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獲獎為何引起多元反應？
莫言獲獎為何引起多元反應？
丁咚 文
也許莫言本人第一時間在微博上發表的感想能透露出某些微妙意味，他說，「感謝朋友們對我的肯定，也感謝朋友們對我的批評。在這個過程中，我看到了人心，也看到了我自己。」這句話應該是他的由衷之言，也說明他很有自知之明，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大眾心中是個什麼形象。代表官方的中國作家協會在其獲獎消息公布後立即發出賀電，新聞聯播播音員也打斷正常的節目安排以喜悅的表情插播他獲獎的新聞，都在說明，他的獲獎得到了這個國家掌權者的政治認同以及不吝姿態的褒獎。
事實上，莫言並非華人世界諾貝爾獎第一人。中國作家協會曾出面通過政府媒體公開聲稱，諾貝爾文學獎不是從文學角度評選，而是有其政治標準，表明諾貝爾文學獎實質上被用於政治目的，失去了權威性。
同一個機構前後發出截然不同的聲明，恰恰反映了誰才是真正的政治挂帥。根據諾貝爾遺囑，諾貝爾獎在評選的整個過程中，獲獎人不受任何國籍、民族、意識形態和宗教的影響，評選的唯一標準是成就的大小。諾貝爾獎100多年的歷史，已經充分印證了這一原則。它的獲獎者中，既有共產主義世界持不同政見者，比如索爾仁尼琴、帕斯捷爾納克，再比如高行健，也有正統意識形態的支持者，比如肖洛霍夫，再比如今天的莫言。由此證明，諾貝爾獎確實是按照超越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原則，根據作家的實際成就進行評獎的。
雖然正如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何建明評論指出的，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將這一獎項授予莫言，反映了中國強大以及世界影響力提升，人們猜測，崇尚舉國體制的中國為了突破中國正統作家從未獲獎的歷史，對深陷歐債危機、獲得中國諸多援助的瑞典可能施加了某些影響，眾所周知，莫言是所謂的體制內作家，他是中共黨員，且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在備受非議的手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活動中是一個積極的參與者，據聞，他甚至為重慶唱紅運動寫了一首讚美詩，但我們應該相信，莫言自身的文學成就的確不副諾貝爾文學獎的價值，他本人的價值觀和政治觀點，不應當作為評價其作品的核心尺度，也不是瑞典文學院決定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的依據。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應當超越政治，超越意識形態，為莫言獲獎真誠地鼓掌。政治可以在文學家的作品中予以反映，完全脫離政治和社會現實的文學作品是不存在的，但政治絕不可以作為評價文學作品的標準，也不能用來攻擊異己者的棍棒。
同時，也希望那些曾經對諾貝爾獎進行政治歪曲者，充分認識到自己的狹隘，認識到自己才是一直在以政治和意識形態挂帥的，並切實地糾正以往的錯誤做法，將諾貝爾獎回歸本位，正確對待歷史上曾經獲得諾貝爾獎的華裔，為他們解除沉重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枷鎖。
在回答溫家寶總理的問題時，中國科學家錢學森曾提出了著名的「錢學森之問」，核心是「為什麼我們的教育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他所指的是科學技術人才，但在一切領域都存在同樣的問題：「為什麼中國在最近的幾十年里培養不出大師級人物」？
最根本的問題是，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挂帥觀點在經過文革後一段時間的反思和改正後，在最近的二十餘年裡，又重新在主流社會佔據了主導地位。全社會泛意識形態化，政治挂帥機制化，在經濟、社會、教育、文學、新聞、文化、藝術等諸多領域加強了其控制力。經濟上，比如華為、中興開拓美國市場受阻，核心的原因就是以黨委為標誌的政治對企業的無所不在的滲透和掌控，對美國眾議院的決議產生了決定性影響；社會上，在一個現代國家，公民社會形成和發展是必然趨勢，但政治對社會組織的防範和干預，正在阻遏中國公民社會的發育和成長；教育上，政治有計劃、有組織、有步驟地全方位滲入，更是眾所皆知，從小學到大學，公民教育和歷史教育都以現行政治作為主要內容，並將指導思想、顧大局、守規矩作為學生的必修內容，從而桎梏了人的靈魂和思想，扼殺了人的創造精神；文學、新聞、文化、藝術領域的審查制度，迄今仍在不合時宜地延續。就連我們的近鄰緬甸官員都在強調，新聞審查制度與當代世界主流趨勢完全不合拍。
莫言的獲獎不應該作為當今中國政治和意識形態無所不在正確的證據，他的文學個性和在思想狂飆運動推進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決定性的成長經歷為其獲獎奠定了最關鍵的基礎，中國社會的開放化一面也為其作品與世界主流接軌提供了可能，他是生長在中國土壤、浸潤世界優質文明的一代作家的代表，因此莫言本人應該感謝的不是傳統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對自己作品的「審查」，而應當為沐浴在全球化時代、在中西思想碰撞中自己的作品不斷升華而慶幸，並進一步開放胸襟，擁抱世界，為中國更加融入全球體系，為中國公民社會發展，為中國人脫離思想囚禁，享受全人類的基本待遇，展現知識分子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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