最高領導人，是外交決策和國家行為的重要行為者。杜特爾特個性鮮明，追求獨立，公開言論和行為中帶有表演性質的表述和富有個人色彩的執政偏好，均有可能成為影響中菲關係的不穩定因素。

相較於近年來中菲關係的波折起伏，兩國能超越領土爭端中「零和博弈」的桎梏，擺脫領土爭端的綁架，推動雙邊關係從破冰到全面轉圜再到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這是在兩國領導人指引下，雙方共同努力、相向而行的結果，來之不易，值得分外珍惜。因此，在管控好仲裁案帶來的負面影響、理性看待中美菲三邊關係的動態調整和降低個人執政偏好對中菲關係的作用力之外，可探討提出在中菲間發展新的戰略框架的嘗試與可能，消除國家間和社會民眾間的誤判與誤解。在發展全方位的交往與合作中，真正形成中菲關係發展的良性循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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