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中的「為政之道」

中國古代雖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學，但是政治思想卻是十分豐富的。關於「為政之道」，中國的許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曾經有過深刻的闡述。其中孔子的「為政之道」即「德政」思想深遠影響了歷史政治的發展，不管是名義上，還是實踐上，「為政以德」成為幾千年來中國傳統政治的重要特徵。孔子「為國以禮，為政以德」的思想是盡人皆知的。孔子「德政」思想重要集中在《論語》中。孔子從政的時間並不長，但是他的一生卻總是孜孜不倦地追求恢復「周禮」。他認為以道德和禮教來治理這個國家才是最高尚的治國之道。我們今天也把這種治國方略稱為「德政」或者「禮治」。 孔子一去兩千五百多年，他的思想至今仍然為人們所借鑒、吸收。在社會矛盾日益突出、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今天，「德政」思想對於社會矛盾的緩和，社會管理的有序，和諧社會的構建是有著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的。 一、為政的理念——「政者，正也」 政治也許是人類事務中最撲朔迷離，最令人難以琢磨的，同時又與每個人利害攸關的現象之一。那麼為政的理念究竟是什麼呢?有一次「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顏淵》），當時魯國政治上最有權力的人季康子（魯哀公時的正卿，）問孔子，什麼是政治呢?孔子說，政治就是正道。所謂政治的道理，就是領導人民、社會走上一個正道。假如君王能夠以正道統帥老百姓，又有誰敢不聽從呢?一個反問號加強了這種語氣。「正」是對「政」核心理念的最佳詮釋。孔子把「政」解釋為「正」，認為政治乃是符合禮儀的道德。儒家強調「禮治」、「德政」實質上就是要求為政者按照禮法來進行統治，並強調為政者應該以身作則，自己本身首先要正，即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質，只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為政者才能很好的進行統治。季康子當時是一個當權者，所以孔子對他說了如此語重心長的話，希望他能有所警醒。 那麼怎樣才算「正道」的政治呢?曾經葉公問孔子治國的訣竅，「子曰：近者悅，遠者來。」（《子路》），管理國家的關鍵在於得民心，這樣就能使近處的老百姓因受其惠澤而喜悅，遠處的老百姓能慕名前來歸服。 怎麼才能得民心呢?孔子認為「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子路》），孔子把為政的要領歸結為「禮、義、信」三個方面是很有見地的。禮者，法理也，即行為上共同遵守的準則；義者，道義也，即思想上應有的原則；信者，誠信也，即言行一致，開誠布公。為政者若能做到這三點，四方百姓就會背著孩子來投奔你，國家也會因此而強大。 孔子的為政之道，很符合中國人傳統的治國理念，所謂「得人心者得天下」。歷來的暴君，雖然可以憑藉其武力剪除異己統治國家，但因為獨裁暴虐失信於民，最終一個個被老百姓推下去，所以「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左傳·庄公十一年》），而「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左傳·庄公十一年》），那些代表老百姓意志和利益的人，因其深得民心，處處受到老百姓的愛戴和擁護，也許一開始勢單力薄，很快會發展壯大奪得政權，四方群賢畢至，江山歸於一統。 二、為政的首要前提——「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孔子講到為政的道理，始終認為個人的修養非常重要，任何一種制度，到底還是人為的。所以孔子非常強調為政者的品行，因為這是為政的首要前提。他認為為政者一定要嚴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則，具有高尚的德行，嚴格約束自己的一言一行，遵守各種社會規範。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為政者本身端正（包括思想的純正、行為的中正等）就是一個良好政治的開端，真能這樣，也就用不著嚴厲的法令，社會風氣自然會隨之轉化而歸於端正。如果為政者本身就不端正，自己都不能嚴格要求自己，而僅僅靠下達命令、制定製度來要求老百姓如何如何，其結果是徒勞無益的。有時我們不能不驚嘆古人的智慧，想想的確如此。為政者「正」應該是為政的首要前提。因為為政者具有很強的號召力、影響力，他的一言一行不是個人行為，而是代表著一種風尚，一種榜樣，民眾不知不覺在模仿學習，所謂「君子所履，司、人所視。」如果為政者事事出以公心，剛正無私，那麼上行下效，老百姓自然跟著走正道。「其身正，不令而行」。如果為政者胡作非為，營私舞弊，那麼他在老百姓眼裡就一點威信也沒有，說出的話也沒有人聽從：「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無論時事如何變遷，政治的原則就是正己而後正人。自己先求得端正，然後方可正人。為政者作為國家政權的最高決策者，他的品德的好壞直接決定著國家的興衰成敗。所以「天子有德，能保其天下。」相反，為政者不講道德，國家就很危險，「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夏桀王、殷紂王之所以亡國，不講道德、腐化墮落是其重要原因，「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所以「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國語·齊語》）。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假如為政者本身公正，在從政過程中，自然是好的，正己方能正人。假使自己不能端正作榜樣，那又將如何去輔正別人呢?這也是中國政治思想的重點之所在。孔子從不苛責普通老百姓應該如何如何，因為老百姓大都是盲從的、聽命的。他責備的基本是那些為政者、當權者，或者有道德學問，可以負這種責任的賢者。倘使這些人都沒有找對方向，那就會造成重大的歷史教訓。所以我們都知道中國文化中有一句「《春秋》責備賢者」的慣用語。而且不僅僅是《春秋》，在《論語》中也提出了這樣的觀點，為政的道理在於先求自正。後來曾子在《大學》中提出「正心誠意」。所以中國在唐朝以後，為政者就用《大學》《中庸》的正心誠意的思想，作為領導人必然的修養。正身也是廉潔奉公的基礎。而「季康子患盜」來求教於他時，他說：「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顏淵》），更是從反面說明了為政者有先正己的必要。 為政者要嚴於自律。為政者掌管一方權柄，眼前往往充滿了各種誘惑，如果稍加放縱，對自己約束不嚴，就會產生一些不良後果「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里仁》），只依據利益來行事，會招來很多怨恨；豈止是怨恨，有可能違法亂紀，終至不可收拾。慾望太多會削弱一個人的品德。「子曰：棖也欲，焉得剛?」（《公冶長》），申棖是孔子的一個弟子，有人認為申棖是一個剛毅不屈之人，孔子認為不然，因為申棖慾望太多，做不到剛毅不屈。相反，如果為政者嚴以律己，同時寬以待人，就可以遠離怨恨。「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衛靈公》）。 在《尚書·大禹漠》書中就這樣告誡帝王，不要違背法規制度，不要流於放縱，不要過分享樂，不要違背正道去謀求老百姓的稱譽，不要違反老百姓的意願去順從自己的慾望，不要懈怠，不要荒廢政務，只有這樣各諸侯才會歸順。 三、為政的途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法律與道德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兩種行為規範，都由社會經濟基礎決定的。但是它們二者明顯不同。中國的文化受儒學影響最大，在我國法與道德有很大的一致性。然而在當今的社會裡，它們關係的密切度受到一定程度的弱化。特別是現今西方一些思想的影響下，法律與道德之間的關係疏遠的程度加深了。法律則是統治階級按照統治階級意志為了維護統治階級利益制定或認可的，並通過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規範的總和。法律是外在社會對你的要求和約束，它明確的特徵就是「他律」。法律通過各種「不準」的設置，給人們指出了做人的底線。道德是靠社會輿論和人的內心信念來維持的，是調整人們相互關係的行為規範的總和。道德則是自己對自己的要求和規範，它明確的特徵就是「自律」。道德通過諸多的「應該」，讓人們精神世界逐步升華。道德是在人心中的東西，可以說是自我約束。法律則是國家制定，具有外部規定性的特點。道德是法律的價值基礎。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法律的實際意義應該是促成全部人民都能促進於正義和善德的制度」。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為政》），孔子認為統治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假如以暴政來統治，再用嚴苛的刑法加以管理，也許老百姓都不敢違法犯法，因為犯法就要受到嚴厲的懲罰，這樣一來「民免」。但是同時也帶來了一個弊端，那就是一些人會想方設法的逃避，鑽法律的漏洞。並且當這種人逃避了責任或者法律處罰的時候，他還會自鳴得意，洋洋自得，認為法律也奈何不了他。這種人漸漸就會毫無羞恥之心。如此這般，循環往複，最終的結果就是道家老子所說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法令雖然越來越多，然而以身試法的人也跟著越來越多。看來光靠法律來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看到道德的力量。因此孔子又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假如為政者以道德來領導，每個人都有道德修養，為政者再以禮來教化老百姓，老百姓都能自動自發，這樣就會讓每個人有著最起碼的羞恥之心，如果做錯了，有那慚愧之心，這個時候不用等到法律的制裁，自己就已經很難過了。人人有恥，以後不敢再做不道德的事情。這就是所謂的「有恥」，到了這種情形，自然「且格」即人心歸服，也就達到了為政的目的，民心歸順。所以孔子一直主張用道德的政治、道德的感化，注重實行「德政」。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北辰就是北極星。一年四季天體星座的移動，好像都在聽北極星的指揮一樣，環繞著它轉動。孔子提出了，假如為政以德，內心有道，表現在外的行為就會無懈可擊，就像北斗星一樣，有中心的思想、中心的行為，以道德的感化，你在那裡本身不要動，只要發號施令，下面的人就會像漫天的星星，跟著你的方向動。大家都知道，在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社會混亂，各國諸侯重視權力的鬥爭，社會的秩序很亂，文化也衰敗了。孑L子面對這種狀況，非常擔憂。因此他積極提出為政應該施行「德政」。， 假如君王不能以德執政呢，那又會是怎樣的結果呢?在《顏淵》一篇中曾有這樣的描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顏淵》），季康子問孔子說，運用以殺止惡的方法，把壞人都殺掉，歸到正道那裡去，如何啊?孔子說，為政之道，並不是靠殺幾個壞人就能夠成功的。為政不用道德來教化，而只用殺戮來威脅，是絕對壓不住的。應該以自己的道德來領導老百姓。你自己用善心來行事，下面的風氣自然會跟著轉化。孔子緊接著提出了，君子之德就像風一樣，普通人或者老百姓的道德就像小草一樣，如果一陣風吹過，小草一定是沿著風的方向倒掉，風的力量越大，小草傾斜的力量也就越大。為政者道德品行的好壞還直接影響到民德、民風。自古以來，老百姓總是把那些為政者稱為「父母官」即「天子作民父母」。 （《尚書·洪範》），一般說來，為政者重視道德，愛好禮義，尊重賢哲，使用能者，沒有貪利之心，這樣一種風氣就會影響老百姓也學禮義，講道德，美風俗。反之，為政者不重視道德，不講禮義，壞人當道，偏好私利，賢哲隱世，這種風氣就會影響老百姓不學禮義，不講道德，社會就會世風日下。 四、為政的原則——「尊五美，屏四惡」 那麼孔子對於為政者又有什麼品行上的要求呢?子張有一次問孔子，「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堯曰》），孔子提出了為政者要尊五美，屏四惡，這樣的人才能很好的從政。那麼何謂五美呢?「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堯曰》）。 那麼又如何做到惠而不費呢?「子曰：因民之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堯曰》），孔子認為最高明的為政者，經常有機會給別人帶來很好的利益，使得大家都獲得福利，這樣對於自己也沒有任何損害，這就是惠而不費。現在的民主政治，就是老百姓所需要的、所要求的福利而利之，取之於社會，又用之於社會啊。 那如何做到勞而不怨呢?孔子說「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堯曰》），我們最難做到的就是勞而不怨。我們往往多做一點事累一點沒關係，但做了事挨罵受氣，這就吃不消了。因此同樣使用勞力，做和老百姓利益相攸關的事情，假如真是這樣而去勞動老百姓，那就不會招來一些人的怨恨。 怎樣叫欲而不貪呢?孔子說「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堯曰》），人只能要求自己做到清廉正直，而不必苛求任何一個人。人生有本能的慾望，慾望是人的本能，但必須有個尺度，不可過分的貪婪。人的要求正當充分，而沒有份外之貪。 那如何做到泰而不驕?孔子認為「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堯曰》），這裡就是指態度、心境方面，胸襟要寬廣，並且不驕傲。君子處於任何的環境當中，都能夠沒有多與少的觀念，比如待遇、利益等觀念，也沒有什麼職位大小的觀念，對於任何事情都很認真，不敢輕慢，即使是一件小事，往往也用盡全力。這就是泰而不驕。 怎麼做到威而不猛呢?孔子說「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堯曰》），為政者對人要有威嚴，但絕不是惡狠狠的。一個人的修養，人家看見自然有敬畏、敬重之意，這就是威，但不是恐懼。如果這種威使人真心恐懼，那就是猛了。一個人衣冠端正，禮貌威儀都到了，每個人都生敬畏之心，那就是威而不猛。孔子在作大司寇後，有一個奸商沈猶氏，一個懦夫公慎氏，一個流氓慎潰氏，還有些搞價格同盟的牛馬販子，他們這些人一聽到孔子被任命為司寇，或者變得遵紀守法，或者逃到國外，這說明孔子有極高的威望。 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堯曰》），為政者對待老百姓或者對待部下，如果沒有教育教導他，他做錯了，便大加懲罰甚至殺戮，這就是暴虐。這樣的情況，為政者要自己承擔負責。假如教導了他，還是沒有改過來，這時才能處罰他。為政者對屬下應該事前就要告誡哪些該做，哪些不該做。假如事前不告誡屬下，到時候又逼他拿出成績或者成果來，這樣就因為要求太高而不合情理，這就是暴政。為政者對於法規、命令沒有嚴肅的態度，而是所謂的玩弄法令，甚至還希望屬下達到目的，完成任務，符合你的期望，開始懈怠，突然限期，這就稱為賊。為政之道，一切事情都要提前想到。我們所需要的，別人也需要。假使一件事情臨到我們身上，我們很不願意，那麼臨到別人身上也是一樣的。所以真心給人財物，卻出手吝嗇，這就是有司。 因此「上者，民之表也」，「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千百年來，中國就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不管是讀書人還是老百姓，都是把眼睛盯在「官」即為政者身上的。為政者的道德風氣對於老百姓的道德風氣的影響之大，是要有充分認識的。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歷史上，凡是世道清明、百姓富足、民風淳樸的時代都是與為政者的清廉勤政、勵精圖治分不開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為政的核心價值——以民為本 《論語》中處處彰顯了孔子的愛民之心。他的思想很多傾向於老百姓，關心他們。有次他的馬廄著火了，他首先問的是是否有人員傷亡，而沒有顧忌馬的死活。那麼為政者如何實施「以民為本」呢?那就是愛民、教民。 國家的富足首先要以人民的富足為基礎。孑L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顏淵》），足食即富民，它被放在首位，只有富民才能足兵，也才能確保國泰民安，這樣君主就能受到老百姓的認可，從而取信於民。因此為政者要把老百姓的富足擺在實施國家戰略的首位，「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公冶長》）。 那麼在老百姓物質生活水平有了一定保障的基礎上就要「富而後教」。教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當孔子去衛國時，冉有說：「衛國的人口多，那下一步怎麼辦呢?」孔子說：「先讓他們富起來。」冉有又問，富了又咋辦呢?孔子回答說，教育他們。可見富民是物質基礎，而教化是為政者在老百姓富裕之後應該著手的大事。這種教化在孔子的眼裡，就是用道德和禮儀來教化百姓，反對單純使用政令和刑法。這說明了在治理國家的時候德治能使老百姓從內心和精神上歸順。於是孔子說：「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堯曰》）。 孔子以民為本的要求啟示我們必須堅持執政為民的價值取向。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它既是對我國傳統文化精神的傳承，也是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原則。 法國思想家讓—保羅·薩特（Jean-PaulSartre）在他的作品《文字生涯》》（《Lesmots》），中提出了這樣的觀點，「歷史上那些偉大的人物，雖然他們早巳經去世了，但是由於他們的思想還在現實的生活中發生著影響，所以這些人對於我們而言，他不是死了，而只是缺席了。」孔子是中國兩千多年政治的缺席者，是兩千多年中國思想的缺席者，是兩千多年中國道德的缺席者。他一直深深的影響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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