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列寧的《論我國革命》

【編者按】歷史總是充滿著反覆和矛盾。20世紀毫無疑問是一個屬於革命的世紀，而20世紀的逝去似乎又同樣毫無疑問地宣告了革命的退場。在20世紀上半葉，以俄國的阿芙樂爾號炮聲為開端，落後國家革命引領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雷霆萬鈞之力」撼動了整個資本主義舊世界的秩序，人們看到了創造一個新未來的曙光；而20世紀後期，革命退潮，籠罩著一個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卻是危機和困境。1978年中國宣告了同西方全面接軌的「新時期」的到來；11年後，柏林牆在民眾的歡呼聲中倒塌，東歐共產黨政權如多米諾骨牌一般紛紛垮台；1991年十月革命的故鄉——蘇聯則宣布停止存在。餘下亞洲拉丁美洲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則不同程度地將社會主義革命棄於一旁，邁向市場化道路。

為何20世紀社會主義革命會以如此的結局收場？20世紀的這些「現實社會主義」形態為何又會展現出與馬恩的「經典社會主義」這樣或那樣的差異——而這些差異令前者比起後者來顯得「弊病百出」？20世紀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特點——落後國家的單獨行進，對於革命後的社會，這又意味著什麼？

回答上述問題，就要求我們回顧20世紀社會主義革命的獨特的環境和條件，從20世紀革命物質生產基礎的發展這一基本動因出發，來考察它的後續演變，同時，我們還需注意到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論同20世紀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的某些微妙的差異。張光明的這篇《略論「倒過來的革命」》確有這種價值。

張光明在本文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概念：「倒過來的革命」，用以描述20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進路——「先革命取得政權，再創造出物質基礎這一社會主義的前提」，以區分於馬恩強調建築於高度發達資本主義物質基礎之上，再取得政權的革命進路。從這一視角，我們可以得到不少別樣的發現。

我們當然非「唯生產力論者」，並不教條地認為落後國家的革命必然面臨失敗的宿命，但顯然，這種特殊條件下造就的落後國家的革命具有「先天不足」，使得這種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的最初面貌只能是「殘缺和低水平」的，其發展將面對更大風險和挫折——這是無可爭議的。

總結20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遺產和教訓，是今天的共產主義者需要致力的一項工作。文中個別觀點，馬列之聲保留意見。但總體而言，這仍然是一篇嚴肅的力圖以歷史唯物主義分析歷史的作品。希望這篇文章能給大家某種啟發。

略論「倒過來的革命」

——關於列寧的《論我國革命》

張光明

1923年1月，病重在床的列寧在翻閱了孟什維克著作家蘇漢諾夫關於俄國革命的札記之後，口授了一篇反駁性的文字，這就是著名的《論我國革命》。這篇短文歷來被視做落後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最有力、最完美的論證，並作為批判「唯生產力論」的銳利武器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時時被人們引用。然而，在經歷了八十多年的歷史風雨之後，我們的認識理應更前進一步，完全有必要對這篇文章作更深入些的思考和評價。

一

在我看來， 此文是對1917年十月革命所做出的事後的機智辯護，但遠不能說是深刻完整的理論論證。

其所以說它是事後的辯護，是因為經過了1917年以來五年多血與火的搏鬥，局勢與布爾什維克領導者們的預期相比發生了重大反差，先前的設想大半落空了。直到今天許多人仍不知道，1917年十月革命是完全建立在布爾什維克對世界革命（其實際含義是指西歐資本主義發達地區的革命）近期到來的堅定信心基礎上的；在布爾什維克看來，這場世界革命是使資本主義發展嚴重不足、經濟文化條件相當落後的俄國的革命成果得以保存下去的唯一客觀保證。但五年過去了，不論人們如何期待和推動，這場對於他們來說等同於生命線的世界革命不但沒有到來，而且看上去在最近的將來也越來越不容易到來了。痛苦的結局逼迫他們不得不對自己的全部戰略作重大調整，客觀現 實驅使他們去考慮一件此前並未認真規划過的工作：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進行自己國內的建設。列寧晚年為此而絞盡腦汁，提出了包括新經濟政策、合作制、工業化、「文化革命」等著名舉措在內的一整套設想，與此同時，當然也就有必要為1917年革命的正當性作新的辯護了。《論我國革命》的目的正是要進行這種辯護。

《論我國革命》是色彩鮮明的論戰文章，字裡行間充滿了列寧式的尖銳和猛烈。它的主要目的是駁斥關於「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的水平」的責難。依據經典馬克思學說的理論，在資本主義沒有獲得充分發展、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度里是不可能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的，而第二國際理論家們也正是從這一基本原理中引申出了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所有批評。如果說布爾什維克在對西歐革命懷有無比信心的時期，對這些批評還可以不屑一顧，但到了1923年就不能不認真對待了。正是在這樣的需要下，《論我國革命》針對上述批評提出了若干新的觀點。

文章首先訴之於辯證法和「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之外的「特殊性」。列寧痛批以蘇漢諾夫為代表的「一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分子和第二國際全體英雄」說：「他們都自稱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卻迂腐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他們一點也不理 解。」[1]「他們根本不相信任何這樣的看法：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他們甚至沒有想到，例如，俄國是個介於文明國家和初次被這場戰爭最終捲入文明之列的整個東方各國即歐洲以外各國之間的國家，所以俄國能夠表現出而且勢必表現出某些特殊性，這些特殊性當然符合世界發展的總的路線，但卻使俄國革命有別於以前西歐各國的革命，而且這些特殊性到了東方國家又會產生某些局部的新東西。」[2]

辯證法確實是馬克思學說中的核心方法，它主張對研究對象作具體的、動態的考察，反對一切從固定不變的抽象原則出發去評判事物。但是也正因此，辯證法要求人們在分析和判斷社會狀況時，必須走出包括一般談論辯證法本身在內的哲學式議論，真正深入到對象的內部，從最詳細而具體的、純粹經驗的研究中得出確鑿可靠的結論。具體說到俄國革命，如果不能用當時當地的實際條件和局勢說明俄國革命的「特殊性」是怎樣來的，而這一特殊性又將如何引向一個新社會的建立，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列寧畢竟是一名有修養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以他不能像後來的許多半瓶醋馬克思主義者那樣，把幾句簡單的哲學議論拿來當做勝利的論據，而是提出了更為具體的理由，主要可以歸結為如下兩條。

第一，世界大戰使人民已經無法正常生存下去，因此必須革命。列寧反駁「第二國際的一切英雄們」說：「可是他們誰也沒有想到問一問自己：面對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所造成的那種革命形勢的人民，在毫無出路的處境逼迫下，難道他們就不能奮起鬥爭，以求至少獲得某種機會去為自己爭得進一步發展文明的並不十分尋常的條件嗎？」[3]

換一種我們都熟悉的說法，就是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這個主張是合理的，從革命家的立場看甚至是十分雄辯的。的確，如果人民陷入絕境，沒有理由否認他們使用革命手段奮起反抗的權利。在俄國這樣的工業化落後、專制主義統治嚴苛的國度里，人民所受的壓迫十分沉重，特別是世界大戰對工農的壓迫遠比西歐更甚。在戰爭失敗、物資匱乏、物價飛漲的摧殘下，他們已經無法忍受下去了。各個階層的民眾在1917年二月起來推翻了沙皇政 府並建立起共和國；同樣的原因使下層人民在八個月之後信從熱烈反戰的布爾什維克，再一次起義趕走了堅持要把戰爭繼續打下去的臨時政府。如果沒有他們的大力支持和參加，布爾什維克是不可能取得十月的勝利的。換句話說，這場革命既是布爾什維克大膽行動的結果，同時也是工農大眾對「毫無出路的處境」的激烈反應。所以在這裡應該承認他們的反抗活動的合理性和正當性，除非我們拒絕對歷史上的一切「弱勢群體」給予同情，甘願對他們的命運持漠然不顧的態度。[1]從這個角度看，列寧所提出的理由自有其道義上的正當性。

然而僅僅這些似乎還不夠。因為，被壓迫者反抗的正當性固然應當尊重，卻還不足以證明社會主義革命的成熟性和必然性。在歷史上的各個時期，「毫無出路的處境」確實能夠「十倍地增強」作為受害者的下層民眾的力量，但這還只是一種作用於舊制度的破壞性力量，本身並不導向新的社會。也就是說，它的歷史合理性雖然不能忽視，可對於建立一個新社會來說畢竟還是消極的。建立新的社會需要以新的思想為先導，而新的思想只能源於新的、基於自己切身利益追求之上的願望，而產生出這樣的願望的階級載體，又不能不以一定的物質生產力和與此相適應的文化水平為基礎。由此可見，上述論證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反而曲折迂迴地又把人們引回到那一老的問題，即俄國社會是否發展到了足夠實現社會主義的物質和文化水平？

其實，列寧並非不懂得僅僅靠「毫無出路的」人民的反抗是不能產生社會主義社會的。他的真實意思是說，這種對舊制度的反抗能夠幫助我們這些社會主義革命家奪取政權，而一旦取得政權就可以為我們實現自己的理想目標創造最重要的「前提」。關於這一點，本文在後面很快就要談到。

第二，提出了「先革命，後建設」的思路。列寧說：「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文化水平』究竟是什麼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2]

可以說，這裡才是真正觸及到了事情的實質，而列寧此處的回答，與以前布爾什維克的解釋相比有不小的區別。以前是虔信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地區社會主義革命的潛能會被俄國革命的「導火索」點燃起來，那時從西歐到俄國大家一起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因此也就無所謂俄國「文化水平」落後不落後的問題了。而現在，列寧在坦然承認了俄國並不具備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文化條件之後，沒有重講世界革命的老話題，而是提出了一條新的出路：我們可以先用革命把政權拿到手，「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後開始走向社會主義」[3]。原來被看做歷史發展的結果的，現在一改而為「前提」了。

如果說馬克思確認社會主義革命為資本主義充分發展之後的「自然史過程」的結果，那麼，列寧在此處提出的便是一種「倒過來的革命」模式，這一模式，套用我們中國人熟悉的語式可以表述為：條件是人創造出來的，沒有條件不要緊，創造條件也可以上。關於生產力決定性作用的歷史觀命題被轉變為一個可以顛倒過來的技術性問題。列寧尖銳地反詰道：「你們在哪些書本上讀到過，通常的歷史順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這類改變呢？」[4]

在以後的篇幅里，本文將對上述主張進行分析和評價。讓我們先從馬克思的觀點講起。

二

依照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社會主義社會的誕生有賴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所醞釀出來的物質條件、文化條件和階級條件，缺少了這些條件，則任何強有力的革命政權都製造不出社會主義的實際關係來。正因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才會在1848年革命失敗之後反對冒險革命家沙佩爾、維利希們「馬上奪取政權」的主張，甚至說出「我們獻身的黨，幸運的恰恰是還不能取得政權」這樣驚人的話來。（下面緊接著的話是：「無產階級即使取得政權，它推行的不會直接是無產階級的措施，而是小資產階級的措施。我們的黨只有在條件允許實現它的觀點時，才能取得政權。」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7卷第620頁）列寧這一「倒過來的革命」主張，顯然與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頗有差別。列寧自己也並不否認這一點，例證之一，就是他在口授《論我國革命》的幾乎同一時間說過「我們沒有從理論（只是此處輕蔑地用括弧加了一個補充：「一切書獃子的理論」——引者注）所規定的那一端開始」[1]這樣的話。

當然，僅僅與馬克思恩格斯的已有主張不符，並不能證明就一定錯了，否則我們便會成為只知固守、不求創新的最糟糕的教條主義者。所以這裡評價的尺度不應該建立在違章不違章上，而應該建立在以歷史實際為參照對理論主張所作的細心比較和分析上。讓我們先來看一看，為什麼馬克思和恩格斯要如此強調社會主義物質文化前提的不可缺少性？

關鍵在於，馬克思恩格斯所闡發的社會主義，對我們今人所熟悉的「現實社會主義」來說，不折不扣是一種「高標準的」社會主義。其所以「高」，是因為它是一種以工人階級自治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心目中，社會主義的核心是「社會所有制」，也可以說它是公有制，但這一公有制是以工人階級大眾自己集體掌握和管理生產資料為本質的，惟其如此它才可能成為「自由人的聯合體」。但既然是這樣，這種社會主義就不可能在任何條件下都產生出來，而只能是在工人階級的數量和質量都獲得充分發展的水平上產生出來，而這樣的發展顯然又只能建立在資本主義時代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之上。沒有這一發展所造成的經濟需要及其反映在工人階級心理中的社會主義意識，就不會有馬克思恩格斯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與它所依賴的物質文化前提，亦即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文化水平」之間的關係，不但不是可有可無的，而且也決不是「誰也說不出」的。恰好相反，這個「文化水平」具有雖不能用數字指標劃定、但仍然可以明確衡量的尺度，那就是只有在極高的物質生產力條件下才能造就的工人階級大眾對社會主義的自覺意識和管理能力。[2]

如果從這個高度著眼，「倒過來的革命」模式便不可避免地顯現出自己的弱點和將要遇到的困難了。

首先，這一模式的中心是革命者政權。因為既然建設社會主義的「前提」已經由實際生活中的物質文化條件轉移到了政權身上，它必須代替本來的條件來自己充當「前提」進行歷史創造，所以我們必須假定這一政權能夠創造出發展社會主義所需要的一切社會關係和社會組織。但是這一假定一旦接觸到實際將會遇到怎樣的情況呢？回答這個問題，不由讓人聯想到普列漢諾夫1883年關於革命者過早地奪取政權之結局的頗為有趣的預測。他預言那結局不外兩種。一種是革命政權自己出面來組織社會化的生產，但由於在實際經濟關係和人民心理中都缺少足夠有利的準備，於是終將採取強制命令的手段，那時它將不得不「求助於家長制和獨裁製的共產主義理想，只是對這些理想作一點修改，使得國民生產不是由秘魯的『太陽之子』及其官吏們而是由社會主義者等級來管理」[3]；另一種是革命政權對人民的經濟生活不加干涉，而寬容地聽任他們去作出自己的選擇，那時在客觀條件的作用下商品關係只會或快或慢地恢復起來，而這樣一來在實際生活面前政權就變成了一個「荒謬可笑的社會主義政府」[4]。普列漢諾夫的這一預測是在與民粹派論戰時提出的，但對於我們這裡正在討論的 話題是不是也有啟發呢？本文認為：是的，只要是在人民雖有反抗舊政權的情緒甚至行動但仍缺少建設新生活的意願和實際能力的情況下，事情的邏輯結果就總會是這樣的。我們接著往下看。

由此，這一「倒過來的革命」模式必然地賦予政權以整個社會主義事業中的至高無上的、無可替代的意義，從而使得全部事業的希望由「客觀條件」轉移到「主觀條件」上來。原因很簡單，現實生活中既然缺少其他可以利用的條件，於是不論當初懷抱怎樣的「讓所有社會成員參加管理」的想法，新的政權命定地要讓自己負起全部「主人」的責任來，它要對整個社會變革的性質、方向、範圍和速度作出設計；它要對社會的生產、流通和分配過程實行全面的管理；進而還要對全部政治和社會生活以及思想領域實行統一的安排和控制……要把如此廣泛而複雜的社會管理好，人們就必須假設這一政權永不犯重大錯誤，它的政策應該永遠英明正確，它的管理者們應該素質超群，具備古往今來的思想家們所憧憬、所設想過的一切智慧、經驗、勇氣和無私，好似柏拉圖心目中的睿智的治國者。但是人們難免產生疑問：如果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著名原理是正確的，那麼，在一個文化水平落後的國度里，如果不是期待天外來客，這樣的奇蹟到哪裡去找呢？而既然很難找到這樣一批智者、「哲學王」，又如何達到整個國家的「文化水平」的提高呢？還不止如此。這些管理者彼此間還必須意見一致、思想統一，團結成一個名副其實的高度統一、鐵板一塊的領導者集團，如果達不到這樣的要求，一旦他們內部發生重大分歧，則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命運必將陷入危險之中。列寧晚年對於布爾什維克領導層中的人際矛盾憂心忡忡，視之為對黨和國家的極大威脅，而這樣的威脅果然在列寧去世後成為事實，就是一個明證。

合乎邏輯地，政權既然在全部社會生活中居於如此重要的地位，那它就無可避免地成為一個強政府，最終凌駕於社會之上，官僚主義不可避免。列寧晚年自己對此是十分清楚的，所以他才會把蘇維埃政權看做只是「通過無產階級先進階層來為勞動者實行管理而不是通過勞動群眾來實行管理的機關」[1]。而對於這一機關所產生的官僚主義，他是深惡痛絕之至的，以至說出「在改善我們的國家機關方面，我們已經瞎忙了五年，但只不過是瞎忙而已，五年來已經證明這是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2]這樣的憤激之語來。列寧在晚年不遺餘力地與官僚主義作鬥爭，但他仍然將其原因歸結為「根源於舊事物」，即出於不得已而把舊官吏引進機關以及舊文化「遺迹」在人們頭腦中的影響，便是僅僅看到了表面現象。

今天我們清楚地知道，官僚主義幾乎是與蘇聯社會的演變相始終的。在列寧時代，它已經開始萌芽並且到處蔓延，只是由於那一時距離革命歲月相去不遠，理想主義的強大影響還在發揮其自律作用，才暫時沒有全面泛濫起來。到了斯大林時代，隨著國家戰略對世界革命目標的離棄（當然，口頭上仍不時提及）、隨著工業化和全盤農業集體化的推行、「幹部決定一切」的政策的強調、反覆無時的權力鬥爭和政治清洗……當初對革命的純真追求愈益成為昔日的過時回憶，一批身居特殊地位的大小幹部逐漸轉變成特權握有者，他們越來越把自己的存在當做目的，迷戀和崇拜權力，越來越自覺地維護自己的既有利益，共同的地位和共同的意識使他們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層級分明的集團。不論你遺憾地稱它為「官僚主義現象」，溫和地稱它為「官僚特權階層」，還是像吉拉斯那樣一針見血地稱之為「新階級」，情況都是一樣；不論你把這一集團的形成確定為斯大林時期或是後移到赫魯曉夫時期甚至更晚——例如，勃列日涅夫時期，事情也沒有什麼兩樣。問題的實質只是在於，這一龐大官僚主義現實的形成，絕非某種外來的或舊有的思想文化的影響即「社會意識」所能解釋，而是只能到特定的「社會存在」中去尋找根源。 遵循馬克思主義思維方式的人將不得不按如下途徑去求得答案：其直接原因是缺乏民主所導致的國家與社會脫節和凌駕於社會之上；進一步的根源則在於從革命中產生出來的新政權在它所要代表的階級還不具備管理國家能力的情況下，就獨斷地擔承起對一切國家事務的「代管」職責來；至於為什麼這一階級沒有具備管理國家的能力，那就只能用為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不足的客觀條件所制約的工人階級發展不足來解釋了。

所有這一切，都不是文字的推理和臆斷，而是20世紀歷史進程展示給人們的活生生的事實，現在所需要的只是以無私的誠實去正視它們並予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總之，結論順理成章地應該是：「倒過來的革命」模式隱含著當事人並沒有想到的內在問題與困難，它們並不像所斷定的那樣僅僅是在「通常的歷史順序」中作了一點小小的「變化」，而是出乎預料地改變了「世界歷史發展的總路線」，即使得歷史演進不是指向馬克思恩格斯的「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而是拐向了行政權力高高凌駕於社會之上的中央集權制，在這一體制下，表面上已經實現了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名實不符，這個矛盾在20世紀的「現實社會主義」演變歷程中始終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可見，生產力對社會關係的決定作用並不像當代的許多論者所想像的那樣無足輕重，「通常的歷史順序」也絕不是能夠隨意顛倒而不改變「世界歷史發展的總路線」。馬克思的至理名言至今仍有警示作用：「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1]對於這一至關重要的「原理」，歷史的經驗已經無數次地做出了證明，今人切不可忘記。

三

有了以上的分析，現在我們可以轉到如何評價的問題上來了。

《論我國革命》的內在精神，是強調革命政權、革命觀念和革命家主體在創建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決定性作用，這與高度重視物質文化條件「前提」的傳統社會主義理論意趣頗異。其所以有這種差別，一方面源於當時自我辯護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與列寧的一貫思想有關。我們先從後者說起。

在這裡，不能不追溯到20世紀初列寧的一整套理論和政治主張。大致從1902年到1905年革命期間，列寧在《怎麼辦？》、《進一步，退兩步》、《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等著作中提出了一整套新穎獨特的主張。其主要思想脈絡可歸納如下：工人階級單憑自己的經驗決不能達到「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即科學社會主義）的高度，這一意識只能是由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從頭腦中創造出來並從外部灌輸給工人階級，舍此，工人階級就始終只能停留在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之下。這樣一來，工人階級的革命理論成為與工人階級成員的日常經驗無涉的獨立自在的東西，而革命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的作用被提升到全部事業的原動力和核心地位。沿著這一思想，列寧強調一個以少數領導人為核心、組織紀律高度嚴密、步調高度一致的職業革命家的集團的意義，視之為能夠「翻轉」俄國的「槓桿」。有了對理論灌輸和革命組織的如此高度重視和準備，一旦革命發生，列寧便順理成章地提出了他的大膽的革命轉變策略，即利用理論綱領的自覺性和政黨組織的嚴密性，把資產階級革命迅速地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所有這些理論政治主張，使得布爾什維克黨具有了成為一個以高度張揚革命家主體意識和大膽行動為特色的半軍事化政黨的潛質，從而也使自己大不同於其他一切馬克思學派旗幟下的社會主義派別。以這樣的建黨思想為墊底，當著取得政權之後一旦發現國內發展社會主義的物質文化「前提」十分薄弱時，列寧自不會像「第二國際全體英雄們」那樣徘徊無計，而是必然地訴之於政權這個新的「前提」，從而形成自己的「倒過來的革命」模式。這是對自己的理論、信念、綱領及其載體——組織和自覺行動——充滿自信的自然而然的結果。

但是僅僅這樣解釋還未免簡單化了。列寧畢竟是一個有修養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唯心主義觀念論者， 他不是不知道物質生產力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文化水平匱乏對於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致命危害。此所以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列寧以及幾乎所有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都反覆強調必須把新生的蘇維埃國家的命運與西歐革命的勝利聯繫起來的原因。這一思想，當時甚至是用非常極端的語言表達出來的：「要麼是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其他國家立刻爆發或至少很快爆發革命，要麼是我們滅亡。」[1]但是很不幸，如前所說，布爾什維克世界革命戰略的推行極不成功[2]，（不成功的原因簡要說來就在於：對西方資本主義的適應能力和生命力估計過低，以致盲目地相信西方無產階級必定起來響應俄國革命，走與俄國革命一樣的道路。這方面的分析，詳可參見拙著《布爾什維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分野》（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和《社會主義由西方到東方的演進》（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修訂版第二篇七、八兩章）。以致到20年代初就延續不下去了。立足於實際形勢，除了把戰略的重心由外向內轉移，的確再沒有別的辦法可想；與其把自己的生死存亡寄托在西歐革命身上，不如自己沿著這條雖然艱難但畢竟更實際一些的路途，摸索著獨立地搞自己的國內建設。而既然歷史沒有預先給這一新的道路鋪設客觀的「實現社會主義的經濟前提」，惟一可充替代的新「前提」也就只能落在「我們」以及我們的政權身上了，「先革命，後建設」的思路因此成為政治上的惟一需要。本文開頭說《論我國革命》是機智的辯護，原因就在這裡。

然而，政治上的合理性並不等同於理論上的徹底性。當初那種把俄國革命的最終命運託付於西歐革命勝利的做法，雖然在經濟學依據上和政治戰略取向上都是不正確的，但在思想邏輯上卻有某種徹底性：它承認經濟文化落後之於社會主義的障礙並因此而求助於國際聯繫，它用把自己與西歐先進工業化地區的命運聯接在一起的方式多少滿足了關於社會主義必須依賴於發達的經濟文化水平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要求。而一旦循著「倒過來的革命」模式棄絕世界革命觀點並把俄國自己的獨立建設提高到首位，也就意味著切斷了落後狀態下的社會主義革命與本來必不可少的發達物質文化前提之間的最後聯繫，並使得自己的行動與客觀條件脫鉤而轉到主觀意識上來。列寧對此中艱難是有所體會的，所以即使當他在《論我國革命》中提出「先革命，後建設」的思路時，他也並沒有完全放棄世界革命戰略，而是心懷疑慮地採取了十分審慎的態度——在他此一時期的其他文章中明顯地表現出了這種猶疑的心情。例如一方面，他提出：「國家支配著一切大的生產資料，無產階級掌握著國家政權，這種無產階級和千百萬小農及極小農結成了聯盟，這種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領導得到了保證等等」，就已經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3]；但另一方面，他又承認，「我們的文明程度也還夠不上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而因此所能做的只是「支持到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到社會主義的那一天」[4]。可以說，這種猶疑態度決定了列寧終其一生都沒有最後放棄對世界革命的期望。只是到了列寧去世之後斯大林在與托洛茨基的爭論中提出「一國社會主義單獨勝利」論並最終壓倒托洛茨基一派，取得黨內的絕對統治地位時，「一國社會主義」理論才把關於世界革命的回憶最終送進了被歷史塵封的角落。

可見，《論我國革命》一文是歷史特定時期的產物。它初步提出了通過革命取得政權並在一個落後國家裡獨立建設社會主義的設想，但並沒有對這一設想予以最後的確認。它適應當時的政治需要試圖把發展的方向由世界革命改變到「一國社會主義」上來，但並沒有從理論上完全意識到這一新的方向上將來可能遇到的種種困難。 它提出了一條新的發展社會主義之路，但這一道路在蘇聯自始至終的歷程中都證明無法超出低水平的「現實社會主義」。它有其政治上的很大現實感和合理性，但也有其理論的和歷史的重大局限性。

在經歷了歷史的曲折反覆之後的今天，我們不應該再停留在當年的水平上，以膚淺的自我滿足心態簡單地重複過去的解釋，把適應特定條件下需要的政治主張說成是對理論的巨大發展。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20世紀這一道路的固有特點（包括弱點）並立足於現實來解決困難，以便向前發展。今天，如果社會主義者還想追求高水平的社會主義，那就不能再一味地寄望於當年所矚望的那一主觀「前提」，而是要把通過市場發展生產力和發展人民大眾的普遍民主同時放到首位，惟有二者的相互促進才可能逐漸造就獨立的和具有國家治理才能的人民力量，而這，才是真正的以社會成員自我管理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前提之所在。

發表於《社會主義研究》2009年第5期

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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