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變了嗎？（上部）

「我願意做一個被人遺忘的人。」諾獎後的莫言一直在強調這句話。可是近一年來，他究竟在做什麼，他變了嗎？7月13日，鮮有露面的莫言，出現在「文化中國·多聞多思講壇」上。黑黃紋的街版式花體恤，和去年登台領獎的燕尾服相比，家常，接地氣，就跟他此刻一張口說話一樣，透著山東高密的鄉土味。當然幽默的腔調里，隱藏的儘是歲月留下的絲絲謹慎。你沒辦法要求一位「開會一直想到最後一排座位上去，走路一直是走馬路的最邊上，說話永遠要低調」的人，忽然去改變什麼，儘管這個改變，因為諾獎。

莫言的此次出場，可以想像的人頭攢動，場面黑壓壓，原計劃200多人的場地，最後連站的地方都不易找到。面對這樣的場面，莫言又謙虛了，他說自己撐不下來，於是把央視名嘴白岩松拉過來做搭檔。「我答不上來他肯定會幫我救場」。

因為諾獎，莫言備受爭議。有人罵他恨他，有人愛他誇他。莫言說，「我希望他們不要太恨，太恨了傷身體。」笑聲、掌聲哄地壓倒他的聲音。

變的究竟是莫言，還是我們自己？那好，本刊作為現場一員，選取莫言此次演講中的某些片斷以饗讀者。

文學作品裡面的思想表達，實際上應該是通過形象來表達的，而不是說是像教師一樣，在裡面宣教。作家的思想當然要在作品裡面表現，但是一定要通過形象來表現出來的。

（上部）

得與失

——「如果我是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我寫的作品一定要是超水平高水平不能讓人笑話，這種嚴格的要求也很好，但是給自己的寫作造成的傷害很大。」

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有得必有失，儘管有人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其實種瓜得不到豆，還是失去了得豆的機會，得這個獎也是一個很大的榮譽，很多的獎金，肯定是得到了很多，但是實際的就是，好像也沒有失去什麼。（自己嘿嘿一樂，現場觀眾也跟著樂）

若說失去的話，就失去了一些自由，我在得獎以前，可以騎著自行車在平安大街上跑來跑去，去郵局，去銀行，去商場都可以，得獎以後可能這種自由就失去了，我去北大醫院開藥去，在馬路上就被兩個外國人追了，追上我，合影，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也是得到了某種東西。

儘管我不願意承認現實，儘管我一點點的感覺到我的內心沒有發生任何的變化，客觀上確實有一些變化，剛才我講過，儘管我還是希望能夠騎著自行車上街辦我的事情，事實上是不太方便了，這實際上也是一種所謂的權力，我現在要辦一件事情，確實也容易了。比如說我去醫院看病前，有人可以讓我簽名，醫生也認識我，你先來你先來，我也失去了自由，我也得到了方便，所以不管怎麼說，得名之後，確實是有一種無形的東西在控制你，這個我覺得很可怕。

但是這也難以避免，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自己的內心無論如何不要發生變化，我在瑞典也說了八個字，就是心如巨石、風吹不動。不管外面有什麼樣的變化，你內心深處應該非常清楚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不要說我是一個諾貝爾獎得主，就可以為所欲為，就可以隨便的胡說八道，可以肆意的去干一些不該乾的事情肯定不會。

這樣是對文學的最大傷害，如果你老是把諾獎的包袱放不下，那今後的寫作會非常的困難。如果我是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我寫的作品一定要是超水平高水平不能讓人笑話，這種嚴格的要求也很好，但是給自己的寫作造成的傷害很大，不敢下筆了，寫完了以後自己都不敢拿出來，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要忘掉過去的榮譽，寫作的時候還是過去的我，還是要千方百計的保持自己的創作個性，而且要有膽量不怕寫壞，我們過去老覺得我們應該努力往最好的寫，現在我覺得應該反過來，不要怕寫壞，不要怕寫出來被人笑話，這樣才能輕裝上陣，才有可能寫出好的作品來。老擔心寫不好，很可能就真的永遠寫不好，我想很多諾獎得主得獎了以後創作停止了，可能更多的就是被這個包袱壓跨了。

（從獲得諾獎後）小說一個新的開頭都沒有，還是舊的開頭，而且基本沒有延續，從去年10月10號到現在，應該說沒有寫小說，也沒有寫劇本，寫了一些很小的文章，我也很焦慮，現在老想趕快坐下來寫，趕快坐下來。

去年春節前我想，過了春節一定要坐下來寫作，過了春節以後，我想今年下年半一定要坐下來寫作，現在是下半年了，我想明年過了春節我再寫。（觀眾大笑）

我最願意做一個被人遺忘的人，開會一直想到最後一排座位上去，走路一直是走馬路的最邊上，說話永遠要低調，這是我做人的一個習慣，今後我還希望這樣，我也反覆說過，大家趕快把我忘掉，個人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要不然這樣很大的獎，確實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我反覆說我在中國在世界上，很多作家都有資格獲得這個獎，甚至很多人比我更有資格，我無非是碰巧了，碰到我身上了，所以希望大家繼續關注我，如果只關注我一個人是不對的，應該關注更的的作家，如果只讀我的書更不對，應該讀更多的作者寫得比我好得多的作品。

自信與不自信

——人應該是有一個兩面性比較好，你不自信的時候，你就會有一種謙虛的內斂的精神，就會去仰望別人，學習別人，就會見賢思齊，自信的時候就會戰勝困難，會產生一種往前進的力量，這兩個狀態都需要。

自信與不自信，兩個都是我，每一個人實際上都有兩種精神狀態，在寫作的過程當中，也是自信和不自信的兩個人在搏鬥，寫得順的時候，叼上一支煙，念念昨天寫的，啊，真是天才！寫得不順的時候，心想這是什麼玩意兒，感覺自己沒寫過。在完成一個作品當中，經常交替的出現這兩種狀況，在做人方面也是一樣，有時候特別自信，有時候突然感覺真是事事無能，幾十年來一直是這樣的，如果一個人一輩子永遠自信，我想不是狂人也是傻瓜，如果一個人永遠不自信，那我想確實也什麼事情幹不成，人應該是有一個兩面性比較好，你不自信的時候，你就會有一種謙虛的內斂的精神，就會去仰望別人，學習別人，就會見賢思齊，自信的時候就會戰勝困難，會產生一種往前進的力量，這兩個狀態都需要。

剛開始學習寫作確實是在模仿，真正獲得一種自信還是有一個比較有名的中篇小說叫《透明的胡蘿蔔》這個寫的過程中也不自信，寫完了以後也懷疑自己這是小說嗎，小說可以這樣寫嗎？但是寫完了以後發表了，然後得到了文壇的好評，而且引發了一些爭論，這個時候突然感覺到自信了，既然可以這樣寫，大家覺得好，我就可以批量的生產，因為類似的題材、故事、素材很多很多，從這部小說以後，緊接著就是《紅高粱》啊，《天堂蒜薹之歌》啊，很快很快就出來了。

再也不上人當了

——「拖著死貓上樹」，你把我拖上去了我能不能下來，他們不管了。

讀軍藝時，李存葆的《高山上的花環》已經在全國有巨大的影響，我當時讀完也內心澎湃，覺得李存葆真是代表我們這一代軍人講出我們內心深處的一些話，後來第二部小說《山中，那19座墳塋》，我發自內心感覺他寫得不好，而且當時我的很多同學也都說不好，他們在後面推我，說你發言，你上來批評他，結果我一上來就大放厥詞，說得非常的尖刻，尖酸刻薄。結果我發言了以後，這些人全都不說話了，有的借上廁所的機會跑了，不露面了，可能我的火力太猛太沖了，大家一看局面不好收拾了就跑掉了。

從此以後我就學狡猾了，再也不能上人的當了，我們老家那句話，拖著死貓上樹，你把我拖上去了我能不能下來，他們不管了。這是開玩笑的話。

總而言之有一點，那個時候是八十年代中期，當時確實是在文學界裡面的思想解放，氛圍比較好，另外就是我們軍藝文學系營造了一個很好的小環境，同學們之間暢所欲言，每個人赤誠相見，彼此坦率的能夠表達自己的看法，再者那時候確實比較年輕，後來慢慢的也不是說學滑了，講話稍微注意一點藝術了。

作家需不需要有思想？

——文學作品裡面的思想表達，實際上應該是通過形象來表達的，而不是說是像教師一樣，在裡面宣教。作家的思想當然要在作品裡面表現，但是一定要通過形象來表現出來的。

到了80年代，我們這一代作家應該是生在一個比較好的時期，我們開始反思這個問題，我們也注意到，文學作品作家的思想不能空白，作家要表現一個戰爭或者表現另外一個事物，必須有自己的思考在裡面。大家都在寫抗日戰爭，除了故事不一樣以外，重要的是藝術方面有很多的探討。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方面，每一個作家更應該有自己的看法，這樣的文學作品才是比較好的文學作品。

文學作品裡面的思想表達，實際上應該是通過形象來表達的，而不是說是像教師一樣，在裡面宣教。作家的思想當然要在作品裡面表現，但是一定要通過形象來表現出來的。是藉助作品裡的人物來表現出來的，作家自己跳出來，在裡面指手畫腳議論這是比較笨拙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一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要把自己的思想埋藏得很深很深比較好，絕對一點說，有時候思想太多了反而會傷害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

為人民寫作還是作為人寫作

——如果一個作家自我的痛苦和整個的時代的痛苦是同步的，他表現自我出發的作品，就有可能帶有人民性。但我時刻提醒自己，不要說我是作家就可以居高臨下，要給你們指路，指引你們往哪一個方向走，我特別反感這一點。你身上自己帶著泥巴，才有可能和農民貼在一起，你如果身上抹的是雪花膏，貼也貼不住。

中國對作家這個職業的定位評價，還是沿襲了蘇聯時期的評價——作家詩人都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使我們的很多作家一時找不到北了，我是人民藝術家我應該怎麼樣，我應該坐在國家領導人的身邊吃麵包、喝啤酒，自己把自己抬到很高的位置上去，我們在文革期間很多作家一下子由天堂回到了人間，受到很多不公正待遇，實際上也是一個事情的兩個方面。

我們把作家捧上天，因為他是人民的代言人，是人類的良心，是人類的靈魂的工程師，這是一種過高的評價，一下子把它打下地獄，認為小說可以篡黨，可以顛覆一個國家政權，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評價，作家沒有那麼大的能耐，沒有那麼崇高也沒有那麼低下，他們利用小說顛覆一個社會一個國家是不可能的，而且我想一個人也不可能說讀了一部好的作品立刻變成了聖徒，也不可能說一個作品你立刻變成一個流氓，這是對作品過高的評價。我認為作家是一個職業，作家一方面確實通過他的作品來反映了廣闊的社會生活，某些作品確實代表了人民的心聲，反映了很多人的內心深處想表達的一種慾望。

作家認為在寫作之初帶有這樣的想法，來反映這個時代，我覺得有一點是不自量力，創作是一個個性化的矛盾，我個人認為，作家還是應該用自我出發來寫作，還是從自己感受最強烈的地方來入手，寫自己感受最真切的，自己最有把握的一部分生活，這會產生一個說法就是，你從自我出發，個人獨立，你只關心自己小痛小癢，只關心自己個人的小恩小怨，沒有一種人民意識，沒有一種歷史時代意識。

我覺得這個當然會有這樣的後果，但是我覺得也有一種巧合，就看這個作家幸運不幸運了，如果一個作家自我的痛苦和整個的時代的痛苦是同步的，他表現自我出發的作品，就有可能帶有普遍性了，有可能帶有人民性。

我時刻提醒自己，你作為一個作家要對職業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不要說我是作家就高人一等，就可以居高臨下，要給你們指路，指引你們往哪一個方向走，我特別反感這一點，我是一個作家，但是我應該時刻不要忘記，我是老百姓中的一員，我是老百姓中的一分子，我要和老百姓感同身受，只有這樣的話才有可能真正的貼近生活。你身上自己帶著泥巴，才有可能和農民貼在一起，你如果身上抹的是雪花膏，貼也貼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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