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政策的「敦刻爾克時刻」

二戰前，英、法、美對納粹德國採取綏靖政策。英國首相張伯倫是「綏靖政策」的代表人物。他自吹：「對歐洲整個局勢，甚至對整個世界了如指掌。」為了推行綏靖政策，他一面在國內打擊強硬派，一面多次親自去德國，與希特勒秘密會談，獲得一面倒的民意支持。

丘吉爾是英國議會中極少數清醒者，他警告，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將給歐洲帶來災難，如果不立即阻止甚至可能導致文明的毀滅。但是多數人都將他的警告視為危言聳聽。

「綏靖政策」不僅沒有避免二戰的爆發，反而助長了法西斯國家對外侵略和擴張的野心。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二戰初期英法聯軍只把希望寄托在他們認為固若金湯的「馬奇諾防線」上，對德國宣而不戰。沒有進行有效的軍事行動，被德國人稱為「假戰」。

由於戰事進展不順，1940年5月10日，眾叛親離、聲名狼籍的張伯倫只得「引咎辭職」，丘吉爾接任英國首相。半年後，張伯倫在家鄉的孤獨抑鬱中病逝。毛澤東曾說：「張伯倫以損人的目的開始，以害己的結果告終。」

5月21日，德軍已經繞過「馬奇諾防線」，將40萬英法聯軍圍困在法國的敦刻爾克—一個極易受到轟炸機和炮火持續攻擊的港口。5月27日比利時軍隊投降，法國也準備投降。西面的英吉利海峽成為聯軍絕處逢生的唯一希望。

形勢萬分危急，丘吉爾果斷下令撤出在法的英軍。英國的計劃是力爭撤離三萬人。英國政府通過廣播緊急呼籲所有擁有船隻的人前往敦刻爾克，這些船主非常明白撤出遠征軍對於英國意味著什麼，所以積極響應政府的呼籲。無數業餘水手和私人船主也應召而來，他們駕著駁船、拖船、貨船、客輪、漁船、汽艇乃至花花綠綠的私人遊艇，冒著德國飛機、潛艇和大炮的打擊，往返穿梭于海峽之間，在5月26日到6月4日這短短的8天中，奇蹟般地將33.8萬人安全撤回英國。丘吉爾宣布：「這次撤退將孕育著勝利！」

敦刻爾克大撤退也有政治副作用，撤退中英國遠征軍的所有重型裝備都丟棄在歐洲大陸上，造成英國本土地面防衛發生嚴重的問題。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敦刻爾克大撤退保留下一批經過戰爭考驗的官兵，絕大部分都成為日後反攻的骨幹力量。沒有敦刻爾克大撤退，就沒有四年後的諾曼底登陸，就沒有二戰的勝利。敦刻爾克的偉大意義就在於，英國保留了繼續堅持戰爭的最珍貴的有生力量。

從政策連續性來說，停止計劃生育是一種撤退，但是這種撤退的歷史意義遠遠超過敦刻爾克大撤退。很多人以為計劃生育晚停止一兩年沒有關係。其實停止計劃生育也有高度時限性。晚停止計劃生育一年，就多損失一年的出生人口。三千多萬補償性出生高峰相當於當年被圍困在敦刻爾克的40萬英法聯軍，他們承擔著重大的家庭責任（可以讓數千萬家庭降低養老風險）、肩負著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這是單一年齡的三千多萬（全部是孩子），如果被「過渡」掉了，從社會持續發展角度看，相當於戰爭年代或者天災年代損失上億人口，誰承擔得起這個歷史責任？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從2011年開始，中國15-49歲總育齡婦女和20-29歲生育旺盛期婦女都開始快速減少，一批批婦女正在喪失生育能力。而年輕一代人的生育意願在不斷下降。人口政策已經沒有迴旋的餘地了，想從容地華麗轉身已經是不可能了。時間就是生命，耽誤一天，後悔十年；耽誤一年，貽害千載！

對於計生委和人口學界來說，政策連續性（各種二胎過渡）更符合他們的利益。但是對於國家來說，歷史連續性比政策連續性更為重要。2011年本來是停止計劃生育的最佳時機（《公開信》30周年已過，人口普查證實1.18的生育率，開始「十二五」規劃），但是在計生委和人口學家的「忽悠」下，停止計劃生育這個千載難逢的歷史性政績硬是變成了燙手山芋。東隅已逝，桑榆非晚。中國政府應該拿出當年丘吉爾那樣摧枯拉朽的政治勇氣，收拾人口殘局，動員一切力量來趕搶補償性出生高峰，組織家庭「生產自救」（既然國家今後無力提供養老，那麼就應該放大家一條「生路」），既可救人命，更能救人心，不要錯過了「季節」！

停止計劃生育有一些問題，不停止計劃生育問題更大。人口政策現在是進退維谷，但卻又是不進則退。有人指望用平穩過渡來讓人們遺忘人口危機，其實是鴕鳥心態。人口危機不會像其他社會危機那樣會被時間沖淡，而是會不斷累積、放大，政策是不可能平穩過渡的。拖，總不是辦法。以前民眾和知識精英支持計劃生育，是因為被「持續發展」和「緊急避險」理論所迷惑，認為計劃生育雖然有一些問題，但兩害相權取其輕，「實行計劃生育是不得已的選擇」。現計劃生育的理論在已經破產，人民的人權覺悟空前提高。如果繼續計劃生育，那麼必然遭到民眾的強烈反抗，引發一系列群體事件。

政策調整需要審「時」度「勢」，順「勢」而行。現在停止計劃生育可以說已經達成全民共識（網路民意已經是一面倒支持停止計劃生育，越來越多的知識精英也呼籲停止計劃生育），停止計劃生育大「勢」已定，「時」機也已經成熟。由於人口有20多年的滯後性，人口危機才露出了冰山一角，還來得及將民意壓力轉變為調整政策的動力。這是化「危」為「機」的最後機會。風起於青苹之末，今後會「盛怒於土囊之口」，「蹶石伐木，梢殺林莽」的。今後幾年人口危機全面爆發，人口危機所激發的政治破壞力將是巨大的，那時民心盡失，政府將很難掌握主動權了。天予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遭其殃。

在中國秦末群雄相爭之際，霸王項羽的部將英布殺害反秦義軍的精神領袖「義帝」楚懷王，民意呼籲嚴懲英布。項羽不但不懲罰英布，反而自己承擔殺害「義帝」的責任。劉邦藉此做足了文章，為「義帝」發喪，聯合諸侯討伐「不義」的項羽。形勢急轉逆下，英布也投靠劉邦。人口政策調整不可沽名學霸王！

西漢時，漢武帝聽信江充等人的「巫蠱」讒言，父子相殘，逼死太子，損失數萬人口。一年後，田千秋等上書訟太子冤，漢武帝悔恨交加，果斷為太子平反。漢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是因為他與秦始皇死不認錯的態度不同，能反省自己，頒發「輪台罪己詔」，及時轉彎，收拾民心，其政權延續下去了，漢武帝本人也青史留芳。《左傳》曰: 「禹、湯罪己, 其興也勃焉 ；桀、紂罪人, 其亡也忽焉。」「日新之謂盛德」，停止計劃生育，標誌著我們的制度還有自我糾錯能力、還有活力。

停止計劃生育這個坎總是要過去的，因為未來的方向是鼓勵生育，長痛不如短痛。人口政策調整缺乏的是「動」的勇氣，不是「跨大步」（停止計劃生育）的力氣。一旦下決心調整政策，就不應該拖泥帶水踏碎步（各種二胎過渡）。《左傳》：「國將亡，必多制」。不能三五年一個人口政策。

停止計劃生育的社會成本是不得不付出的（就像不要指望沒有陣痛就能生孩子），但其政治、經濟收益卻是巨大的。再說，即便是放開二胎，也會出現一個補償性出生高峰，與停止計劃生育的補償性高峰相差不太大（因為目前生了二孩的想生三孩的比例不高，尤其在城市更是如此），也會出現同樣大的社會震蕩（在農村增加一些孩子不會引起社會震蕩，因為農村已經空巢化了，並且人口分散，又不在輿論焦點），同樣的政治成本卻使得政策「難產」。今後還得邁停止計劃生育這道坎，然後才能出台鼓勵生育的政策，卻將使得後續的政策滯後，錯過鼓勵生育的歷史時機。

中國今後千方百計鼓勵生育（昂貴的「動能」）很多年，累計的「多生」人口還不如現在的補償性高峰（免費的「勢能」）出生的多。如果通過「過渡」方案將補償性高峰過渡掉，民族的希望也被過渡掉，從經濟角度也是極不合算的，何況生育權還是公民的基本權利。

《禮記.雜記》認為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當年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的是不知道是錯誤的。但現在兩次人口普查都證實了1.2左右的超低生育率，如果還不果斷停止計劃生育，而採納已經也被證明是錯誤的各種二胎過渡方案，而繼續損失人口，那麼今後會如何評價這項決策？會如何評價這段歷史？

中國目前對計劃生育就像當年亞歷山大面對「哥頓神結」那樣茫無頭緒，面對各種過渡方案無從抉擇；那麼也不妨象亞歷山大那樣快刀斬亂麻——果斷停止計劃生育，可以盡收人望，是一項巨大的民心工程，功近而德遠！

（註：作者為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學者，人口學專家，《大國空巢》作者。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本文編輯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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