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談儒家養生術： 戒色、養心一個都不能少
孔孟談儒家養生術： 戒色、養心一個都不能少
閱讀提示：男女兩性問題，一般認為，我們祖先對此是諱莫如深的，其實不然。比如說提出「食色性也」和「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孟子，就把這看成是由先天帶來的本能，並成為後天需求的大欲。年輕人的性生活往往因毫無節制而縱慾過度，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耗損腎精，損害機體健康……
「不為良相，則為良醫。」這是一句儒家典語。相者治世，醫者救人，治世救人，是儒者的人生追求。因此「儒醫」的雅號，就成了儒、醫相通的標誌了。
在養生長生術方面，縱覽儒家經典或文人筆記，各自所述之法雖多，但綜其大要，基本可從飲食、男女、心性、居處以及其他雜法等方面來加以歸納。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儒家亞聖孟子的這句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為「食色性也」的補充。孟子所說的「性」，指的是從娘胎裡帶來的先天之性，也就是本能，是單純的生理現象；孟子所說的「大欲」，則於生理現象外，還準確無誤地表達了後天心理上的強烈需求。這裡彼此互補，對於人生兩大慾念——飲食、男女的看法，就完全了。
從孟大儒的話看，儒家對於飲食問題和性問題非但十分重視，並且無所責難。這裡，我們不妨先從飲食方面，來考察一下儒家對之是如何看法，並是怎樣把它聯繫到養生中來的。
《論語·鄉黨第十》說：「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而，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接著又說：「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糧米不嫌精製，魚肉不嫌細嫩。糧米霉爛變質，魚肉腐敗發臭不吃。食物顏色不正常不吃，氣味難聞不吃，烹調拙劣不吃，不該進食時不吃，不合禮儀規定宰割的不吃，沒有調味解穢的醬不吃。席桌上的肉即使很多，但進食的量不超過飯食，只有酒不限量，然而卻不能喝醉。市上買來的酒和肉脯不吃。齋食時雖不撤掉姜，卻也並不多吃。國家祭祀典禮的肉不放過夜。其他祭祀用的肉也不放過三天，如果放過了三天，就不要再去吃了。
孔子的這一席話，大概是我國古代有關飲食衛生最早的文獻記載了。孔子認為，非但人們飲食的選料要講究新鮮，並且在烹調上也要來一番斟酌取捨，這是因為飲食選料如果粗惡甚至變質，吃了不僅口感不佳，弄得不好還會引起腸胃疾患，危及身體健康；再之，烹調的食品如果美味可口，可以促進食慾，並不只是一種口福而已。與此同時，定時和好吃的東西不吃過量，也是孔子平時十分注意的。至於「沽酒市脯不食」，主要是因為市上買來的酒和肉脯不一定清潔衛生，所以不食。
「食不語，寢不言」，也是《論語·鄉黨第十》所載的一則孔子語錄。原因是吃飯時講話，一則不能細嚼慢咽，影響消化，二則有時邊吃邊說，還會使食物不慎掉進氣管。
然而，在飲食養生上，孔子的脫凡之處還在於能精則精，不能精則安貧樂道，取心境之樂為上。他在《論語·述而篇》中說：「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外，孔子還曾有過「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的說法。「無求飽」是說不吃得太飽，太飽了腸胃負擔過重；「無求安」是怕太安逸了，四肢就會因過於安逸而處於懈怠狀態。
有關飲食方面的論述，後世儒家雖各有發揮，但基本以孔子所述為集其大成。
男女兩性問題，一般認為，我們祖先對此是諱莫如深的，其實不然。比如說提出「食色性也」和「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孟子，就把這看成是由先天帶來的本能，並成為後天需求的大欲。年輕人的性生活往往因毫無節制而縱慾過度，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耗損腎精，損害機體健康。為此孔子指出：「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貪求無厭）。」這種「三戒」的養生之道，按照人生少年、壯年、老年的不同階段，結合各自「血氣未定」、「血氣方剛」、「血氣既衰」的生理特徵，有針對性地指出戒色、戒斗、戒得的不同養生方法，自然是較為明智的。然而就兩性需求的「色」來說，並不是說少年要戒，中、老年就不要戒了；其他的戒斗、戒得，也莫不是這樣。
比較儒、釋、道三家，在對待性的問題上，儒家承認性生活在人類生活中的合理性，並認為要恰到好處，不要縱慾過頭，從而伐性傷生；釋家則認為，人類的性幾乎是種罪過，非但主張出家人要絕對地退避三舍，不可有近，就是在
心性的修養，也就是有關思想、精神以及情緒上的修養，儒家的觀點也頗多可采之處。孔子認為，一個人的心情要求「申申如也」，對任何事物都抱樂觀的態度。但是，這種樂觀，或者徑說是快樂，又有有益和有損的不同。他在《論語·季氏篇》里說：益者三樂，損者三樂。以得到禮的調節為樂，以宣揚別人的好處為樂，以交了不少賢友為樂，那就樂得有益；以驕傲為樂，以遊盪忘返為樂，以晏飲荒淫為樂，那就樂得有損害了。
對於這種心性上的修養，儒家經典《孟子·盡心上》另有這樣的闡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這裡孟子自我介紹說，能夠充分擴展善良本心的人，就是懂得人的本性的人。懂得人的本性，就懂得了人的天命。保持人的本心，培養人的本性，這就是我用來對待天命的方法。因此不管命短命長，我都將矢志不移，修養身心以等待天命的降臨，這就是我安身立命的方法。《論語·顏淵篇》曾有「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說法，認為人的一切，包括死生，都是命里安排好了的。對此，孟子顯然既有相信的一面，又有不盡全信，充分發揮個人存心養性的主觀能動性以事天立命的一面。孟子的這種思想對後世儒者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北宋黃庭堅《山谷別集·石信道諸子字訓序》說：「夫存心養性以與天地參也，則能御六氣以游無窮，此人而有乎翼者也。」就把孟子的存心養性和莊子「御六氣之變以游無窮者」的思想融會到了一起。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這是孟子在心性修養上的一大貢獻，出處見《孟子·公孫丑上》。這種「浩然之氣」和它的培養方法，按照孟子自己的說法，就是其氣至大至剛，平時需要用正義去培養它而不加傷害，並且與義和道配合在一起，如果脫離了義和道，那就沒有力量了。所以說，「浩然之氣」是由平時正義行為的積累而產生的，並不是靠一時突擊的正義行為所能取得的。如果做了有愧於心的事，那麼其氣就疲軟了。毫無疑問，這種「浩然之氣」，既包含了儒家平時所積極倡導的正義之氣，同時也包含了人身的真元之氣。
說到心性修養，也就是思想情緒修養的時候，不能不提儒家四書之一《大學》中所說的「心廣體胖」一語。平時，「胖」有兩個讀音，兩種解釋。一是讀作「p€鄋g」，「肥胖」的「胖」。對於養生來說，肥胖並不意味著是件好事，如果胖過了頭，會產生諸如心臟病、高血壓之類的疾病。另一個是讀作「p€醤」（盤），解釋為安泰舒適的樣子。有關這句話的「胖」字，理應讀、解作後一個音、義才對。
《大學》出於《禮記》。在《禮記·大學》中，這段話是這樣說的：「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對此，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解釋：「胖，安舒也。」「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儒家認為，有修
孟子和《大學》中的這種養生法，對後世有著很深的影響，以至到了後來，儒生們還悟出了「學道、養生本是一串事」的警策見解。清梁章鉅《退庵隨筆》卷十二載，
與梁章鉅《退庵隨筆》相去不遠的丁國鈞《荷香館瑣言》，曾在養生上提出了「五難」：「養生有五難：名利不去，一難也；喜怒不除，二難也；聲色不去，三難也；滋味不去，四難也；神慮精散，五難也。」其中有關名利、喜怒、神慮，歸結到一點，都是有關思想、情緒上的問題。由此反映，儒家是十分重視精神對身體所起作用的。思想、情緒上的疙瘩如果不能解除，那麼養生也就自然成了一句空話。
對於個人居處，儒家本不看得十分重，因為在居處和個人修養中，後者總是占著主導地位。《論語·雍也篇》載孔子的話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但是，如果居處能夠整潔安舒，那就當然更好。《論語·述而篇》說：「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孔子平時在家閑居，各方面都弄得舒舒齊齊，並且神情愉悅，常抱樂觀態度，所以即使他生活顛沛，一生不得志，卻也活到了七十餘歲的高齡。為了提高健康水平，對於居處的潔凈衛生，也是儒家所留意的。清代朱柏廬《治家格言》是儒者修身齊家的名作，文中他說：「黎明即起，洒掃庭除，要內外整潔。」其實，這種對居處潔凈的要求，還可在《禮記》的有關篇章中找到答案：「雞初鳴……洒掃室堂及庭。」後來，為了除害滅病的需要，民間還有端午節掛菖蒲劍，焚燒蒼朮、白芷，用雄黃酒澆灑屋角的習俗。這種習俗，名為除邪，但就其實質來說，確有殺菌防疫作用，完全符合現代醫學科學的原理。
西漢的董仲舒在養生上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寒暖無失適，饑飽無失平。」一個人生活在天地宇宙之間，自然少不了要受四季寒暖的影響，人們如要適應這種氣候變化，就不要忘卻在衣著上作適度的調節，否則就會招致疾患。寒暖之外，飲食對於養生來說，過於飢和過於飽，都是有礙身體健康的。
《顏氏家訓》是北齊徘徊於釋、道之間的「專儒」顏之推所撰論著。其書卷五曾專辟《養生》一篇，篇中他說，學道教養生法的人多得像牛毛，而學成的人卻少得像麟角一樣，所以不希望自己的子孫專精於此。而對於「若其愛養神明，調護氣息，慎節起卧，均適寒暄，禁忌食飲，將餌藥物」等養生方法，由於能夠「遂其所稟，不為夭折」，所以他自己也一直行之而不止息。
這裡，顏之推的可貴之處是，他雖然無情地摒棄了道家的修鍊成仙不死之法，可是對於道家的其他一些行之有效的養生法，卻能有選擇地為我所用，從而擴大並充實了儒家養生法的內容。書中舉例說明，作者曾經生過齒痛，發作時「搖動欲落，飲食冷熱，皆苦疼痛」。後來當他看到《抱朴子》的「牢齒之法」，就堅持試行每天叩齒三百下，結果要不了幾天，齒痛就痊癒了。
書中，顏之推還別出心裁地提出了「養生者必須慮禍」的論點，原因是「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接著他列舉了單豹被餓虎吃掉，嵇康因傲物而受刑，石崇因貪溺而取禍的教訓，從而提出要「慮禍」以達到全身保命的目的。然而顏之推畢竟是個儒者，為此他在提出「夫生不可不惜」的同時，又認為「生」又「不可苟惜」。不可不惜的是：「涉畏險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慾以傷生，讒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不可苟惜的是：「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生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吝也。」由此看來，顏之推養生雖說提倡「慮禍」，但是為了貫徹「行誠孝」、「履仁義」的儒家風範，他又積極主張在必要時可以豁出性命而毫不憐惜。
《蘇沈良方》是記載宋代學者蘇軾和沈括有關醫藥論述的一部著作。書中《問養生》一篇指出，當時：吳子的養生心得在於「安」、「和」二字。所謂「安」，就是凈心，以減少外界對我的誘惑；所謂「和」，就是以順和來適應外事外物的變化。關於「安」、「和」的養生原理，書中這樣闡述道：「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
南宋理學家朱熹，他介紹自己的養生經驗時曾說過這樣的話，就是：「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恥惡食。」總之是，飲食要樸素、簡單、定時，不吃得過飽。據說一次朱熹去女兒家裡做客，因為去得突然，而女婿又不在家中，於是女兒只得端出簡樸得不能再簡樸的蔥湯麥飯來招待父親。不料朱熹吃後，不但不責備女兒的怠慢，反而興沖沖地作詩一首道：
蔥湯麥飯兩相宜，蔥補丹田麥療飢。
莫謂此中滋味薄，前村還有未炊時。
可見他不僅懂得飲食養生，同時又是位懂得心理養生的人。
明朝學者鄭瑄在《昨非庵日纂》中，推舉自己的養生訣為：「人大言，我小語；人多煩，我少記；人悸怖，我不怒。」並認為：「淡然無為，神氣自滿，此長生之葯。」從中可以看出，他受道家「無為」養生觀的影響十分明顯。
清代儒將曾國藩，在養生上也有著他自己的一套，他認為，養生家之法，沒有比「懲忿、窒慾、少食、少動」八個字來得更好的了。與「懲忿」相對應，他還主張養生要以「少惱怒為本」，因為憤怒對人體的危害，本是眾所周知的。此外，曾國藩還曾多次介紹自己的養生經驗道：其一是「後輩則夜飯不葷，專食蔬而不用肉湯，亦養生之宜，且崇儉之道也」；其二是「每日飯後走數千步，是養生家第一秘訣」；其三是「心常用則活，不用則窒；常用則細，不用則粗」；其四是「勞動精神者，於日入之後，上燈之前小睡片刻，則夜間治事，精神百倍」；其五是「清心寡欲以養其內，散步習射以勞其外」。他在同治十年（1871）
由於史籍累累，儒家養生術所觸及的範圍，從飲食男女、和調四時到情志調節，以至於不同年齡階層的各自調攝，都曾有所述及。不過，由於千百年來釋、道思想對於儒家學者的種種影響，所以在儒家養生術中，有選擇地吸收了釋、道有關養生的大量方法，這裡就不談了。
摘自：洪丕謨《三千年中醫妙談》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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