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近代亞洲的中國（下）(2)

　　我當然理解，用亞洲作為一個空間單位來研究歷史，有一個好處，就是它超越了民族國家的局限性，這是它的好處[16]。我們都會感覺到，通常在中國學術界討論中國社會、思想、學術和文化的時候，不太會考慮「亞洲」特別是「東亞」這個背景。這裡的原因很複雜。首先，它可能與傳統中國的「天朝大國」的觀念、來自朝貢體制的歷史記憶，以及近代民族主義思潮有很大的關係。其次，它可能與現代中國學科體制和學科傳統有關，中國文學、歷史和哲學的研究者，往往滿足於一個自足的「中國」，也常常矚目於另一個可以作為「他者」的「世界」(其實是西方)。因此，中國歷史學研究的單位，不是「中」就是「西」，世界史沒有中國，中國史沒有世界。而「亞洲史」通常是「世界史」的一部分，因此，中國歷史常常研究的是「沒有亞洲的中國」。這與長期以來逐漸形成「東洋史」、「西洋史」「本國史」三分天下的日本情況不同(由於日本有「東洋」這個概念，又必須面向西鄰的朝鮮與中國，所以對於「東亞」有一種關心，無論這種關心出於什麽目的)。因此，在中國研究中間提倡「亞洲視野」，自然有其意義。

　　不過，我們承認它的意義，但在談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很容易忽略一些問題。什麽問題呢？

　　第一個，它想像了一個亞洲，想像了一個具有共同性和同一性的亞洲，而忽略了亞洲和東亞的內在差異。我們不可以用「同文同種」或者黃皮膚、黑頭髮這樣的表面現象，去想像文化，文化和人種是兩回事——這裡面是有非常複雜的問題的。

　　第二個呢？它忽略了東亞的歷史變化。實際上東亞文明的「一體性」，如果真的有，也常常只存在於漢唐至多到宋的時代。我們通常講「儒家文化圈」、「漢字文化圈」這一類的概念，卻常常忽略了從漢唐以來到明清，實際上歷史是在不斷變化的，這些國家、這些民族的文化是在不斷的變化的。漢唐時代共同享有的中華文明，到了宋元明清時代的朝鮮、中國和日本，恐怕已經漸漸演化成了各自的文化。如果說，過去曾經有過一個共同基礎的話，我們可以相信，它是建立在漢唐中國文化基礎上的，到了明清以後，真的還有這個文化認同嗎？沒有了這個同一性和認同基礎，我們現在所謂的「從亞洲出發」，是從哪一個「亞洲」出發去思考問題呢？

　　第三個呢，我覺得還有一個麻煩就是說，當我們想像一個亞洲或東亞的同一性的時候，它就會帶來一個新問題，你怎麽解釋在同一性文化中間的這三個國家——中國、朝鮮和日本，在進入所謂全球性的近代的時候，它們的經歷和路程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在2005年北京大學的「東京大學與北京大學學術論壇」上就講到，我同意用「亞洲視野」這個詞，但是「亞洲視野」只是「中國研究」的背景，就是說研究中國學的人在考慮問題的時候，是要考慮到「亞洲」這個背景，要用這個背景來解釋一些歷史和文化問題，但是並不是用「亞洲」來取代「中國」。

　　為什麽？畢竟過去的「國家」，在歷史上確實是一個可以作為歷史研究的單位。過於強調和固守「國家」邊界，只看到特殊性固然不好；但是，也要小心地防止另一個傾向，就是用「區域」(亞洲)的普遍性，來淡化各個國家的特殊性。因為歷史上東亞諸國的國家邊界、國家意識、國家對於文化的形塑力量，是歐洲以及其他地方都不能比擬的。在這裡，「國別史」的意義沒有那麽小，而「區域史」的意義沒有那麽大。

　　三、什麽是「作為方法的中國」？

　　在2000年的日本重要學術刊物《東方學》100期上，溝口先生髮表了一篇《中國思想與中國思想史研究的視角》，裡面講到20世紀後半的研究視角，要從單純的中國思想史研究，轉向以亞洲為基礎的研究，因為「亞洲並非是歐洲意識中的東方，而是自立於，或者至少是應該自立於歐洲的另一個世界，……是在世界史中擁有存在的理由的獨立的世界」。他覺得現在是更新換代的時候了，他希望以後的年輕人要有大變化，什麽大變化？就是「以亞洲為視角的伊斯蘭研究、印度研究或東南亞研究」，當然，更包括他自己所從事的專業，就是中國研究。

　　前面說到，提倡以亞洲為整體歷史空間的研究，其實一開始是針對日本的。他說，日本研究中國的人，第一是不加思索地把中國思想看成是自己的傳統和思想，尤其是把中國和日本都看成是儒家國家，自己也出身於這個文化圈，所以同文同種。我想，溝口先生的這番話是針對京都大學學術傳統的，因為京都大學從狩野直喜等人以來，一直是把中國學問當作日本自己的學問來做的，他們一方面覺得日本文化與六朝隋唐文化相關，一方面覺得自己的學問風氣與清代學問風氣相連，所以常常有把中國學問當作日本學問，或把日本文化看成是中國文化的接受和延續的看法。他覺得，這忽略了中、日、韓的差異。第二，溝口雄三先生也反對把中國看成是「外國」，完全把儒家中國當作「他者」，把中國當作純粹的外國，進行「實證」的「技術」的研究，他覺得這也不對。如果說前者是不加分析的「同一」，後者就是沒有理由的「為二」。所以第三，他提出要從亞洲出發思考，先確立一個和歐洲不一樣的，甚至可以作為歐洲的「他者」，可以作為和歐洲對比單位的「亞洲」。所以他說，「以歐洲為基準的歷史價值觀適用於中國的看法，已經不再具備生產性」。他覺得過去中國的思想史，可能是接受「歐洲尺碼」而製造出來的，因此，他要確立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歐洲是特例，而不是普遍性」，從這種立場來重新理解東方，尤其是中國「文明生態的差異」。

　　這個看法，其實在1990年出版的《作為方法的中國》里就已經形成了。表面上看，他是對中國思想研究發表意見，但你細讀之下就會知道，他首先關心的還是日本，尤其是他自己所在的日本中國學界。我要順便說到一點，我們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宗教的中國學者，常常比較關注國外的中國學家，這當然無可非議。但是，我們常常因為過度關注，就忘記了他們在它們國家的學術界，其實是很邊緣或者是少數的一批人，未必進得了它們國家的學術主流。像美國研究英美文學歷史的，是主流，影響大，但是，像我們熟悉的一些研究中國的學者，你去打聽一下，在他的國家一定很陌生，因為「中國學」充其量和印度學、埃及學一樣，既不是他們自己的文明之根，又不在他們關懷的現實中心，所以很邊緣。通常，亞洲研究系是很小的。當然日本不同，過去，日本的中國研究或者叫東洋研究都是很大的，因為傳統上很多日本學者都認為，要理解日本文化，就要從中國文化的研究開始。為什麽過去日本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的人那麽多呢？就是因為這是奈良時代和平安時代的文明之根，而京都學者乾脆就覺得中國的經世致用和實事求是之學問，包括經學、文獻學、考據學，都被日本繼承了，覺得研究中國就是研究日本，所以，東洋研究尤其是中國研究曾經是很盛的。大家有興趣可以看近些年出版的《日本中國學會五十年史》、《東洋學的先驅者們》、《京大東洋學的百年》等等。

　　在這裡，我順便簡單介紹一下日本的中國學史。第一，早在明治時期，受到西洋學術方法和觀念的影響，日本傳統的漢學就開始轉型為現在意義上的「中國學」，像那珂通世、白鳥庫吉、內藤湖南、桑原騭藏、服部宇之吉、青木正兒、狩野直喜、新城新藏、武內義雄、石田干之助等等。其特徵是什麽呢？我想，一方面擴大中國學的周邊研究，一方面引入歷史文獻和語言學的新方法，同時關注原來非主流的歷史與文化現象，思考與聯繫現實中國的各種問題——這是確立日本中國學的現代轉型。第二，逐漸成熟的日本中國學，出現風格和重心的差異，東京大學與京都大學的中國學不同。前者關注四裔(滿蒙朝越及中亞)與瓦解中國，引入西方哲學和語言學觀念方法，對於日本自身問題意識較濃厚；後者沿襲清代學術中課題與考據方法，把中國學文獻化與歷史化，偏重古代中國和經典中國的研究。由此產生兩種中國認識，並形成兩種中國學流派。第三，經歷了二戰，日本中國學被綁在戰爭之中，學術成為政治，便都有很大的損失。戰後日本對於中國學的反省，首先是批判中國學家與侵略戰爭之共謀，其次是有人以中國為例，提出另一種近代主義的新途徑和新典範是中國，再次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興起——追求新的進步的中國學。這是經過二戰失敗，出現的第一波反省。他們追問，中國學家與侵略戰爭共謀，是否是因為日本中國學界蔑視現實中國和想像古代中國的結果？這是否是因為日本中國學界以歐洲式的進步來衡量日本與中國的近代化所造成的？這是否和日本近代的「亞洲連帶論」或「亞洲主義」有關？第四，經過1960年代，由於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加上日本類似「全共斗」這樣的風波，打破了一些中國學家對於現實中國的迷思(myth)，有人把它形容成為「新夢の幻滅」。他們在心裡開始對熱愛與想像社會主義中國進行反省，他們開始反思對於社會主義大民主的想像、對於計劃經濟和抑制分化的稱頌。特別是，由於當時日本越來越發達，和中國漸行漸遠，與美國卻越來越近，因此「中國研究」逐漸邊緣化，在思想的影響力和吸引力上越來越小，這個領域變得冷清起來，中國學漸漸脫離政治成為專業的學院派學術。因此，近年來的日本東洋學或者中國學，好像越來越衰落了。

　　其實，這一方面是正常現象；世界那麽大，你不能總是研究中國甚至是古典中國。另一方面也是形勢比人強，中國在日本主流的學術界和思想界，越來越不重要了，中國的實力弱是一個原因，中國研究沒有給日本提供新的思想資源和文化動力也是一個原因。因此，溝口雄三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中，開始反思日本的中國學。我想，我們必須理解他的動機和想法。我覺得，溝口先生的現實焦慮實際上是在，日本的中國學如何定位，日本中國學是否可以給日本提供新經驗和新刺激，日本中國學怎樣重新回到日本思想界的主流中來？是在這樣一些思考上面，《作為方法的中國》的問題意識就是針對這樣一些背景而產生的。如果讓我簡單地說，他把解決這個問題的思考分成了五步：

　　第一，「沒有中國的中國學」。他很敏銳地提出，中國學的前身即廣義的漢學，本來就是日本人對古典中國的認同和興趣。自從豐臣秀吉以後，想像和把玩古典中國，把古典中國和現實中國分開，成了一種取向。所以在這種研究裡面，「中國」並不是日本的「他者」，也沒有真實的現實中國，他們不了解或者不願意了解近現代的中國，只是在想像一個曾經和日本文化有關的古典中國。這是「沒有中國的中國學」——大家也許看得出來，這可能是在批評京都學派，批評他們沈浸在古典中國之中，還覺得自己是繼承了傳統中國的經學和考據學，把中國當作文本上的東西來研究。

　　第二，「把中國古典化」。緊接著上面的意思，溝口先生尖銳地批評日本的中國學界，重要的批評有幾點。(1)，他們把他們研究的中國古典文化與日本傳統相連，古典中國變成了日本自己的傳統。(2)，有的日本學者還把近代以後的中國，看成是丟棄了中華文化的國家，因此中國不等於中華；他們延續著德川時代以來的日本自認為是中華的習慣，把日本當作這一文化的正宗。因此，戰後日本中國學對中國的興趣，仍然是「傾向於那個古老而美好的中國」。(3)，因此，他們在現實中非常看不起中國，比如津田左右吉為代表的「近代主義中國觀」，就對現實中國採取批判的蔑視的觀念。溝口認為，「近代日本自認為比亞洲、非洲先進的觀念，是因為沒有根據各民族固有的、內在的價值標準把握其文化，(同時，這一觀念)也源於將歐洲的近代當做普遍的價值標準，並單方面向其歸屬」[17]。所以，這種看似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觀，反而助長了日本自大的民族主義，甚至產生像「大東亞共榮」、「拯救中國」等等觀念(5頁)。——必須補充說明，溝口先生對日本民族主義催生的侵略性的批判，不僅有他的合理性，也表現了他的正義感。

　　第三，另一種沒有中國的中國學。溝口先生對於日本戰後的左派史學，也有他自己的評價和反省。1949年以後，在反省侵略行為和抵抗美國佔領的雙重背景下，日本有一種「重新在中國發現亞洲」的思潮，就是對新中國的嚮往以及受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影響。在這種背景下面，日本中國學界有一種對於近現代中國的另類想像，就是覺得，可能中國象徵了和歐洲不同的、獨特的、革命和進化的「異端」中國。像前面提到的竹內好、山井涌、島田虔次等等，都在努力尋找「中國的近代」。比如竹內好，就把中國革命看成是「亞洲應有的光明未來」，覺得中國由於恰恰缺少歐洲式的近代，從而完成了日本沒有實現的社會革命，政治上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共和體制，思想上徹底打倒了作為封建意識形態的儒學。在竹內好看來，中國近代雖然不斷地抵抗和失敗，其實正是產生了非西方的、超越近代的「東洋」，而日本則「什麽也不是」。——溝口認為，這也是割斷了歷史，憑著自己的想像發現中國，由於這個想像的中國與實際的中國之間的差異，使中國學還是在「拋開中國讀中國」(頁91)，所以也是「沒有中國的中國學」。

　　第四，他提出，重建中國學的關鍵是把中國作為方法。所謂「作為方法」日語是「方法としての」，這是一個很複雜的詞語，像竹內好有「作為方法的亞洲」、子安宣邦有「作為方法的江戶」等等，大概的意思應當是，把研究對象放回當時的語境裡面去，甩掉層層積累的、後設的概念和思路，重新思考它在當時的歷史。但是，可能溝口的想法要複雜得多，首先，他要求研究中國的學者，拋開習慣的各種固定看法，以多元主義的觀點來看世界和中國，要承認中國是「多」中之「一」；其次，這個「多」中之「一」的中國，應當和歐洲並舉，歐洲和世界的各個文化歷史單位包括「中國」，都是多中之一，都不能宣稱自己的價值是普遍價值，自己的歷史進程是普遍性進程；再次，日本和中國一樣，也是多中之一，所以中國是日本一個巨大的「他者」，中國和日本是兩回事。要把日本和中國區分開來，明白中國是一個對應於日本的「外國」，然而，研究中國這個他者和外國，其實，就是為了研究日本自身。

　　第五，如果僅僅是這樣，那麽，中國學就成為外國研究，就和日本無關了，中國學應當處在寂寞和冷落的邊緣位置。但是，溝口的高明處就在於，他提出了建立「亞洲」論述的說法，給日本中國學回到日本主流和進入公眾關注的視野，提供了契機。這個使中國學重回中心的步驟是這樣的：(一)中國是日本的「他者」，你要確立這一觀念，才能客觀和冷靜地看中國，也才能擺脫古典中國與日本的糾纏，才能關注活生生的中國這個龐大的存在；(二)日本在亞洲，不能永遠追隨歐美，要從歐美巨大的陰影下掙脫，建立一個對應於歐美的自我，因此要看到自己在亞洲，亞洲問題才和日本息息相關，因此要提倡「亞洲出發的思考」。(三)中國也在亞洲，朝鮮也在亞洲，這不僅僅是地理問題，也是歷史問題。(四)中國和朝鮮，因為和日本同屬亞洲，所以，他們的一切和日本自身的問題密切相關，因此絕不容忽視。(五)因此，日本的中國學和朝鮮學，都是與日本自身相關的學問，它必須得到極大關注，也應當成為日本自身問題的一部分。

　　各位請看，溝口先生努力使中國學重返中心的步驟就是這樣的。我覺得，他對日本的中國學有很大貢獻，就是把逐漸邊緣化的日本中國學，漸漸拉回到日本學術世界和社會視野的中心。我理解溝口先生的這一抱負，同時我也看到，日本中國學界近年來的一些積極變化，顯然就是這種努力的積極後果。這種變化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第一，中國學由於有了這些與日本真正相關的問題意識，所以在「中國學」成為「外國學」的時候，使中國學成了與日本有關聯的學問。第二，它使一些本來是研究日本、朝鮮甚至越南的學者，也開始關注中國和朝鮮的話題。比如，像一直從事日本思想文化研究的著名學者渡邊浩、黑住真、村井章介、平石直昭、山室信一等等，都開始介入有關中國和朝鮮的研究。第三，它使日本學、朝鮮學和中國學，都有了一個比較大的視野和背景。第四，和日本有關係但又有區別的中國、朝鮮的「近代」，成了日本學界共同關心的重點(特別在東京)，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古典」作為中國學的中心，並被不加區分地和日本古代混在一起。比如，他們會關注和討論這樣的問題：中國進入近代的時候，何以不能像日本那樣有一個「明治維新」？中國在接受西方思想、知識和制度的時候，何以會和日本的理解情況不同？中國在回應西方衝擊的時候，為什麽不能有「王政歸還」、「神佛分離」等等舉措？因此，中國學就和具有主流和籠罩地位的近代日本歷史文化思想研究一道，成了日本學術界討論的話題。關於這一點，只要看一看溝口雄三、濱下武志、平石直昭和宮島博史所編《アジアから考ぇる》七卷中的作者隊伍就可以明白，當「亞洲」成為一個歷史研究空間時，中國就和日本、韓國一樣，成為一個與日本自身密切相關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