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價玉器背後的沒落產業
岫玉屬於軟玉，小件加工時粉塵很大
沒落的農民產業
一塊灰綠色的石頭被一個20歲左右的小夥子攥在手裡打磨。他面前的玉雕機管道口和水槽內堆滿了厚厚的白色石粉。為了保證造型的準確，必須有冰涼的水流不斷沖刷著正在打磨的石像。石像上沾滿了灰白色的泥漿，這看起來和傳說中溫潤的玉石相差甚遠。實際上，在當地生產者的眼裡，這種被稱為岫玉的石頭本來也算不上玉石。因為質地太軟，在打磨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粉塵。但由於價格便宜，在邳州這種材質的玉石產品幾乎佔了整個生產量的3/4。
正在打磨的石像是一尊貔貅——一種傳說中可以守住財源的古代瑞獸。如果不是被介紹這就是玉雕車間，初來者可能對這個空間產生各種與玉石毫不相關的猜想。地上堆滿了破舊的藤編籮筐，以及各種生鏽的農具，還有切割後剩下的形狀各異的碎石。正在工作的玉雕機也像行將末路的廢器，發出震耳欲聾的嘶吼，渾身披掛著彷彿權宜之計的物品——為防止切割軟玉時大量粉塵飛揚，機器外搭了一層塑料布。機身右側外掛著一塑料壺涼水，通過塑料管道沖洗石像。
工作人員進行雕刻程序設計與設備維護
彭元連從上世紀70年代就開始進入邳州玉雕廠，算是本地最早從事玉雕業的「元老」之一。他告訴本刊記者：「做玉雕是一個很苦的活。」粉塵對身體有害，南方的冬天冰寒徹骨，打磨的工人要整天赤手接觸涼水。即便有機械的動力，要把一塊頑石切割出模樣，也需要耗費大量的體力。本刊記者看到這位工人手裡的貔貅，即便只有一本書大小，完成切割也要兩天的時間。臉上、身上都沾著白色粉末的工人們，穿著長長的圍裙，戴著塑膠的長臂袖套，在昏天黑地的車間里，就著昏黃的燈光，戴著耳機聽著「山寨」手機音樂，度過這個枯燥、冰冷的過程。「這是一個農民產業，邳州從事這個行業的都是農民。只有大量的農民工才能把這個行業延續下去。」彭元連對本刊記者說。
徐州玉文化研究會執行會長李維翰告訴本刊記者，玉器加工分為現代玉器和古代玉器。前者的衡量標準是料好、工好，沒有什麼做假的空間。古代玉器能滿足人們愛好古文化的情感，但因為數量有限，真正懂得古代玉器的人鳳毛麟角，因此市場極小。仿古玉器成為彌補這種缺憾的一種旁支產業，但一開始就不登大雅之堂。彭元連記得，邳州最早的仿古玉器是縣城附近的一座山上挖出了漢墓，當地農民從墓中扒拉出一些碎片，拿到玉雕廠請他們幫忙仿製。「我們當時都很看不起這種行為。」彭元連說。
彭元連自己的玉雕作坊叫慧峰玉雕廠，也是主營仿古玉器。廠里聘請了兩名大學生做電腦的花紋設計，14台玉雕機，還有兩台切割機，在當地已經算頗具規模的作坊。通常用兩類機器就可以完成一個玉雕廠的組建：切割機和玉雕機。前者是一個約兩人高的長臂機械。慧峰玉雕廠的院子里就有一台，長臂的盡頭是一個巨大的齒輪圓盤，雖然常年放置在露天院子中，已經生滿鐵鏽，但對切割並不貴重的岫玉來說，它依然勝任。玉雕機則是房間內幾台像小型書桌大小的長方形工作台。假山一樣高大的灰色岫玉被切割後，根據加工產品的不同，它們分別被不同鑽頭的雕刻機打磨。如果是圭璧這樣的薄片式玉器，鑽頭像縫紉機一樣垂直地把花紋綴到玉片上。如果是立體式的擺件或者人物花鳥，鑽頭則是平行的像牙醫器械一樣的工具。工業化的發展是這個行業在邳州遍地開花的物質保障。彭元連告訴本刊記者，在上世紀90年代初，一台玉雕機要近4000元一台，但現在不到2000元就可以買到。另一種更昂貴的機器，曾經要8萬元，但現在價格是原來的1/8。
打磨之後，它們還不是最終的成品。要想沾染上古色古香的氣韻，還需要一個漫長的生產鏈條。先是拋光，然後用化學品做舊，最後為了效果逼真，有的玉器還要塗泥，有時甚至就是漢代墓葬里的泥土……邳州另一位常年從事玉雕行業的商人李元（化名）告訴本刊記者，在仿古玉雕行情最好的時候，邳州的生產鏈曾經延長到了拋光這一環，但現在，大多數玉雕作坊都回到最單純的毛坯製作階段。彭元連說，這些貔貅將運到安徽蚌埠進行後期的做舊處理。那裡是仿古玉器的一個重要基地和流轉地，集聚了更大的市場，邳州只是它下屬的一個生產基地。
正如彭元連所說，仿古玉器是一個農民產業。不管是安徽蚌埠還是邳州，從事這一行業的都是不甘於被微薄的土地收入所束縛的農民。由農而工的夢想，是仿古玉器產業蔓延的背後動力。彭元連告訴本刊記者，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邳州的玉雕業就開始向外進行人才輸出，連雲港和山東徐州下屬的一個區，都有邳州人去辦的玉雕廠。當時吸引人的招工條件都是轉為城市戶口。彭元連說自己當年也是以農工的身份進入邳州玉雕廠，就是想獲得一個轉為城市居民的身份，但直到最後集體企業在市場經濟的衝擊下垮掉，他仍然沒能完成「農轉非」的跨越。
到如今，當地約有5萬人在從事這個行業，但產業依然是以作坊式分散經營的方式存在。龐大的、並未找到致富之門的農民群體，仍然是這個行業低廉勞動力的充沛來源。在邳州形成了一系列製作仿古玉器的村落，並以鄉土社會的熟人網路蔓延。彭元連說，自從他開始做玉雕之後，自己的妻子、妹妹，還有兒子，都從事了這一行業，他們整個家族，至少已經衍生出了7家玉雕作坊。
彭元連的工廠在李口村委會旁邊的一條偏僻村道邊。李口村是這裡最初自發形成的市場，可以算是與安徽蚌埠大市場對接的本地市場。記者來到市場是星期四的下午，天氣陰沉，鱗次櫛比的玉器店面，約有一半店面大門緊閉，開著門的也人煙蕭條。雖然產業已有30多年歷史，但依然沒有形成一條明晰的產業鏈條。這裡的作坊主們，一邊是製造商，一邊也是業務員。因此玉器街道市場的時間分為兩部分：周一到周三，是店面營業時間，等買主上門；後半周的時間則是到全國各地跑市場。他們大多在各地的古玩市場有一個便宜的攤位，據說行業協會的人估計，邳州約有5000～6000人的銷售隊伍。
對這些人來說，最近的生意可能是一個既微妙又尷尬的時刻。因為天價玉凳事件，名不見經傳的底層製作基地邳州成為仿古玉器的知名產地，但對這個以「跑老件」為銷售目標的人來說，邳州出的玉器被蒙上了贗品的陰影。
電腦雕刻機在製作玉璧
天價玉器風波
趙軍（化名）也在外地跑貨，他告訴本刊記者：他正在天津，短期內也不會回家。一方面是因為如今的市場行情不好，要為自己的玉雕產品找到合適的買家並不容易。另一方面則是作為傳說中天價漢代玉器的製作者，他遭到了蜂擁而至的各路媒體的追訪。這讓他困惑又煩躁。他現在不接任何陌生的電話，也不輕易向人透露自己的行蹤。
2011年初，被拍出2.2億元天價的一套漢代梳妝台和凳子成為當年拍賣市場的「最貴玉器」。但在2012年2月初，網路論壇上一個帖子稱：這套天價玉器產自江蘇邳州，是由當地一位趙姓老闆在2010年歷時一年多製作出的贗品。在此後記者的追訪中，趙軍和當地的玉器協會會長汪如棉都承認這一說法。他們還為這套玉器的流出補充了一些細節：先是以170萬元的價格賣給了邳州「跑老件」的人，然後又以280萬元價格倒手給了石家莊的買家。此後的玉凳再出現的故事就是故宮的鑒定專家周南泉為玉器真假背書，認為這套玉器無論從玉質、顏色還是工藝、紋飾看都是漢代的東西，因此將該拍品取名為「漢代青黃玉龍鳳紋梳妝台、坐凳（兩件）」。最終，在中嘉拍賣公司的拍賣圖錄上，這套玉器定價為1.8億元，最終拍出了2.2億元。
在徐州當地正統的收藏界和學術界，這套玉器被認證為漢代遺存是個顯而易見的笑話，是對當地悠久漢代歷史的反諷。徐州玉文化研究會執行會長李維翰告訴本刊記者：「玉文化從來沒有斷過的，是獨一無二的中國文化，而戰國和兩漢時期是玉器文化的一個高峰。漢玉是高古玉器和古代玉器的分界點，具有玉文化歷史的里程碑意義，僅玉器品種就達到7300多種。」徐州和邳州地區則是兩漢文化的重鎮。1994到1995年發掘出的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出土了聞名全國的金縷玉衣等一大批珍貴玉器，使徐州博物館有能力開闢出國內唯一的漢玉專題展室。作為徐州的一個衛星縣，60多公里外的邳州也有大量的漢墓，當地農民是這些漢墓最早的發掘者。徐州師範學院副教授於盛庭對漢代歷史頗有研究。他告訴本刊記者，上世紀80年代，他曾經去當地的漢墓群看過，一個一個深約3～5米的墓坑已被挖開，中間的小路像田埂一樣細，走在上面都怕摔下去。當時能從當地農民手中收購到很便宜的漢代玉器，「一塊白玉的出廓璧，只需不到3000元」。
這些學者自豪於徐州的悠久歷史，他們覺得有義務維護漢文化的正統性。這也是他們對這套龐大的玉器被專家鑒定為漢代遺存憤怒的原因。他們認為，已經發掘出的漢代墓葬群，已經為漢代的服飾定下了標準。僅根據服飾來推斷，漢代就沒有凳子這類坐具。「因為古代人穿的是上下連體的深衣，裡面只有遮不住屁股的經衣。這種坐姿極為不雅，即使在卧室里也不能這樣做。漢代雖然有褲子，但為方便便溺，男女內褲都是開襠的。如果這是漢代的梳妝台，婦女要踞坐梳妝，豈不是要鬧離婚的大亂子。」於盛庭對本刊記者說。
北京的收藏名家馬未都也從這個角度對這套玉器的真假做出了判斷：「我們的起居中席地坐轉為垂足坐是在漢唐之際逐漸完成的。『漢代玉凳』大大突破了歷史框架，說假都說高了，這是完全臆造的一個東西。文物鑒定到目前為止並不科學，但也不是無規律可尋。文物鑒定為標型學，標準的存在極為重要，標準構成歷史的框架，凡出了框架即可認定偽作。歷史的框架說起來很虛，其實很實在。舉例說明，手機為上世紀80年代以後的產物，凡衝出這一框架即是錯誤。這個框架今天誰都明白，但2000年以後的人可能除了專家誰都不明白這條線應畫在哪裡。」
因為資本的薄弱，邳州仿古玉器業的產品標準一直為市場左右，「市場要什麼我們就生產什麼」，因此從未在生產階段留下過什麼行規。但邳州玉雕業最早的從業者也保持著對歷史的敬畏感和認知底線。彭元連在上世紀70年代末就進入了邳州的玉雕廠。他對本刊記者回憶，那時還是計劃經濟時代，玉雕產品都是通過外貿公司出口國外。「外貿公司的標準很嚴格，驗貨的人都是大學生，對古代玉器也懂。能通過檢驗的產品首先要料好，那個時候丟掉的料都比現在好。還要工藝精細，而且要符合玉器的朝代特徵。」因此在邳州工藝美術品公司辦玉雕廠時，他還專門請專家來給玉雕工人講課，不同朝代馬的骨節是什麼樣，畫瓶、花草的樣式又是什麼。彭元連如今經營著自己的玉雕廠。雖然已經聘請大學生用電腦繪圖，但在年輕的繪圖員身後的玻璃櫃檯上，還堆放一些有關玉器的古籍，作為繪圖時的指導。彭元連學歷不高，但他家中的書櫃中有一大摞關於中國古文化的書籍，《中國傳世名畫》、《中國人物鑒賞名畫》、《百手圖》……彭元連說，既然搞這一行，必須要了解哪個朝代發展成什麼樣，看到有關的書籍就都會買。這些書上有對歷史細節的基本描述。甚至還必須要懂中國文字的發展史，所以他還買了甲骨文的圖例畫冊。「現在的工人都是二十來歲的小孩，你要指導他，就必須有理論基礎。」
市場的變化
彭元連進玉雕廠時還是計劃經濟時代。「每年買多少玉材，生產多少玉器，銷售多少，都是按計劃分配的。」彭元連對本刊記者回憶。計劃經濟時代的工人並不自由，他們作為亦農工，工人工資要和公家按照四六比例分成。給外貿公司供貨時，也是每件玉器單獨定價，接受外貿公司的品質檢驗。
彭元連在邳州玉雕廠就開始跑業務，到全國各地的外貿公司去簽訂定點。因此到上世紀90年代計劃經濟體系開始鬆動，他到李口村辦社辦玉雕廠時，以往跑業務的經驗和人脈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那個時候市場已經亂了，一些外貿公司的人自己出來做玉器出口，直接跟我們訂貨。我每年去深圳開訂貨會，慢慢和一些個體買主也建立了聯繫。」與外貿公司的高標準不同，個體買家對玉器的質量要求並不嚴苛。「經常是一大堆玉器，以平均價200～300元/件，全部拿走。」彭元連回憶。
市場渠道看起來更寬泛了，但彭元連覺得銷售的壓力卻更大了。「玉器市場變化很快。有句老話是好三年，壞三年，不好不壞賴三年。而且各個買家要求的成品類型不同。我們做得比較謹慎，通常都是先聯繫好買家，知道他需要什麼類型的玉器，有三分把握才做。如果這批玉器原來談定的買家失信，就很難賣給別人。這貨就砸在自己手上了。」彭元連家中的玉器收藏室里還保留著這一年代做的幾個藍色巴西石玉雕，都是熱鬧的群像：八仙過海，群仙拜壽。因為人物繁雜，雕刻也頗費功夫。「這是在深圳訂貨會上認識的一個海外的女買家。她就喜歡要這種人物群像的玉雕。我們給她供貨兩年。但到第三年訂貨會，她沒有來，這批貨就賣不掉了，存到今天，更不可能賣掉了。」彭元連說。
最近與邳州玉雕業發生聯繫的市場是安徽蚌埠。對蚌埠，邳州的玉雕人有一種複雜的感情。邳州本地的老玉雕人對蚌埠的東西看不上眼，他們見識過好材料，對隨著蚌埠市場的侵入而普遍使用的廉價岫玉頗有些輕視。他們評價說：蚌埠的東西都是孬貨，而且沒有名門正派的風範。「我們這裡傳統的仿古玉雕是很規矩的，產品就是四大件：瓶，扎件，圭璧，人物花鳥。按照古書上的造型，用老刀法，該是什麼形狀就是什麼形狀，玉材多的部分就切割掉。」李元對本刊記者說。但蚌埠的仿古玉器顯然少了對傳統規矩的尊重。「他們的做法是一塊玉料多餘的部分，他們就將就做出一些花紋，添加一些古代造型里沒有的東西。」
蚌埠完全滿足市場上那些想當然的新奇要求，邳州的老玉雕人們並不認可這種做法，但在市場上，他們又不得不倚靠它。雖然蚌埠在工藝水準上並不佔優勢，但因為更靠近溫州、福建這些擁有大量民間資本的地方，它在生產鏈條上站到了邳州的上端。雖然邳州自己「跑老件」的有五六千人，被稱為邳州仿古玉器的「業務員」，但這個龐大的銷售隊伍的活動範圍並沒能突破各地良莠不齊的民間古玩市場。邳州仿古玉器最主要的外銷地點還是安徽蚌埠。
自由市場的發展對邳州玉雕業的另一個影響是，傳統製作業被完全瓦解了。所有的集體企業和社辦企業的技工，幾乎都辦起了自己的玉雕作坊。雖然市場有風險，但順應市場各種稀奇古怪的要求，總還能有微薄的生存空間，而且更自由，不用再將薪水分一部分給公家。市場的發展瓦解掉了傳統玉雕製造業，也瓦解掉了傳統的製作規則，但卻沒有提供更好的產業出路。
彭元連家中和玉雕廠的院子里，堆放著各種庫存的玉器，佛像、一人多高的玉石對瓶等，除了一部分是他想留做收藏的精品，更多的是因為市場渠道不暢，沒能脫手的被迫庫存。數量之多甚至讓彭元連打算修一間玉雕博物館。但彭元連能承受這麼多庫存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庫存來自社辦企業時期，「企業不賺什麼錢」，但是盈虧也不需要他個體來承擔。自己辦玉石作坊後，他曾經試著像為外貿公司供貨那樣，做了4年的好料，但因為尋找買家的通路不暢，4年都沒賺錢。現在他的作坊也以加工岫玉為主。
年輕人
在邳州，玉雕業雖然聲名遠揚，但它並不算這個城市的支柱產業。李元說，邳州的主要產業是木業，還有銀杏等種植業。玉雕業雖然歷史不短，但一直沒有行業發展的機會。大資本看不上這裡，依靠產業的自身循環積累資金，也寥寥無幾。只有年輕人的闖勁是這個行業能出現一點變數的可能。
彭元連曾經是這個行業的闖將。他最引以為自豪的經歷是上世紀80年代，當邳州工藝美術品公司經營陷入困境時，恰逢玉器市場迎來了一波好行情。公司的一把手來到他家中，兩個人掂量能不能把工藝美術品公司拆分成三家，其中一家辦成玉雕廠。彭元連對本刊記者回憶說：「我說這事能幹。一把手想先買兩台機器試試，但我去訂貨的時候，一口氣就要了10台。當時機器也是計劃供應，沒有那麼多存貨，最後給了我8台機器。3600元/台，在當時是筆巨款。」
在那個年代，彭元連以青年人的敏銳和膽量，抓住了市場對玉雕產量有大量需求的機會。20年之後，新一代的年輕人則需要順應市場對玉雕品性新奇的需要。彭元連的家中還留存著一些仿古玉雕早期階段的精品，尤其是客廳沙發邊的兩座商馬，四蹄踏地，微昂著頭，造型樸拙。材質用的是遼寧黃玉中的一種礦外料，也就是在河道邊的玉石，雖然比不上河道中的黃玉珍貴，色澤也不是純黃，而是泛青綠色，但在玉材緊缺的今天，也算是好玉石。
趙軍做的漢代梳妝台和玉凳，卻加入了新的技巧。趙軍的師傅曾經在彭元連的玉雕廠里干過活，因此趙軍屬於邳州玉雕業的第三代從業者。李元告訴本刊記者，在進入這個行業以前，趙軍曾經學過木匠。他做的那套漢代玉器是將所有部件分步做好，再用AB膠進行組裝和粘合。這是木匠的常用工藝，不但省事，還可以解決現在玉石材料短缺的問題。
但在老一代的玉雕人看來，做出這個決定並不容易。不僅僅是技藝手法的更新，資本的冒險也在加碼。首先是玉材的挑戰。李元從2000年之後就放棄了玉雕，轉做玉材生意，因為「製作行業太辛苦，管理工人費事，利潤也薄」。而作為製作源頭的玉材越來越緊俏，即便是便宜的青海玉，價格也比三四年前翻了約10倍。「以前100元/公斤的玉石，現在已經漲到1000元/公斤。」而趙軍製作的玉凳，確實用的是好材料。「是遼寧新坑黃料，算近10年來最好的料，雖然是用組裝的方式，但梳妝台和玉凳各個部件的基本尺寸都很大，梳妝台至少有45厘米高、55厘米寬，整套玉器光材料費都要近百萬。這種大件玉器如果砸在手裡，就要傾家蕩產的。」李元對本刊記者說。
製作大件玉器的第二個挑戰是技工。還留在邳州玉雕行業中的成熟技工並不多。因為入行門檻低，稍微成熟一點的工人，要不就自己開作坊當小老闆，要不就被強大的外地資本挖走。李元說，近10年是玉器行業發展最快的10年，但廣東、蘇州等地借著雄厚的資本，成為現代玉器的高端製作基地，不僅壟斷了好的玉材，還高薪挖走工人。「在廣東，一個畫盒子的工人，月薪可以達到幾萬元。」彭元連對本刊記者說。甚至新疆的玉礦主也加入了對技工的爭奪。「新疆那邊的玉礦主來這裡招人，開的條件是一去就先給你10萬元。」最後留在邳州玉雕行業的，都是些十幾二十歲的小孩。他們不如前幾代玉雕工人能吃苦，對玉雕的技藝和文化更是知之甚少。「我們就是帶著他們玩玩。」彭元連說。為了應對人才困境，他還去河南鎮坪招人，那是另一個農民玉雕產業的重地。「一車拉回五六十人，真正能用的不到10個。」他還留著好幾個被學徒們雕壞的玉器，本來一塊還不錯的黃玉，被學徒打磨時鑽穿了。這些都是玉器作坊主要承擔的損失。
所有的挑戰歸根結底還是資本。這個行業幾乎得不到什麼政府的支持。雖然從業者眾多，但因為作坊式經營很小，一家每年的營業額能上百萬元已經算是行業中的中上階層。政府收不到多少稅，也談不上什麼扶持。李元記得，邳州玉雕業多年來最大的資本動向就是修建了一座玉石城，容納了400多家有正規櫃檯的商家。但這個項目也是浙江投資商本來為興建木業城投資的，後來項目失敗，才轉為了玉器城。行業中各個作坊主的沉浮，還是依靠民間資源的自生自滅。有膽量的年輕人要想做大件玉器，最常見的資金來源就是高利貸，但如果一旦大件玉器不能迅速脫手，就會出現可怕的資金黑洞。「邳州城內因為無法還貸而跑路的年輕人已經有好幾個了。」李元對本刊記者說。
因此，雖然所有人都說這套天價玉器是臆想的贗品，從傳統玉文化角度看不具備價值，但趙軍在資本上孤注一擲的勇氣還是讓同行們佩服。李維翰告訴本刊記者，仿古玉器分為精仿、高仿、仿做、一般仿（也包括臆造），這套「天價漢代玉凳」算是最低等級的仿品。「現在市場上就需要稀奇古怪的東西。趙軍膽子大，敢創新。」在採訪中，這是當地業內同行接近一致的評價。
資本與醜聞
李元告訴本刊記者，中國玉器發展史上有兩個高峰：明清時期和戰國兩漢時期。但因為明清玉器離現代太近，仿古的意味已經不濃厚，戰國和兩漢成為仿古玉器最重要的階段。而享有兩漢文明中心的徐州及其附近地區已經出過好幾起著名的仿古玉器醜聞。「曾經有一個漢代漆器七子奩盒，先是送到『鑒寶』欄目，被鑒定為真的，隨後就捐給了南京博物院。沒想到天長日久，漆器開裂，露出裡面的胎，發現是贗品，只好撤展。後來才知道是江蘇溧陽一個姓徐的造家做的。」於盛庭對本刊記者說。
更著名的例子是「金縷玉衣騙貸案」。這件玉器珍品是徐州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但是在2002年，商人謝根榮謊稱自己手中也有一件金縷玉衣，並得到了原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楊伯達等幾位業內專家的信譽背書，為贗品金縷玉衣估價24億元。謝根榮再用此向銀行騙貸5.4億元。
於盛庭對本刊記者說，古玩不應該進入現代金融領域。因為「古玩的變現能力很差，它不是必需品，市場變化很快，經常有行無市」。在邳州土產的醜聞爆出之前，天價漢代玉器的結局也是有行無市。據中嘉拍賣公司方面的人介紹，2010年1月9日，在北京崑崙飯店舉行的《古玉雅集》專場拍賣會上，經多次競價，366號競拍者最終以2.2億元的價格拍得此物。但喊價2.2億元的買家，最終並沒有付款。買受人當時所繳納的3萬元保證金依然在拍賣公司，已作違約金處理。
但各種圍繞古代玉器的謊言和騙局仍然層出不窮。李維翰說玉器已經成為一種媒介，以達到各種目的。作為玉雕專家，他也經常被各色人等輾轉委託尋覓玉器——或者是一個價值2000萬元的鼎，放在企業家的辦公室里彰顯氣派和實力；或者是一件看起來20萬元，但實際價值只有10萬元的玉器，作為開發商打通關節時的禮品。仿古玉器只是豐盛到泛濫的資本物化的一種形式而已。於盛庭還記得曾經有一個浙江的公司，花2000萬元購買天安門上國慶大典用過的宮燈，以彰顯公司的實力，「但最後那公司倒閉了」。
當財富暴增並出現錯位時，任何物品都可以成為資本追逐的對象，前提是整合更多的社會資源，共同編造出一個好故事。邳州的仿古玉器業不過只是中國若干農民玉雕產業基地中一個，資本可以隨時放棄這裡，尋找到新故事的載體。但對邳州當地的玉雕人和這個產業來說，2.2億元的天價玉凳事件，既是一個輝煌的地方傳奇，也是一個遙遠終端的龐大資本與前端弱小的製造業，形成的一個畸形產品，讓這個本來就慘淡經營的產業，未來更加黯淡。作為當地玉雕界的元老級人物，李元已經完全退出了仿古玉器行業，轉而經營現代玉器，他對仿古玉器行業前景比較悲觀，甚至斷言現在市場太亂，仿古玉器肯定會越來越衰落。「若干年後，人們回過頭來看今天的玉雕歷史時會說，現代玉器發展很好，很健康，但仿古玉器很爛，充斥假貨。」李維翰對本刊記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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