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會營：儒學核心價值觀與當代價值系統重建芻議

儒學核心價值觀與當代價值系統重建芻議

常會營

【摘要】隨著改革開放的進行和國際形勢的發展，儒家思想及其核心價值觀如仁義禮智信等又逐步得到了學者和世人的推崇，國家也逐步開始重視儒家思想。本文主要從儒學價值觀的內涵及特點、政府對儒學核心價值觀的肯定與支持以及北京孔廟和國子監在當代新型價值系統重建中的歷史作用這三方面，闡述了個人對儒學核心價值觀的認識，認為政府對儒學核心價值觀肯定與支持必將對儒學弘揚起到積極作用，北京孔廟和國子監傳統教化功能正在逐步恢復並發揮積極歷史作用。

【關鍵詞】 儒學 核心價值觀 價值系統 重建

儒學價值觀是一個很大的歷史概念和價值文化系統。它包含了孔子、孟子、荀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學，也包含了陸賈、叔孫通、賈誼、公孫弘、董仲舒、鄭玄、王肅等的漢代儒學；既包含了何晏、王弼等魏晉玄學化儒學，也包含了孔穎達、韓愈、柳宗元、李翱等的隋唐儒學；既包含了二程、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為代表的宋明儒家，也包括了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戴震、錢大昕、王念孫、王引之、阮元、孫詒讓等的清代儒學；同時，它也包括了近代以來的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王國維、孫中山、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張岱年、牟宗三、張君勱、錢穆、徐復觀、杜維明、劉述先、余英時等為代表的近現代儒學（有人稱為新儒家）。其實，每一時代的儒學價值觀都有其鮮明的時代特色，有著不同於其它時代的思想特徵，但是，作為漫漫儒家思想長河中的一段，他們與前代保持著緊密的思想聯繫，繼承並發展，既損且益，在兩千多年來的中國政治與社會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與價值。如伽達默爾所言：「即使在生活受到猛烈改變的地方，如在革命的時代，遠比任何人所知道的多得多的古老東西在所謂改革一切的浪潮中仍保存了下來，並且與新的東西一起構成新的價值。」

1938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1942年，毛澤東與匡亞明談話時強調，孔子是二千年前的偉大人物，思想中有積極的東西，也有消極的東西，要批判地繼承和發揚。為存進家庭和社會的和諧，毛澤東仍然注意藉助孔子有關思想，他說：「我們主張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愛弟敬，雙方互相靠攏，和和氣氣過光景。」張曙光教授認為，「這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提出建立『和諧社會』的最早版本」。

我們這個時代，是改革開放、經濟轉型、社會結構嬗變的時代，舊的傳統的價值觀已經被人們推翻得拋棄得差不多了，特別是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及文革的衝擊，傳統文化及價值觀更是變得面目全非。然而，當代價值系統卻尚未得到有效地建立。因此，當代價值系統的重建就成為當務之急，成為現在這一代甚至以後幾代知識分子共同承擔的歷史使命。否則，我們就只能照辦照抄人家西方的那一套東西。然而，西方的那一套究竟適合不適合我們呢？目前為止，還很難說。如楊國榮先生在《現代化過程的價值向度》一文中所言：「與注重工具理性相聯繫，現代文明往往以功利原則為社會運行的槓桿。……無可否認，功利原則確實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某種活力，但功利原則的片面突出，同時也帶來了另一重後果，即所謂市場取向的形成。在過度的利益欲求驅使下，人往往按市場的需要來塑造自己，『他的目標是在市場上成功地出賣自己。』於是，人在實質上被商品化了。這種普遍的商品化與拜金主義相融合，不僅導致了主體價值的進一步失落，而且削弱了社會的凝聚力：社會似乎被分裂為僅僅關心自身利益的不同商品原子。現代社會的另一個特點是個體原則的突出。個體原則的注重誠然為主體創造性的發揮、個體的多樣化以及競爭機制的引入等提供了價值觀的基礎，但由此而過分地規定個人權利界限，並以無情的競爭為實現個體權利的方式，卻很容易導向個人主義乃至利己主義。……與利益關係上的個體化趨向相反而相成的，是社會對自我的控制和支配。……大眾文化的反覆強化，同時也使人變得越來越習慣於服從，廣播、電視、電影、通俗小說、廣告等等，千萬次地向人們灌輸各種有關政治、職業、消費、娛樂等觀念，使人來不急思考便接受了這種外在的『引導』。與此相聯繫，人們往往趨向於認同、肯定既成的社會秩序，其批判、否定的能力則愈益弱化，從而成為馬爾庫塞所說的『單面人』。」

當代價值系統必須適合中國的特點和要求，也就是必須符合中國的國情，民情，必須符合中國的傳統向現代轉變的現實需要和時代特徵。這又絕不是照搬照抄西方的那一套東西所能輕易解決的。

如吳光在《重塑儒學核心價值觀——「一道五德」論綱》中所言：「當今許多有識之士，如當代海外與港台新儒家的思想代表杜維明、成中英、劉述先、林安梧、龔鵬程等，以及中國大陸的新儒家後起之秀，都在殫精竭慮、冥思苦想，努力提出新見解，甚至構造新體系。例如，有人提出『三綱一個不能要，五常一字不能少』，有人提出用『一本五常』（即『民本』與『孝、仁、義、中、和）取代傳統儒學的『三綱五常』說，有人提出以兩性關係為主軸的公民社會『新倫理』，有人則提出以『公、仁、義、誠、勤』為核心價值的『新五常』說，等等，這些都反映了儒家學者為適應新時代需要而重塑儒學核心價值觀的理論創新。……我所謂的『一道五德』論，是指儒學根本之道是『仁』道，而體現這個『仁』道的五常大德是『義、禮、信、和、敬』。」

一、儒學價值觀的內涵及特點

2004年，我閱讀了一些關於華人家族企業傳承方面的文章。我看到，對於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價值觀對華人家族企業的影響,不同的研究者從各自的角度進行了論述和評價。對於儒學價值觀的內容以及在華人企業傳承發展中的作用和得失,他們的論述大都大同小異。基本上說，他們都比較正確地歸納總結了儒學價值觀的具體內容,例如勤勞、節儉、家族主義、實用主義（非杜威的）、重視教育、文化親和力, 個人信用和忠誠互惠, 「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親疏有別的「親親」意識，等等。

縱觀儒學核心價值觀的產生和發展過程，我們可以看到，在孔子那裡，可以歸結為兩個字,就是「仁」和「禮」,其中仁是其內在精神,而禮則是其外在體現.在中國學術界,大都將「仁」或「仁」和「禮」作為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核心。其中，禮被後來的荀子繼承和發展，荀子認為，古代的聖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荀子·性惡》），採取德法並舉的治民手段。荀子總結說：「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荀子·成相》）。同時，他的思想也成為法家思想的源頭活水，其弟子韓非和李斯將其發展到極致。法家思想在春秋戰國大行其道，它成就了秦王朝的一統天下，但其苛政暴虐、不施仁義又導致了秦王朝的短命和覆滅。漢承秦制，逐步實行儒法並用，漢武帝時政治思想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則是王霸並施，剛柔並濟，所以才有了大漢王朝的彪炳千秋。

仁的精神被孟子所繼承,並發展為」仁義」學說,概括起來即為仁、義、禮、智「四端」或「四德」。孟子見梁惠王時,第一句話就是「王何必曰利,與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後來反覆強調「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離婁上》，要求人們應該「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盡心上》，即要求人們將「仁」作為時時安居的房子，而「義」則被視為人們踐行「仁」的必由之路。漢代董仲舒則進一步發揮為「三綱五常」。

筆者通過考察，發現在清末及後來廣為時人所抨擊和詬病的三綱五常最早源自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義》，其思想還可追溯到春秋時期鄭國的賢相子產，後來在東漢的《白虎通》中進一步引申發揮。通過考察三綱五常，我們可以對漢代的天命思想以及天道人道之關係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

《春秋繁露·基義》中說：

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秋為死而棺之，冬為痛而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

這裡的意思是說，像仁義制度這些東西，都是根據天道得來的。天就好比君覆蓋萬物，地就好比臣載承萬物；陽好比丈夫而生成，陰好比妻子而作為輔助；春天好比父親而生子，夏天好比兒子而養育，秋天好比死而施以棺槨，冬天好比哀痛而入葬。王道的三綱，可以從天道求得。

其實，如果單就天道與人倫的關係著眼，早在春秋時期鄭國的執政子產的論述中就已經有了「三綱」的萌芽。子產一方面否定天象是人事的先兆，另一方面又認為自然現象與人類社會具有內在聯繫，他說：

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東漢班固編纂的《白虎通》云：

三綱者何謂？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為化，若羅網有紀綱之而百目張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之謂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人為三綱，法天地人。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歸功也。父子法地，取法五行轉相生也。夫婦，取象人合陰陽有施。君，群也，群下之所歸心。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也。父者，矩也，以度教子。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婦者，服也，以禮屈服也。

「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好生愛人。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智者知也，或於事，見微知著。信者誠也，專一不移。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常，仁、義、禮、智、信是也。」

對於仁的具體內容應該如何理解呢？根據孔子的觀點，仁主要包括這樣一些內容，如《論語·學而》中的孝弟，還有其他的如恭寬信敏惠，溫良恭儉讓等。孔子說過「克己復禮曰仁」，也就是要人們剋制和檢討自己的不良慾望和行為，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禮儀規範的要求。另外，很重要一點，就是孔子所強調的「仁者愛人」的命題，要求人們「泛愛眾而親仁」，就是要求人們做到泛愛萬眾，不要以自我為中心。這在孟子那裡歸結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也就是說，人首先要親近和愛護自己的親人（這裡主要是指父母），然後再往外推，就是要做到仁德愛民，以仁德之心親民愛民，這是儒家倫理愛的外化過程中很重要的一步；由仁德愛民再向外推，就是泛愛萬物了，這是儒家倫理中愛的最高境界。

《大學》開篇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應該說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思想有異曲同工之妙。明明德，可對應於孟子的「四德」即仁、義、禮、智，或者可對應於董仲舒的「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此「四德」或「五常」可對應於個人之內在修養。儒家之道雖始於親親，始於修身，但並不止限於此，而親民則是一種在此基礎上的外推，親民可對應於孟子的「仁民」。止於至善，何謂至善？倘若我們只認為便是孟子的「四德」、董子的「五常」、程朱的「天理」，則實際上與「明明德」並無差異，豈不是一種理論重複？「至善」並不止於明明德，亦不止於親民，應該是在二者基礎上的更廣的外推，那便是「愛物」。「愛物」並不限于思想情感的認知，而是「知行合一」。

如果用馮友蘭先生的「四境界」說來看，這裡的「親親」可稱之為人的「功利境界」，即為私、為個人的利益而生活，「仁民」則是「道德境界」，即為公、為社會的利益。至於「愛物」，則可稱之為「天地境界」，即覺解宇宙、「真際」，徹底了解人生的意義，為宇宙的利益而生活，以至與宇宙合一，達到「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理想境界。後代的儒家，無論是兩漢經學，宋明理學，更不必說清代的「樸學」、金石學，都鮮能有超出此境界者。身為「北宋五子」之一的張載，在其著書《西銘》中提出了「民胞物與」的觀點，也正是在繼承孟子這一思想的基礎上所作出的。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人們在評價孔孟儒學價值觀時，提出儒家重視「愛有差等」自然是不錯的，但是這只是停留在儒學價值觀中的第一層次，亦如馮友蘭所說的「功利境界」。其實，孔孟的儒學價值觀並不限於此，在它的後面還有兩個更高的層次存在，即「仁民」與「愛物」，我們亦可稱之為「愛無差等」。如果僅僅停留於「親親」的較低層次（據馮先生觀點，自然境界當為人的最低層次），那麼，如那些研究華人傳承發展的人所言，儒家的這種傳統倫理思想必然會因為時代的發展而終遭拋棄的，因為伴隨著現代市場競爭與網路媒體的發達，人與人之間關係也在不斷發展變化，由過去的重視血緣親情，重視地緣與友緣，逐步轉到重視職緣、業緣上來（當然，血緣親情在任何時代都是必須的，這裡主要是指片面的強調「親親」，從而導致眼界閉塞，忽視了廣納賢才）。然而，如果能夠在重視血緣親情的基礎上，更看到其中的「仁民」和「愛物」思想，我們便大可不必如此悲觀了。相信這一思想在任何時代，在任何歷史和社會條件下，都不會過時的。

正是基於這一點，我們才會說，馬克思·韋伯在他的開山之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所指出的儒家倫理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將不再適應社會發展需要，因而必然會最終遭到淘汰的觀點是片面的。馬克思·韋伯沒有正確認識和評價儒家的核心價值觀，中國的很多研究者似乎也沒有給予充分認識和公正評價。

另外，傳統文化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自身的獨立性、超越性以及變遷性。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學價值觀也是如此，其中很多內容比如勤勞、節儉、實用主義、重視教育、文化親和力, 個人信用和忠誠互惠、仁民、愛物等，都具有超越時代的永恆意義和價值。此外，在儒家核心價值觀的發展過程中，它的很多思想也在不斷地變換著內容和形式，它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這種追隨時代的變遷性也決定了其並非必然要遭到淘汰的。

二、政府對儒學核心價值觀的肯定與支持

近聞曲阜孔廟附近正在建造一高達四十餘米、容眾三千餘人的哥特式耶教大教堂，儒家學者、社團、網站深感震驚和憂慮，特鄭重呼籲有關各方尊重中華文化聖地，立即停建該耶教教堂。這份意見書也在華人世界一石激起千層浪，贊成者有之，反對者有之，折中者亦有之。首先，我是非常贊同這份意見書的，因為它代表了我們大多數儒家學者、儒學研究者以及對儒家思想有同情之理解的人們的心聲，有理有據，不卑不亢，發人警醒。我也看了黃玉順先生、張新民先生等的評論文章，深以為然。

百姓日用而不知，其實，我知道在我們的民眾中間，在我們的集體無意識中，儒家思想其實是根深蒂固的，畢竟，即便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算起，兩千多年了，我們的國家、民族直到個人的血脈中流淌的不還是儒家的孝弟忠信、 仁義禮智嗎？這種兩千年的集體的無意識豈能是短短的一百年的歷史創傷所能徹底截斷的？然而，在現實層面，我們的儒家學者和研究者，雖然也做了不少努力和工作，畢竟影響力還是有限，我們除了能在學校、研究機構、社團和學術會議中發揮相當的作用之外，我們的影響其實是很有限的。

政府其實也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在教材中加入儒家思想和內容如《論語》，再如在世界其他國家建立280多所孔子學院等等。從積極的方面來講，我們也許可以把孔子學院作為將來推廣和宣傳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前沿陣地，只是由於語言、環境、風土人情等的差異，我們必須首先解決語言問題，然後才能做進一步的努力，孔子學院的未來值得期待。

我們可以看一下北京市市委市政府起草的一份關於大力推動首都文化功能核心區的意見書（略），大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其中包括打造以孔廟、國子監為中心的國學文化展示區。對孔廟、國子監進行文化功能復興，修建高規格、高品位、高質量的「進士題名碑展示廊」和「十三經碑林展示廊」，進一步提升文物環境和基礎設施品質，建設世界儒學研究、傳播中心，舉辦有影響力的弘揚國學活動，傳承國學文化。策劃推出孔廟國子監國學文化節。推廣節慶文化，將現代文化活動與傳統民族節日相結合，利用春節、元宵、端午、中秋舉辦大型節慶活動，提升春節廟會、清明詩會、端午賽龍舟、中秋文化節的組織水平，吸引北京友好城市和有相同節慶國家的文化組織參加。當然，其中有一些是要求過高的.但總而言之，我們從中看到了政府對中華儒學的重視。

據《人民日報》2月2日報道：１月２２日至２月１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五次座談會，徵求對即將提請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的意見。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表，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學者，科技、教育、衛生、文化、體育界代表，企業界代表和工人、農民、學生等基層群眾代表，分別出席了座談會。談起自己對儒家文化的理解時，溫家寶表示：儒學一是仁或者愛，「仁者愛人」；二是善，「無惻隱之心，非人也。」這是道德的基礎；三是和，「和為貴」、「和而不同」。四是剛健自強，「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五是民本思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溫家寶尤其強調了道德問題。他說，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有各種原因，但不能否認其中一個原因是一些企業家道德淪喪、重利輕義，將經濟災難轉嫁到人民身上。黃玉順教授評價說，確實抓住了儒家文化的關鍵的要領：1、仁（愛）；2、善（義）；3、和（禮）；4、自強不息；5、民本（民貴君輕）。唐文明教授認為「仁者愛人」體現了外在維度，善則是內在維度，和則是禮樂根本。和諧背後包含著等級秩序、倫理秩序，禮儀不能和諧，要考慮公平。人倫秩序是基礎，首要是家庭觀念。自強不息和民本是政治理念。

政府在教材中加入儒家思想和內容、在海外建立多所孔子學院、發布《關於大力推動首都功能核心區文化發展的意見》，以及溫家寶總理髮表的對於傳統文化的理解，另如習近平副主席號召領導幹部要學習《弟子規》等等，至少代表了我們國家和政府的一種比較明確的態度，向我們廣大儒學研究者透露出國家和政府對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重視和高度關注。

三、北京孔廟和國子監在當代價值系統重建中的歷史作用

孔廟，又稱文廟，先師廟，是中國古代用於祭祀孔子和推廣儒家教化而興建的重要禮制性建築，幾乎遍布全國各地。據史料記載，明代全國就有府、州、縣三級文廟約1560所，清代則增至1800多所。目前全世界有紀念孔子的孔廟、文廟1300多座。人們把孔廟當作德育、智育學習的場所，成為人們的精神家園。在中國，孔廟遍布各地，但孔氏家廟全國僅有兩處，一在山東曲阜，一在浙江衢州。而北京孔廟規格最高，是元、明、清三朝皇帝舉行國家祭孔的場所。除中國外，日本、韓國、東南亞乃至歐美各國也都建有孔廟。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後，為了加強思想統治，籠絡漢族民心，下令襲歷代舊典，命宣撫王楫於金樞密院建宣聖廟，祭祀孔子。據《元史·哈刺哈孫傳》：「京師久闕孔子廟，而國學寓他署，乃奏建廟學。」元成宗鐵木耳大德六年（1302年），在今址建廟，元大德十年（1306年）建成，西鄰國子監，（又稱「太學」）構成左廟右學規制。由於孔子被譽為聖人，明代以後還享有某些與皇帝相等的待遇，故而在北京孔廟大門外東西兩側二十米處，各設一座清代下馬碑，碑身正背兩面，分別鐫刻：「官員人等至此下馬」滿、漢、蒙、回、藏、托忒六種文字。文官到此下轎，武官到此下馬，即便皇帝親臨，也要下輦步行，以表廟門森嚴、聖賢至上，孔子地位之尊。同時在孔廟大門前還設有鑲嵌琉璃雕花磚影壁一座，以示孔廟的威嚴。北京孔廟經歷代多次擴建修葺，至民國五年（1916年），才最後竣工。至此，北京孔廟形成現今的規模和布局，成為僅次于山東曲阜孔廟的全國第二大孔廟。

國子監古代又稱為太學，其歷史其實更為久遠，傳說中的五帝時期便有了太學雛形，而夏商周也有各自名稱，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孟子·滕文公上》）現在全國各地孔廟裡面大都有「明倫堂」（北京孔廟曰「彝倫堂」，匾額為康熙皇帝御書，南京夫子廟則曰「明德堂」。）大概亦來源於此。周代天子有五學，分別為東西南北四學（即東序、瞽宗、上庠、成均）加上中央之學即辟雍（現在國子監辟雍大殿里有「於樂辟雍」四字匾額，為乾隆皇帝御書）。公元前124年，漢武帝設太學，立五經博士。直至隋煬帝大業三年（607年），才正式設立國子監，並開設進士科，開創了科舉取士的先河。北京國子監始建於13世紀的元朝（1287年），是元、明、清三代國家管理教育的行政機關和最高學府，至今已有7百多年歷史。

孔廟、國子監是集我國幾千年歷史文化薈萃之地，蘊涵了深厚的民族歷史文化。自元代以來700餘年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孔廟、國子監為我國保存了深厚的傳統教育與民族文化。在孔廟院內保存至今的元、明、清各代所刻立的198通進士題名碑中，刻著全國各地各民族的51624名進士的名次、籍貫。中國歷史上的許多著名人物在進士題名碑上都有所體現，如于謙、史可法、袁崇煥、曾國藩、翁同龢、林則徐等。其中光緒三十年（1904年）清代最末一科進士題名碑上刻有「沈均儒江西秀水人」。沈均儒是著名的愛國人士，新中國成立後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由傳統社會的進士到新中國的領導人，也可謂是近代史上的一段佳話。還有一些事迹、傳說在民間流傳甚廣的傳奇人物，如劉墉、紀曉嵐等，也均碑上有名。在孔廟與國子監兩院夾道內保存有同樣著名的刻於乾隆年間多達189通的十三經刻石以及歷代的御制碑，也都真實地再現了我國古代高度發展的傳統教育與歷史文化，體現了歷史上中華傳統文化多元一體的高度統一與融合。在今天，將成為海內外民族同胞互相認同的文化標誌。國子監招收的學生來自全國各地，其中包括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學生。國子監又是全國唯一可以接受外國留學生的學校：琉球、日本、朝鮮、越南、泰國、俄羅斯等國的學生，也曾在國子監讀書。國子監為培養全國各族學生成長，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發揮過積極的重要作用。

國子監作為古代中央大學，歷來倍受國家重視，多有修建，尤其是經明永樂、正統年間分別進行的大規模修繕，清乾隆年間增建辟雍後，形成了今天的建築規模和格局。國子監曾是宣揚教化、主興文脈的聖地，蘊含著豐富的國學文化內涵，濃縮了兩千年儒家文化精髓，凝固了一千三百年的科舉之路。

民國時期和新中國建立後，也曾對國子監進行過不同程度的修繕，使得這座古老的大學至今保存完好。1961年由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至2005年，隨著首都博物館和首都圖書館及少兒館陸續遷出，孔廟和國子監又重新歸於一體。2008年奧運會前夕，市委市政府和文物局又專門斥巨資對其進行了大規模修繕，才終於有了今天孔廟和國子監煥然一新的面貌。2008年6月,孔廟和國子監博物館正式掛牌並全面對外開放，標誌著國家投資近1億元，歷時三年的孔廟國子監主體修繕工程宣告完成。孔廟和國子監博物館開始了由一個文物保護管理型機構向社會服務型機構的轉變，承擔起了收藏、保護、研究、教育、展示、傳播孔廟和國子監歷史文化的重任，也由此掀開了孔廟、國子監歷史發展的新篇章。

北京孔廟和國子監作為元明清三代皇家祭孔的重要場所，以及最高學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機構，曾經擔負著如同現代北大、清華、中央黨校以及教育部等的文化教育職能。1901年傳統的書院被改為學堂（如京師大學堂），而後1905年，讀經被廢止，延續了1300多年的科舉制度也被廢除。孔廟和國子監的教育和行政職能也趨於式微，孔子、儒學教育全面弱化。現在，黨和國家領導人充分意識到傳統文化對重塑國民精神的重要性，現代教育改革也逐步開展，漸漸加大傳統文化、儒學及其精神在教學內容中的比重。孔廟和國子監博物館也抓住這一大好歷史契機，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推動儒學復興，振興傳統文化。

（一） 舉辦各種展覽，弘揚和傳播儒學

孔廟和國子監博物館成立之初著力完成幾項展覽如《大哉孔子展》、《孔廟歷史沿革展》、《科舉展》、《國子監復原展》後，把工作重點逐漸轉移到科研上，以科研成果帶動展覽，以科研成果吸引遊客，以科研成果策劃活動，以科研成果促進學術交流。通過實物、圖片、視頻、場景相結合的方式，介紹孔子及思想、儒家文化、古代教育、科舉制度等。博物館開闢了700多平方米的臨時展廳，主辦或承辦國內外文化展覽活動，豐富文化活動內容。先後舉辦了《世界文化名人—孔子展》、《我們的節日—中國傳統節日文化展》、《孔廟國子監論語書畫展》等十餘項展覽， 受到文博界和廣大觀眾的認可和好評。舉辦巡展，向社會民眾宣傳傳統文化，先後製作了《中國傳統文化節日展》、《孔廟國子監文化精品展》等巡展，深入到社區、學校，工廠、警營和農村等地區展出，通過通俗易懂的語言和形象直觀的圖片、圖像宣傳傳統文化，深受廣大群眾的歡迎。

（二） 結合孔廟、國子監的文化內涵特點舉辦科普知識、文化交流活動

孔廟和國子監博物館先後與北京京西學校聯合舉辦了富有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高中生畢業典禮；與東城區教師研修中心、東城區史家小學共同承辦了「開發社會實踐基地課程資源，全面培養學生實踐能力」的展示課，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好評。

（三）開辦「成賢國學館」，弘揚儒家文化

博物館開辦設立「成賢國學館」，依託孔廟、國子監得天獨厚的文化資源，以「聖賢之地，讀聖賢之書，成聖賢之士」為宗旨，舉辦中學學生國學培訓班、太極茶道培訓班、古琴培訓班、國學講座、文藝表演等活動，讓大眾更多的接觸傳統文化，誠信愛國、明德愛人，逐步形成了博物館文化新亮點、新品牌。漢服和太極茶道等文藝表演節目於2010年9月25日赴台灣演出，促進了兩岸文化交流。

（四） 成立學術委員會，聘請儒學專家參與指導

兩年多來，博物館高度重視學術和業務研究工作，成立了我們自己的學術委員會，取得了一系列的科研學術成果，出版了若干部較高質量的書籍，發表了多篇較高水平的學術論文，製作了孔廟國子監專題片，成功申請了市級、局級的課題基金，舉辦了一系列有影響的文化學術活動，推出了若干重要專題陳列展覽，實現了科研成果的有機轉化，取得了積極的社會效應，引起了很好的社會反響。近三年來，我們圍繞孔廟國子監的歷史沿革、儒學文化、孔子文化、古代教育、科舉制度、石碑石刻等展開學術研究和業務研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

（五）打造文化品牌，擴大社會影響

近3年來，孔廟和國子監博物館所開展的「我們的節日」—— 「博物館裡過大年」、「清明文明健康行」、「重陽節敬老禮」，以及國子監國學大講堂、孔廟國子監國學文化節、大成禮樂樂舞展演等，已經形成首都文博系統的重要文化品牌，引起了廣泛的社會反響。

（六）「進士題名碑展示廊」和「十三經碑林展示廊」

根據《關於大力推動首都功能核心區文化發展的意見》，市委市政府提出建立孔廟、國子監為中心的國學文化展示區。並特彆強調，要對孔廟、國子監進行文化功能復興，修建高規格、高品位、高質量的「進士題名碑展示廊」和「十三經碑林展示廊」。為了貫徹落實市委市政府的這一決策，我們特別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召開進士題名碑和十三經碑林保護論證會，並將十三經展覽和進士題名碑展的大綱撰寫和布展工作提上議事日程。為高質量完成「進士題名碑展示廊」和「十三經碑林展示廊」，孔廟和國子監博物館多次組織著名專家反覆論證碑石保護和撰寫展覽大綱。我們認為，十三經展覽和進士題名碑展覽與十三經碑林和進士題名碑主次關係應分清，展覽是實物參觀的補充，處於輔助參觀的地位。要做到「經緯結合」，講求系統性。整體碑林展覽和局部碑刻展覽要緊密結合在一起，以方便觀眾參觀並及時有效地回答觀眾提問。在現有條件下，要盡量保持現狀，展覽設計、形式設計，要與環境密切集合。

北京市領導對兩處碑刻也非常重視，市委書記劉淇、前市委宣傳部部長蔡赴朝等曾為此專門來孔廟國子監指導工作。進士題名碑和十三經碑林的頂棚改造已於去年十月底完成，整體面貌為之一新，並得到領導和觀眾的充分肯定。「進士題名碑展示廊」和「十三經碑林展示廊」現已完成初步設計工作和大綱撰寫工作，不久，兩處碑林將以更為生動的面貌重新展現在世人面前。

（七）聯合打造國學教育基地，擴大儒學教化功能

近年來，隨著國學熱的不斷升溫，社會各階層對傳統文化的學習和研究熱情不斷高漲。孔廟和國子監作為古代皇家祭孔的重要場所以及古代最高學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機構，在傳統社會行禮樂、宣教化、昭文明而流教澤方面起到了無與倫比的社會示範作用，是繼承、發展和弘揚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文化的重地，其得天獨厚的環境優勢和資源優勢也有待進一步發掘和利用。在過去的一年中，我們也充分利用和發揮自身優勢，與北京市市委黨校、北京市社科聯簽署了合作協議，聯合打造國學教育培訓基地。截至今日，我們已經數次為市委黨校的處局級幹部培訓班，提供國學教學實踐活動課程，吳志友館長親自介紹情況，講解博物館的發展思路和做法。我們還為培訓幹部播放孔廟和國子監專題宣傳片，選派講解員、業務研究人員帶領他們參觀孔廟和國子監，回答領導們提出的問題，進行孔廟和國子監歷史文化和國學知識的講解互動，得到了市委黨校領導的充分肯定和培訓班學員幹部們的稱讚。

結語

總之，筆者認為，儒學核心思想諸如仁、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在當今新型價值系統的重建中應該能發揮其舉足輕重的歷史作用。如高兆明在《民族道德文化：從傳統到現代》一文所言「傳統儒學所關注的問題，如成人、治世等，以及包含在仁、義、禮、智、信、忠、孝、廉、恥及民生、民本等值內的作為理性實踐的一般價值要求，則具有永恆性。它們或者是人類社會生活無法迴避、必須正視的永恆問題，或者是人生在世或社會生活的一般價值要求。」關鍵是，我們如何讓民眾對這些價值觀念做一個自覺的意識和理解。知難行易，倘若我們的民眾能夠對這些思想有一個準確的理解和體認，而不將其歸之於封建的糟粕和遺毒，那麼踐行起來並不是很難的事情的。舉一個不恰當的例子，孔廟十三經碑林中存有乾隆年間刻立的儒家十三經，有這方面知識的遊人會認為這是瑰寶，對此了無所知的人則會認為像墓碑一樣陰森森。而要做這方面的工作，固然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引導，同時也需要我們研究者既要做高深的學術研究，又要將高深的研究成果通俗化、大眾化。這就像我們所做的一項項陳列展覽例如《大哉孔子展》、《北京孔廟歷史沿革展》、《科舉展》和《國子監復原展》，簡明扼要，一目了然，寓漫長的歷史、高深的學理於淺近的敘述之中。當代新型價值系統的重建，需要政府、民間儒學團體、高校社團等的協同努力和合作。如果我們能夠上下一致聯合起來，能夠相互學習、交流，彼此借鑒，相互促進，那麼，相信儒家核心思想必將會在新時代獲得新生，當代新型價值系統也必然會得以重建。

2012年11月，《儒學核心價值觀與當代價值系統重建芻議》發表於《京師中國哲學》第三輯《中國哲學中的價值觀問題》。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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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達默爾著 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第363頁。

《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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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會營，男，漢族，生於1980年6月，山東壽光人。2003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2003年至2009年，先後師從周桂鈿教授和張奇偉教授，相繼獲得中國哲學碩士和博士學位。2009年起，就職於孔廟和國子監博物館研究部，副研究員；衡水學院特聘教授。兼任中華孔子學會理事、中華孔子學會董仲舒研究會副秘書長。中國孔廟保護協會、北京博物館學會、北京壇廟文化研究會、圓明園學會、中華孔子學會董仲舒研究會、河北省董仲舒研究會會員。2012年度，協助中央電視台第四頻道錄製《北京孔廟大成殿御制匾額》。主要研究方向為儒家哲學、《論語》學、孔子及門人弟子研究、祭孔禮樂以及孔廟和國子監歷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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