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創新中的話語和話語權

日期：2011-07-18 09:35:00　　 作者： 來源：紅旗文稿◎ 李亞彬考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不難發現，在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初創時期，我們黨內發生過實事求是派和教條主義者之間圍繞馬克思主義話語和話語權進行的尖銳思想鬥爭，其結果是實事求是派從教條主義者手裡取得馬克思主義話語權，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發生根本轉換，黨的理論創新走上正確軌道，從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飛躍。馬克思主義在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曾經被表述為兩種對立的樣式：在教條主義話語體系中，馬克思主義（包括毛澤東思想）主要以「本本」形式出現；實事求是話語體系中的馬克思主義則主要體現為立場、觀點和方法。兩種馬克思主義話語或者說兩種話語體系中的馬克思主義，對待馬克思主義以及對待實踐的態度、指導實踐的方式不同，產生的結果也不同。黨在幼年時期，教條主義長期占統治地位。在教條主義話語體系里，馬克思主義是以經典作家的論述、俄國革命具體道路和來自共產國際的指示形式出現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實踐，被簡單化為照搬俄國經驗，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去辦，用不著研究中國實際。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實事求是派的話語體系中，馬克思主義不會「自動地」解決中國革命遇到的具體問題。他們主張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結合，反對簡單照搬別國模式。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在實踐中探索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並給予充分的理論證明。但是，毛澤東的實踐及其理論成果由於不同於俄國道路，被譏為「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相反，由於教條主義者掌握著話語權，儘管教條主義幾乎使中國革命走入絕境，但總能為失敗找到理論上的借口。經過紅軍長征以及抗日戰爭初期形勢的變化，隨著黨內實事求是派和教條主義者之間力量對比的變化以及全黨對教條主義危害認識的深入，在理論上清算教條主義錯誤的條件已經具備，時機也漸漸成熟。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擴大）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論新階段》報告，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毛澤東指出：沒有抽象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具體的馬克思主義。所謂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通過民族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應用到中國具體環境的具體鬥爭中去，而不是抽象的應用它。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毛澤東：《論新階段》，遼東建國書社1945年版，第89—90頁）會上，王明表態贊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同時又提出所謂五點需要注意的問題：必須學習馬列主義、不能庸俗化、不能以孔子折衷和煩瑣哲學代替唯物辯證法、不能用舊文化曲解馬列主義、不能忽視國際經驗。（《王明言論選輯》，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7—638頁）表面上看，「五點注意」在學理上冠冕堂皇。但聯繫特定的歷史背景和語境看，王明之所以附加一些條件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包括現實國情和文化傳統）相結合，在於仍然以馬列主義「正宗」自居，用多讀了幾本馬列和共產國際來壓制毛澤東，試圖通過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限定，保留漸漸失去的理論話語權。但是，毛澤東的主張獲得了多數同志的支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決議號召全黨同志必須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國際經驗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環境，反對教條主義，廢止洋八股，提倡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這標誌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黨的理論話語中確立起來，教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話語壟斷被打破。這是我們黨的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由教條主義轉換為實事求是的重要節點。從此，馬克思主義話語權逐步從教條主義者手裡轉移到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實事求是派手裡，黨的理論創新由此沿著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方向發展。延安整風中，毛澤東系統論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系列基本問題，把教條主義從黨的主流理論話語體系中比較徹底地驅逐出去。到黨的七大，成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飛躍——形成毛澤東思想。這是我們黨的理論創新走向自覺的重要里程碑。歷史常常驚人相似。鄧小平理論創立之初，也有過幾乎相同的經歷。「文化大革命」前後，毛澤東思想被嚴重教條化。「文化大革命」前，林彪主張學習毛澤東思想就是學習「老三篇」（後來加成「老五篇」）。他還抓住毛澤東的一兩句話、一兩個觀點，將毛澤東思想碎片化、片面化。「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把毛澤東說成是「中國幾十年世界幾百年出一個」的「偉大的天才」，鼓吹毛澤東的話「句句是真理」，要「句句照辦」。粉碎「四人幫」後，由於「文化大革命」和長期「左」的錯誤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仍然在延續。「凡是」派實際掌握著毛澤東思想話語權，毛澤東思想為教條主義所束縛和窒息而不見真面目的局面沒有根本改變，致使黨和國家的工作徘徊不前。針對長期以來教條主義對毛澤東思想的歪曲，鄧小平提出「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概念。他說：「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157頁）鄧小平強調：「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只有這樣，才不至於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我們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42、43頁）鄧小平領導和支持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這是衝破「兩個凡是」思想束縛，確立「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節點。經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實踐作為真理標準重新確立。以此為突破口，毛澤東思想的話語權逐步轉到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實事求是派手中，實事求是作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重新確立起來，「凡是」派的教條主義逐漸退出黨的理論話語體系，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重新轉移到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軌道上來。從此，我們黨沿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當代實際相結合，繼續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立鄧小平理論，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又一次飛躍。總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中兩次圍繞話語和話語權展開的思想鬥爭，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就是馬克思主義在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以及自身發展中，話語和話語權至關重要：一方面，它左右著理論指導實踐的方式，另一方面，框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的方向。要使我們黨的理論創新沿著正確軌道發展，實現指導實踐的目的，必須掌握和用好理論話語權，使科學理論在正確的話語體系中發揮指導實踐的功能，同時獲得真正的發展。（作者單位：光明日報理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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