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佛教史

隋唐佛教史 出處：中國佛教文化網錄入： 管理員上傳時間：2007-12-11點擊次數： 423 　　結束南北分裂局面而開展的隋唐，是中國歷史上政治、經濟、文化最強盛的朝代，也是中國佛教史上經典翻譯、宗派競立的巔峰時期，其影響不僅深入中國各階層，而且遠播至韓國（高麗、百濟、新羅）、日本、越南，開啟各國佛教的燦爛新頁。 　　 　　隋唐佛教的興盛繁榮，除得力於佛教本身在南北朝所奠定的穩固基礎外，更有賴於國家的統一強盛及護持提倡。隋朝高祖文帝即位後（五八九至六零零），立即廢止北周毀佛政策，下詔修建寺院、重整經像、設「五眾」及「二十五眾」宣講佛教義理，更以大興善寺做為譯經的中心，計其一生致力於佛教的推廣，所度僧尼達五十多萬人，修建寺院三千多所，立塔一百一十座，寫經十三萬卷，佛教在隋文帝時代的盛況可見一斑。 　　 　　隋煬帝承文帝以佛教治國的方針，對佛教的提倡亦不遺餘力，建寺、度僧、造像一如文帝，並親從天台智者大師受菩薩戒，迎請吉藏大師入慧日道場弘揚三論，因此三論與天台二宗在隋代帝王的大力護持下能開宗立派。另外，信行以末法思想為前提，所創的三階教亦流行一時。 　　 　　唐朝皇帝除武宗外，對佛教多采保護政策。高祖於帝業初創時，曾奉佛求福，即位後，更設十大德以統攝僧尼。太宗則於玄奘大師西行求法歸國後，於慈恩寺組織大規模的譯場，法相唯識宗即在太宗的支持下創立。武則天時代更是崇信佛法，他實行了一連串的佛教措施：開沙門的封爵賜紫，詔令僧尼於道士、女冠之前，於寺院中設立悲田養病坊，組織譯場，開鑿龍門石窟。其中以對神秀大師的禮遇，使禪宗大盛，而詔令新譯《八十華嚴》，更是直接促成法藏創立華嚴宗的大功臣。玄宗則崇信密教，對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禮敬有加，曾請不空入宮授灌頂法，因之密宗興盛一時。肅宗亦曾召不空等百餘沙門入宮朝夕誦經祈福，並受灌頂皈依。代宗除下令建寺、度僧外，並於戎狄入侵之際，召沙門誦《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為國民消災。憲宗時，迎佛骨於鳳翔法門寺，更掀起社會上一股崇佛的熱潮。 　　 　　隋唐佛教因有帝王的護持，得以迅速發展，其興盛繁榮表現在許多方面，如譯經、著述、藝術等，尤其中國化佛教宗派的成立，更是重要的特色之一。 　　 　　在譯經方面的成就：隋朝在短短三十多年中，共譯經典一百七十部七百卷，主要的譯家有那連提耶舍、闍那崛多、達摩笈多、彥琮等。其中梵漢文俱佳的彥琮，為中土僧侶主持譯場的先鋒，曾在《辯正論》中提出譯經者須具「八備」的條件，對後來譯經人才的評選發揮極大的作用。 　　 　　唐代的譯經，基本上由國家護持，規模組織完善，而且多由精通梵、漢的中國僧侶主持，使得譯經在量上、質上皆為歷朝之冠。著名譯師有玄奘、義凈、不空、菩提流志、實叉難陀、般若三藏、善無畏、金剛智等，其中尤以前三位最為傑出，他們都被列入中國「四大翻譯家」之內。此三人譯經各有所專，玄奘所譯包括瑜伽、般若、大小毗曇，成就最大；義凈重在律典；不空專於密典。概言之，截至唐朝，印度大乘佛教的精華幾已全部譯介，而且所譯經論較之前朝，更有選擇性、系統性與完整性。 　　 　　隨著經論的大量譯出，高僧碩德的著作也相對豐富，如針對佛典，加以系統分類精確的經錄，較重要者，在隋代有法經的《眾經目錄》七卷、彥琮的《眾經目錄》五卷、費長房的《歷代三寶紀》；唐代有道宣的《大唐內典錄》、智升的《開元釋教錄》、圓照的《真元新定釋教目錄》。其中以《開元釋教錄》影響最大，為後世大藏經編目和雕印的準據。 　　 　　另外，還有大量針對經論所作的各種佛典註疏，而結合個人體驗和研究所撰著的通論專書也紛紛問世。這些表現各人獨特思想見解的著作，乃各宗派形成及發展的重要理論依據。因此，顯示隋唐佛教興盛的天台、三論、法相、華嚴、密宗、禪、凈、律等八大宗派的創立，實與經典的翻譯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隋唐佛教的發展，對文學、藝術也提供了絕佳的題材與靈感，當時文人學士對於佛教的磅礴精深與僧侶的精神修養，產生崇高的敬意，歸向者頗多，如韓愈、白居易、柳宗元、王維、李翱、裴休等，都與佛教有深厚的因緣，因此蘊含佛教哲理的詩文創作也應運而生。又由寺院的講經發展至社會的俗講也甚為流行，進而創作了許多變文作品。隨著變文的流傳，又發揮成多彩多姿的經變圖相，更增添寺院畫像以及繼南北朝以來持續開雕的石窟壁畫的內容。 　　 　　此外，隋唐佛教的興盛也引起韓、日各國的仰望，紛紛派遣學僧前來學習觀摩，韓國方面有義湘、太賢、惠日、法朗、信行、道義等，日本有道照、智通、玄昉、智鳳、最澄、空海等。韓、日佛教因此獲得大規模的開展。 　　 　　總體而言，隋唐帝室除了對佛教護持，對於儒、道亦采支持的態度，亦即以「三教並用」做為其宗教政策。因此，佛教與儒、道在當時鼎足而立，互為爭勝，尤其道教對佛教的明爭暗鬥更是無有間斷，因此在武宗時，因個人極度的偏好道教長生之術，再加上道士趙歸真、宰相李德裕的反佛鼓動，終於進行一連串的毀佛事件，以會昌五年（八四五）最甚，總稱「會昌法難」，共廢毀寺院四千六百多所、小寺四萬餘座，迫令還俗僧尼二萬六千五百餘人，沒收寺田數萬頃。這次的滅佛，使佛教受到嚴重的打擊，佛教文化財，包括經藏典籍大多佚失。幸宣宗即位（八四七）後，立即下詔復興佛教，爾後幾代皇帝也相繼護持。唯隨著唐末王朝的日趨衰落，佛教的鼎盛時期也隨之結束。 　　 　　唐滅，五代十國分治北、南二地，動亂頻仍，五代中版圖最大的後周，在國家財政窘迫之際，於世宗當政時又再一次的毀佛（九五五），佛教經此法難及戰火的摧殘，已衰頹不堪，著重義理研究的宗派盛況不再，唯剩著重實踐的禪宗以及強調信仰的凈土宗在民間流傳著。以永明延壽禪師提倡禪凈雙修，最受崇敬。 　　［注釋］ 　　 　　文帝為提倡義學，於開皇十二年選聘當時各學派著名的高僧碩德，以長安為中心，依不同經論進行系統教學，計分為「五眾」：大論眾、講論眾、講律眾、涅槃眾及十地眾，每眾各設眾主一人，以領導教學。「二十五眾」，亦為開皇十二年文帝所敕選的二十五位高僧教化團體，由此一團體的眾主教授大眾佛教概論、讀經法、出家修養論等。 　　 　　大興善寺是文帝於開皇二年敕令建造的，是隋初國家的根本寺院，後代許多著名高僧及譯經家、僧官，如開元三大士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皆曾奉詔駐錫於此，成為密宗發源地。 　　 　　隋煬帝在開皇十一年（五九一）皈依智者大師受戒，時值煬帝（晉王廣）尚任揚州總管，智顗授其總持菩薩的皈依名號，晉王廣亦回贈智顗「智者大師」的尊號。智者大師被尊為天台宗的創始人，以常居天台，世稱天台大師，亦為宗派立名之由。 　　 　　安息人，祖世為避仇而移居南海，後從僧朗出家，止於嘉祥寺，世稱「嘉祥大師」。著疏甚豐，有《中論疏》、《十二門論疏》、《百論疏》、《法華經義疏》等，集三論思想的大成，為三論宗的開祖。 　　 　　隋代信行（五四零至五九四）所創的三階教又稱普法宗。此宗將佛教按「時」、「處」、「機」（指人）分為三階，以第一階為正法時期，「處」為佛國，其「機」唯有佛菩薩，所修持者為大乘一乘佛法；第二階為法時期，「處」為五濁諸惡世，「機」為凡聖混雜，流行大小乘（三乘）佛法；第三階為末法時期，「處」為五濁諸惡世，「機」為邪解邪行之人。信行以為當時已進入第三階的末法，若依據第一階的一乘、第二階的三乘等別法來修行，甚為困難，故必須依第三階的普法，皈依一切三寶，斷除一切惡，修持一切善，方始有成。此即三階教的根本主張。信行自稱一乘菩薩，倡導第三階的佛教，廢具足戒，強調苦行忍辱、從事勞役，並以乞食為生，一日一食，反對偶像崇拜而僅禮拜佛塔。又認為一切眾生皆是真佛，故路見男女，一概禮拜。在經濟方面，於隋文帝開皇三年（五八三），設置十六種「無盡藏行」制度，勸化信徒施捨錢糧，而由寺院庫藏，然後布施或借貸給貧苦信徒，或供修繕寺塔經藏之用。唐朝為對僧尼的統理建立制度，故采僧官制及設置度牒，而唐初高祖於武德二年為統攝僧尼，維持綱紀，置有十大德來擔任此職。 　　 　　法藏（六四三至七一二），字賢首，祖先康居國人。早年師事智儼，聽講華嚴，深入其玄旨，以能通西域諸國語與梵文經書，遂奉命參與譯事，先後譯出《新華嚴經》、《大乘入楞伽經》等十餘部。嘗為武后講華嚴十玄緣起的深義，而指殿隅金獅子為喻，武后遂豁然領解，後師乃因之撰成《華嚴金師子章》。師一生致力於華嚴教學，集組織理論的大成，又將佛教各種思想體系分為五教十宗，推崇華嚴為最高者，實乃華嚴宗實際的開創者。 　　 　　善無畏與金剛智、不空，於玄宗開元年間先後東來長安傳授密法和翻譯經典，並稱「開元三大士」。三人首將密教傳至中國，奠定密教基礎。 　　 　　當憲宗迎佛骨至京師，「王宮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燃香臂頂供養者」。此崇佛熱潮，正是帝王支持所產生。 　　 　　此數據乃根據道宣律師的《大唐內典錄》所載。 　　 　　《開元釋教錄》，凡二十卷，唐代智升編於開元十八年（七三○）。全書依序列舉自東漢明帝永平十年（六七）至唐代開元十八年，凡六六四年間，一七六名譯經僧所譯大小乘經律論，共計二千二百七十八部七千零四十六卷。其中最後兩卷為大、小乘的入藏目錄，總計入藏經典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歷來所謂「一切經五千餘卷」之稱即出於此。又其中的「有譯有本錄」，將大乘經分般若、寶積、大集、華嚴、涅槃五大部，並註明單譯、重譯，為後世大藏經編目所遵循。智升復將本書入藏目錄以千字文編號，預防混雜，編定《開元釋教錄略出》四卷，為北宋以後雕印大藏經編號的依據。 　　 　　例如：隨文解釋義理者，稱義疏；隨文解釋字句者，曰文句；總論一經之大義者，稱大義；恆不隨文出疏，而分門別類以釋全文內容者，則稱玄義；對疏之注釋，常稱疏抄；筆記師之口述者，稱記述等。 　　 　　韓愈雖曾寫（原道）一文貶抑佛教，又於憲宗迎佛骨時，上（諫迎佛骨表）反對此事，然被憲宗貶至潮州時，卻遇大顛和尚而皈佛。 　　 　　變文即是將佛典故事或經史內容加以改編，使其趣味化、生動化、通俗化，而適合教化民眾之文，是受佛教影響而流行的說唱文學作品之一。尤其經典在唐朝大量傳譯之後，部份佛教徒為致力於佛法的普及，則於開講佛經時，盡量改編為通俗的故事體裁，甚至配以通俗音樂吟唱的「俗講」講經法會，於是變文在中唐、五代非常盛行。此外，為配合講經變文，描繪經中所敘述故事的「變相圖」也應運而生。 　　 　　唐武宗會昌二年，開始整肅佛教團體，對不守戒律的僧尼，悉令還俗，將僧尼的私人財產沒入國庫等。會昌四年，令小規模佛堂、蘭若等無額寺院的僧尼還俗。會昌五年，對全國寺院及僧尼數量予以嚴格規定，被毀大、中佛寺四千六百多所，小佛堂達四萬餘所，還俗的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沒入田園數千萬頃，佛像及佛具改鑄為貨幣或具，使佛教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難，雖宣宗復興佛教，卻已非往昔面貌。 　　 　　五代在北方，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十國在南方，為前蜀、吳、吳越、閩、南漢、南平、楚、後蜀、南唐、北漢。 　　 　　後周世宗顯德二年為削減寺院的力量，乃實行排佛政策，下詔內容為：無敕賜匾額的寺院一律廢毀。禁止私度僧尼。未經父母、祖父母認可者，不能出家。男子十五歲以上，須背誦經文百紙，或讀誦經文五百紙；女子十三歲以上，須背誦經文七十紙，或讀誦經文三百紙以上者，方可出家。禁止私自傳戒，須由祀部發給度牒，始可剃髮受戒。奴婢、奸人、姦細、逃亡中的盜賊、惡逆的徒黨等，不得剃度出家。共廢毀寺院三萬三百三十六所，又下詔毀佛像，收鍾、磬、鈸、鐸等以鑄錢。 　　 　　永明延壽禪師（九零四至九七五），凈土宗六祖，法眼宗三祖。臨安府餘杭（浙江杭縣）人，俗姓王。字仲玄。初為吏，三十歲依龍冊寺翠岩令參禪師出家。後往天台山參謁德韶國師，初習禪定，得其玄旨，成為法眼宗三傳者。後於國清寺行法華懺，頗有感悟，於是朝放諸生類，夕施食鬼神，讀誦《法華經》，又精修凈業。後住明州雪竇山傳法，法席大盛，並復興杭州靈隱寺。建隆二年（九六一）應吳越王錢俶之請，遷永明大道場，接化大眾，世稱永明大師。師曾召集慈恩、賢首、天台三宗僧侶輯錄印度、中國聖賢二百人之著書，廣蒐博覽，互相質疑，而成《宗鏡錄》一百卷。對當時各宗派間的宗旨分歧，持調和的態度。高麗王見此書，乃遣使敘弟子之禮，並派國僧三十六人前來學法，法眼的禪風遂盛行於海東。開寶八年示寂，世壽七十二。賜號「智覺禪師」。另著有《萬善同歸集》六卷、《神棲安養賦》一卷、《唯心訣》一卷等六十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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