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改制的啟示

06-30

王莽改制的啟示

鄭彪

王莽這個歷史人物，名聲很差,這與中國歷史文化特彆強調正統有關，也與白居易的一首詩有關。

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

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白居易：《放言》）

白居易是大家手筆，有學問，敢於放言臧否歷史人物。在這首詩中，他秉持孔子著《春秋》的微言大義，也是孔子開創的以下兩千多年中國文化傳統，抑偽揚真，抑惡揚善，抑王揚周。中國這個優秀傳統到20世紀90年代以後，幾近喪失，因為蘇聯解體，世界變局，於是思想界文化界意識形態領域流行價值重估，實為價值顛倒，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抑善揚惡，抑真揚偽，濁流滾滾，莫此為甚。此為米國引領的全球化地緣政治災難，中國也不能獨善其身。

白詩前四句說一種相人法，「辨材須待七年期」，主要說「辨才」需要時間，不可輕言平庸。所謂「七年期」，也是一個概數，不可拘泥，或十年，或更長。這一點古今同理。對政治家，特別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可能對歷史轉折發生作用，力挽危局，特別是要以弱勝強，只能以柔克剛，尤其需要以時間換空間，運籌帷幄，推動時局，折衝樽俎，等待時機。因為政治這東西關乎天下安危，利害太大，絲毫疏忽不得，所以周公一身正氣，尚且要「恐懼流言」，臨深履薄，王莽人品不端，舉大計就更要「謙恭下士」。應當說，中國古今都不乏一身正氣，立黨為公，有理想、有信仰，有抱負、有操守，有作為的大政治家，有些只是長期以來被低調所惑，被價值低估（殊不知此乃政治智慧所在），以致有一些輕率的輿論，包括說什麼「擊鼓傳花」之類。中國政治傳統講究王霸並用，既要有菩薩心腸，又要有霹靂手段，但後者不能輕啟，更不能濫用，既要等待時機，又要該出手時就出手，才能一劍封喉。這些都屬於術的範疇，還必須統帥以高遠的理想、正確的主義和科學發展觀，則真正是政治家的大手筆。中美博弈，是一盤大棋局，需要大手筆，也必然有大手筆，美國善打快拳，中國長於太極，究竟鹿死誰手，棋局在展開，在深化，不宜輕言勝負。行至水窮處，且看雲起時。

後四句說了兩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眾所周知，周公是周文王少子。有聖德，輔其兄武王伐紂，奠定周朝八百年基業。時武王病，周公為冊文告天，願以身代。藏其冊於金匱。後武王崩，太子成王年幼，周公抱成王於膝，以朝諸候。庶兄管叔、蔡叔圖謀不軌，心忌周公，反散布流言，謂周公圖謀篡位，成王疑之。周公遂辭去相位，避居東國，心懷恐懼。一日，大風迅雷擊開金匱，成王見冊文，方知周公之忠，乃迎歸相位，誅殺管、蔡，周室轉危為安。設使無這陣風雷，周公豈不功敗垂成，蒙冤青史？再說王莽。王莽字巨君，為漢平帝的舅舅，屬於「後黨」。其為人深刻奸詐，自恃椒房貴寵，相國威權，陰有篡漢之意。此雖是歷史上後黨（外戚）、閹黨、太子黨之類的通病，但王莽卻是一個複雜的政治人物。「王莽是一個最大的政治野心家，也是西漢末封建貴族集團中的一個比較有見識的人物。」（翦伯贊：《秦漢史上的若干問題》，《中國史十五講》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08頁，張傳璽整理）他看到當時社會矛盾激化，民怨沸騰，政局危殆，想要有一番經邦濟世的大作為，由此滋生了政治抱負。成功了，就叫雄心，失敗了，就叫野心，所謂「勝者王侯敗者賊」，其實中國歷史傳統不以成敗論英雄，要看正義非正義。如歷史上的岳飛、于謙、文天祥，20世紀的孫中山、李大釗等等。西方傳統則完全是這一路，叫作「歷史是勝利者寫的」，說法不同，理直氣壯。王莽出身外戚，但不是紈絝子弟、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一路，畢竟飽讀詩書，精通歷史，深諳修齊治平的大道，自知上位困難，恐人心不服，乃清廉儉樸，折節謙恭，禮賢下士，常把自己的俸祿分給門客和窮人，甚至賣掉馬車接濟窮人，一時聲名遠播，廣收人望。綏和元年（公元前8年）繼他的三位伯、叔之後出任大司馬，時年38歲。翌年，漢成帝去世。漢哀帝繼位後外戚得勢，王莽卻激流勇退，隱居新野，善於等待，絕不霸王硬上弓。其間他的兒子殺死家奴，王莽能硬下心腸，逼其兒子自殺，由此聲望更隆。這都不是常人所能做得出來的，更非古今腐敗官僚及其浮浪子弟輩的行為可比，反映出其政治上的抱負。流行的觀點認為，王莽假行公道，虛張功業。但是，劉備摔孩子——收買人心，畢竟有效。時天下郡縣稱莽功德者，竟達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莽知人心歸己，乃眈平帝，遷太后，自立為君。改國號曰新，一十八年。直至南陽劉文叔起兵復漢，被誅。白居易認為，向使王莽早死了十八年，不就是一個完名全節的賢相，名垂史冊？其實，這裡白居易堅持維護中國正統並不錯，他大約基於王莽篡位，故因人廢事，對其改制的功過也就置而不論。

白居易一生仕宦生涯，雖接近人民群眾，在當時也算難能可貴，但畢竟不能擺脫士大夫局限，完全站在人民立場。從歷史上看，須知人民群眾其實並不很在意王莽是否「篡漢」，人民真正在意的是王莽改制是否為自己帶來利益。翦伯贊先生曾正確地指出這一點。中國老百姓受儒家傳統影響，深明大義，不是不擁護正統，也不是完全不了解王莽的虛偽、野心和機會主義，只是人民太苦，期待太久，天下洶洶，只要看到能有人出頭代表人民利益，代表正確方向，出人民於水火，即使是魔鬼、混蛋、王八蛋，也可以擁護。所以王莽撈到了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張「選票」。西漢時中國人口六千萬，交通資訊十分落後，五十來萬的選票為全民的0.83%，很是不少，其中應是包括許多人民群眾。人民疾苦，有權利有所寄託，有所選擇，錯了可以重新選擇，至於所託所寄非人，人民群眾沒有責任。

王莽改制的主要內容是改革王田和奴婢，前者試圖制止土地兼并，且把大地主的土地拿出一部分來分給無地農民；後者是試圖凍結奴婢買賣，防止貧苦農民繼續奴隸化，兩者「用意在解決當時社會兼并，消弭貧富不均，為漢儒自賈、董以來之社會理想。」（錢穆：《國史大綱》上冊，第一五三頁）此外，王莽改制之「六筦」（將鹽、酒、鐵、名山大澤、錢幣銅冶、五均賒貸，皆歸國家管理，故曰「六筦」，筦即管也）、「五均」（征工商百業所得稅為母金，國營賒貸，使無重利盤剝，為「六筦」之一。錢穆先生指出，「六筦」和「五均」，「有似武帝時之鹽鐵、酒權、算緡、均輸，實為一種如近世所謂之『國家社會主義』，仍為裁抑兼并著想。」（同上）正如王莽在詔書上所說的，「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眾庶，抑併兼也。」（《漢書·食貨志下》）用馬克思主義的語言，這叫緩和階級矛盾，是歷史進步。正如翦伯贊先生所說：「王莽的車子是向前開的，他希望把他的車子開到他理想中的新朝，但中途遭遇大地主、大商人的強烈反對，被迫折回。歷史的車輪是不會走回頭路的，在折回的時候，他翻了車，被壓死在歷史車輪之下。」（翦伯贊：《秦漢史上的若干問題》，《中國史十五講》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09頁，張傳璽整理）王莽改制失敗，但其進步意義不可抹殺，其教訓尤其值得記取。王莽「看出了要搶救地主階級瀕於崩潰的統治，必須在政治經濟上進行一次改革，因而提出了改制的問題，特別是如何阻止土地繼續集中和農民繼續奴隸化的問題，這不能說王莽在當時統治集團中不是一個獨具卓見的人物。」(（翦伯贊：《秦漢史上的若干問題》，《中國史十五講》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08頁，張傳璽整理）另一方面，王莽改制遭到大地主、大商人的強烈反對,不久又發生綠林赤眉起義，於是混戰一場，改朝換代。錢穆先生說：「這不是王莽個人的失敗，是中國史演進過程中的一個大失敗。」（錢穆：《國史大綱》上冊，第一五三頁）古今歷史和人物條件差別太大，其實各有利弊，不可謂一切都在進步，也不可以生搬硬套。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羅伊·麥德維傑夫說，戈爾巴喬夫不能把握時代的脈搏，即不了解人民最需要什麼，時代呼喚什麼，也就不知道該做什麼，導致失敗。王莽個人如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摸到了西漢時代的歷史脈搏。近年來國內外許多人士，無論左右，都通過中央在重慶的布局和探索摸到了不僅是中國的時代脈搏，而且基辛格等美國政要更將其與席捲美歐的「佔領」運動聯繫起來，感覺到了全球時代脈搏的跳動，實屬一種卓見,只是立場不同。重慶經驗原本就是中央布局，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成果，是人民群眾的創造，近來有關方面在對個人與重慶經驗進行剝離切割，完全正確，但是還不夠，理論上應當名正言順。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個人成敗不足恤，最重要的是，不能因人廢事，一是將失民心，二是從而堵塞了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對此，主政者其實內心雪亮，方向明確，只是還需要博弈。當前，中外各種推手都在試圖影響中國方向，思想混亂，所以這一點特別重要，許多人不甚清醒，特別需要拎得清楚。

（2012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