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木曰兮歷史系】儒家大師！儒家三大代表人物之一，為什麼教出來徒弟都成了【法家的重要人物？

06-30

討論這個話題的動機來源，就是在於分別儒法兩家的核心區別。我曾思考儒家和法家的核心思想的差別究竟在哪裡？是在一個滿口仁禮，一個滿口術法么？我不這麼認為

有些人會覺得義（這個詞不好解釋，我甚至覺得無法原汁原味的翻譯成英文，大致就是「不論代價的所應該做的事」）和法會是衝突的——如果與我以大恩的恩人面臨死刑，我該去劫法場么？實際上這應該是否定的（前提是法是正法，判罰執法也毫無缺漏）。孔子強調仁義禮，孟子強調仁義禮智，仁首先是第一位，而只有秩序以及規則才能夠給予廣泛的民眾以廣泛的自由與安寧，這正是大仁之所在，這正是大義之所在，故而法場不可劫（當然，人生會遇到矛盾，甚至是無法解決的維谷，這正是人的局限性，孔孟的「為親隱」，便體現了「權」的藝術，背著老父隱退深山之中，一輩子遠離人世，確實是大仁大義與小仁小義兩全了，大節小節俱不有損，方是最好的結局）。

這樣看來，儒家與用法並不違背。

荀子的儒家法古，韓非的法家講究歷史的進化論，貌似這是儒法的差別，但實際上孔孟卻不是盲目的法古者。中庸所載孔子有言「吾說夏禮，杞不足征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這說明從周禮是孔丘比較後的選擇。以及我之前在總結儒家四書中的考證（引用自第二十一篇）「而儒家本身是講究變化和革新的，大學有言：「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明確的表現了儒家是在固守「根本的仁」的基礎上追求變化的。中庸記載孔子說：「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鼮及其身者也。」，翻譯過來就是「生在現在，卻要盲目的使用過去的方法，墨守以前的陳舊道路，這種人一定會招來災禍」。可見儒學根本就不是盲目，守舊而僵硬的學問。」可見這亦不是儒法的差別。

那麼儒法差在哪兒？儒家談仁，談道德，法家在此也不反對——用法的目的就是為了大仁，為了治天下，為了民眾與君王都過上好的生活。

這裡竊以為差別就在於儒家與法家對於人的定位認識，以及對於改變人的手段選擇。

孔孟的儒家認為人是性善的（事實上用性善或許不是很貼切，孟子說人有四端，有惻隱之心，這是所有名為「人」的生物所共有的心靈力量），道德的來源是人的內心，而不是可以向外求，或者以外物進行「規定」的。禮是君子對於自己對於國家社會的一種約束，但是「繪事後素」，禮是仁的實現手段，畢竟是不等同的。然而，荀子認為人是性惡的，人的道德是靠著人的智慧所進行後天的「改良」所得到的（這裡引用荀子，有些人可能覺得突兀，因為傳統而談，荀子被認為是儒家的道統繼承人與發展者，但是很遺憾，一讀《荀子》，其見解與孔孟表面相似，實際差別甚大，他的兩個得意弟子韓非，李斯都是法家集大成者不是沒有原因的）。故而，明朝的王守仁的心學與孔孟反而更為相應——向何處去問標準？向何處去求道德？向良心所在處。

這一點差別是極大的差別，這直接決定了所使用的手段的「方式」與「輕重」。荀子隆禮到了極致，將禮捧到了極高的地步——他認為仁禮是互為表裡的，一個人內在有仁，外在一定有禮，反之亦然（我們看到這就不意外將來會有二程與朱熹的壓抑人性的「存天理，滅人慾」，以及宋明禮教的一些「吃人」的刑罰，毫無疑問這與孔孟的要求大相徑庭）。孔子的仁講究的是「恕」，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反對刑罰，但是講究對人輕罰，對己嚴苛——因為道德的提升必然來自於自我內在的覺醒以及要求，你無法去強制「提升」他人的道德水平——用不寬容去求取寬容，豈非南轅北轍？

法家在此就不同了。他們認為道德的來源不是普通人的內在力量與自我的覺醒，而用「智慧」來發現以及規範（這裡或許較難理解，譬如我認為為國家拚命工作會讓國家社會變得更好，我們就是「發現了道德」），那麼用「嚴法」就有了理論上的立足點。

說到這裡，我並不是反對法家的學說，實際上我很認同法家學說治國的能力，而且法制確實在絕大多數時候都要比德治更加有效（請容許我用「絕大多數」，人總是需要一些理想主義——有時帶有一些空想的理想主義，譬如烏托邦，總是這麼的美好）。孔孟的理想主義在於孔孟充分的肯定了人的內心力量，對於我們的族群有著充分的期望與信任，雖然現實總是讓人失望——人人都有著惻隱之心，但是人的底線又常常對孔孟的期待施以嘲諷（最近無數次看到老人中年人碰瓷，假摔，或者誣陷幫扶者的新聞）。荀子以及韓非對於凡夫的自我約束的能力完全不抱希望，故而他們推崇強制的法，而後者更是強調「冷酷」的「術」（善哉用術，就像是愛情往往經不起那些主動的「考驗」，不過用術者若不是有德之人，則為禍矣）。

所以，總結一下，孔孟的儒道是提升道德的真正正法，是自我要求的良方，但是對於無法將全人類中的大部分變成道德高尚的人的事實，我們也需要遺憾的正視。法家的理論則是基於對於人性負面的充分了解下所採取的措施，也是好的。唯一的問題，或許在於我們必須使「法律」的要求不能過高，如同爛鐵經不起狠鍛，過高的甚至是不合適的倫理束縛對於廣大的人群只會是一場災難——讓崇尚聖的去追求聖，也給予凡夫正常生活的環境，揠苗助長非是仁慈，而是作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