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譚嗣同精神

06-30

□歐陽哲生

在維新運動中湧現出來的歷史人物，除了康有為、梁啟超、嚴復外，就要算譚嗣同(1865-1898)了。從思想史的意義來說，譚嗣同的價值似在梁啟超之上，至少在戊戌維新時期可作如是看，梁啟超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雖在譚嗣同之上，但他是以傳播、發揮康有為的思想為主，而譚嗣同有其獨創意義的思想。侯外廬先生的《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史》、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六冊)都有專章探討譚嗣同的啟蒙思想或哲學思想，而沒有梁任公。譚嗣同是一位頗具個性的維新思想家，如果沒有譚嗣同在菜市口演出的壯烈犧牲一幕，戊戌變法簡直就是一個作鳥散的結局，但有了譚氏壯懷激烈獻身的那一幕悲壯場面，具有近代意義的中國變革運動就有了一個真正的開始。

譚嗣同生前所發出的最後感慨：「不有行者，誰圖將來；不有死者，誰鼓士氣？」「我國二百年來，未有為民變法而流血者，流血請自嗣同始，」「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這是大家熟知的一段譚嗣同遺言。譚嗣同毅然以「流血變法」啟迪後人。可見，他是自覺以自己的生命對變法精神做新的詮釋，他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確具有特殊的歷史地位。

「變法」、「維新」古已有之。歷史上我們熟知的有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張居正變法。戊戌變法是一批具有傳統背景而又傾向改革、對西學抱有熱情態度的士人發起並領導的運動，它不同於傳統意義的「變法」，它具有「維新」的意義。這個「維新」主要是要求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走現代化之路。「變法」、「維新」的自我定位表現了運動既有與傳統相承繼的一面，又有開拓、改革的革新一面。在這場運動中擔負領導角色的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受過良好的傳統教育，按照傳統儒家的道德理想來要求和塑造自己。他們對新輸入的「西學」知識孜孜以求，但與對傳統的功名的追求相比，在當時又處在次要的地位。這反映了當時流行的「中體西用」模式對他們的限制。

在革命話語中，戊戌變法一度被定性為一場資產階級的改良運動，變法的失敗被視為是改良主義道路在中國走不通的證明。從當時歷史的情形看，「維新」作為進步、改革士人的訴求引發了巨大的思想解放浪潮。「變法」並非改良，而是具有相當濃厚的激進色彩。改良是與革命並行的選擇，在近代意義的革命尚未走上歷史舞台前，「維新」、「變法」是歷史發展所必須經歷的一個階梯。它遭遇的阻攔，喚起改革者更大的反抗，這就是後來革命的起源。從甲午戰爭結束到1927年大革命，這是中國近代思想急速轉變、極不穩定的時期，戊戌維新可謂這一歷史大轉型的開端。梁啟超說：「譚瀏陽志節、學行和思想，為我中國二十世紀開幕第一人。」二十世紀是一個革命性的世紀。譚嗣同的思想後來實際上成為革命派、共產黨人繼承的遺產，其因也在於此。

譚嗣同只活了三十三歲。梁啟超稱他為晚清思想界的「彗星」。從他留下的《仁學》遺稿看，他有意構建自己的思想體系，至少是系統清理自己的思想來源。但這一工作因其猝逝，還沒達到瓜熟蒂落的成熟地步就中止了。所以，我們只能遺憾地說，譚嗣同的思想是一個偉大的未完成。

如將譚嗣同與其他同時期戊戌維新的領導人，如康有為、梁啟超比較，我們可以發現譚氏至少具有兩個重要特點：一是他出身權貴之家，屬於上層士宦子弟，這與出身中、下層的康、梁等人有很大差異。譚周遊四方、廣結各界朋友、見多識廣、諳熟政治內情，與他的出身有相當關係。二是1895年以前，譚嗣同的生活區域、交遊圈子幾乎都在內地。美國學者柯文《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一書將中國近代改革人物的產生分為沿海與內地兩種類型。顯然，康有為、梁啟超、嚴復屬於沿海型的改革思想家，他們出生在珠江三角洲，生活在東南沿海，比較容易受到外來文化的刺激和影響；而譚嗣同屬於內地型的改革思想家，由於接觸外界的信息相對有限，他的思想動力和思想資源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於傳統。那麼，從譚嗣同留下的思想文獻看，在他的思想形成過程中，那些傳統思想資源構成他的革新思想來源：

一是與湖湘學派相承接的「道德實用理性」。譚嗣同受湖湘學派的張載、王夫之影響甚大。梁啟超稱他：「又好王夫之之學，喜談名理。」

張灝先生在《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的思想分析》一書中曾詳細地論證了這一點。張載的道德精神、宇宙意識，王夫之的「實學」、「學以致用」以及近代湖湘學派的「經世致用」對譚氏的思想影響極大。

二是墨學的「任俠」和「格致」對他有很大的影響。譚嗣同十九歲時開始研讀《墨子》，他在《仁學·自敘》中說，「墨有兩派：一曰『任俠』，吾所謂仁也」；「一曰『格致』，吾所謂學也」。譚嗣同性情豪放、廣游四方、喜結義士所表現的正是墨家的「任俠」精神。墨家講究名學(邏輯)，喜講「格致」，是先秦諸子中最接近科學方法的一家。譚嗣同意識到墨學之「格致」與西學有相通之處，故特別有意發掘。

三是大乘佛教的宗教精神。譚嗣同嘗游南京，從楊仁山學佛一年(1896-1897)，「自從楊文會聞佛法，其學又一變」。佛教對譚嗣同的思想影響是兩面的，一方面是對生死無常、世道淡遠的感嘆，譚嗣同早年多遭家變，這對他尋求佛教慰藉可能產生一定影響；但佛教給他的更大影響可能是「大無畏」思想。他曾在致歐陽中鵠的信中說：「佛說以無畏為主，已成德者名大無畏，教人也名施無畏，而無畏之源出於慈悲，故為度一切眾生故，無不活畏，無惡名畏，無死畏，無地獄惡道畏，乃至無大眾威德畏，蓋仁之至矣。」譚嗣同顯然讚賞佛教的「大無畏」精神，視之為「仁」的境界。他最終選擇捨生取義、殺身成仁、為變法獻身，與其身所蘊含的宗教精神有關。

梁啟超在《湖南廣東情形》一文中論及近代湖南新舊兩派對立時說：「湖南以守舊聞於天下，然中國首講西學者，為魏源氏、郭嵩燾氏、曾紀澤氏，皆湖南人，故湖南實維新之區也；發逆之役(指太平天國運動)，湘軍成大功，故囂張之氣漸生，而仇洋人之風已起。雖然，他省無真守舊之人，亦無真維新之人；湖南則真守舊之人固多，而真維新之人亦不少。此所以異於他省也。」戊戌變法時期的湖南新舊兩派極端對立，舊派以葉德輝、王先謙為代表，新派則以譚嗣同為急先鋒，雙方之矛盾勢同水火。可見，湖南近代思想界的分化與傳統自身的裂變有相當的關係。傳統既可成為守舊的藩籬，也可演變、進化為維新的動力。譚嗣同的思想演變是傳統思想向新轉化的一個實例。因為身處傳統之中，對其知之甚深，譚嗣同思想中講求「仁學」、堅守「志節」，體現了傳統思想在近代演進中鮮活的生命力。

◎歐陽哲生，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