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汪洋恣肆 坦蕩書生

梁啟超

梁啟超紀念館

　　策劃 趙潔 李倩撰文 金葉攝影 倪黎祥

　　很多人知道他，多是通過中學的語文課本，那篇慷慨激昂的《少年中國說》。

他是一位政治活動家，在世人的眼中，他的名字，總是首先跟康有為、跟維新變法聯繫在一起。　

他還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作家。在晚清民主思想啟蒙宣傳中，他所向披靡，立下舉世無出其右者的赫赫勞績。從他的筆端流淌出的澎湃激情，曾經激勵了整整一代的革命者。

他的一生置身風雲變換的政治海洋，難得的是，卻始終恪守一份書生本色，情誼為上，磊落其身，是一個地道的性情中人。重感情，輕名利，嚴於律己，坦誠待人。無論是做兒子、做丈夫、做學生，還是做父親、做師長、做同事，他似乎都能營造一個磁場，亮出一道風景。

他甚至，還是一位童心未泯的教育大師，以「趣味主義」沐浴心愛的子女，為神州慷慨輸送過3名院士。幾成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人間奇蹟。

梁啟超，字卓如，號任公、飲冰室主人。中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學術大師，有中國近代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巨匠之稱。

少年壯志

　　雷雨中

　　童年出廣東

　　珠江三角洲南端，廣東省新會市往南約二三十公里，有個名字叫「茶坑」的村落。山清水秀，背倚鳳山，山上有建於明代萬曆年間的凌雲塔，西江和潭江在這裡交匯，是典型的珠江三角洲魚米之鄉。因為處於亞熱帶氣候，它的土地似乎具有無限的活力：花開四季，有桑園、有柑橘、有香蕉，還有行銷海內外的大葵扇。

　　如果不是梁啟超出生在這裡，你不會覺得，平凡如斯的它，跟廣東其他的鄉村有什麼不同。沿著綠樹成蔭的水泥鋪成的村中道路前行，約走幾百米便是梁啟超故居。清代「三眼灶」式建築，青磚黑瓦，耳房各施木樓閣，閣設走馬燈式曲折欄杆，建築面積155平方米。緊連故居南面是怡堂書屋，為梁啟超及其兄弟少年啟蒙讀書之地。新會市政府前幾年在這裡興建的梁啟超故居紀念館，裡面設有梁啟超生平事迹展覽。

　　天氣很熱，而且又不是休息日，偌大的展館裡，參觀的人並不很多。偶爾有舉著小旗的旅遊團經過，會帶來一陣小小的喧鬧，他們說的話，跟我們平時說的普通話有點不一樣，上前打聽，果然，旅遊團來自海峽那邊的台灣島。

　　「梁啟超在港澳台地區和海外的影響都特別大，相當多的旅遊團都來自這些地區。」當地的導遊不無驕傲地告訴記者。

　　濤雨伴英傑

　　氣候多變是茶坑的一大特色。《新會縣誌》有云：「一日之間，雨晴寒暑，頃刻則易。夏秋之間，時有颶風，或一歲數發，或數歲一發。又有石龍風，其作則黑雲翔海，促起俄頃。」

　　也許是這種特定環境的影響，抗拒災難、善於應變，身處颶風中心而不驚不慌……成了新會茶坑人的性格特徵，而因為世居小島，外面的世界反而會有更大的吸引力，好讀書、尚學問、求仕途、嚮往升官發財榮宗耀祖，也就成了茶坑的世風。

　　查新會梁氏，家學淵源，但後漸離官場，十世為農。據《梁氏歷代世系圖譜》所記，廣東有梁氏始於宋朝的梁紹。梁紹，字季美，進士出身，為官廣東，後居南雄珠磯里。梁紹傳3代，梁南溪遷居新會大石橋，再傳12代梁谷隱立戶於茶坑村。梁谷隱之十世孫名光悅字光恆，為梁啟超的高祖，光悅之子炳昆為梁啟超的曾祖，炳昆的第二子維清即為梁啟超祖父。

　　梁維清苦讀詩書，曾想通過科舉進士，改變梁氏十世為農家道中落的現狀。梁維清之妻黎氏是當時廣東提督黎弟光之女，梁維清卻終於苦讀不成只中了個秀才，做了個不入流的八品官——教諭。不過無論如何，這在茶坑村也算是個人物了，梁家在村裡購置了十幾畝的好地，過起「半為農者半為儒」的鄉紳生活。

　　1873年，茶坑村又添新丁，梁啟超誕生於風聲雨聲濤聲中。據說，在梁啟超落地的那一刻，很大的風很大的雨剎那間停了下來。「這孩子必有大出息。」村裡的老人家都這麼說。

　　「中國極南之一島民也。」梁啟超喜歡這般自謂。

　　「汝自視乃如常兒乎？」祖父梁維清，從梁啟超只有兩歲的時候，便開始這樣訓斥他。而那個時候，在母親的膝下，梁啟超已經開始認字了。

　　這是一個自小就被認做「神童」的孩子。4歲在祖父的教導下研讀《詩經》，六歲進了父親開辦的私塾中讀書，念《中國略史》、《五經》，到了8歲，作八股文，下筆就已經是洋洋千言。

　　童子秀才

　　1882年，剛滿9歲的梁啟超，到廣州考秀才。

　　嶺南11月，新谷登場，秋風徐來。一條木船，一葉風帆，從新會沿西江而上，趕赴廣州。船上坐著的便是梁啟超和新會縣其他的趕考者。任誰見了都會感覺奇怪，這個稚氣未脫的小孩子，混在一大群可以做自己兄長，甚至是父輩的人當中，究竟是去幹嗎？

　　那個時候，從新會到廣州的水路，要走整整三天。有一天，舟上午餐，吃的是白米飯和蒸鹹魚。有人提議以鹹魚吟詩或作對。鹹魚雖然是廣東人飯桌上的名菜，卻畢竟不登大雅之堂——「進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說的仍然是臭，滿船的人一時之間都被難倒了。卻沒有想到，船上最小的一個孩子突然朗聲應對：「太公垂釣後，膠鬲舉鹽初。」

　　滿船嘩然。如果不是親眼所見，如此風格典雅、詩意濃郁的絕對，誰會想到居然出自一個9歲孩童之口。有後人在論及神童梁啟超時戲言：「廣東鹹魚從此始得翻身，入風流儒雅一類了。」

　　9歲的梁啟超，第一次應試名落孫山。1884年，梁啟超第二次廣州應考，中秀才，時年11歲。「童子秀才」由此得名。1885年，梁啟超以秀才的資格，跨進了名噪一時的廣州學海堂讀書深造。當時，學海堂和菊坡精舍、粵華書院、粵秀書院、廣雅書院一起，號稱是廣東五大書院。5年苦讀。梁啟超「四季大考皆第一」，用所獲之「膏火」（獎學金）購得《四庫提要》、《皇清經解》。

　　1889年，廣東鄉試。16歲的梁啟超欣然應考，並一舉中第，位列舉人第8名。少年得志，前程似錦。和他的朝氣蓬勃相對比的，是一個進入風雨飄搖之年的大清王朝。這是19世紀80年代的中國，一個年近六旬的鐵腕女人統治著華夏河山。距離第一次鴉片戰爭慘敗、禁煙名臣兩廣總督林則徐被發配新疆，已經過去了40多年。

　　暴風雨就要來到了，一切都顯得格外平靜。

　　風雲際會 政海沉浮

　　1890年，康有為在廣州雲衢書屋執鞭開講。少年得志的梁啟超，在同為學海堂高材生的陳千秋的介紹下，開始追隨康有為左右。1891年春，雲衢書屋遷往長興里邱姓書屋，也就是今天的廣州中山四路長興里3號，1893年，長興學舍人滿為患，再度遷府至學宮仰高祠——今天的廣州第一工人文化宮所在地——時稱萬木草堂。

　　在萬木草堂幾十名弟子當中，康有為最欣賞的是梁啟超。「蓋其機敏而不失苦讀，才思若涌，下筆千言竟在片刻之間。」有人說，康有為這一生當中，一切都失敗了，唯獨他塑造的少年梁啟超是成功的。這兩位年齡跨度足有15年的師生，在歷史上被後人習慣性地稱做「康梁」，在尋求進步的學子之中，其感召有同日月。1895年春，梁啟超赴京會試，協助康有為，發動在京應試舉人聯名請願的以下詔、遷都、拒和、變法為主張的「公車上書」，雖然受到阻隔，但是這次事件，卻如同一根從封建帝制的裂縫中掙扎而出的青青小草，宣告著陽光的不可阻擋，也在嘲笑著枯槁與腐朽。

　　1897年，梁啟超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在湖南宣傳變法思想。1898年他回到北京，開始積極運作「百日維新」。梁啟超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而這場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法」卻只持續了103天。有人說，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康梁是成於「公車上書」，敗於「戊戌變法」：他們最終說動了光緒皇帝實行經濟、政治、文教、軍事等方面全方位的變法和革新，卻終究無法說動已觸及到其切身利益的西太后等一應頑固派勢力，103天之後，西太后以一場政變，徹底改變了有維新思想的大小官僚們苦心經營的前途和夢想，只留得「戊戌六君子」血灑京城的悲歌。

　　1898年9月，梁啟超逃亡日本，一度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有過接觸。時人曾有評論，孫梁倘能共圖大業的話，則大業已成功一半矣。憑著孫中山政治上的深謀遠慮及梁啟超的文章理論，以及他們共具的在海內外華人中的威望，沒有不成功之理。然而，現實總是與人們的期望背道而馳。孫中山和梁啟超最終沒有走到一起，相反，卻成了政治上的對手。這是兩個相當寬容的人，但是相互之間卻沒有辦法做到寬容。

　　在日期間，梁啟超先後創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宣傳改良。1905～1907年，改良派與革命派的論戰達到高潮，梁啟超作為改良派的主將，遭到革命派的反對。1906年，清政府宣布「預備仿行憲政」，梁啟超表示支持。1907年10月，他在東京建立「政聞社」，期望推動清政府實行君主立憲。1913年，進步黨「人才內閣」成立，梁啟超出任司法總長。袁世凱帝制自為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啟超反對袁氏稱帝。1916年，梁啟超赴兩廣地區，積极參加反袁鬥爭，為護國運動的興起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1917年7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權。梁啟超反袁擁段有功，出任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9月，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11月，段內閣被迫下台，梁啟超也隨之辭職，從此退出政壇。1918年底，梁啟超赴歐，親身了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之後，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

　　從主張變法維新，到和平改良、革命破壞，再到主張君主立憲、共和民主……梁啟超這一生里，政治主張多變，一直是他政治生涯最大的特點。反對他的人說他是「變色龍」也好，支持他的人說他「具有探索精神，與時俱進」也罷，無論如何，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作為在20世紀初葉，整個中國文壇上最為耀眼的驕子，梁啟超不知點燃了多少中國人心中暗藏的豪情，可是他的政治主張，卻總是「習慣性」地以失敗告終。

　　哪怕他自己說，他的興奮點，最要者，始終是中國的時局，他對政治的慾望超過了對文學的慾望。

　　很多學者嘆息，從某種程度上說，這個文人氣質濃厚的梁啟超，他更適合做的是一個論政者，而非一個參政者。自古文人從政就很少獲得好下場，梁啟超能全身而退已經是很好的結局了。從政治的風口浪尖上走下來，安然從事文學事業，也許於他於人，都是一個更 加兩全其美的事。

　　歷史

　　選擇廣東

　　回顧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不只是梁啟超，還有康有為、孫中山、黃遵憲……一位又一位在這個歷史性的轉折時期，以強大的精神力量影響了整個民族命運走向的響噹噹的人物，他們全部來自廣東。

　　也許是因為鴉片毒害莫過於此地？也許是虎門炮彈犧牲的民魂在南海中推波助瀾？更也許是因為隨著舶來品輸入的西方先進思想，首先有機會在嶺南地區「登陸」，然後才有機會被廣為傳播？

　　在那樣的一個年代，廣東，廣州，是當之無愧的風雲際會之地。

　　當花季少年梁啟超初來到廣州這個繁華的城市，奔赴他人生中第一次科舉考試，他應該並不知道，同是廣東人士、比他年長7歲的孫中山，正在美國檀香山架構救國方略；而比他年長15歲的康有為，正在西樵山苦讀苦思，試圖用一支生花妙筆，改造中國。

　　他們在時代的召喚下，不約而同地，從廣東這個共同的故鄉，走到了外面那個更為廣闊的世界。他們中的每個人或早或遲地踏上了中國的歷史舞台，而他們的人生軌跡和命運也因此發生了交集。

　　「這是一個看似偶然，但又必然的現象。」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管林這樣對記者說。清朝長期以來奉行一口通商的政策，廣東在很長時間裡，都是封建王朝對外交流的唯一窗口。「這使得廣東人相比中國其他地域的同胞，有機會首先在西風東漸之際獲得思想上的啟蒙。」

　　從這樣的天時地利來看，廣東在那個特殊的時期，集中湧現了一大批思想上的巨子就成為一種必然。說是「歷史選擇廣東」並不為過。

　　「不過我們還應該注意到一個細節，這些最終在中國的歷史上頗具影響力的廣東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生於廣東，但是他們的活動並未局限於廣東，實際上，他們最終展現自我，確立自己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是在北方、在中國這個大舞台實現的，而且他們的閱歷和影響力，通常與他們在世界範圍的遊歷分不開。」

　　「有人說，西方思想之於廣東，就如同是一股『穿堂風』，來得快也去得快，只有那些有心的人才懂得如何把它們捉住。而這些先進思想的萌芽和發展，更加離不開一個可以給予他們營養的肥沃土壤。這樣的土壤，更有可能是在政治文化活動更加集中的北方地區。」

　　「思想巨子的產生，離不開一個開放的窗口，更加離不開開放的胸襟，以及敢於走出家門、放眼世界的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