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海行入高麗道」的變遷與赤山法華院的形成

「登州海行入高麗道」的變遷與赤山法華院的形成

提 要「登州海行入高麗道」是唐代重要的海上航道。但在不同時期，其主要航線也不盡相同。大致說來，前期主要從登州北部的蓬萊、黃縣境內的出海口出發，沿著賈耽所記述的「登州海行入高麗道」的航線航行；後期則主要從登州南部的牟平、文登縣境內的出海口出發，橫渡黃海，直抵韓半島。正是在登州通往朝鮮半島主要航線變遷南移的形勢下，赤山浦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條件，成為新羅商人張保皋首選的在唐貿易最重要的聯絡地和中轉站，並在這裡修建了一座法華寺院。

關鍵詞登州航道赤山法華院 張保皋

登州是唐朝通往朝鮮半島和日本的主要通道之一，唐人賈耽所記述的當時中國通往「四夷」僅有的兩條海路中，一條為「廣州通海夷道」，另一條就是「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可見其在中國海交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是，對於這樣一條重要的海上交通要道，雖然不少有關中韓（中朝）關係史以及中國通史、唐朝斷代史的論著中都有所涉及，但大都不過是將《新唐書·地理志》中記載的賈耽所記述的「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予以簡要介紹[1]，其中著墨較多的有樊文禮：《登州與唐代的海上交通》（載《海交史研究》1994年2期）和曹東升《唐代的東方門戶——登州》（載《唐史論叢》第6輯，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兩文；而有關張保皋在唐貿易中轉站——赤山法華院的研究，則主要反映在有關中韓（中朝）關係史的論著中，其中著墨較多的有吳葆棠、文川：《唐與新羅關係研究》（載《煙台大學學報》1990年3期）、劉希為：《唐代新羅僑民在華社會活動的考述》（載《中國史研究》1993年3期）、陳尚勝：《唐代的新羅僑民社區》（載《歷史研究》1996年1期）等。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重點探討了「登州海行入高麗道」主要航線的變遷以及由此導致的張保皋在唐貿易的重要中轉站——赤山法華院形成的一些情況。

一、「登州海行入高麗道」主要航線的變遷

唐代登州位於山東半島東部，領有蓬萊（今屬山東）、文登（今屬山東）、牟平（今屬山東）、黃（今山東龍口）4縣，包括了今煙台、威海2市的絕大部分地區。與它相鄰的有萊州（治今山東萊州）、密州（治今山東諸城）、青州（治今山東青州）等州。登州最初設置於唐高祖武德（618—626年）初年，唐太宗貞觀元年（627年）省廢，地入萊州，武則天如意元年（629年）恢復。所以在貞觀元年至如意元年以前的65年間，史籍上所記載的萊州，應包括登州在內。登州的州治，最初設在文登縣，如意元年遷至牟平縣，唐中宗神龍三年（707年）又遷至蓬萊縣。

登州界內的主要出海口，有「當中國往新羅、渤海過大路，正北微東至大海北岸都里鎮五百二十里」[2]的州治蓬萊港；有位於黃縣東北20餘里的古大人城，此城為三國魏司馬懿征遼東時，為運糧入海所築，唐朝時「新羅、百濟往還常由於此」[3]；有「海東諸國朝貢必由此道」 [4]的文登縣，高宗時10萬大軍征百濟，就是從文登縣東部的成山（今屬榮成）渡海；有文登縣清寧鄉赤山浦（今榮成市石島鎮），這裡是新羅商船的重要中轉站；有牟平縣唐陽陶村，此處「去縣百六十里，去州三百里。從此東有新羅國，得好風，兩三日得到」[5]；此外，見於日本僧人圓仁《人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的，尚有盧山浦、青山浦、乳山浦、乳山西浦、乳山長淮浦、旦山浦、邵村浦、北海浦等等。總之，登州三面環海，界內海岸線長達400多公里（據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5冊量得），隨處都有可供船隻停泊的出海口。

賈耽所記述的「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的航道，據《新唐書》卷43下《地理志》的記載是：「登州東北海行，過大謝島、龜歆島、末島、烏湖島（按均在今山東長島縣廟島群島之內）三百里，北渡烏湖海（按今渤海海峽北部海面），至馬石山東之都里鎮（按今遼寧大連市旅順口區）二百里」。由此順遼東半島東行，「過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駝灣、烏骨江（按今遼寧丹東附近鴨綠江入海口處）八百里」。從這裡分為南、北兩道，南路沿朝鮮半島航行，「過烏牧島、貝江口（按今大同江口）、椒島，得新羅西北之長口鎮（按今長淵縣長命鎮）。又過秦王石橋、麻田島、古寺島、得物島，千里到鴨綠江唐恩浦口（按此句有誤，應為「鴨綠江千里至唐恩浦口」，唐恩浦口在今仁川南部的馬山浦）。乃東南陸行，七百里至新羅王城」。此即「入高麗道」（渤海道從略）。

顯然，這條航線是從登州北部的蓬萊港或古大人城出發向北航行的，它充分利用了廟島群島和遼東半島、朝鮮半島的近海海面航行，在造船術和航海技術尚不很發達的古代，這是一條較為安全可靠又方便的航線，因此它成為唐與高麗、百濟和新羅早期以及日本海上交通的主要航線。貞觀十八年（644年）。唐王朝準備第一次向高麗用兵時，太僕卿蕭銳就上疏指出：「海中古大人城，西去黃縣二十三里，北至高麗四百七十里，地多甜（淡）水，山島接連，貯納軍糧，此為尤便」[6]。同年十一月，唐從水陸兩路向高麗發起進攻，其中水路以刑部尚書張亮為統帥，率江、淮、嶺、峽兵4萬、長安、洛陽募士3000人，戰艦500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7]。由於高麗軍民的頑強抵抗，唐朝首次對高麗的用兵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於是唐太宗又接連不斷地下令向高麗發動進攻：貞觀二十一年，以水、陸兩路進擊高麗，其中水路以牛敬達為主帥，李海岸副之，「發兵萬餘人，乘樓船自萊州泛海而入」[8]；貞觀二十二年正月，以薛萬徹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裴行方副之，「將兵三萬餘人及樓船戰艦，自萊州泛海以擊高麗」[9]；同年四月，設置於登州（當時屬萊州）北部海中的烏胡（即烏湖）鎮將古神感「將兵浮海擊高麗，遇高麗步騎五千，戰於易山，破之。其夜，高麗萬餘人襲神感船，神感設伏，又破之而還」[10]；七月，太宗又命江南造大船，遣陝州刺史孫伏伽、萊州刺史李道裕運糧及兵器貯於烏湖島，「將欲大舉以伐高麗」[11]，未行而太宗死去，遂暫罷遼東之役。

上述唐軍渡海的出發點，史書分別記載為「萊州」、「東萊」、「烏胡鎮」。如上所述，從貞觀元年到如意元年的65年間，登州併入萊州，所以這裡的「萊州」、「東萊」，實際上指的都是登州，至少也應該包括登州在內。烏胡鎮則是登州的屬地。唐朝對朝鮮半島的用兵，其時間次數遠不及友好交往之長之多，然而規模卻非常之大。因此，拋開戰爭的性質不論，幾次渡海入朝作戰，實乃當時乃至整個中國航海史上的盛事。

戰爭是殘酷的，但它也是短暫的，唐朝與朝鮮半島諸國特別是新羅的交往，主要還是以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友好交往為主的。據統計，高麗在唐總章元年（668年）亡國之前，共遣使來唐16次；百濟在唐顯慶五年（660年）亡國之前，共遣使來唐18次；而唐與新羅的交往終唐世為160次，其中新羅使至唐126次，唐使到新羅34次[12]。高麗、百濟和新羅前期與唐朝的政治往來，大約都是走的賈耽所記述的「登州海行入高麗道」的航道。「地多甜（淡）水，山島接連」固然對戰爭期間的「貯納軍糧，此為尤便」，而在和平時期的友好交往中，對於過往船隻補充淡水、避風休息，無疑也是「此為尤便」的。

但是，依照上述航道，對於航行韓半島的百濟、新羅來說，卻是走了一大段的彎路。隨著造船和航海技術的不斷提高，特別是百濟、高麗相繼滅亡後，新羅成為朝鮮半島唯一的政治中心，於是，從登州南部出發，橫渡黃海，直抵韓半島，就成為必然之勢。這樣的航行雖然風險較大，卻縮短了許多距離。唐高宗顯慶五年（660年），唐應新羅之請，命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率水陸大軍10萬進擊百濟。八月，蘇定方引兵「自成山濟海」[13]，直趨韓半島西部的熊津江口（今錦江口），與新羅聯兵擊滅了百濟。次年，百濟舊部起兵反唐，唐高宗又發淄、青、萊、海諸州水師7000人，渡海增援唐軍。白江村一戰，唐軍大敗前來增援百濟的日本水師，從而佔領百濟全境。乾封元年（666年），唐又出動水陸大軍擊高麗，經過兩年的鏖戰，終於在總章元年（668年）攻克平壤。高麗滅亡。唐也結束了對朝鮮半島的用兵。成山即今榮城市境內的成山頭，唐軍「自成山濟海」，顯然是直渡黃海，而沒有走賈耽所述的「登州海行入高麗道」的航道。可見從唐高宗時起，「登州海行入高麗道」的主要航道就開始轉移了。

除官方往來外，唐與朝鮮半島諸國特別是新羅的民間貿易往來也很頻繁。對於民間貿易商來說，縮短航程和時間，就意味著成本的降低和利潤的增加，因此他們更敢於冒著風險，採取近距離的航行。《宋高僧傳》卷4《唐新羅國義湘傳》有這樣一段記載：義湘和尚俗姓朴，雞林府（按唐高宗龍朔元年，以新羅國為雞林州大都督府）人。「以總章二年（669年）附商船達登州岸，分衛到一信士家。」信士一家「供給資緣」。數年後，義湘在赴長安學成歸國時，「復至文登縣舊檀越（按即施主）家，謝其數稔供施。便（慕）[募]商船，逡巡解纜。」義湘在歸國時「復至文登縣舊檀越家」，說明他來唐時「附商船達登州岸」的「登州岸」就在文登縣境內；而他在來唐時「附商船達登州岸」的文登縣，歸國時又在文登縣「便（慕）[募]商船，逡巡解纜」，又說明早在唐前期，登州文登縣一帶就是新羅商船頻繁往來貿易的重要通道。

到了唐朝後期，無論是官方的政治往來，還是民間的商業貿易，唐與新羅交通的主要航線都已從登州北部轉移到了南部。唐代宗大曆初年，新羅王憲英卒，子乾運立，代宗以歸崇敬充弔祭、冊立新羅使。「至海中流，波濤迅急，舟船壞漏，眾咸驚駭。舟人請以小艇載崇敬避禍，崇敬曰『舟中凡數十百人，我何獨濟』？逡巡，波濤稍息，竟免為害」[14]。從歸崇敬與海浪搏鬥的情況看，他走的似乎是由登州南部直達韓半島的航線，因為這種「波濤迅急」的巨浪，更多地出現於黃海的「中流」。當然，渤海「中流」也會出現這種情況。因此，如果說這條史料尚不足以完全說明問題的話，那麼文宗開成四年（839年），圓仁在登州文登縣所屬的赤山法華院中，遇到了「大唐天子差入新羅慰問新即位王之使青州兵馬使吳子陳、崔副使、王判官等卅餘人」（第63頁）；大中元年（847年），在他返國途中，又「聞入新羅告哀兼予祭冊立等副使試太子通事舍人賜緋魚袋金筒中、判官王朴等到當州（按即登州）牟平縣南界乳山浦，上船過海」（第199頁）；以及他在赤山法華院時，「聞張大使（按即張保皋）交關船二隻到旦山浦（按或作赤山浦）」（第63頁）等等，則完全可以說明，唐與朝鮮半島交通的主要航線已從登州北部的蓬萊、黃縣一帶轉移到了南部的牟平、文登一帶。賈耽雖然是唐朝後期時（唐德宗時）人，但其所記述的「登州海行入高麗道」的航道，似乎只是高麗國滅亡以前的情況，隨著高麗的滅亡和新羅成為朝鮮半島唯一的政治中心，這條航線也就不再成為唐（即登州）與新羅海上交通的主航線了。

二、張保皋在唐貿易的中轉站——赤山法華院的形成

說到登州與朝鮮半島的海上交通，當然不能不提到新羅商人所做出的卓越貢獻。朝鮮民族是一個善於經商和航海的民族。唐朝時期，他們組建了一支支船隊，往返於新羅、唐朝、日本之間以及中國東部沿海一帶，形成了北起登州、萊州，南至楚州（今江蘇淮安）、揚州、蘇州、明州（今浙江寧波），東到朝鮮半島、日本的商業網路。而在眾多的新羅船隊中，以張保皋的船隊最為龐大和著名。

張保皋原名弓福，籍貫不明，少年入唐，曾任唐徐州武寧軍小將，以善戰著稱。歸國後，被新羅王任命為清海鎮（今韓國莞島邑）大使，時在公元828年。之後，他便以清海鎮為中心，致力於發展唐、羅、日三國貿易，並成為新羅最著名的海運貿易家。他在登州文登縣清寧鄉赤山村建造了一座著名的佛教寺院——法華院，以保佑自己事業的興旺發達和給生活在這裡的新羅人進行佛事活動提供方便。經考證，赤山法華院位於今山東省榮城市石島鎮的西車村[15]。據唐文宗開成年間（836—840年）經由此地的日本僧人圓仁講，該院有僧侶40餘人，寺院莊田年收米500石。可見這是一個規模較大的佛教寺院。

新羅商人出資在唐境建造寺院，並不止張保皋一人。唐末昭宗時，新羅商人金清即捐資在今文登與牟平交界的昆嵛山麓建造了一座無染寺院[16]。據民國《牟平縣誌》卷9著錄的《唐光化四年無染院碑》碑文云：「雞林金清押衙，家別扶桑，身來青社，貨游鄞水，心向金田。舍青鳧擇郢匠之工，鑿白石豎石竺乾之塔。」「光化四年」即公元901年；「青社」泛指齊地，這裡當指登州牟平、文登一帶，這從金清在此地捐資建寺可以得到證實；「鄞水」即今甬江，在鄞縣（寧波）界內。即金清是從新羅（雞林）來到唐朝，「貨游」於登州至明州一帶的，他在致富後，捐資修建了無染寺院。昆嵛山是膠東地區最富盛名的山脈，著名的道教全真派就是在這裡興起的，金清捐資在這裡建造寺院，正體現了「天下名山僧居七」的說法。赤山（今稱斥山）則不同，這是一座非常普通很不起眼的小山，只是因為上面建了一座法華寺院，它才有了些名氣（按唐代法華院毀於唐武宗會昌毀佛時，為加深中韓、中日友好關係，1989年在原址上重建）。那麼，張保皋為何要將法華院修建在赤山呢？首先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裡是他在唐貿易最重要的聯絡地和中轉站，即張保皋看中的並不是赤山，而是赤山腳下的港灣——赤山浦，今石島灣。

如上所述，從唐高宗時起，唐與朝鮮半島交通的主要航線便開始由登州北部的蓬萊、黃縣向南部的牟平、文登一帶轉移，而作為文登縣屬地的赤山浦（今石島灣），以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條件（見圖[17]），成為南航線的重要起點。

赤山浦（今石島灣）示意圖榮成(唐屬文登縣)位置示意圖

如圖所示，赤山浦（今石島灣）東、南兩面瀕臨黃海，西、北兩面與大陸相連，東部又有莫邪島作為它的屏障，是一個天然的優良港灣。孫中山曾設想將石島與上海、廣州建成中國三大港口。如今，石島是中國北方最大的漁港和國家一類開放口岸。

從赤山浦出發渡海到新羅，一般只需三、四日的航程，據圓仁的記錄：大中元年「九月二日午時，從赤（山）浦渡海，出赤山莫琊口，向正東行一日一夜，至三日平明，向東望見新羅國西面之山。風變正北，側帆向東南行一日一夜，至四日晚，向東見山島段段而接連。問梢公等，乃云：『是新羅國西熊州西界。』」（第202頁）赤山浦到登州、萊州以及南方的揚州、楚州（今江蘇淮安）、明州（今浙江寧波）等地的交通也十分便利，圓仁在赤山居住期間，就聽到或看到了不少由上述地區來往於這裡的船隻。

雖然我們對赤山浦成為登州南部重要出海口的具體時間尚不很清楚。不過，在張保皋開始經營他的海上王國時（即公元828年，唐文宗太和二年前後），這裡大概已經是重要的出海口了，也正因為如此，張保皋才將這裡作為自己在唐貿易最重要的聯絡地和中轉站，並將保佑自己事業興旺發達的法華寺院建造在這裡。張保皋與赤山的密切關係，除體現在他在這裡建造了法華寺院外，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也有多處反映。如前面提到的開成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圓仁在赤山法華院「聞張大使交關船二隻到旦山浦（按或作赤山浦）」（第63頁）；二十八日「夜頭，張寶高（按即張保皋）遣大唐賣物使崔（暈）兵馬（司）[使]來寺問慰」（第63頁）；圓仁在致張保皋對其幫助的感謝信中，稱自己在「求法已後，卻歸赤山，從清海鎮轉向本國」（第80頁）等等，這些記載都從某個側面反映了張保皋與赤山之間的密切關係。而張保皋在赤山一帶的經營，則進一步擴大了赤山浦作為唐、羅、日政治、經濟、文化往來的重要港口的規模和影響。

張保皋在赤山修建法華院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這裡聚居著大量的新羅人口，即張保皋要為他們進行佛事活動提供方便。

登州地區是唐代新羅人口最集中聚居的地區之一[18]，圓仁在開成四年（839年）四月到達牟平縣唐陽陶村西南的邵村浦時，便有「新羅人乘小船來」（第55頁），邵村勾當王訓「專勾當」外國人住留之事（第57頁）；到達乳山浦時，又有「新羅人卅余騎馬乘驢來，云：『押衙潮落擬來相看，所以先來候迎』」（第56頁）。說明邵村浦和乳山浦一帶都有不少新羅人居住。當然，新羅人最集中居住的社區，還是文登縣清寧鄉赤山村。開成五年（840年）正月十四、十五日，圓仁曾參加了赤山法華寺院的兩場講經活動，「集會男女，昨日二百五十人，今日二百來人」（第76頁）。由於「其集會道俗老少尊卑總是新羅人」（第72頁），故有學者認為「僅從到赤山法華院做法會的新羅人觀察，赤山新羅村的僑民就接近五百人的規模」。並通過對勾當新羅所「押衙」一職的分析，認為這裡的押衙「可能就是唐代文獻中的『押官』。根據唐朝制度，『凡諸軍事鎮人，每五百人置押官一人。』」所以「由『押官』級別的官員來管理當地的新羅人戶是合乎制度的」[19]。

按這個估計數字似乎有點保守。首先，前來寺院聽講，不可能是舉家出動，也不可能是每家都來，當然也不可能來者全部都是赤山村的新羅僑民，附近村社必定也有一些人前來聽講。假定參加這兩天集會活動的新羅人佔到了赤山村一帶新羅僑民總數的二分之一，那麼這一帶新羅僑民的總數也在近千人。從圓仁的記載看，他在法華院居住期間，時時處處都在同當地的新羅人接觸。如「赴新羅人王長文請，到彼宅里吃齋」（第72頁）；「依新羅僧常寂請，往劉村。……於此有新羅人王憲」（第79頁）等等。其次，「押衙」是唐代藩鎮中最常見的武職之一，胡三省云：「押牙（按牙同於衙）者，儘管節度使牙內之事」[20]；唐代金吾將軍邢濟則言：「我金吾，天子押衙。」[21]可見其在使府軍將中地位甚高，有保衛節帥之作用，與唐代文獻中的「押官」並無多少關係。到後來，押衙用作帶職、兼官的情況十分普遍，如押衙兼兵馬使、兼都虞侯、兼孔目官、兼外鎮軍將等等，實際上已經階官化[22]。而且不僅藩鎮（節度使）有大量的押衙，就是州府中也有不少的押衙。作為階官化的押衙，已經失去了往日的職能。張詠以「當州（按即登州）軍事押衙」的職銜「勾當新羅使」（第77頁），顯然這裡的「軍事押衙」也是一個階官，「勾當新羅使」（使職差遣）才是他真正的職責。至於《唐光化四年無染院碑》碑文中所提到的「雞林金清押衙」，清人早已指出其「以蕃人入仕中土，為押衙，蓋亦以資進耳」，[23]即亦不過是用錢買的一個階官而已。因此也就不存在「由『押官』級別的官員來管理」赤山新羅村「接近五百人的規模」的新羅僑民人戶「是合乎制度的」的問題了。

唐朝時期，新羅居民已普遍信仰佛教，為了給居住在赤山一帶的新羅人進行佛事活動提供方便，張保皋遂在這裡修建了一座法華寺院，從而為古代中、韓、日三國友好往來的歷史畫面中，描上了重重的一筆。

綜上所述，作為唐朝沿海州郡的登州地區，這裡雖曾一度充當過唐朝對朝鮮半島諸國軍事進攻的橋頭堡，但它更主要和長期的是起到了唐朝與朝鮮半島諸國特別是新羅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友好往來的橋樑和紐帶作用，張保皋則是致力於羅唐友好關係的卓越貢獻者，他同唐政府一起，制止了經由登州地區的新羅人口買賣活動，發展了通過登州地區的唐羅經濟文化交流，1989年在唐代遺址上重建的法華寺，已成為中韓、中日友好關係的重要象徵。

The Change of「the Shipping Route from Dengzhou to Koryo」andthe Formation of the Fahua Temple

[Abstract]「The shipping route from Dengzhouto Koryo」 was an important sea-lane in the Tang dynasty. However,the main channel varied with the different periods. Generallyspeaking, the sea-lane in the former period started off fromPenglai at northen Dengzhou, the seaport in Huangxian county, andthen took 「the shipping route from Dengzhou to Koryo」recorded byJia Dan; in the latter period, it stretched from Muping at souternDengzhou, the seaport in Wendeng county, then across Huanghai Sea,and finnally to the Korea penisula. It was under the circumstances,ie the changed, south-moving main channel from Dengzhou to theKorea penisula, that the Chishan port, because of its superblocality and transport facilities,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commercial transfer station between Tang and Korea for ZhangBaogao, a Silla businessman, and thus a Fahua temple was builthere.

[1]見各種中國通史隋唐史部分、隋唐五代斷代史及有關中韓（中朝）關係史方面的論著。

[2] 《元和郡縣圖志》卷11，《登州》。

[3] 《元和郡縣圖志》卷11，《登州》。

[4] 《太平寰宇記》卷20，《登州》。

[5]《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1，第4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以下凡出自本書的史料，均只註明頁數。

[6] 《冊府元龜》卷489，《邦計部·漕運》。

[7] 《資治通鑒》卷197，貞觀十八年十一月。

[8] 《資治通鑒》卷198，貞觀二十一年三月。

[9] 《資治通鑒》卷198，貞觀二十二年正月。

[10] 《資治通鑒》卷199，貞觀二十二年四月。

[11] 《舊唐書》卷199上，《高麗傳》。

[12]以上數字據《冊府元龜·外臣部·朝貢門》及楊昭全《唐與新羅之關係》一文（載《中朝關係史論文集》，世界知識出版社，1988年）統計。

[13] 《資治通鑒》卷200，顯慶五年八月。

[14] 《舊唐書》卷149，《歸崇敬傳》。

[15]見田正祥：《圓仁三赴赤山》，山東友誼出版社1998年。

[16]關於無染寺院的地址，見劉永智：《中朝關係史研究》第206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17] 按本圖圖繪製。

[18]參見劉希為：《唐代新羅僑民在華社會活動的考述》，載《中國史研究》1993年3期；陳尚勝：《唐代的新羅僑民社區》，《歷史研究》1996年1期。

[19] 前揭陳尚勝：《唐代的新羅僑民社區》。

[20] 《資治通鑒》卷216，天寶六載十二月胡注。

[21] 《舊唐書》卷95，《惠文太子范傳》。

[22]參見張國剛：《唐代藩鎮軍將職級考略》，載《學術月刊》1989年5期。

[23]前引民國《牟平縣誌》卷9，《唐光化四年無染院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