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馮友蘭：一位中國的哲學家

文∣若水

一生的總結

馮友蘭晚年曾親筆寫下一副對聯，「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上聯出自《詩經》中的「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而這兩句話正是他自己的座右銘。在《康有為「公車上書」書後》中，馮友蘭對此作過解釋：「『舊邦』指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新命』指現代化和建設社會主義。闡舊邦以輔新命，余平生志事蓋在斯矣。」下聯語出《中庸》第二十七章：「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學問，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故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儒家最高的道德標準是中庸，而中庸也是馮友蘭所追求的思想境界。在他看來，就現在說，「中國就是舊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現代化」。儒家所講的「中庸」不是折衷或虛以委蛇，而是強調不偏不倚，「不偏之謂中，不倚之謂庸」。某種程度上可以稱之為「儒家的辯證法」，馮友蘭正是將儒家文化與中國的現代化當作是這種辯證法的兩個方面。可以說，「舊邦新命」和「中庸之道」是他一生最好的總結，也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的最終目標。

1990年3月，馮友蘭為自己預擬了95歲的壽聯：「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三史」，指的是馮友蘭三部哲學史著作：《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和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其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是84歲高齡的馮友蘭用11年時間來完成的，也是「文革」結束後，重獲自由的他對中國年哲學的重新思考。「六書」，即馮友蘭哲學著作「貞元六書」，又名「貞元之際所著書」，包括了馮友蘭在抗戰時期所著的《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六篇。書名取「貞下起元」之意，強調抗戰時期即為中華民族復興之際，旨在通過對中華民族傳統精神的反思。「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這十個字，確實非常精鍊地概括了他一生的學術成就。

1990年12月4日，是馮友蘭95歲生日。北京大學哲學系已經為這個生日做好了慶典的一切準備。在著名學者湯一介的主持下，北京大學中國文化書院預備召開的「馮友蘭哲學思想國際研討會」也定在12月4日當天開幕，海內外很多著名的哲學史家、文化史專家都預定要來參加這個會議。然而，就在研討會開幕前的第七天，馮友蘭溘然長逝。最終的壽宴變成了葬禮，「馮友蘭哲學思想國際研討會」也成了一次馮友蘭學術思想的追悼會。

馮友蘭寫過幾種中國哲學史，但最為人熟知的恐怕要屬不是很厚的《中國哲學簡史》。韓國總統朴槿惠就提到自己深受馮友蘭這本書的影響，是她的「生命燈塔」。在她的雙親先後遇刺身亡之後，受到政治原因影響，她身邊的人一一離去，而《中國哲學簡史》卻在她最困難的時期使她重新找回了內心平靜。她說：「自與《中國哲學簡史》相遇，我恢復了心裡的寧靜，明白了之前所不能理解的許多事情。所謂人生，並不是與他人的鬥爭，而是與自己的鬥爭。」

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是他1946年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講學時用英文寫的，其目的本來是為了使西方讀者能了解中國哲學，後來才有法、意、西、南、捷、日、朝以及中文的譯本。事實上，在它出版後的幾十年里，這本書一直是世界各大學學習中國哲學的通用教材。就此，李慎之先生曾經這樣評價說：「如果中國人因為有嚴復而知有西方學術，外國人因為有馮友蘭而知有中國哲學」。據說在西方大學中，凡開設中國哲學課程的，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是第一本必讀之書。

這樣一本書不僅具有世界性的影響，更加難得的是，在今天的中國讀者眼中，它也是一本教益豐厚的文化經典。然而，相比於大部頭洋洋幾百萬字的《中國哲學史新編》，這本書可謂是「短小精悍」，正如馮友蘭自己在該書的自序中所說是「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易克臻此」。在擇其精要的基礎上，馮友蘭按當時他已形成的「新理學」哲學體系重新編寫本書，所以，絕不是此前所著上下兩冊《中國哲學史》或後來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的縮寫版。

在《中國哲學簡史》之前，令馮友蘭在學界嶄露頭角的是他最初寫的《中國哲學史》。這本書成書於他在1928年到清華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期間，沒有採取「信古」或「疑古」的態度，而是以「釋古」的態度來寫中國哲學史，把中國哲學史分為「子學時代」與「經學時代」兩個大段落，敘述了中國人的思想源流，極大地彌補了此前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空缺。雖然，在他之前，胡適已經寫了《中國哲學史大綱》並於1919年出版。但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只有上卷，僅寫到先秦時期並不完整，而且，用的是「漢學」的方法，重考據。作為當時列入「清華叢書」審定人的陳寅恪對該書有很高的評價，說道：「今欲求一中國古代哲學史，能矯附會之惡習，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則馮君此作庶幾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揚，為之流布者，其理由實在於是。」這種在哲學史研究上的精深造詣支撐著後來馮友蘭以自己「新理學」來「擇焉雖精而語焉尤詳也」地編寫《中國哲學簡史》。

人生四境界

馮友蘭與清華有著不解的情緣，雖然，在新中國成立後，他主要在北京大學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早年就讀於北京大學哲學系的馮友蘭，深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尤其對胡適和梁漱溟兩位先生所展開的東西方文化大辯論印象深刻。此後，馮友蘭於1919年赴美留學，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師從實用主義大師杜威。1923年，馮友蘭在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回國任教，最終與1928年來到清華，而這開啟了他與清華二十四年的不解之緣。1930年，當河南中山大學（即中州大學）要聘他為校長時，馮友蘭已「已經在清華找到安身立命之地」的理由，可見清華在他眼中的分量有多重。儘管馮友蘭後來一直被當作北大教授，但是，他自己曾說，在清華的歲月是他的人生最幸福的時期。馮友蘭的女兒，文學家宗璞曾這樣寫道：「世界很大，人們可以以不同的政治眼光看待事物。我父親後來的日子是無比艱難的，但他在清華所做的一切無愧於歷史的發展。」

不僅如此，馮友蘭廣為傳頌且被選入中學課本的「人生四境界」之說也正是抗戰期間與清華共患難，在西南聯大的講壇講授的。1937年蘆溝橋事變爆發後，抗日戰爭全面展開，清華大學被迫南遷。先遷往湖南長沙嶽麓山下，後又遷往雲南昆明，並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合併，組成西南聯合大學。馮友蘭任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為了給身處戰亂的學子帶來精神的升華和無窮的享受，馮友蘭在國難中形成了這個最精彩、最深刻、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也是他終生抱定，即使是在最艱難的政治高壓下也沒有真正放棄過的安身立命之說。

當年有幸親耳聆聽馮友蘭境界說課程的學生鄭敏，回憶了當年的情景，記述了馮友蘭來課堂講課進教室前的一個情景。時間約在1942年，鄭敏跟在馮友蘭後面一起去教室上「人生哲學」的課程，恰巧碰到了剛從美國回來不久的金岳霖。金岳霖就打趣地問馮友蘭：「芝生，到什麼境界了？」馮友蘭回答說：「到了天地境界了。」隨後，兩位教授大笑，擦身而過，各自去上課了。

馮友蘭認為，人生哲學的根本問題有兩個：一是人之異於禽獸者即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何在？二是人生之意義何在？他根據自己的哲學理論，回答了這兩個問題，從而引出了人生四境界說。在《人生的境界》中，他寫道：「我們可以把各種不同的人生境界劃分為四個等級。從最低的說起，它們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這四種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現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應該成為的人」。馮友蘭的境界說是在深刻領悟中國傳統人生哲學之真諦基礎上，借鑒西方倫理學思想創造出來的一種獨具風格的現代人生哲學。無論是對於當時身處戰火之中的中國人來說，還是對於當下這個紛繁複雜世界中躁動的人們來說，都能帶來一種心靈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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