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隱蔽戰線較量真相（二）

1927年5月，從上海脫險的周恩來到達當時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漢。他吸取前一段的教訓，為保衛中央安全，建立了「特務股」（後稱特科），在各處建立內線，並組織了精幹的武裝保衛人員和秘密交通網。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的專職情報機構建立倒要早於國民黨。

同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昌召開同共產黨分裂的會議，此前中共特科便得知動向，在漢口安排了十幾處秘密隱蔽地點。會後國民黨派人搜捕時，陳獨秀及中共中央所有成員都已不知去向。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漢口秘密召開著名的「八七會議」，國民黨的警探也一無所知，隨後特科又秘密租船將中央機關由武漢遷回上海，途中也未出意外。

1927年11月，周恩來從廣東回滬後重組了中央特科。此時特科成員中有一些帶有江湖流氓習氣的人如顧順章等，熱衷於打打殺殺。周恩來針對這些不良傾向親自為特科規定了「三大任務一不許」——「三大任務」是搞情報、懲處叛徒和執行各種特殊任務，「一不許」是不許在黨內相互偵察。

周恩來提出的「一不許」原則，對保障中共後來正常的黨內生活極為重要。蘇聯的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原為「契卡」，後簡稱「格別烏」，上世紀50年代改稱「克格勃」）在列寧去世後便開始涉入聯共（布）內部鬥爭，後來甚至發展成為領袖個人的監視工具，成為恐怖「清洗」的重要幫凶。後來毛澤東又一再強調黨內不許搞偵察，這對防止重蹈蘇共悲劇起到了重要作用。

蔣介石從建立特務機構起，就用於偵察黨內異己，如李宗仁在回憶錄中便說自己任副總統時的身邊衛士都是蔣的偵探。只對蔣介石個人負責的軍統中統捕人、殺人，可越過警察、法庭種種司法機構，連各級軍政官員都不能過問，甚至這種官員本身還要受其監視。這種特務政治的泛濫，也是造成國民黨政權四分五裂並喪失人心的重要原因。

收買、色誘、暗殺等行為，都違反地下工作原則

近些年一些影視劇的編導憑想像編造情節，經常出現中共地下黨組織暗殺敵方要人，以及用戀愛等手段發展關係等場景。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國內播出一部表現在敵營中潛伏的電視劇《敵營十八年》時，曾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文藝界前輩夏衍看過後便撰文嘆息說，這些年輕編導不了解當年黨的隱蔽鬥爭原則，利用女色、金錢收買和手槍暗殺等方式恰恰是中共地下工作所不允許的。

中共從事隱蔽戰線鬥爭時，從來不許搞暗殺一類恐怖襲擊。中共中央特科雖消滅過少量叛徒，卻只限於向敵出賣機密並馬上會招致組織破壞的特例。相比之下，國民黨從其前身同盟會開始就崇尚俠士刺客思想，並將暗殺作為重要手段之一，蔣介石在大陸便經常使用特務對公開的反對者搞暗殺。這種以國家政權採取的恐怖主義，也是遭到舉國痛罵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共中央特科早期的除奸工作，主要有1928年4月中央特科紅隊嚴懲出賣政治局常委羅亦農的叛徒一案。後來還有，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湃、軍委負責人楊殷等五人在上海滬西區開會時被捕（周恩來因臨時有事未到而倖免）。六天後，彭湃等四人便在位於龍華的淞滬警備司令部內被殺害。中央特科通過內線查明，告密者是軍委秘書白鑫。此人在海陸豐紅軍中當團長時便怕死棄職跑到上海，為追求榮華富貴而秘密自首充當了內奸。根據周恩來指示，同年11月11日夜，特科在法租界霞飛路設伏，擊斃白鑫及特務保鏢共五人，紅隊無一傷亡。「霞飛路上的槍聲」轟動上海，使叛徒特務一時喪膽而不敢隨便活動，中央在滬安全也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紅隊在上海灘有了威名後，周恩來又專門強調：只能消滅危害黨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務內奸，對反動統治階級頭面人物包括公開的特務頭子都不要打，否則會偏離政治鬥爭的正確方向並脫離群眾。有一次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得知有二三十個警探和「包打聽」要在一品香飯店聚會，打算運去幾皮箱炸藥引爆。周恩來得知後馬上制止，認為這會把飯店炸成廢墟並傷及無辜，將在社會上造成極壞影響。在此後的革命鬥爭中，共產黨人除了打擊敵軍事目標，也從不對反動營壘頭面人物採取暗殺，從而防止了恐怖主義傾向，並且與國民黨特務那種「下三濫」手段劃清了界限，這也是爭取人心成功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