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近現代文化崛起的里程碑

《安娜·卡列尼娜》一書封面。一般認為，世界文學史有3座高峰：古希臘羅馬神話、莎士比亞戲劇和俄羅斯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小說，而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最高峰是托爾斯泰的創作；人們又公認《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復活》為托爾斯泰最偉大的3部小說，而《安娜·卡列尼娜》不僅是這三部小說中承上啟下的一部，是托爾斯泰創作的核心之一，也是世界範圍內被讀者閱讀最多、被論者評說最多的小說之一。在托爾斯泰的三部長篇小說中，《戰爭與和平》知名度最高，《復活》則時常被稱為其創作之「巔峰」。其實，如若說《戰爭與和平》以深厚的歷史感見長，《復活》以深刻的思想性著稱，那麼，《安娜·卡列尼娜》讓我們傾倒的則首先是與作者和主人公同時具有的複雜感受和緊張情緒相伴的「生活流」；如若說《戰爭與和平》過於宏大的篇幅以及結尾處的哲理議論或許讓人難以閱讀，《復活》過於直露的教諭性質或許讓人心生某種抵觸，那麼《安娜·卡列尼娜》則因其有趣的故事和完美的敘述而讓一代又一代讀者欲罷不能。《安娜·卡列尼娜》是托爾斯泰在他思想探索最為緊張、創作精力最為旺盛、藝術技巧最為純熟時創作出的長篇小說，是托爾斯泰思想和藝術探索最鮮活、最典型的體現，就這一意義而言，它或許可稱之為這位最偉大小說家的最佳小說。更重要的，《安娜·卡列尼娜》不僅是一部文學巨著，也是俄國近現代文化崛起過程中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里程碑。我們過去通常是在文學史框架中看待《安娜·卡列尼娜》的，較少將它置於文化史、思想史和一個民族文化崛起的大背景中去評估其意義。其實，在俄羅斯民族意識和俄羅斯形象的形成過程中，以《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為代表的托爾斯泰創作，以及以托爾斯泰為代表的19世紀俄國文學，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1846年，果戈理曾預言：「再過十來年，您就會看到，歐洲人來我們這裡不是為了購買大麻和油脂，而是為了購買歐洲市場上已不再出售的智慧。」在果戈理出此言的19世紀中期，彼得大帝欲西化俄國的改革早已完成，葉卡捷琳娜的擴張政策使俄國版圖急劇擴大，亞歷山大的軍隊更是開進了巴黎，可俄國在文學和文化上似乎仍未完全融入歐洲，俄羅斯民族似乎仍未被接納為歐洲文明大家庭的平等一員。直到30餘年後的19世紀70年代，果戈理的預言方才應驗，因為此時，在普希金的詩歌、別林斯基的批評和屠格涅夫的小說之後，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等小說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又相繼面世，這些偉大而又完美的藝術作品使歐洲知識分子普遍意識到，俄國人不僅富有智慧和文化，甚至肩負某種特殊的全人類使命。換言之，正是俄國文學的輝煌成就使西方針對俄國的輕蔑、責難和聲討迅速轉變為好奇、同情和讚賞。在果戈理的預言後第一個敏銳感覺到這一變化的人，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而使他作出這一判斷的文學事實，正是當時在《歐洲導報》上連載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1877年春天的一個傍晚，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岡察洛夫在彼得堡街頭相遇，兩人迫不及待地就剛剛開始發表的《安娜·卡列尼娜》交換看法。「很少興奮」的岡察洛夫此次有些反常，他情緒激昂地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說：「這是一部前所未聞的作品，是空前的第一部！我們的作家中有誰能與他媲美呢？而在西歐，有誰能寫出哪怕一部與此近似的東西來呢？在他們那裡，在他們最近幾年所有的文學作品中，甚至追溯到很久以前，哪裡有能與此並列的作品呢？」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有同感，他在《〈安娜·卡列尼娜〉是一個意義特殊的事實》一文中轉述了岡察洛夫的意見。一部小說能對一個民族的文學和文化、乃至整個民族的國際形象和世界地位產生多麼重大的意義，《安娜·卡列尼娜》提供了一個出色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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