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可廢，道統不可廢，孫中山的革命乃繼堯舜周孔往聖之道統

06-30

關於中國道統的探討

訪談人民大學教授韓星

韓星，著名儒學、儒教研究專家，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西安中和書院院長。主要從事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化史、儒學思想史、儒家經典詮釋學、儒（孔）教問題研究。出版專著有《儒學新詮》《先秦儒法源流述論》《儒教問題：爭鳴與反思》《儒法整合：秦漢政治文化論》《孔學述論》《中國文化通論》《儒家人文精神》等，在國內產生廣泛影響。

正文

輔仁君：說到儒家，很多人會想到一個詞，道統。很多人認為辛亥革命或者說五四以後中國的文脈道統斷掉了，並且以此來反思或者苛責清末維新和革命運動。我看您在一篇論文中特意在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辛亥革命某種意義上也是在繼承道統，從黃帝堯舜到中山先生，這個道統還在延續。您可否解析一下道統在近代延續的情況，以及我們又該如何認識和發揚這個道統？

韓教授：近代以來西方文化進入中國，使中國文化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西方文化的全面挑戰，中國文化經歷了歷史上最深刻、最廣泛的一次全方位的危機。主體性喪失，道統失落，政統斷裂，特別是新文化運動割斷了幾千年歷史文化傳統，綱常墮毀，禮崩樂壞，學絕道喪，走上了西化的道路。如錢穆先生所說：「辛亥革命，民國創建，政統變於上，而道統亦變於下。民初即有新文化運動，以批孔反孔，打倒孔家店為號召。孔家店中之夥計，即本文所謂社會下層之士。自此以下，社會有民無士。上無君，下無士，此則庶及可謂之全盤西化矣。」由於背離了中國文化生生不息的「道」，導致民族危機，國家危亡，社會沒有了方向，人們受到不同文化思潮的影響，形成了許許多多的文化觀點，長期的爭論不休，結果還是不知道往什麼地方走，只好跟著感覺走，失敗了再爬起來，做錯了就當交學費。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用孔子的話說就是「大道既隱」。大道已隱，我們民族就沒有了核心價值觀，沒有了公認的價值標準，董仲舒說：「天不變，道亦不變」，道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東西，而是不可須臾離的大本大源、全體大用。而近代以來我們則是「為道屢遷」、「唯變所適」，沒有了常道、恆道。

在中國歷史上政統時斷時續，斷了可以再復興起來，惟獨道統不能斷。所以，20世紀以來國人對道統的延續特別重視。在學界以現代新儒家為代表，在中西文化的視野中對傳統道統進行了新的構建。余英時有一個總體上的概括，認為現代新儒家有三種道統觀：一是為錢穆先生所批評的由韓愈首先提出、由宋明儒學加以發揮倡導的「主觀的」、「一線單傳的」道統觀，它表現為某種具體的傳道譜系；二是錢先生本人所主張的是從歷史文化大傳統言的「此一整個文化大傳統即是道統」的「思想史家的道統觀」；三是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的思想中表現為以對「心性」的理解和體證為標準的「哲學家的道統觀」。這「哲學家的道統觀」就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勵《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所說的「中國歷史文化中道統之說，……乃源於中國文化之一本性。」「一本性乃謂中國文化，在本原上是一個文化體系。此一本並不否認其多根。此比喻在古代中國，亦有不同之文化地區。但此並不妨礙，中國古代文化之有一脈相承之統緒，殷革夏命承夏之文化，周革殷命而承殷之文化，即成三代文化之一統相承。此後秦繼吉，漢繼秦，以至唐、宋、元、明、清，中國在政治上，有分有合，但總以大一統為常道。且政治的分合，從未影響到文化學術思想的大歸趨，此即所謂道統之相傳。」

在政界以革命家孫中山自稱繼承了儒學道統，並在革命鬥爭中加以提倡和發揚光大。1922在廣西桂林，孫中山回答第三國際代表馬林提問「先生革命之基礎為何」時說：「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孫中山深知「道統」是中華民族立國之本，帝制可廢，道統不可廢；深知以民國政統取代兩千多年的帝王政統可能帶來的隱患，所以，明確宣告：國民革命的目標，就是繼承並光大這個正統思想。但是，孫中山的願望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民國成立以後，道統被作為封建意識形態打倒，政統方向不明確，特別是不明白政統以道統作為依據，在孫中山逝世之後，中國政治就發生了大裂變，傳統道統端裂，國家政治分裂，至今未能統一起來，道統與政統的重建都還沒有完成。

傳承和重建道統的意識也體現在一些民間宗教性組織，如道德學社、一貫道等。作為道德學社的靈魂人物，段正元曾多次強調「中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幾個大聖人外，即無真仁大儒，多半似是而非」,「孟子以後道脈不續，《大學》無傳」,「儒家自孟子而後無真儒」等等。對於中國文化的道統，段正元說：「中國文化即在『中道』二字，其意義極深。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堯傳舜『允執其中』，舜傳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湯、伊、文、周、孔、孟，或見或聞，皆執中之實學，用中之實事，皆有師承授受。故中道之文化，即『師道』之文化。得中道之大聖人，即文化之代表。」（段正元：《政治大同》卷中《永久和平》）段正元以《大學》、《中庸》為基礎，來重建儒家「一以貫之」的道統體系。他說：「《大學》一書，乃萬教之綱領。天所以廣大道之傳也。首明大道全體，次明入道之功。至能得而天道已盡，所謂先天大道與後天大道，貫而一之也。」（段正元：《陰陽正宗略引》）談到《中庸》之道，段正元說：「大道之發源，中而已矣。人事之全善，庸而已矣。庸者中之用，中者庸之體。體用兼賅，斯為大道中之真宰，人事中之萬能。試觀天地之大，萬物之繁，人事之雜，其所以並存並理而不相亂者，孰為之主宰耶？無他，中宰之也。換言之，即道也。……欲知變化之道者，不可不知理之變化，欲知理之變化，非研究中庸之道，踐中庸之行，又何能知之。」（段正元：《道德學志》）對中庸之道的強調一方面是為了反撥現代歷史上一浪高過一浪的反儒批孔這樣非常極端的文化思潮，另一方面也為中國文化在「矯枉過正」之後回歸大中至正的道路提供了正確的思路。

道統是儒家傳道的脈絡和系統。孟子認為孔子學說是上接堯、舜、湯、周文王，並自命是繼承孔子的正統。韓愈作《原道》，正式提出了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關於道的傳授系統說，聲稱自己繼承了真正的孔孟子道，是儒家的正宗，開啟的宋代道學的先聲。朱熹則認為，儒家的道統是以周敦頤、二程（顥、頤）上承孟子的，而自己又繼周、程為儒家正統。現在一般學界認為道統是指儒家聖人之道發展演變的系統，它包括對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的發祥和發展做出過重大貢獻的中華民族偉人、先哲和儒家聖賢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荀、董仲舒、王充、韓愈、程、朱、陸、王等所承傳之道及道的精神、傳道的統緒。道統不是憑空杜撰的，是從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歷史當中經過儒家學者的總結闡發提出來的。道統在中國歷史上曾經起過指導思想的作用，它有興有衰，有顯有隱，但始終是中華民族生命力的一個內在源泉和基本動力。如果失去了這個系統，就可能走錯方向，甚至誤入歧途。

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歷史悠久，博大精深，它有一個統系，就是以道統為核心，形成了一個圓錐結構，道統在圓錐體的頂點，如天上的北辰，其他各個統系政統、學統、教統、文統、法統如如眾星環繞。道統作為價值系統與其他各個統系作為應用系統不是一個層面，可以統攝政統、學統、教統、文統、法統。就道統與其他各個統系發用的次序說是一道開五門，由道開出政、學、教、文、法，下貫而又上通,並最終形成一個立體的動態的網路系統。就其現實構成說,儒家「道統」落實的基本途徑就是政統、學統、教統、文統、法統，以相輔相成、相反相成的方式發揮作用。在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政統、學統、教統、文統、法統時而斷，斷了可以再續起來，惟獨道統不能斷。道統一斷,缺乏一而貫之的統系,其他各統就會偏離正道,走向異化。當然,如果道統不能下上貫通,成為孤懸的形而上學體系,成為沒有根底的抽象教條,也會產生很大的問題，因此需要我們進行調正。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急劇變革，文化多元，全球一體，文明衝突，是一個與孔子時代相似的禮崩樂壞、諸國爭霸的世界圖景，中國人面臨的最緊迫的任務就是中國文化的重建，其中最根本的是道統的重建，當然也不可忽視政統、學統、教統、文統、法統的重建，更需要注意在重建中要有統系意識，注意理清相互之間的複雜關係，在重建過程中不能操之過急，單兵獨進，不能簡單化、絕對化，要像完成一項系統工程那樣，有計劃有步驟整體地推進中國文化的偉大復興，進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