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從保守黨到自由黨

《文匯讀書周報》第1595號第八版「書刊博覽」

（2015年12月21日發行）

丘吉爾：從保守黨到自由黨

——作為BBC評選的「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英國人」，溫斯頓·丘吉爾是世界舞台上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然而在某種程度上，丘吉爾晚年的輝煌遮蔽了他早年的奮鬥歷程，而這一階段恰恰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多姿多彩和刻骨銘心的一段時光，他的個性與人格魅力也在此階段展現得淋漓盡致。作者對丘吉爾研究多年，以詳實的資料、生動的細節和嚴謹又不乏幽默的文筆，描述了丘吉爾早年的奮鬥歷程，關於他的勃勃雄心與浪漫追求。丘吉爾從不懷疑自己的命運，傾盡全力使自己成為大英帝國最富活力和想像力的政治家。終其一生，丘吉爾都懷著一種浪漫的激情深愛著自己的國家。

《野心浪漫：丘吉爾的奮鬥與浮沉》[美]邁克爾·謝爾頓著何初心 惠露譯重慶出版社出版

在保守黨被孤立

　　丘吉爾和張伯倫之間那場自相殘殺的戰爭在1904年進入了高潮階段。3月底的某個周二在下議院里，政府因為拒絕舉行一次普選來讓民意決定自由貿易的問題而遭到了來自反對派的嚴厲打擊。勞合·喬治指揮了這次攻擊，指出當保守黨試圖解決如何讓貿易保護主義被選民們接受的問題時，有很多其他迫在眉睫的問題被政府視而不見，國家搖搖欲墜，人民無依無靠。

　　他盯著貝爾福，嘲笑了領導者扭捏作態的逃避。他斷言道，這位首相想要假裝整個國家都跟他一樣有著驕傲自滿的態度。

　　丘吉爾從貝爾福身後的座位上站了起來。這位首相能輕易猜到接下來將要發生的事：將有更多的批判來自這位本該擁護支持他的年輕人。借用一位激動的國會評論員所說的話，「貝爾福的臉上忽然凶相畢露，變得看起來就好像一隻正張牙舞爪的貓」。就在那一瞬間，這位首相似乎覺得自己已經受夠了溫斯頓。他大步流星頭也不回地走出了辯論廳，這種意氣用事違背了他一貫的作風。

　　接下來更多不同尋常的事情發生了。帝國政府的大臣們一位接一位地站起來，追隨他們的首領而去，大多數后座議員也紛紛照做。身為保守黨議員的紈絝公子威廉·伯德特庫茨在走出去的途中停下來，用「一種刻意傲慢」的表情凝視著全場直到反對派開始朝他憤怒地咆哮，他才繼續走了。幾分鐘內，執政黨這邊的座位一排排幾乎全空了，除了十二三個贊成自由貿易的保守黨員，和經受了來自自己黨派這令人震驚的非難後還站在那裡試圖繼續演講的溫斯頓。

　　即使很驚訝，但他仍然完成了自己的演講，也並沒有放過貝爾福在領導上的失誤。甚至可以說，他對那位首相的攻擊比勞合·喬治更嚴厲。他對那些樂意留下來聽的議員們說：「現在是時候由民眾來裁定這項掛羊頭賣狗肉的逃稅政策了，他們有權利知道公眾人物對公共問題的想法，也有權利了解政治領袖們所信奉的主要政治原則。」

　　貝爾福的草率離席打破了議院的傳統，也讓他因此廣受責難。按照他的典型做派，他自然不會為自己的離席承擔任何責任，聲稱他的缺席是因為必須要趕赴「和財政大臣的一個約會」，而他也並不是故意要讓丘吉爾難堪。幾乎沒人相信他的說辭。一家報紙把他的「失控」看作是一個「小男生的滑稽表演和一種軟弱的表現」，《旁觀者報》確信這次抗議是「一次以侮辱丘吉爾先生為目的的有組織的攻擊」，並斥責保守黨拒絕和這個「既勇敢又活力四射的」男人進行光明正大的較量。

　　與指責張伯倫為了一個不切實際的帝國計劃引起了黨的分裂相比，貝爾福和其他人覺得把矛頭對準丘吉爾和自己隊伍中那些堅決擁護自由貿易的少數黨員要容易得多。毫無疑問，溫斯頓剛愎自用又盛氣凌人，但張伯倫亦是如此。然而，很少有人努力去接納溫斯頓的觀點，或給他任何繼續忠心於黨的鼓勵。保守黨實際上非常需要一個敢於質疑老前輩的精力充沛的年輕人，但貝爾福太優柔寡斷而張伯倫卻太心胸狹窄，所以他們都不會重用溫斯頓。反過來，丘吉爾慢慢得出了一個結論，那就是不能再繼續留在一個由這樣兩個人領導的黨派里。他們造就了一種忍無可忍的局面。張伯倫強大得難以被忽視，卻沒有強大到能夠為他的事業贏得辯論。貝爾福明明大權在握卻反而選擇了含糊其辭。

　　關於離開，丘吉爾已經考慮了好幾個月。秋天的時候，他在一封給休·塞西爾的信里透露了自己的傾向，說他對於「向一個毫無友善可言的黨派假裝友善，以及效忠於那些應該下台的領導們」感到十分厭倦。他甚至說：「我討厭保守黨。」他知道休對保守黨的忠心根深蒂固，這些直言不諱的話必然會讓他感覺很不舒服，因此他並沒有把那封信寄出去。但到1903年底為止，他已經公開說過很多話，讓休害怕他可能很快就會拋棄自己的保守黨了。

　　他這個朋友試圖通過談話把他從邊緣拉回來，力勸他「繼續在黨內堅持鬥爭」，休還不明白，溫斯頓並沒有意向要奉持保守主義態度。無論如何，他自己的態度永遠都是排在首要位置的。1904年3月《蘇格蘭人報》曾經正確地總結道：「他自己就是一個黨派。」

坐在自由黨席位中

　　從進入國會的那天起，丘吉爾便一直在尋找不用屈從於黨派紀律的領導方式。他曾經寄希望於憑藉自己純粹的人格魅力，作為一個思想獨立的保守黨黨員被接受，其他人關心的會是他本人和他的所作所為，而不是因為他所處的黨派等級。早在1901年，他就曾經告訴利物浦的一個學術社團：「沒有什麼事情比獨立的人被扼殺更糟糕了，那意味著英格蘭只允許兩種觀點的存在：執政黨的觀點和反對黨的觀點。永遠都意見相同的內閣讓我很是不安。我相信人格。」

　　對於一個只有幾個「桀驁不馴」的「胡里干」成員擁護的年輕人來說，這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立場。雖然黨派里一些人覺得看到了希望，但更多人看到的只是狂妄。而且他製造的麻煩越多，他就越不受歡迎。在一場特別激烈的辯論當中，一位粗魯的后座議員對他的回應異乎尋常。傑姆斯·L·萬克林，一位在南非大發橫財的鐵路投機者，某天下午丘吉爾指責他並叫他不要靠「大喊大叫來壓人」時，他正跟著很多人一起在嘶聲吶喊想要獲得控制權。作為張伯倫的支持者，萬克林對此十分不滿。他第二天寫信給溫斯頓說：「請允許我警告你，如果我再受到來自任何像你一樣的年輕人的無禮對待，我會知道我該怎麼辦。」

　　好幾個月以來，丘吉爾把奮力爭取一個「中立的政府」的想法放在了一邊，在他的概念里，這個他所謂的中立政府應該由羅斯伯里勛爵和其他來自兩個主要黨派中心的強權人物一起領導。他反覆嘗試想要讓羅斯伯里因為這個想法而興奮，但那位嬌生慣養的貴族已經太習慣在自己莊園里的舒適生活，也就並無意願讓自己捲入一場障礙重重的新政治運動里。隨著這個想法的夭折，再加上在保守黨隊伍里的日子越來越難過，溫斯頓除了期待作為一個自由黨人重新開始外已經別無選擇了。

　　他在自由黨內有幾個朋友，尤其和那位維多利亞時代的政治家約翰·莫爾利在一起時感覺特別自在，因為這位老人家親切而寬容，能和各種各樣的政客保持親密的關係，甚至包括張伯倫在內。作為一名卓有成就的文學家、格萊斯頓指定的傳記撰寫人，同時也是虔誠的自由貿易的擁護者，莫爾利是一個老派的自由主義者，他倡導個人自由，反對反動派劃分階級和建立國教。私下裡，他畢生都在努力守衛著政府，以保其在錯綜複雜的國際競爭里不敗，也不會被國內沉重的負擔壓垮。他很高興能成為溫斯頓的思想及政治導師之一，給他推薦書籍，且偶爾謙遜而禮貌地為他提供些建議。根據莫爾利的建議，溫斯頓仔細研究了西博姆·朗特里具有奠基意義的著作《貧困：城市生活研究》，這讓他第一次開始認真考慮如何能減輕英國最糟的貧民窟里的苦難。丘吉爾在看完那本書之後寫道：「在一個能主宰風雲卻無法洗清自身污垢的帝國里，我看不到什麼繁榮景象。」

　　總的來說，自由黨願意接納丘吉爾，包括他的缺點和他的全部。當他們看著他走遍全國去公開抨擊張伯倫時，他們不能幫忙，但卻對他的激情和他的說話方式印象深刻。但他們之中的明日之星們並沒有哪個去接近他，除了勞合·喬治，他似乎很喜歡和溫斯頓聯手反對張伯倫這個想法。不是別的，正是這個共同的敵人讓他們在舞台上靠攏了。但這也就足夠了。甚至連張伯倫的某些朋友都願意承認的是，這兩位的聯手令人望而生畏。那位性情暴躁的萬克林認為他們是一對將拉著自由黨這輛馬車極速前行的賽馬。他在一封嘲笑勞合·喬治的信里對他寫道：「你們兩個會是一對完美的搭檔，但我非常抱歉要去嘗試著驅趕你們。」

　　在溫斯頓看來，自由黨有著很好的發展前景。他們在下議院的領袖亨利·坎貝爾-班納曼爵士是個儀錶堂堂又和藹可親的人，虛懷若谷又不愛出風頭，並不擅長於掌控政黨機器。當他成為自由黨領袖以後，沒有任何人認為他是一個有著遠大抱負的權威人士。他的才華是那麼深藏不露，以至於《泰晤士報》稱他是「一位能充分起到預熱作用的領導人，直到有更威風凜凜的統帥出現」。

　　在後來幾年，經常有指責認為，丘吉爾離開保守黨加入自由黨，是因為能夠在自由黨內有更好的晉陞機會。這當然是一個原因，但是另一個不能忽視的重要原因來自於張伯倫帶給他的敵對氛圍。還有一點值得銘記的是，在丘吉爾投靠對方政黨前，他的政黨——在他的首相領導下——早已離開了他，在那個3月的戲劇般的一天，眾目睽睽之下，把他獨自遺棄在了議會。從那時起，他就知道他不得不離開。

　　然而，他卻不得不考慮何時以何種方式離開，不僅僅是離開貝爾福等人，而且是他的朋友，寧死也不會離開保守黨的休爵士。正如休試圖勸說他留在黨內一樣，他也在努力勸說他的好友跟他一起離開。但休一個字也聽不進去。最終溫斯頓不得不自己離開。

　　這種壓力在4月22日溫斯頓在下議院演說時顯出端倪。他在談到保守黨與工人階級關係的歷史時，指出這兩個陣營二十五年前的關係更好，而那時保守黨「還不是現在這樣的騙子」。他知道自己這麼說有些得寸進尺，而黨內成員很可能又一次退席抗議。然而，這次沒有人離開，於是在他腦海中似乎有什麼東西忽然中斷。他支吾著，思路突然消失。又試圖繼續，卻發現自己什麼也說不出來，於是在自己演講結束前就被強令落座。他一度痛苦地低頭，但最終還是離開了會議廳。對於他來說，失語實屬不同尋常，以至於下議院多數人對他的困境報以真切的同情，並懷疑他可能是病了。

　　「下議院感人事件」，次日頭條這樣刊登。「溫斯頓·丘吉爾先生無法繼續他的演說。」後續報道質疑是否這個年輕人突然精神崩潰：「溫斯頓先生在下議院里的突然失語自然而然引發朋友們大量的猜疑。作為政客的丘吉爾先生可能不受普遍歡迎，但人人都承認他將是未來的權勢人物。」

　　1904年5月31日，在那個下雨的下午，丘吉爾走進幾乎空無一人的下議院，用《曼徹斯特衛報》的形容，「看了一眼自己曾經熟悉的位置……又快速地環視相對的坐席，堅定地邁上幾步台階，向主席鞠躬致意，突然轉向右方，坐在了自由黨的席位中」。

　　坐在他旁邊的男人不是普通的自由黨成員，他是大衛·勞合·喬治——對張伯倫和他的追隨者來說已經是撒旦的化身了。丘吉爾與自己政黨的決裂來得不能更加決絕了。所有的「胡里干」都離他而去，除了休，儘管他對勞合·喬治針對地主階級和英國國教的批評十分反感，且發誓不會「接觸這樣一個……拿著竹篙的政治宣傳品」。於是，在二十九歲那年，溫斯頓跟隨新的同盟重新開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且志向高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