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婚不買房，一個低慾望社會是怎樣的？

不婚、不生、不買房，這是日本樓市泡沫破裂的後遺症。然而在有的國家，房價泡沫堅不可破，卻依然造成了相同的問題，只不過順序要換一下：不買房（買不起），不結婚（結不起），不生子（生不起）。

有人說，日本年輕人沒有慾望、沒有夢想、沒有幹勁，日本已陷入低慾望社會。

自從1991年經濟泡沫破滅之後，日本經濟持續低迷，被稱之為失落的20年，後來日本經濟開始出現恢復，然而隨著2011年的東日本大地震，再度陷入低迷。

未滿35歲的日本人，從懂事以來就面對失落的20年，大多數人的心態不只是不願意背負房貸或結婚生子，所有的風險及責任都不想承擔。

所謂的低慾望社會是指：無論物價如何降低，消費無法得到刺激；經濟沒有明顯增長，銀行信貸利率一再調低，而30歲前購房人數依然逐年下降；年輕人對於買車幾乎沒有興趣，奢侈品消費被嗤之以鼻；宅文化盛行，一日三餐因陋就簡。

在低慾望社會的背後，原因很多：既有一個社會高速發展趨向成熟後的一些共同原因，也有日本在稅收政策上的傾斜因素，更有日本社會獨特的傳統文化基因因素。

由於夫妻親密度不夠、出生人口減少，日本當下面臨的最大問題，可能是出生人口減少和人口高齡化問題。

在日本有過兩次生育高峰，第一次是1947-1949年，第二次是1970-1975年左右，每年的生育人數在260萬和200萬以上，被稱為「團塊時代」和「小團塊時代」。

團塊時代出生的人經歷了戰後的高速發展期和經濟泡沫期（日本最輝煌的時期），這些人現在都在70左右的高齡。

而「小團塊」則在大學畢業就職高峰期恰好遇到了日本經濟泡沫破滅，面臨就業困難的問題，為了生存不得不進入各種領域重新奮鬥，這些人目前在40歲以上，仍然在各個企業中扮演中堅角色。

然而在此之後，日本一直沒有新的生育高峰形成，人口逐年遞減。

低出生率有很多原因。首先，日本結婚年齡普遍較晚。女權主義興起，女生對傳統家庭的男女模式表示厭倦，而男性覺得婚後自己像是掙錢機器，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更加享受單身生活的自由自在。

其次，日本男性工作時間過長，夫妻之間親密度不夠，因而生育率持續走低。

再次，日本男性婚後育兒時間非常低，最新統計是每天1小時左右，很多夫妻沒有精力撫養孩子。

最後，雖然日本對兩性關係在亞洲地區屬於比較開放，但是對非婚生子女、婚外子女卻一直持非常保守的態度，政府在非婚生子女的福利和扶持上，並不如歐美一些國家那麼願意投入，因此，隱蔽的人工流產仍然不少。

低出生率帶來的第一個問題，是勞動力嚴重不足。日本獨特的情況是女性婚後就業率很低，因此實際勞動力更加少。

首相安倍晉三曾提出稅制改革，鼓勵女性就業，然而社會對此反應冷淡，因為只是推進女性就業，所要解決的育兒設施的增加和福利補貼沒有跟上。

低出生率帶來的第二個問題，是消費萎縮。

新技術、新設計以及各種時尚潮流的消費對象是年輕人，然而隨著年輕一代數量的逐年遞減，消費趨於飽和。

相反，面向高齡階層的消費品開發似乎成了新的熱點，但高齡階層對於時尚等消費能力有限，能夠開發的產品集中在一些未來疾病和護理等方面。

少子化帶來的第三個問題，是教育危機。日本的教育資源並不缺乏，但是學校對於學生的教育和管理作用有限。

作為一個傳統文化和西方外來文化混合的日本社會，教育處於兩難境地。

統一的應試教育依然佔主導地位，追求精英教育的父母督促孩子去上各種私塾補課。另一方面，孩子對於老師的權威嗤之以鼻，對於父母傳統的生活態度感到虛幻，人生如同是在一個軌道上，還沒有進入軌道，就已經知道軌道那頭的結果。

「團塊」那一代，彷彿是造就了一個人生的模式，在學校做優等生，進入一流大學學習，然後進入一流企業就職，在企業的升職階梯中一點點往上爬，直到退休。而女性則是一流大學加一流企業，再找個優秀男人結婚，做全職太太。

當父輩要將這個模式套入下一代，對於70年代出生的人或許還有一些吸引力，因為雖然日本的經濟泡沫破滅了，但依然是世界第二經濟強國，而對於之後出生的八十、九十後則沒有任何吸引力。

為了獲取社會的認可，犧牲自己的個性為公司而努力，從而得到富裕中產階級的生活，年輕一代覺得這樣的價值觀簡直庸俗到令人作嘔。

物質上已經極為發達的日本，文化上對於歐美文化是崇拜和模仿的，隨著矽谷精神的崛起，簡素的生活，回歸生命本質的探索，自我意識的覺醒，使得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過自己想要的生活成為主流。

開一間小麵包房，做一個與眾不同的髮型師，比在大公司爬格子要酷得多，做一個時尚設計高手開自己的事務所，或者電腦開發從業者，做自由職業者，自己簽約而不是受制於公司的固定上下班制度，都是一些流行的個性表現。

當個性漸漸高於共性，對於比較也漸漸失去了興趣，那些奢侈品的消費變得毫無意義。

另外，需要提一下的是日本的稅制和工資問題。

日本是個平均主義的國家，工資集中在平均線左右，國家採用累進稅制，年收入愈高則稅率愈高。

因此，日本國內年收入1500萬日元以上的人群比例極低，經濟學家感嘆有錢人都離開日本，到稅制比較寬鬆的國家或地區，如新加坡、香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