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什麼樣的社會才值得熱愛與留戀？

在美國媒體推出的「失敗國家」指標中，「人才流失」是最重要一項。當下的中國，包括「人才流失」以及由此引發的對巨額資金逃離的擔憂，似乎已經不再是「少數派報告」了，當越來越多的社會精英成為另一片國土上創造價值的中堅時，傳遞給我們一種什麼信號？今天推薦徐友漁先生的一篇文章供您參考（2350字，閱讀大約需要6分鐘）。文末推薦先知書店獨家銷售的錢滿素作品簽名版，對相關問題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延伸閱讀！酷哥在淘寶也開了一家書店，歡迎朋友們淘寶搜索店鋪「先知書店」。想每天讀到同類好文，請關注思想酷。

文 ▏徐友漁

正義是信心最根本的源泉，只有正義的社會才值得生活於其中的人們熱愛和留戀，對精英是如此，對任何人也是如此。

最近10年，國內越來越多社會精英移居海外，成為媒體、政府和公眾關注與討論的話題。

初看起來，這是中國捲入全球化浪潮之後產生人員流動的自然現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前期，人員流出與流入水平接近於零；上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後，人員的流動(主要是外流)開始產生並且規模越來越大，但與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相比並不引人注目。只是在最近，這個問題才引起注意和談論，事實上，主要原因還不在於流出的絕對數量，而在於增長的勢頭及其特殊含義。

與精英外流現象相映成趣的是，也有大量的海外精英流入內地尋求發展機會。最主要有兩部分人，一是早年留學國外、取得學位並在國外大學、科研機構、公司或政府部門得到職位的中國公民，他們感到在自己工作的領域中，國內發展機會似乎更多，或者更喜歡自己熟悉的文化環境；二是台灣、香港的企業家，看中了在大陸的獲利機會或地方優惠政策。據此，應該認識到，人員流動決不是單向，而是雙向的。

但一進一出，動機和目標卻迥然不同。上述兩類人到大陸工作的動機是尋求機會和發展空間，無意變換自己的國籍或身份，而國內精英移居海外，大多是以取得外國國籍為目的。移居海外的精英中，不少人只是追求拿到一個外國身份，他們掙錢和交友仍舊在國內，這種現象非常值得玩味。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與上世紀80年代移居海外的潮流不同，那時一些人千方百計想去外國，是因為那裡生活條件比國內好，工作條件、發展機會優於國內；而這次移民潮中，大量精英是國內的成功人士，早已享受優越的生活和較高的社會地位，他們去到國外，要麼是甘居平淡、低調，要麼是準備從頭再來，重新開始一輪艱辛的打拚。

也就是說，國內精英移民海外，多半是有所犧牲，有的甚至作出了較大的犧牲。那麼，他們到底圖什麼？原因何在？

據筆者的了解，精英們移民的主要動因是獲得安全感，他們憑經驗和遭遇認為，在自己生活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太多，未來是不確定的，自己的前途不是可以根據自己的行動和決斷作出合理預期的。除了安全感以外，精英們移民還追求好的自然環境、對子女更好的教育，等等。

精英的知識、技能、資金是社會的寶貴、稀缺資源，這些資源所代表的創新能力、所派生的就業崗位、所營造的向上競爭的氛圍，都是可見或不可見的財富，它們隨著精英移民而流失，是明顯或潛在的損失。在各級政府出台各種政策、竭盡全力爭取外來資源在本地落戶的情況下，本地資源卻在流失，這是極其可惜、很不應當的。

但精英們為了安全感而想方設法規避風險無可厚非，英國哲學家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維坦》中說過，人們生活的主要目的是自我保全，所以，安全感對於人來說是第一位的。

在資金、技術、人才流失的背後，不可見的、更重要的失落是整個民族的信心。精英的移民具有示範作用，哪怕是對於沒有條件移民的一般民眾。很難設想，如果做不到全民具有凝聚力，對於未來充滿信心，中國人民可以全心全意地建設自己的國家。

其實，精英移民不是孤立現象，而是一種更普遍現象的一部分。有人認為，中國的精英層屬於廣義的中產階級，他們和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興起的中產階級一樣，代表了一種新興力量，在建構市民社會的過程中可起巨大的積極作用，對於建立法治、實行對於權力的制約、形成公平的自由競爭機制等方面可起正面作用。但30年的歷史進程表明，中國的所謂中產階級或精英層與當下市場經濟一樣，帶有較強的國情特色和扭曲性，他們與其說是制衡獨斷、壟斷的權力的力量，不如說是更多地巴結、迎合權力，當然，這樣做是為了自己的生存與獲利。如果說他們還有一些進步性的話，那就是對於法治的嚮往，因為他們畢竟希望在一套明晰的規則之下活動和生活。他們要求的不多——穩定性、可預見性而已。

精英移民的關鍵之處在於，他們希望具有另一種身份，將自己置於另一套法律系統之下，這套法律系統是否非常完美和公正暫且可以不管，但大致可以放心的是，這套法律系統是嚴格、清晰的，被任意解釋和施行的可能性較小；是獨立的，有權威的，不易受到當權者的干涉和侵害；出發點是保障個人的自由與權利，不是官員用來對付「刁民」的工具。

今日中國的移民精英相當務實，他們多半不會淺薄地崇洋媚外，以自己當了美國人、法國人或拿了綠卡在同胞面前炫耀，他們的底氣在於隨著身份轉換而得到的保障。這就相當於在一大群探險者中，雖然看起來大家的情況都差不多，但其中有的人是買了高額保險的，每個人的抗風險能力和自信心是不一樣的。

問題是，在最原本的意義上，也就是從公民之所以為公民、政府之所以為政府、國家之所以為國家的道理上講，精英們花大價錢在國外買保險，是必須的嗎？

精英移民潮的興起提示我們，把中國建設成一個法治社會是刻不容緩的任務。不論是精英還是普通人，都有權利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中：守法的、有道德的公民不必擔心自己的自由和權利被權力機關剝奪；在從事經營活動和其他任何正常活動時，不必對政府工作人員進行賄賂就可以順利進行；在遇到麻煩時，可以指望廉潔奉公的警察或是獨立審判的法院；人們向上流動的希望可以寄托在勤奮的工作上，而不必巴結上司或與當權者拉關係。

當我們考慮要把中國建設成為什麼樣的社會時，普遍的公平是根本的標準。大多數民眾與精英同樣重要，其實更為重要。我們的憂慮或恐慌不應僅僅來自精英移民引起的資本、技術的外流，應對措施不應限於出台一些優惠政策以吸引海外投資或留住國內人才。授予特權不但是勢利的、不公正的，而且從長遠來說是達不到目的的。精英不可能得到所有的特權，當他們享受一小部分特權時，他們一定會看到在其他方面自己的正當權利被剝奪的可能性。在給予「海龜」優惠和特權時，同時也或多或少地損害了「土鱉」應有的權利和利益。正義是信心最根本的源泉，只有正義的社會才值得生活於其中的人們熱愛和留戀，對精英是如此，對任何人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