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大江健三郎小說研究：諾獎之後 如夢初醒

0人參與0評論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日本小說家大江健三郎（Oe Kenzaburo，1935——）於1957年以短篇小說《奇妙的工作》登上文壇，其後筆耕不輟，半個世紀以來創作中長短篇小說約百部（篇），另行發表了數量更多的隨筆、書簡、文論、講演和對談，作品總字數逾千萬字（中文）。大江健三郎藉助這些作品置身於邊緣，從不停歇地向權力中心提出質疑和挑戰，為維護戰後和平、反對復活國家主義而殫精竭慮，在日本知識界乃至世界文壇享有很高聲譽。遺憾的是，在大江獲得諾獎（1994年）之前，中國大陸地區只翻譯了大江第一次訪華時寫的特約文章《新的希望的聲音》（1960）以及三篇零散發表的短篇小說《突然變成啞巴》（1981）、《空中怪物阿貴》（1986）和《飼育》（1988）。譯介的缺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江健三郎小說研究的缺失，在此期間，只有王琢的《人?存在?歷史?文獻——大江健三郎小說論綱》（1988）和孫樹林的《大江健三郎及其早期作品》（1993）這兩篇論文面世，前者概述了大江「是個舉足輕重的『先鋒派』代表作家，在近30年的文筆生涯中，以銳意求新追求與世界文學同步的態勢」 ，後者則以大江的初期作品群為分析對象，認為「大江健三郎常常走在日本文學界的最前端，用具有現代意識風格的作品去反映憂鬱、煩惱、彷徨、無所依託的青年一代，深深地挖掘社會所面臨的種種問題以及人生的本質，批判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的流弊。他的作品被介紹到歐美，成為當今享有國際聲譽的為數不多的日本作家之一。然而，在我國，大江健三郎的作品翻譯及研究近乎一片空白」 。及至大江獲得諾獎之後，中國的日本文學研究界方若大夢初醒，卻苦於沒有學術儲備，倉促間發表的文章多為動態性介紹文章，這從題名上便可略見一斑，比如蔣白俊的《出人意料的大江健三郎》（1994、12）、許金龍的《超越戰後文學的民主主義者——大江健三郎》（1994、12）、葉琳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榮膺1994年度諾貝爾文學獎》（1995、1）等等。由於此時國內的大江健三郎小說中譯本鳳毛麟角，具有獨到見解的學術文章更是寥若晨星，因而上述動態性介紹文章所依據的參考資料大多來自日本方面，少見作者本人的獨到解讀，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普通讀者的閱讀需求。在大江獲得諾獎後，《外國文學動態》和《世界文學》於1995年1月分別刊載了大江健三郎的兩個專輯（含中短篇小說、長篇小說縮譯、獲獎講演辭和評論文章等）、光明日報出版社則於同年5月出版了由葉渭渠主編的《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全五卷，計有《個人的體驗》、《萬延元年的足球隊》、《性的人》、《廣島札記》和《死者的奢華》），稍後，同為葉渭渠主編的兩套大江健三郎叢書也相繼問世，一套是作家出版社於1996年4月出版的《大江健三郎最新作品集》（全五卷，計有《擺脫危機者的調查書》、《日常生活的冒險》、《同時代的遊戲》、《人的性時代》和《青年的污名》），另一套為河北教育出版社於2000年5月出版的《大江健三郎自選集》（全三卷四冊，計有《燃燒的綠樹》上下卷、《遲到的青年》和《小說的方法》）。應該指出的是，面對解讀難度極高的大江健三郎的小說作品，除王中忱等部分譯者外，大多數譯者並沒有相應學術儲備，甚至有些譯者還是日語專業的在校生，這就使得這一期間的翻譯水準參差不齊，部分譯本多有誤譯和漏譯之處。同樣是以這批翻譯作品為分析文本，部分學者從人類困境和邊緣等主題切入，比如葉繼宗的《再現人類困境中的不安——大江健三郎初探》（1995、11）、王琢的《「被監禁狀態」下的苦悶與不安——論大江健三郎第一階段初期小說》（1995、12）許金龍的《大江健三郎與中國文學》（2001、5）等等。由於大江健三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一契機，新聞界和書刊界產生了巨大的市場需求，有關大江其人其作品的評述和翻譯猶若井噴之狀，顯現出一派繁華景象。儘管譯本的翻譯質量不盡如人意，評述亦多為動態性介紹文章，卻終究徹底改變了「近乎一片空白」的尷尬境況。尤其在2000年9月，大江健三郎獲獎後第一次以諾獎得主身份訪問中國，這也是新中國迎來的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在大江健三郎與黃寶生、陳眾議、許金龍、王中忱、於榮勝等學者和莫言、鐵凝、閻連科、余華、徐坤等作家進行學術交流的同時，出版機構也被激發出更大熱情，在其後數年間陸續翻譯出版了大江的諸多小說和隨筆。這一批翻譯出版的最大亮點，即在於開始出現大江當時的最新長篇小說，比如《燃燒的綠樹》和《空翻》，而且翻譯工作也是由鄭民欽、楊偉等年富力強的學者承擔，這就為學界及時提供了可以信賴的參考文本，隨之出現了霍士富的《大江文學的宗教理想及其在作品的表現——試析<燃燒的綠樹>》（2001、9）、許金龍的《一部拷問靈魂的力作——評大江健三郎新作<空翻>》（2003、8）等研究文章。值得關注的是，這是我們在有關大江健三郎小說的翻譯和研究方面第一次勉強跟上國外同行的節奏。有了前十年的積累，發展期的大江健三郎小說研究大致呈現出以下幾個特徵：（一）在慣性作用下，仍有諸多學者關注存在主義與大江健三郎小說的各種關聯，比如安徽的《繼承與超越——論大江健三郎與薩特的存在主義》（2004、3）、蘭立亮的《從<死者的奢華>看大江健三郎對存在主義的接受和超越》（2005、2）等等，這些研究者試圖從多角度論證大江健三郎小說與存在主義之間密不可分的聯繫，個別論者甚至斷言大江健三郎小說無疑是存在主義的產物。與此同時，也有少數論者在分析大江健三郎小說時，注意到存在主義與人道主義之間的關係，比如蔡志雲即在《<空翻>對存在主義的超越及其人道主義思想》（2006、3）一文中指出「大江對存在主義的超越,表現出大江關注人類生存、追求世界和平與和諧的特殊的人道主義思想」，董曉娟更是在《「戰鬥的人道主義」》（2011、4）中指出，「『戰鬥的人道主義』思想貫穿了大江創作的始終」，許金龍也在《大江健三郎文學裡的中國要素》一文里表示，「始自於少年時期的對魯迅的閱讀和理解，使得大江不自覺地接受了魯迅文學中包括與存在主義同質的一些因素，從而在接觸了薩特以後幾乎立即就自然(很可能也是必然)地接受了來自存在主義的影響。當然，在談到這種融匯時，我們必須注意到另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那就是薩特的自由選擇和魯迅在絕望中尋找希望的有關探索，其實都與人道主義傳統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繫，而學生時代的大江在學習法國中世紀經典名著《巨人傳》的過程中，也從恩師渡邊一夫教授那裡『接受了決定性的影響』——人文主義思想。順便說一句，在法語中，人道主義和人文主義都是同一個辭彙——humanisme。」 相較於萌發期，發展期的這一類論述顯然要全面一些，部分觀點更是首次提出。不過，這一時期有關存在主義的研究所參考的分析文本多為早中期舊作，未能及時消化和有效利用同期被譯介到中國來的大江健三郎小說的最新譯本，在相當程度上滯後於日本同行的研究，而且對人道主義/人文主義的論述也不夠充分和準確。（二）互文性在大江健三郎小說中不斷呈現出新的樣式，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從大江的處女作《奇妙的工作》（1957）開始，直至最近剛剛發表的長篇小說《晚年樣式集》（2013），在這跨越半個多世紀的創作生涯中，魯迅文學一直是大江健三郎創作小說時的重要資源。當然，我們在做如此評述時，同樣無法忽視大江健三郎小說中來自但丁、拉伯雷、布萊克、葉芝、本雅明、艾略特、愛倫?坡、本雅明、薩特、勞里等作家、詩人和哲學家的養分，以及來自包括孟子、毛澤東等中國思想家、政治家的積極影響。在這近十年發展期中的一個可喜現象，就是通過研讀大江健三郎小說文本，中國學者不斷發現其中的互文關係，其中徐旻的論著《重複中包含著差異》（2011、5）注意到了大江健三郎的部分小說與其對應的西方作家或詩人，用圖表列示出《新人吧，醒來啊》與布萊克、《致思華年的信》與但丁、《燃燒的綠樹》與葉芝、《愁容童子》與塞萬提斯、《別了，我的書！》與艾略特等等對應關係。張文穎的《來自邊緣的聲音——莫言與大江健三郎的文學》（2007、1），指出無論在文學理念還是寫作手法上，莫言與大江健三郎都有著極其相似的地方，而且這些相似之處基本上都包含在邊緣世界中。的確，藉助莫言和大江健三郎這兩位作家或誇張、或幽默、或哲理、或荒誕的描寫，最為邊緣的女人常常顯現出極大的韌性和力量以及勇氣，她們敢於與惡劣的生活環境抗爭，敢於在絕境中通過反抗尋找希望，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甚或顛覆中心和權力，試圖創造出更具人性的新宇宙。也正是因為這種文學觀與價值觀的共鳴和契合，大江才在不同場合表示「很長時間以來，莫言先生一直是我予以高度評價的、世界文學的同時代作家」 ，表示「莫言先生的小說經常會給人很光明、向著希望前進的感覺。我覺得飽含對人的信任這一點是我們文學的首要任務，而表現出確信人類社會是在從漆黑一片向著些許光明前進則是文學的使命」 。此類中國視角的論文還有楊玉珍的《論沈從文與大江健三郎原鄉追尋的美學建構——以河流/森林為表徵》（2006、9）、劉東明的《再現生存困境的思索者——大江健三郎與史鐵生哲學意蘊之比較》（2007、4）以及許金龍的《「始自於絕望的希望」——大江健三郎文學中的魯迅影響之初探》（2009、11）等，另有劉軍凱的《性、政治與救贖——勞倫斯與大江健三郎創作之比較》（2007、12）。從以上統計中可以看出，中國學者更關注中國作家與大江健三郎小說之間的互文關係，這裡恰恰也是外國學者難以深入的一個獨特空間，就這個意義而言，我們完全可以期待中國研究團隊在同類研究中居於世界前列。（三）在這後十年的發展期內，中國對於大江健三郎新近創作的所有小說和部分隨筆都能在第一時間內翻譯並出版，比如《奇怪的二人配》（全三卷，包括《被偷換的孩子》、《愁容童子》、《別了，我的書！》）、《二百年的孩子》、《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水死》等長篇小說（其中《別了，我的書！》中譯本獲得魯迅文學獎優秀文學翻譯獎），以及《在自己的樹下》、《寬鬆的紐帶》、《康復的家庭》、《致新人》、《大江健三郎講述作家自我》、《讀書人》等長篇隨筆，無論是翻譯種類之多還是出版速度之快，都遠遠超過世界上任何國家和地區，基本與大江健三郎的創作速度同步，以至大江本人感嘆道：「我的小說被翻譯成外文，首先始於英譯、法譯、還有德譯，而現在，則被最迅速、最全面地翻譯成中文，我對此感到幸福和光榮。」 在這種背景下，以大江健三郎最新小說為分析對象的研究文章的篇數也大幅上升，比如許金龍的《「只將你的心扉,向尚未出生的孩子們敞開!」——解讀大江健三郎新作<被偷換的孩子>》（2004、2）、《發自邊緣的吶喊——再讀<愁容童子>》（2005、11）和《「愁容童子」——森林中的孤獨騎士》（2005、8）以及《盤旋在廢墟上的天使》（2006、9）、張景韜的《大江健三郎封筆之作<別了，我的書！>》（2006、10）等等。多視角和多維度的論述，在改變中國的大江健三郎小說研究的嚴重滯後局面的同時，也極大地豐富了我國的大江健三郎小說研究，使其大致可與日本學界保持同步，尤其在《水死》研究的個別領域甚至遙遙領先。在日本保守勢力正以越來越快的速度侵蝕戰後民主主義成果並快速復活國家主義的當下，大江健三郎藉助《水死》以及《晚年樣式集》等系列小說作品不斷在絕望中發出含著希望的吶喊，中國學者對大江健三郎小說文本中的這聲聲吶喊進行深度解讀，不僅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更是在傳達令世人振聾發聵的警示。中的多數論文以大江的最新譯本為分析文本，比如有陳眾議的《童心新說——評<愁容童子>與<堂吉訶德>及其他》、《真實與虛構——大江文學想像力芻議》和《逆水行舟——大江文學思想蠡測》、莫言的《大江健三郎先生給我們的啟示》、葉渭渠的《大江健三郎文學的傳統與現代》、閻連科的《「大江文學」給中國當代文學的幾點啟示——在中國「大江文學研討會上」的發言》、吳岳添的《大江健三郎——當代傑出的人道主義作家》、李永平的《回歸與拯救》、《反抗中的希望》和《歷史憂思與啟蒙的冒險》、陸建德的《互文性、信仰及其他——讀大江健三郎<別了，我的書！>》和《詩與社會——略談大江健三郎與威廉?布萊克》等等。上述擁有西葡拉美文學、日本文學、法國文學、德國文學、俄羅斯文學、中國文學、英國文學、比較文學、哲學、美學等學科背景的學者和富有創作經驗的作家，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成功地對大江健三郎小說的不同側面做出了獨特解讀。他們在為中國的大江健三郎小說研究貢獻一批高質量論文的同時，也隱然成為這個研究群體中可以期待的一支優秀團隊。

[責任編輯：徐鵬遠]標籤：大江健三郎小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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