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四大高僧

中國佛教至明代已呈頹廢之態，佛門各宗到此時後繼乏人，社會各界對佛教也不象前代那樣極力支持。晚明出現了所謂四大高僧，收拾頹廢局面，佛教出現了短暫的回升之勢。這四位高僧指的是雲棲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其中雲棲祩宏（1535－1615）被認為是明代中興凈土的宗師，而藕益智旭則在佛學理論方面作出了極有影響的發展。

雲棲祩宏

雲棲祩宏（1535－1615年），別號蓮池，俗姓沈，任和（今浙江杭州）人，一段時間內連續遭受父母雙亡、喪妻、失子的本傷刺激，看破紅塵，於三十二歲時出家，受具足戒後雲遊參學，後居杭州雲棲寺。雲棲祩宏對於華嚴圓融學說和禪悟都有極深的造詣，力主佛教內部的融合併歸向凈土。他認為，宋明佛教衰落的原因，就在於禪法的墮落和戒律鬆弛。禪家亂用機鋒棒喝，公案泛濫，抓了雞毛當令箭，扯虎皮當大旗。古人棒喝是為了引發禪機，要求施者明具慧眼，而當時的禪師們自己不悟，答不出來問題就伸出棒子打人，往往師徒們互不尊重，倒在地上打作一團，實在讓人對禪失去了信心。雲棲洙宏又試圖以經教的權威性來拯救禪的危機，他說：

「參禪者藉口教外別傳，不知離教而參是邪因也，離教而悟是邪解也。饒汝參而得悟，必須以教印證，不與教合系邪也。（《竹窗隨筆.經教》）」

主張禪教合一的同時洙宏把主要精力放在對禪凈合一的論述上。在他看來，即便是有大慧根的人，修凈土也是值得的，「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禪宗凈土，殊途同歸」，因而：

「禪者凈土之禪，凈土者禪之凈土，而修之者，必貴一門深入，此數語尤萬世不易之定論也。」

禪和凈土完全失去了界限，禪是凈土的禪，凈土是禪的凈土，洙宏把禪凈合一發揮到極致。而且，「貴一門生入」，凈土的易行性是無可質疑的。

禪家有名言說：「本來無佛，無可念佛，佛之一字，吾不喜聞。」而凈土宗則有訓導說：「西方有佛，號阿彌陀，憶佛念佛，必定見佛。」兩家差別可謂瞭然分明。可是洙宏一點也不覺難以調和，他說，參禪和念佛都是通向解脫的道路，適合什麼就該做什麼，提倡某一種法門在文字上與其它宗派發生衝突是不奇怪的。他舉例說，當年的禪門巨匠如永明延壽、真歇清了等人，既是禪門巨匠，卻又都修習凈土有成，禪法高明，又謀得了好去路。接下來洙宏又從報身的角度證明凈土的好處，他說，禪悟並不等於成佛，禪悟並不等於得到圓滿的報身，很難達到真正的涅盤境界。念佛則不然，一心誠念阿彌陀佛，到了極樂國土後，有佛力的直接加持，終歸能修到圓滿的報身，永遠沒有任何後顧之憂。

洙宏為宣揚往生之法，特彆強調所處時代的惡劣，即末法時代修法是十方困難的，禪家流於胡攪蠻纏，教家空頭理論也做不周全，只有凈土法門修起來最簡單。凈土之教，「專一心而嚮往，歷三界以橫超」，是「末法之要津」。「若人持律，律是佛制，正好念佛；若人看經，經是佛說，正好念佛；若人參禪，禪是佛心，正好念佛」。總之，與其做各種各樣枝節上的努力，不如直接抱住大樹，就怎麼也不會出叉子了。

洙宏很清楚在明末的衰世，再講高深的佛理已經不合時宜，故而，他重視一些淺顯的說教和宣稱，比如作《戒殺放生文》，宣揚佛教最基本的愛護生命的精神。他更不滿於當時的佛教道場中男女混雜，不守時規的狀況，作《水陸儀軌》整理佛教禮儀。這些都在民眾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紫柏真可

紫柏真可（1543－1603），字達觀，俗姓沈，江蘇吳江人，是和洙宏同一時代的高僧，許多著名學者如湯顯祖等都曾向他問教，可見其學問功底之深，真可一生參訪尊宿，沒有專一的師承，立志復興禪宗，同時又對儒釋道三家以及教內各宗持調和的態度，和當時佛教文化發展的大趨勢合拍而動。真可一生從未受請擔任寺院主持也從不開壇說法，但卻十分重視語言文字在接度後學方面的作用。他把文字比作水波之相，禪比作水本身，據此發問說，如果一定要離開文字去求禪，豈不是和渴了飲水，卻偏要撥開水波一樣可笑嗎？他又把禪比作春天，把文字比作花，兩者互為表現，據此又得出了德山喝、臨濟棒都是文字，澄觀疏、智者論也是禪的觀點。

真可對凈土的評價很高，但卻不象當時僧人們常說凈土易修，他認為，參禪得悟固然難度不小，但是修成凈土也不容易，不解佛法三昧，修凈土也很難成就，對於那種「以為念佛求生凈土易而不難，比這參禪看教，唯此著子最為穩妥」的看法，真可持懷疑態度。真可因此對凈土看得很重，說倘若「到家果能打屏人事，專力凈業，乃第一義」，這就是把凈土捧到最高法門上去了。

憨山德清

憨山德清（1546－1623），字澄印，俗姓蔡，安徽全椒縣人。十九歲在金陵棲霞寺披剃出家，初從雲谷法會修習禪法，後隨無極明信學習華嚴教法。二十六歲時，德清北游參禪，廣訪名家。萬曆四年（1576），德清與洙宏的禪凈合一說影響了德清。德清與紫柏真可交情也深。

德清從師承上屬臨濟宗的傳人，其思想重點卻在於禪教一致和禪凈合一上。

德清首先批判了禪宗的墮落。他認為自禪宗建立到宋初可算是禪門興盛的時期，但隨即就開始走下坡路，到了明代，道場敗壞到了難以收拾得地步。參禪者多，而且個個傲得愚蠢，把佛門儀式看成低賤的事，與佛法作怨家，嘴裡說的是套話，又以胡言亂語為機鋒，情況已到了十分糟糕的地步。

解救禪門危機的良策是禪凈合一。德清極力提倡宗杲看話禪，認為參禪之人只有抱住一個話頭，發起大疑情，才有可能大疑大悟。看話禪與經教是一致的，禪不離教，教即是禪。

「佛祖一心，教禪一致。宗門教外別傳，非離心外別有一法可傳，只是要人離卻語言文字，單悟言外之旨耳。今禪宗人動即呵教，不知教詮一心，乃禪之本也。」（憨山老人夢遊全集）。

教禪兩者都統一於一心這裡，並非離開一心去參悟另外的禪。教詮釋一心，所以也是參禪的根本。德清繼承延壽的觀點，把性相、禪教等都攝到一心之中了。

關於禪凈合一，德清的觀點與真可稍有不同，真可把參禪看成是念佛的入門手段，德清卻把念佛看成是參禪的必由之途。德清著重地指出，對於參禪者來說，心地不凈是最大的障礙，「非念佛無以凈自心」，心凈了自然也就領悟了自心。「若念佛念到一心不亂，煩惱消除，了明自心，即名為悟，如此念佛，即是參禪」。

發展到了極致，德清要求參禪之人乾脆把「阿彌陀佛」四個字當成話頭：「念佛審實公案者，單提一聲阿彌陀佛作話頭，就於提處即下疑情，審問者念佛的是誰。再提再審，審之又審，見者念佛的畢竟是誰。」

在德清眼中，明末已是佛教末法之世，人心惡濁，少有利根，所以只有從念佛入手參禪修道，他一再聲稱「念佛、參禪兼修之行，極為穩當法門」，而且，念佛往生凈土可以作為任何學人的理想歸宿，所謂「凈土真修」，不但能對治禪門流弊，而且可以保證最終的解脫，因此，凈土修行有不可比擬的優點。德清一再強調，念佛這一種法門，即可包容統攝其它所有法門：

「......凈土一門，修念佛三昧，此又統攝三根，圓收頓漸，一生取辦，無越此者。以上佛祖，極力開示，已非一矣，無奈末學，志尚虛玄，以禪為高，薄凈土而不為。」

凈土一門適用於任何根性的人，從大菩薩到聲聞緣覺，從「愚夫愚婦」到「極惡之輩」，任何人都可以藉此捷徑修成正果，徹底地解決「生死大事」。到此憨山德清把禪完全地納入念佛之中，兩者甚至連特徵上也失去了區別。德清晚年閉關念佛，晝夜念佛六萬聲，以禪師的身份大修凈土，在禪門中實屬罕見。

藕益智旭

明末四大高僧中最晚也是影響最大的是藕益智旭（1599－1655）。智旭別號八不道人，俗姓鍾，江蘇吳江人。少習儒書，曾著《闢佛論》，對佛學進行批判，後來因為讀到了洙宏的著作，轉而信佛，二十四歲時，智旭從德清弟子雪嶺出家，論師承也應算是臨濟宗門人。智旭出家後，有感於明末清初禪門敗落之況，「每每中夜痛哭流涕」，甚至把法師罵成烏龜。起初他著意於宣傳戒律，但根本沒有人注意他的行動，從此他潛心研究佛經，開始做禪教一致與凈土理論的工作。

智旭的佛學深受天台宗學說影響，以一念統攝教禪各家，而最終則歸於念佛的當下之念。智旭告訴信徒，不要在心外覓法，法外亦無處覓心，整天參禪、看教、學律，終是一念。一念者，就是要至心念佛，如果一切眾生以此諦信念佛法門，那麼教、禪、律都可以歸入這一最高的法門中，不再有分歧了。

智旭不但要把諸宗歸入凈土，還試圖論證諸宗本來就出自凈土，「若律、若教、若禪，無不從凈土法門流出，無不歸還凈土法門」。念佛法門是一切法門的根本，是了中之了義，圓頓的圓頓，方便中的方便。古人早就攝禪於凈。今人錯會了古人的意思，如此等等，智旭一而再，再而三地說明凈土的圓滿。當時的禪宗，在智旭看來，不過是「口頭三昧」，街頭賣弄口舌而已。總之到了智旭的時代，禪凈合一已經變成了以凈攝禪了。

智旭思想的另一特色是他對地藏菩薩德大力宣揚，在智旭看來，要修凈土，要追求現世的幸福，都必須至心供養持頌地藏名號，如此能切實地滅除罪報。

地藏菩薩，是中國佛教四大菩薩之一，佛經中說他生生世世發下了數不盡的，最為深重的誓願，如「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等等，所以是以大願為其德性表徵的。《地藏菩薩本願經》中又說，持頌地藏菩薩名號可以滅除五逆重罪，甚至於轉變現報，故而在佛教徒眼中，這位菩薩是專管因果報應、生死輪迴的大神，民間把他推崇為陰間的教主，地位遠在各殿閻羅之上。這當然是中國老百姓根據自己的想像所作的形象定位。事實上地藏菩薩在中國佛教中的地位可說是尊崇之極，佛經上一再說明，過去、現在、未來無數的佛陀都是蒙地藏的願力得以征道的，並且，在釋迦入滅，彌勒未生之中的50多億年里，娑婆世界眾生的問題都交由地藏菩薩代為照料，所以地藏菩薩又是代理元首級的人物。

智旭根據諸經認為，既然地藏菩薩威神力量可以消除各種先天、後天的罪報，那麼，誦地藏之名號對於一般愚昧的老百姓來說無疑是十方必要的。崇禎九年（1636年），智旭前往地藏九華山，住華嚴閣，專勸僧俗持念地藏菩薩名號。他曾結壇百日，持頌地藏菩薩滅定業真言五百萬遍，又讓僧俗共持「十萬萬」遍，「求轉大地眾生共業」，頗有關懷全人類的風範。在智旭的倡導下，地藏信仰在東南地區廣為傳播，九華山道場盛極一時。

智旭的活動帶有極強的宗教實踐色彩，他不但大力宣揚以得救，還在具體的宗教行事中實施禮懺、持咒、血書、燃香等活動，有效地喚起了下層民眾的熱情，給處於兵荒馬亂中的人們以巨大的精神安慰。

凈土往生也好，地藏信仰也可，智旭強調的都是一個信字，這在中國宗教史上留下了巨大的影響。

可以說，發展到明清時代衰落的佛教僧人，已經不再著力於探索宇宙人生玄而又玄的解脫境界，而更多地把希望的眼光落到來世的幸福上去。從重視實踐修行方面說，是對原始佛教精神的復歸，但從其追求易行方便的實際作為看，各宗歸凈使得中國佛教失去了原有各宗鮮明特色，理論上融合混雜，難以謀求更大的發展。中國佛家發展至此，創造力的活力也近於燈枯油盡了。

客觀總結中國的佛教發展史，在明末四大高僧手中，揭開了中國佛家徹底轉向信仰實修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