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藝美術史
中國是人類的發祥地之一,早在180多萬年前,中華民族的祖先就勞動、生息、繁衍在這塊遼闊的土地上。勞動使人類在改造自然的同時,也促使了自身各種機能的發展和提高,為人類從事藝術活動提供了物質的和生理的基礎,即勞動產生藝術。原始工藝美術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實用性與藝術性的緊密結合,藝術性服從於實用性。中國原始工藝美術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石 器
將便於手持的石塊加工出刃或尖等形狀,作為生產工具使用。因功能的不同,可分為砍砸器、刮削器、尖狀器等,其中有石斧、石錛、石鏟、石鋤、石刀、石鐮、石鑿、石矛、石鏃、石球、石磨盤、石磨棒等器具。石器的製作程序,最初先以一石塊擊打另一石塊,稍做加工,即可使用;再發展為對所擊斷面做進一步加工處理,使其整齊,以符合所需形狀的要求;後又用琢制和磨製加工的方法,對整個石器全面加工,使石器刃部規整、鋒利、平齊,又使表面光滑、平整,富於美觀。有的石器還進行鑽孔,以利於裝柄使用,或便於攜帶。石器因加工製作方法的不同及使用次序的先後,又有舊石器時代、中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之分,前者是用打制方法製成的較為粗糙的石器,中者是打制兼個別磨製,後者是指在打制基礎上再經磨製加工而成的石器;在使用時間上,舊石器時代遠遠超過了中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
中國原始社會的石器遺存非常豐富,其出土發現已遍及全國各地。它的發展一般可分為3個時期:①早期,以距今180萬年前山西省芮城縣西侯度文化遺址出土的石器以及陝西藍田人和北京人的石器為代表。石器無定型,僅用一塊石頭敲擊另一塊石頭,略微加工後即可使用,有時直接使用現成的天然石塊;至北京人晚期,石器加工的成分已明顯增加,有的甚至打出較鋒利的薄刃,或打成圓球狀及其他砍砸器。②中期,以山西丁村人的石器為代表。石器多用黑角頁岩製成,加工比早期精細,出現了多種打制方法,石器形狀較大,種類較多,已趨定型。③晚期,以內蒙古河套人和北京山頂洞人的石器為代表。石器加工更為精細,表面光滑整潔,造型比例適度,種類繁多,出現了定型的石器。另外,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等的遺址中也出土有大批用途不同,種類繁多,表面加工光潔精巧的石器。
七孔石刀(江蘇南京出土)
陶 器
中國原始陶器約出現在新石器時代。其陶器製作,一般要用已淘出雜質的粘土,做成泥陶坯,後用火燒制。如用高溫燒制,則事先需摻入適量的砂子,以防爆裂。制坯方法有:在編織的容器外表上塗泥、捏制、盤築泥條、輪制等;坯胎的表面加工分壓磨、塗陶衣、彩繪、壓印、堆貼、刻畫等。先後出現的種類有灰陶、紅陶、彩陶、黑陶、印紋陶、白陶等(見中國陶器)。
編 織
用各種植物的枝、干、莖、葉、皮等作材料,編織成各種生產、生活用器,在原始社會後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距今7000多年前的浙江省餘姚縣河姆渡文化遺址,出土有上百件葦席殘片,豎經橫緯,垂直交叉,相互錯開,編織成人字紋,紋理清楚,緊密適度,規整均勻。浙江省吳興縣錢山漾遺址,發掘出200多件竹編,有簍、籃、簸箕、谷籮、竹席及捕魚、養蠶和農業生產用具。材料多用加工過的竹篾,紋樣有一經一緯的人字紋、雙經緯的人字紋、梅花紋、菱形花格紋、疏經密緯的十字紋等,既實用又美觀,編織技術已有相當水平。另外,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也均發現有各種編織品的印痕、紋樣等。
線刻豬紋陶缽
染 織
中國染織工藝萌芽於原始社會,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掌握了染織技術。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遺址中,曾發現過磨製精緻的骨針,說明當時人們已能將獸皮、樹葉等縫製成簡單的服裝。河姆渡遺址中出土有用苘麻捻成的二股線及紡車、紡機零件等。江蘇省吳縣草鞋山遺址(距今約6000年)出土有雙股經線織的布,布紋較平整均勻。錢山漾遺址,發現過絲織品殘片,織工較精。在各地的仰韶文化遺址中,也普遍發現了骨針、骨錐、陶紡輪、石紡輪等紡織用的工具,標誌著此一時期紡織工藝的進步。同時還在陶器上發現有布紋的印痕,有的密度為10根/厘米,應為麻織品。另外,陝西省華縣出土有硃紅色的麻布殘片,證明此時已對織物進行染色。新疆羅布泊遺址和哈密五堡遺址,曾出土過用色線織成的條紋毛織品。至龍山文化時期已發明了織布的骨梭,使生產效率和織物經緯的密度、牢度大為提高,同時也使織物的紋樣豐富多變。
骨、牙、玉等雕刻
骨器出現較早,北京周口店遺址中曾出土有經過加工的骨器。山頂洞人遺址中發掘出有磨製的骨針、骨鑿、骨楔和鹿角棒等器具,其中骨針圓而細長,光滑鋒利;鹿角棒表面光潔,有明顯的刻畫紋痕。另外,在該遺址還發現有在光滑的鳥骨上刻畫的長短不一的線痕。北京市門頭溝出土過用牛肋骨製成的骨鐲,顯然是用於裝飾。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雙鳥紋骨匕,系以雙鳥異首同身組成兩組圖案,骨匕兩端用平行線和點線構成了富有節奏感的幾何紋裝飾,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裝飾畫面。山東省泰安市大汶口遺址發現有用骨頭做的笄和墜,製作精巧,其中骨笄的上端還透雕出幾何形紋飾。
鏤孔象牙梳(山東泰安出土)
用動物的牙齒製作富於裝飾意味的物品或生活用具,至遲在新石器時代就已出現。山頂洞人遺址中發掘出在獸齒根部鑽孔,用皮條串連起來,戴在項頸或披掛身上的裝飾品。河姆渡遺址發現過一件外壁刻有蠶紋的象牙質的小盅。大汶口遺址曾出土過兩件象牙梳,系用象牙皮製成,梳呈長方形,長16。7厘米,除梳齒外,頂端還刻有4個開口和3個圓孔,梳身刻有8字形的鏤空線紋飾,內填T形紋樣,兩邊各開3孔,上邊刻2孔,裝飾較為複雜。另外,該遺址還出土有象牙筒、象牙琮等,前者有的周身透雕出花瓣形紋樣,或刻畫平行弦紋。
玉雕工藝是在石器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山頂洞人遺址曾出土有大小一致的白色小石珠、黃綠色卵圓扁平穿孔的礫石和貝殼等,可能用於裝飾。在各地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有大量用玉或瑪瑙等材料製成的□、璜、璧、管、珠等裝飾品,有的表面上刻有動物或幾何圖形的紋樣。江蘇省南京市陰陽營遺址出土的各種玉器達 300件,可見此項工藝的發展規模之大。遼寧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出土的白玉豬龍、松石鳥、玉龜等玉雕,以鏤雕和線刻為主,形象誇張、生動。浙江餘杭縣大反山良渚文化遺址發掘出的神像玉冠狀飾、獸面紋玉冠狀飾、玉璜、三叉形玉飾等,採用透雕、或陰線細刻或剔地凸起加陰線細刻的技法,雕出神像、獸面及其他紋樣,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夏、商、西周工藝美術 夏、商、西周時期是中國工藝美術發展史上繼原始社會之後,第2個重要階段。這一時期,工藝美術品的創造、製作者主要是直屬於官府的百工,他們在創造過程中所獲得的審美經驗、製作技藝和製作的無數優秀作品,對後世有重要的影響。這一時期青銅工藝居主導地位,在商代後期和西周初期達到興盛階段,出現大批製作精美、系列不同的青銅器,其造型和紋飾在工藝美術史上具有典範意義。玉器的雕琢技藝有新的進步,有造型嚴謹、規範化的禮玉,也出現大量造型生動優美的實用的或裝飾性的玉器。陶瓷工藝的成就表現在原始瓷器的出現和精細白陶器的造型和裝飾意匠上。此外,金器、牙骨雕刻和竹、木、漆器、紡織工藝也都有發展。
青銅工藝
文獻記載:傳說夏代已開始鑄鼎。已知的最早的青銅容器殘片發現於河南省登封縣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的灰坑,含有銅和鉛、錫成分,屬於青銅。據放射性碳素斷代,年代約為公元前1900年,相當於夏代初期。在其後的二里頭文化遺址中,發現有青銅禮器的爵(見二里頭銅爵)和□,鑲嵌綠松石獸面的銅牌飾鈴和工具、兵器等。爵和□為多范合鑄,造型、紋飾粗簡,具有明顯的早期青銅器特徵。在遺址中還發現有鑄銅、制陶、琢玉、制骨的各類作坊,說明手工業已有專業分工。
商後期青銅工藝十分繁榮,青銅器作品表現出不同的藝術風格。商代青銅藝術的主導的審美傾向是追求莊嚴、華美,到西周中期以後,佔據上風的則是典雅、樸素的風格。
商、西周時期,青銅器已形成獨特的造型系列,主要器類有:1。容器類:①炊食器:炊器主要有鼎、鬲、□,盛食器主要有簋、豆,到西周后期出現新的器類 □和□;②酒器:盛酒器有尊、□、瓿、卣、壺,調酒的□與造型異常華美的方□、兕觥及各類鳥獸尊。溫酒、飲酒器有□、爵、角、觚、觶;③水器:盤、□、盂等。2。樂器:鐃、□、鈴、仿木器的鼓,西周中期以後出現編鐘。3。兵器:鉞、戈、矛、鏃等。4。車馬器、工具等。其中,最主要的是炊食器和酒器,均屬於禮器。商代酒器種類數量很多,到西周以後,炊食器發展,酒器逐漸減少。炊食器中的鼎是禮器中最主要的代表器類,具有重要的宗教、政治意義,在造型上也力求莊嚴、厚重,強調體量感。大型鼎被視為貴族權勢的象徵之物,著名的如商代王室祭器司母戊鼎,重875公斤,為已知商、西周時期最重的巨型青銅器。西周時期的圓腹大鼎如大盂鼎(見彩圖大盂鼎(西周)陝西岐山出土)、大克鼎等都有涉及西周史實的長篇銘文,造型典雅、莊重,代表了西周時期青銅器藝術的成就。酒器中,圈足器的尊、觚,帶提梁的卣,三足器的爵、□造型設計都十分成功。兕觥和各種鳥獸尊為模仿鳥獸形體製作的盛酒器,表現出古代藝術工匠善於觀察自然物象和按照工藝美術造型原則加以提煉變形的能力。有的生動傳神,有的將鳥獸局部形體與器皿造型巧妙結合達到和諧完美。著名的代表作品有商代的四羊尊(見彩圖四羊尊(商)湖南寧鄉出土)、龍虎尊、小臣□犀尊、雙羊尊、象尊、豕尊(見彩圖豕尊(商)湖南湘潭出土)和各種不同造型的鴟□尊等;西周的鴨尊、駒尊、虎尊等。此外,四川廣漢出土的商代大型青銅人像、人頭像、面具等,表現了古代巴蜀地區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特殊成就(見三星堆青銅人頭像)。
虎食人卣
商、西周青銅工藝還創造了富於時代特徵的多種紋飾。早期種類較少,紋飾的構成也比較簡單,商代中期以後,發展為三層花紋。即在浮雕的主體紋飾上輔以陰線刻文,其餘空白部位又刻成細密的雲雷紋作為襯底。以此造成多層次的裝飾效果。在裝飾手法上,注意主從關係和虛實變化。器物體積感最強的部位大多以饕餮紋為主,構成大面積的裝飾面,而在次要部位則裝飾有彼此呼應的裝飾帶。流行於商代和西周早期的紋飾主要有饕餮紋(或稱獸面紋)、夔紋、鳥紋等。饕餮紋為一個具有神秘色彩的突出的獸頭,有的有角、爪、尾,其生活原型為牛、虎、羊等動物。夔紋為側身、有角、一足、卷尾的龍形紋飾,多用於裝飾帶。兩個相對的夔紋也可構成一個饕餮紋飾。鳥紋初出現於商代中期,到西周以後更為盛行,有小鳥、長尾鳥和華冠大尾鳥等不同樣式。此外,比較流行的還有象紋、虎紋、蟬紋、蠶紋及龜、魚、蛇等動物紋飾以及鉤連雷紋、乳釘紋、渦紋等各種幾何形紋飾。西周時期出現別具特色的卷身夔紋。西周中期以後,饕餮紋、夔紋等逐漸為竊曲紋、重環紋、波紋等所代替。商周青銅器還多在器蓋、□、耳等部位附加立體的動物形裝飾,並在器體交接、轉折部位(一般是合范處)飾以突起的觚稜,以增強器物的裝飾效果。
商、西周青銅器中的重要作品,多鑄有銘文,商代銘文字數較少,有的僅刻族徽,到商晚期,字數逐漸加多,西周時期毛公鼎的銘文最長,達497字,內容廣泛涉及祭典、訓誥、冊命、征戰,以及訴訟、媵女等內容,具有書史的性質。銘文中的代表作品具有書法價值和史料價值。
陶瓷工藝
夏、商、西周時期大量日用器物是紅陶與灰陶製品。其中食器、水器多為泥質陶器,炊器多為夾砂陶。在器表施加印紋、劃紋和附加堆紋,表現出樸素的裝飾意匠。商代中期曾一度流行在陶器上施加與青銅器相同的饕餮紋。在二里頭文化和商代中期還出現一些陶塑的龜、魚、虎、羊頭、豬、鳥頭等,造型誇張、生動。山西襄汾陶寺相當於夏代的文化遺址出土有大型彩繪陶器,有的繪有龍的形象。
江南地區和東南沿海流行印紋硬陶器,器表拍印有雲雷紋、人字紋、米字紋、方格紋等紋飾。陶質堅硬,燒成溫度高。商代中期出現原始瓷器,胎骨以高嶺土燒成,外施青灰或黃褐色釉,燒成溫度在1200℃左右,胎質堅密,不吸水分,扣擊有金石聲。器類有尊、豆、瓮、盂等容器,施有弦紋、方格等刻畫紋飾(見中國原始瓷器)。西周以後有較大的發展。
以高嶺土為坯的刻紋白陶器出現於商代晚期,為當時貴族專用的貴重器物。器表磨光,雕刻花紋。其造型與紋飾和同時期的青銅器有密切關係,但又自成體系。器類有鼎、殷、豆等炊、食器和尊、□、觶等酒器。紋飾有饕餮紋、夔紋、人體紋、雲雷紋、渦紋等。主要發現於殷墟和河北藁城等地,數量不多。
刻紋白陶的藝術成就和印紋硬陶、原始瓷器的出現代表著此一時期陶瓷工藝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國陶瓷史上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發展。
玉石、骨牙雕刻工藝 玉石工藝在商代達到成熟期,數量眾多,應用廣泛,在長期製造過程中,發展了對於玉石原材料質地、色澤之美的鑒賞和辨別能力,珍貴玉石材料的價值逐步被認識。在貴族生活中,玉的材質之美被與當時的道德規範相比附,而且直接以玉器的造型種類區別貴族的等級身份。西周以後,玉器的造型進一步規範化,並被廣泛納入貴族禮儀活動和日常生活之中,但在藝術創造上則趨於僵化而沒有更大的發展。
商代玉鳥
安陽殷墟曾出土大量商代玉石器,最為集中的發現為殷墟婦好墓,所出玉器達755件,皆屬軟玉,產自新疆等地。有禮器、儀仗、工具、生活用具、裝飾品和雜器,其中藝術價值最高的是人和動物形的裝飾品,而玉□和盤的發現則表明商代工匠已能琢制容器了。石器共63件,有大理岩雕成的豆、盂、□、□、觶等禮器,石灰岩雕成的磬、工具,砂岩製作的磨石等。此外還有綠晶(或認為是壽山石)、瑪瑙、綠松石、孔雀石4類寶石器,共47件,主要用作製作珠類、動物形裝飾和貝等。
玉石禮器主要有璧(及各種環類)、琮、圭、璋、璜、琥6類,用於祭祀活動和貴族佩戴。還有一些銅鑲玉或其他材料的戈、矛鉞、戚等兵器、工具,用於儀仗。禮玉的品類是不斷發展、完善的,其具體名稱、用途,多年來學術界尚有爭議,在琢制技藝上,特別注重形式的對稱、完美,以求與其莊嚴的禮儀性質相諧調。
動物和人形裝飾品都是小型的佩飾或鑲嵌的裝飾品。也可能具有辟邪等巫術意義。婦好墓所出各類寫實動物和龍、鳳等神異動物,種類繁多,形象生動,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還有13件玉人,是了解商代社會生活的珍貴形象資料。西周時期代表性作品有甘肅靈台白草坡所出的玉人、陝西寶雞茹家莊所出的玉鹿、水牛等大量動物性裝飾品。這些作品有圓雕、浮雕、玉片等不同形式,輔以線刻紋飾,並多鏤空,以造成玲瓏剔透的觀賞效果。巧用原材料色澤的俏色玉器在商代後期也已出現。
骨、牙雕刻在商、西周時期也很流行。骨雕多用作笄、匕等生活用品或矛、鏃、刀、錐等兵器與生產工具。貴族使用的骨器上多雕刻有饕餮、夔等精細花紋,骨笄上端刻出鳥、夔等形象,有的還鑲嵌以綠松石,所用材料為牛、馬、豬、羊等骨料、鹿角和人骨。
商代象牙杯
象牙製品最精美的有婦好墓所出3個觚形象牙杯,兩件為夔□,成對,一件為虎□帶流,均遍體刻滿精細的多層花紋,並鑲以綠松石。造型莊重,紋飾華美,與青銅器同一時代風格。陝西扶風西周宮室遺址所出兩件骨笄帽上的蚌雕人頭像,深目高鼻,具有特殊的歷史價值。
(李松)
漆器工藝
商、西周時期,漆器的製作是將漆樹的汁液,即漆塗在先作好的木器上,在潮潤空氣中氧化後,其表面呈深褐色,干後變為褐黑色,使器物既防腐、耐酸、耐熱、又可作裝飾,具有美感。中國是用漆最早的國家。在商代,隨著各項生產技術的提高和各種手工藝的發展,用漆技術也有相應的進步。現在雖無完整的漆器出土,但通過考古發掘,發現有大量雕花木器印痕,即「花土」,漆印在墓室幕土中的塗漆木器的痕迹,以硃色居多。在河南安陽殷墟和河北藁城的一些商代墓室和遺址中,曾發現有商代漆器的「花土」和殘片。其中有盤、盒等器物,大都紅地黑花。經分析鑒定,其裝飾花紋有饕餮、夔、龍、虎、蕉葉、回紋等紋樣,與此時代的青銅器基本相似。此時漆器中還使用了鑲嵌技術,有的花紋中嵌有綠松石,而有的則貼以金箔。
商代漆器殘片
西周漆器較商代有所發展,其器以木質或編織物為胎,外塗漆液,有的甚至嵌以蚌泡,器形多仿青銅器,有豆、盤、盒、杯等器形殘片。以陝西長安、河南洛陽、□縣等地的墓室中出土較多。西周漆器的色彩有紅、黑、白、青等,其色彩配置要符合禮制的規定。
商、周漆器除用於祭祀等禮制儀式外,還廣泛地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並作為車輛及兵器的裝飾。
春秋戰國工藝美術 中國春秋、戰國工藝美術創作的時代特徵,自春秋中期以後開始形成,到戰國時期達於成熟。其審美表現是推崇精巧富麗的繁飾之美。由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思想的空前活躍、人的價值的提高,工藝美術突破禮制的局限,顯示出前所未有的活潑、自由的創作傾向,各種工藝美術都出現一些傑出的代表性作品。主要成就表現在青銅、漆器、玉石、琉璃、陶瓷、金銀、絲織刺繡等方面。春秋中葉以後手工業製造的中心由周王室轉入各諸侯國家,有官府工業和民間手工業兩種。禮器、兵器等重要器物的生產控制於官府工業之手。春秋晚期出現總結百工技藝的專著《考工記》,內容包括論述百工的社會地位與分工、工藝思想、城市、宮殿、器物制度、技藝經驗等諸多方面。其所記述的當時主要手工業部門分工共有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博埴6部分30個工種。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的工藝美術表現出不同的地域性特色。各地區之間又相互交流,彼此影響,形成統一的文化共同體。具有獨立的地域性特色的文化區域主要有:以周和三晉為代表的中原文化區,以燕、趙為代表的北方文化區,以齊、魯為代表的山東文化區,以吳、越為代表的東南文化區,以徐楚為代表的南方文化區,以秦為代表的關中文化區,以及西南方的巴、蜀、滇文化區。戰國以後,楚文化和秦文化具有重大影響。
青銅工藝
春秋早期,青銅工藝沿襲西周風格,春秋中期到戰國中期,出現重要變化,成為青銅器藝術發展的第2個高峰時期。青銅器類和組合關係都發生新的變化,主要器類有①容器:炊食器有鼎、鬲、□、□、□、豆、敦等。鼎依然是最尊貴的青銅禮器,與□配套使用,依使用者的不同社會地位而在數量上有所區別。鼎用單數,依9、7、5、3為次。□按複數相應配置。最高統治者用9鼎8□。但□越現象不時發生。酒器主要為壺、□、□、舟、鳥獸尊等,以往盛行於商、西周時期的爵、□、觚、觶、卣、尊、方□等均被新器類所取代。水器有鑒、盤、□、盆等。②樂器:主要有編鐘、編□、□於等。成組的編鐘數量最多,保存完好的是湖北隨州出土的曾侯乙墓編鐘,有鈕鍾19枚,甬鍾45枚,合共64枚。另有□1枚。依其大小和音高為序編為8組,懸掛於曲尺形的3層銅木結構的鐘架之上。在鍾架中下層終端與轉角處,立有6個鐘虛銅人。③兵器:主要有戈、矛、殳、戟、劍和弩機、鏃等。春秋、戰國時期戰爭頻繁,兵器種類、數量很多,一些貴族使用的兵器嵌金錯銀、裝飾精美的紋飾和圖案化的文字,或髹漆繪彩,本身也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著名的吳王光劍、越王勾踐劍,劍身有經過特殊處理而產生的光焰狀或菱形花紋,異常精工。④生活用具:最有代表性的器物為銅鏡與帶鉤。銅鏡初發現於齊國文化遺址。戰國晚期,銅鏡製造大為興盛,以楚國銅鏡為數最多。銅鏡的工藝美術價值在於它創造了一系列不同於一般青銅器紋飾的獨特紋飾,並在適合紋樣的設計中表現出傑出的創造才能。河南洛陽金村所出的狩獵紋鏡背面有錯金銀的騎馬勇士揮劍與虎格鬥和異獸圖形。還有嵌玉、嵌琉璃的銅鏡,均為戰國銅鏡的精品。帶鉤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傳入南方的服飾用具,戰國中期以後在貴族生活中普遍流行。有的鑄為獸形,有的鎏金鑲玉,非常精巧。此外還有車馬器、工具等。
春秋蔡侯爵銅鼎
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生產力的發展和貴族競尚奢侈,青銅器數量大增,大型器物很多,異形器種類繁多。在製作目的上,實用功能已居於主要地位,製造技藝上的進步主要表現為分體鑄造,焊接技術有了新的發展。春秋中晚期開始應用失蠟法熔模鑄造技術,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晚期偏早的楚墓中所出的銅禁、銅盞等,曾侯乙墓所出的尊盤,都是應用失蠟法鑄造的。銅禁以表層紋飾與內部的多層銅梗組成細密的透空雲紋,曾侯尊頸部附有獸形飾,腹、足部分各有4龍攀附,曾侯盤口沿上有 4個摳手狀方耳,下有4龍形蹄足。兩器上的龍形附飾,周身由眾多彎曲的小螭交相連接而成,螭尾向外伸展,使器物外形產生浮動、迷幻的感覺,尊的口沿與盤的摳手由透空的多層細小蟠虺構成立體紋飾,互不接續,靠兩層銅梗支承。
流行於春秋中期以後的青銅器紋飾主要有蟠螭紋、蟠虺紋,為由兩條或數條螭龍糾結而成的紋飾。此外還有羽狀(波浪紋)、□紋、貝紋、垂葉紋等。銘文字體有時也被圖案化而成為紋飾的組成部分。以前流行的饕餮紋依然被保留,但獰厲色彩已經消褪而更富於裝飾趣味。裝飾手法的創新和新紋飾的產生與鑄造技藝的發展同步。例如精細的蟠虺紋、羽紋的廣泛應用就與印模法的推廣有直接關係,在制范時,以此類紋飾的單元紋樣上下左右相聯,列印成二方連續或四方連續圖案,構成異常精細繁密的大面積裝飾花紋。再如,錯金銀和嵌異色金屬技藝的流行,不僅造成多色彩的裝飾效果,而且促成狩獵紋等新紋飾的產生。自春秋晚期始,出現了與以往完全不同的傾向於寫實的人和動物紋飾。初期主要是狩獵紋,以後發展到表現貴族生活的宴樂、習射、採桑、弋射,以至水陸攻戰等內容,並有簡單的環境描寫。主要有3種形式:一類是用鋒利的刃器在槌制的薄壁銅器上刻畫出的線刻圖像;一類是嵌紅銅或其他異色金屬的類似剪影式的圖像,在畫面上,人物活動作平面的多層配置;還有一類是減底平刻的圖像。
戰國中期以後,素麵銅器逐漸流行,突出了質材和造型設計之美。有的素麵銅器表面鎏金或施加彩繪。
春秋戰國青銅器中具有突出藝術價值的代表作品有河南新鄭出土的春秋中期的立鶴方壺(見彩圖立鶴方壺(春秋)河南新鄭出土),河南輝縣出土的春秋晚期吳王夫差鑒,山西渾源李峪出土的戰國早期犧尊、鳥獸龍紋壺,故宮博物院藏戰國龜魚蟠螭紋方盤、螭梁□,河北平山縣中山國墓出土的龍鳳方案、虎噬鹿器座,安徽壽縣所出戰國中晚期錯銀卧牛,江蘇漣水所出戰國中晚期嵌綠松石卧鹿,陝西興平所出戰國中晚期錯金銀雲紋犀尊等。具有雕塑意義的青銅人像主要有器物座和人形燈兩類。其代表性作品有曾侯乙墓的鐘□銅人,河南三門峽所出戰國中晚期漆繪人形燈,以及湖北包山大冢出土的銅燈等。
漆器工藝
商代中期已達到較高水平。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遺址發現的原髹於木盒、盤等器物上的殘漆片多以薄板為胎,塗朱髹漆後,再繪朱紅紋飾。有的在木胎上雕出饕餮紋等紋飾,再塗朱髹漆,紋飾的眼部鑲嵌綠松石,還有的貼鏨花金箔。紋飾有饕餮紋、夔紋、雲雷紋、圓點、焦葉紋、人字紋等,漆面烏亮,表明當時在曬漆、兌色、髹漆等方面已掌握了較熟練的技藝。在河南安陽殷墟發現的原為豆、□等容器上的殘漆片也有與青銅器相類的紋飾。在湖北蘄春毛家咀發現的西周早期彩色殘漆杯,也是薄板胎。在黑、棕地色上繪以朱彩的雲雷紋、目紋、圓渦紋。
戰國銅燈
春秋戰國以後,漆器工藝日益繁榮。春秋時期的漆器開始使用金屬附件,並有鑲嵌金貝和壓花金箔的作品。戰國時期,數量大增,發現地域廣泛,最多的是河南、湖南、湖北地區的楚國漆器和四川青川等地戰國晚期的秦國漆器,北方漆器遺存較少,但也有自己的獨特風格。
戰國時期漆器應用範圍極廣,包括日常飲食,生活用具的耳杯、盤、盂、俎、案、箱、奩等,樂器的鼓、瑟、編鐘架等,以及兵器、車馬器等。明器中的俑和楚墓特有的鑲有鹿角的鎮墓獸、虎座鳳鳥懸鼓、虎座飛鳥、透雕小座屏等,也是反映現實生活或富有神奇、幻想色彩的雕塑作品。器表多髹黑漆,作為底色,上面用漆或油彩繪出金、黃、紅、赭、綠、白等色圖案,常見的為各式雲紋、幾何紋、鉤連紋、動植物紋,以及表現狩獵、舞樂、出行等活動的圖像,色彩絢麗,紋飾生動。也有些漆器的紋飾為針刻,線條勁利流暢,表現出很高的繪畫水平。漆器胎骨以木胎居多,也有夾□胎和竹篾胎。此外,髹漆、彩繪還有施加於銅、陶等物品的,漆器鑲嵌也有很大發展。戰國中晚期還出現了□器。
戰國彩繪漆奩
大型漆繪的代表性作品為戰國早期曾侯乙墓棺,外棺以10根銅立柱嵌柱10塊同大的木板構成,長3。2米,棺外以黑漆為底,用硃色和金黃色繪出旋渦紋、變異之紋、□紋。內壁髹朱漆。內棺長2。49米,內外壁均髹朱漆,外以金黃和黑色在棺檔、側面畫窗格,兩旁繪手持長兵器的有角及羽翼的守衛神人,其餘部分則繪滿糾結纏繞著的神怪、龍、鳳、蛇等無數怪異形象。戰國晚期的湖北紀南城包山大冢所出彩繪漆棺5面繪有生動的18組龍鳳紋,以黑、紅、黃為主色,輔以絳、褐、灰、白等色和大量金粉,造成金碧輝煌的效果,整個畫幅面積達4平方米以上。河南信陽長台關1號墓所出彩繪錦瑟上的射獵、燕樂等圖像,湖北包山大冢漆奩上的《出迎儀仗圖》等,都是戰國時期漆繪藝術的精品。
玉石工藝
春秋戰國時期由於鐵器的普遍運用,改革了砣具等琢玉工具,使玉器的雕琢技藝空前提高。貴族男女盛行佩玉習俗,將玉的材質之美與社會道德規範相聯繫,以不同造型的禮玉作為區分貴族等級身份的標誌之物,貴重玉器被廣泛用於社會交際場合、禮儀活動和國際交往,珍貴玉器價值連城。春秋戰國玉石雕刻藝術追求繁縟、精巧的雕琢,大量應用鏤空的技藝,琢為陰陽雙關的紋飾,玲瓏剔透。流行的紋飾主要有蟠螭紋、龍鳳紋、蒲紋、谷紋、乳釘紋和各種變形的雲雷紋等。玉石雕刻還常與金銀細工結合,製成立體雕刻、容器、帶鉤等物,以不同質材、色澤構成豪華、富麗的審美效果。制玉工匠屬於百工之中的刮摩之工。
春秋戰國時期玉器雕刻的代表性作品有河南洛陽金村東周墓出土的金鏈舞女玉佩飾,河南光山春秋早期黃君孟墓出土的玉人頭飾、人首蛇身飾等,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晚期1號楚墓所出玉獸牌飾、虎形璜等,曾侯乙墓所出多節玉佩、玉四節佩等,河南輝縣固圍村戰國中期魏王墓所出大玉璜等,河北平山縣戰國中期中山國墓葬所出三龍蟠環透雕玉佩、小玉人、各種浮雕、透雕的飾板等,安徽長豐楊公鄉戰國晚期墓所出鏤空龍鳳紋玉佩等。其中洛陽金村出土的金鏈舞女玉佩以玉舞女、沖牙、雙璜、玉管等組合成一組玉佩飾,兩舞女左右成對,長袖盛□,衣紋稠疊流暢,造型優美。淅川楚墓所出玉獸面牌飾長7。1厘米,寬7。5厘米,通體雕刻隱起的獸面紋與雲紋、龍的趾爪穿插而成的浮雕圖案,結構嚴謹活潑,表現出的新穎設計構思能力和製作技藝,代表了玉器雕刻藝術到春秋中期以後新的發展趨向。曾侯乙墓所出的多節玉佩,全長48。5厘米,最寬8。5厘米。以5塊玉料琢為有活環套接的16節玉片,有璧、環和方、長方、精圓等形式,其中有的兩件同形成組。玉片上各有淺浮雕、鏤空的龍(蛇)鳥等紋飾,各節之間的套環除8個是由玉材整體上琢成的之外,還有4個活環的金屬榫插接而成,可以拆開、分解為5組。其製作之精工,為同時代玉器中所僅見。輝縣固圍村所出大玉璜長20。2厘米,以7塊玉料和兩個鎏金銅獸頭構成,呈弧形,主體部分以5塊玉材組成雙首龍形,身上有隱起的雲紋,正中上側雕一小卧獸,也是大型禮玉中的精品。春秋、戰國時期玉器中出現了很多造型異常生動活潑的龍、鳳等形象,代表性作品為洛陽金村所出的雕龍谷紋玉璧、龍紋玉佩,長豐楊公鄉墓所出的鏤空龍鳳紋玉佩等,或通體琢為龍、鳳形,或以龍、鳳等形象為器身上的附加裝飾,形象活潑矯健,輪廓線流暢而富於曲折變化。肖形的圓雕一般也屬於小型的飾玉,光山縣黃君孟墓出土的玉人頭飾、洛陽小屯村戰國大墓所出兩件裸體小兒騎獸玉佩、平山中山國墓所出玉人均高3厘米左右,有穿,可佩系,形象處理傾向於寫實。山東曲阜魯故城所出青玉鳥,高5。6厘米,長4。8厘米,曾侯乙墓所出的牛、羊、豬、犬、鴨等微型玉雕,有的小如稻粒,各有真實、生動之致。
戰國蟠螭紋石板雕
石雕數量較少。平山中山國3號墓所出兩件大型石板,長45厘米,寬40。2厘米,由許多小石板拼連而成。四周以渦紋為飾,內雕虎、獸面、蟠虺等紋飾,穿插變化巧妙,製作精美。圓雕作品有安徽壽縣朱家集所出石卧牛,造型雖簡略,而整體感較強。
絲織工藝
中國絲織工藝開始出現於原始社會晚期的良渚文化。商、西周時期已達到較高水平。河北藁城台西遺址所出商代絲織物印痕中可見,已有平紋的紈、平紋縐絲的 □、絞紗類的紗羅等。還發現有比較精細的麻布。在陝西寶雞茹家莊發現有西周中期的提花菱紋綺和朱紅、石黃兩色辮子股綉針法的刺繡印痕。
戰國時期絲織品和刺繡達到很高成就,發現於南方楚國地區的實物遺存最多。其中一次重要的發現,是在湖北江陵一座戰國中晚期小型墓葬中發現的保存尚較完好的35件衣物,墓主人為中年女子。出土的紡織品有絲、麻兩大類。絲織品包括絹、綈、紗、羅、綺、錦、絛、組8類,以絹和錦類數量居多。錦有二色、三色兩類。為追求色彩和圖案的豐富變化,二色錦採用了分區配色和階梯連續的手法。錦的紋樣有塔形紋、鳳鳥鳧幾何紋、各種菱形紋、條紋等。三色錦結構緊密,紋樣構圖大,其中舞人動物紋錦,以143個提花綜織造,說明當時已有先進的提花機,並掌握了熟練的織造技藝。絛有緯線起花絛和針織絛兩類。緯線起花絛有田獵紋、龍鳳紋、六邊形條紋。針織絛帶結構複雜,並應用了提花技術,有動物紋、十字紋和星點紋。同墓所出還有刺繡作品21件,以絹或羅為地,花紋主題為龍、鳳,有的間以花卉。圖案變化極為豐富、生動,或作龍鳳相蟠,或作舞鳳逐龍,或作龍、鳳、虎相搏鬥,反映出當時的工匠對處理圖案構成已有成熟的經驗。綉線用色有棕、紅棕、深紅、朱紅、桔紅、淺黃、金黃、土黃、黃綠、鈷藍等,都是先以淡墨或硃色描繪出圖稿而後綉制的。
戰國絹地龍鳳紋九彩綉衾
其他工藝
金銀器、陶瓷、琉璃等工藝在春秋戰國時期也有新的發展。金器在商代已有發現。四川廣漢三星堆1號祭祀坑發現有以純金皮包卷而成、長142厘米的金杖,以金皮模壓而成的面罩和以金箔模壓成的虎形飾,都具有巴蜀文化的特色。春秋戰國時期貴族墓葬盛行以金銀器隨葬,如曾侯乙墓所出的5件金器中的金碗,高 10。7厘米,重2150克,為已知同時期最大、最重的金器。洛陽金村周墓、平山中山國墓也出土很多金銀器,金村所出銀俑、嵌玉金帶鉤都具有代表性。
同時期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也盛行使用金銀器,如內蒙古伊克昭盟杭錦旗匈奴族古墓所出虎牛紋金冠飾、鷹形金冠頂飾、四虎食牛紋金牌,准格爾旗西溝畔2號墓所出金牌飾,陝西神木縣納林高兔村匈奴墓所出金、銀虎和金鹿形怪獸及銀鹿等,其設計、製作均達到很高的藝術水平。
此外,包金青銅器和以金、銀鑲錯的技藝也十分興盛,並有很多傑出的創造。
陶瓷工藝的發展突出表現在南方古越地區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的發展,灰陶仿青銅器、漆器的傾向和陶禮器的盛行,磨光、暗花、朱繪、線刻等裝飾手法的應用和器物造型裝飾意匠的加強,建築用陶的發展。鋪地的磚模壓有各種幾何形、鳥獸形紋飾。壁面磚裝飾和作欄杆用的欄板磚也於戰國時期出現了。各國的瓦當紋飾各具地方風格特色,成功的創造了多種適合紋樣。燕下都的獸形排水管頭是裝飾與實用功能結合得很好的範例。
琉璃製品初見於西周。春秋、戰國時期除常見的珠、管之外,還有璧、環、璜等仿玉器作品,以及琉璃杯、劍飾、印章等。戰國琉璃器有多種透明或不透明的色澤。琉璃珠上常有以藍色圓點和白色圓圈組成的魚目紋或多彩套色俗稱「蜻蜓眼」的美麗花紋。其材料為鉛鋇玻璃質,與古代埃及、羅馬的鈉鈣玻璃不同。
秦漢工藝美術 中國秦漢時期,由於國家的統一,社會較為穩定,統治者採取的休養生息政策,客觀上促進了生產的恢復和發展,使社會經濟日趨繁榮。秦漢是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許多重大的社會活動和工程建設,都由中央出面組織,如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修築長城、宮殿和陵墓等。這種集權政治制度,反映在工藝美術上則是它的統一性和巨大性。西漢時期中央和地方還設立專門機構,負責管理手工業生產,加上生產技術的提高,使工藝美術在前代的基礎上獲得了全面的發展,其中的某些門類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銅器工藝
秦漢時期的銅器工藝生產是一個重要的部門,成就卓著。秦始皇陵兵馬俑坑出土的鎏金銅車馬以其形體碩大,製作精良,著稱於世(見秦始皇陵彩繪銅車馬)。其他品種有傳統的鼎、敦、簋等。秦鼎造型腹淺、矮蹄足,腹間有一道弦紋,如陝西戶縣宋村秦墓出土的鼎、西安歷史博物館所藏的秦蟠虺紋鼎。敦則環耳,腹間亦有一弦紋,風格與鼎大致相同。而簋多口斂,小耳,無垂飾。具有時代特色的是鍪和蒜頭瓶。前者為炊煮器,扁圓腹、圜底、頸斂、口沿外張、腹肩處有雙環耳,或對稱,或一大一小,或一耳,常飾以葉脈紋,線條流暢,變化多樣,造型優美。後者以其近口處鼓大如蒜頭,而得其名。到了漢代,銅器已向日用器皿發展,其特點是出現了一些新品種。產量較大的是燈、爐、奩、壺、洗、鏡等,另外像鼎、壺、缶、卮、杯、盤、□、盆、洗、釜、□、銚、鍋、鍾、鐸、鼓等,亦有所生產。製作上以素器為主,而少飾花紋。漢代銅器具有時代特點的是以下幾類:①銅燈。使用面廣,品種多,是銅燈製作的鼎盛期。有盤燈、虹管燈、筒燈、行燈、吊燈等,其中造型優美、設計精巧的是象生燈。如朱雀燈,以鳥身作燈體,嘴銜燈盤;人形燈,以手托燈;另外還有羊燈、雁足燈、雁魚燈等,後者以山西省出土的最為精采。其燈為一立雁,轉頸回首,口銜一魚,魚身為燈,插入魚頭內,可左右轉動,使用時便於調節方向,設計比較精巧。雁身、魚頭布滿紋羽紋、鱗紋,頗為精緻。 ②銅爐。因用途不同而又分:薰爐,用於燃燒香料,又名香薰,呈豆形,上有雕鏤成山形的、高而尖的蓋,象徵著海上仙山博山,故又稱博山爐。其代表作品有河北滿城漢墓出土的錯金博山爐(見彩圖錯金博山爐(西漢)河北滿城出土)、陝西興平茂陵1號無名冢出土的鎏金銀竹節高柄薰爐。溫手爐,取暖用,爐體側壁及上部鏤有散熱的氣孔,有的還有柄或鏈條,如興平漢墓出土提鏈銅爐。溫酒爐,多呈長圓形,上可置杯以溫酒,爐體上有孔,有的還雕鏤有四神及動物形象,有柄。③銅壺。造型為鼓腹、小頸、口向外侈、圓足,腹多有獸面銜環,以河北滿城漢墓出土的錯金銀鳥篆文壺最為精美,此壺周身布滿鳥形文字,比較少見。④銅鏡(見中國銅鏡)。發展最快,式樣豐富,製作精巧。其特點為體薄、平邊、圓紐,裝飾程式化,藝術水平極高。其品種主要有早期的螭形鏡、草葉鏡、星雲鏡、日光鏡、昭明鏡,中期的規矩鏡,後期的雙夔紋鏡、雲雷紋鏡、蝙蝠紋鏡、畫鏡和方銘鏡及階段式鏡等。其紋飾有人物、動物、神話、飛禽、花草及文字等。⑤銅鼓(見中國銅鼓)。為西南少數民族所制器物,系打擊樂器。其製作年代較悠久,至漢代式樣最多,製作精美,因其地區和式樣的不同,可分滇系和粵系兩大系統。前者形體較小,多單弦紋分暈;後者高大,鼓面多有立體的青蛙裝飾。
雁魚燈
金銀器工藝
漢代金銀器工藝在前代的基礎上,又獲進一步的發展。為滿足奢侈生活的需要,所制器物極為精緻、豪華,如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夫婦墓出土的單鎏銀盒和湖南長沙五里牌和五一街東漢墓出土的銀碗、銀調羹等。除飲食具外,更多的是各種金銀裝飾品。1980年在江蘇邗江甘泉山漢墓出土大批黃金首飾,其中的1 對金勝由2個相對的三角形和圓形組成,圓形凸起如球面,用綠松石掐絲鑲嵌圓心,外有小金球組成一圈聯珠紋,製作甚為精美。有的金銀器除鑲嵌綠松石等材料外,還飾以人物、動物等。如1965年河北定縣漢墓出土的金銀錯狩獵紋銅車飾,呈竹管狀,表面有凸起的輪節,將車飾分為4段,用金銀錯裝飾以狩獵為主題的花紋,並嵌有圓形和菱形的綠松石,其間飾有人物及象、青龍、鹿、熊、馬、兔、狼、猴、羊、牛、豬、狐狸、獐、鷹、鶴、孔雀等動物形象。並穿插以菱形紋、波紋、鋸齒紋,整個車飾,構圖飽滿,氣魄宏大,風格瑰麗,反映了作者豐富的想像力和卓越的技巧。
陶瓷工藝
秦代的陶器製作更為普遍,在都城咸陽及其他地區均有許多官營或私營的制陶作坊。所制器物品種繁多,許多是仿自銅器造型,如陶鼎、陶□、陶豆、陶盆、陶蒜頭壺等;也有一部分器物具有陶器本身的特徵,如陶簋、陶盂、陶壺等。其中陶壺尤以雙耳誇張、形式多樣、造型優美著稱。而陶塑更是十分發達,具有極高的水平。1974年發現的陝西臨潼秦始皇陵兵馬俑,以其碩大的形體和精良的塑制技藝,表明了秦代制陶工藝和雕塑藝術已取得空前成就。
進入漢代,陶瓷工藝又有進一步提高。隨著陶瓷進入生活領域的進一步擴大,使陶瓷的品種、產量也隨之增加,工藝技術也日趨提高,逐漸成為漢代工藝美術中的一個重要領域。此時北方出現了釉陶,這是一種塗有黃綠色低溫鋁釉的陶器,其品種有壺、奩、盒、博山爐等。其中以釉陶壺最具特色,其造型為鼓腹、長頸、盤口,並飾浮雕狩獵紋或獸面紋等紋樣,非常精美。在南方則有青釉陶,此種釉陶,火度高,釉度較硬,又稱硬釉陶。彩繪陶在漢代也獲很大發展,品種有壺、盒、碗、爐、奩等,主要用作明器,色彩豐富,常繪以幾何紋及人物、動物等。漢代的瓷器以青瓷為主,亦有黑瓷等,產地多在南方,是在與陶器共燒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產品多為日用器皿,紋飾簡樸,且往往掛釉不到底。此時陶塑亦有所發展,題材極廣,有人物、百獸、建築、舟車等,均富有重大成就。
另外,秦漢的磚瓦也以質地堅硬、形式多樣、紋飾古樸精美聞名於世。秦磚常飾以菱形、方格、回紋、捲雲、三角雲圓壁、繩、粗布等紋樣,手法為花模印花。而秦瓦則以捲雲紋為主,瓦當已由半圓發展為圓形。漢磚以河南、四川等地所產最佳,前者產的長方形空心磚,用模印各種幾何紋和動物、人物及建築圖案;後者多產方磚,常飾以各種圖案,表現出一定的主題內容,多為生產勞動、車騎出行、社會風俗、神話傳說、庭園建築等,如弋射收穫磚、鹽井磚、庭園磚等,均具代表性。漢瓦非常精美,紋飾以捲雲、動物、四神和文字為主,多含吉祥意味,形狀多為圓形,也有少數為半圓形。
染織工藝
染織工藝在漢代有飛躍性的發展。國家設有專門官員負責生產,作坊有官營和私營兩種,從業人員和品種數量均超過前代。主要有:①絲織。產地以山東、四川為主,品種有錦、綾、綺、羅、紗、絹、縑、縞、紈等。織造方法有平紋、斜紋和羅紋等,其中以織錦最有代表性。漢錦是一種經絲彩色顯花的絲織品,又稱經錦,其緯線只用一色,經線則多至三色,分別為地色、花紋和輪廓線。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有大量織錦,為漢代織錦的代表。漢代絲織品的花紋有雲氣紋、動物紋、花卉紋、幾何紋及文字紋等。②印染。此項工藝較為發達,官方設有專門機構。其印染依工藝的不同,有塗染、浸染、套染和媒染之分。所用染料分植物染料和礦物染料兩類,所染織物色彩豐富,名稱繁多。僅新疆民豐出土的絲綉品的色彩就有大紅、綠、紫、茄醬、藕荷、古銅、綠、藍、翠藍、湖藍、緗色、淺駝、黃等數十種之多。而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織品色彩亦達30餘種。③刺繡。這時期刺繡針法多用辨綉,或稱鎖子綉。綉品在新疆民豐、河北五鹿充、長沙馬王堆等地均有出土,以後者出土最為豐富。其綉法除辨綉外,還有信期綉、長壽綉、乘雲綉、雲紋綉、棋紋綉、鋪絨綉等。另外,漢代的布和毛織工藝也很發達。前者以四川為最有名,後者多產於西域地區,新疆等地出土的毛織品上有龜甲紋、條紋及人物葡萄紋等。
絳地五彩綉
漆器工藝
秦代漆器品種據考古發掘可知有漆盒、漆盂、漆奩、漆壺、漆卮、漆樽、漆耳環、漆勺、漆匕、漆木梳等器物,均為木質胎,大都里紅外黑,在黑漆上繪有紅色或赭色花紋,紋飾有人物和動物等。人物紋有音樂歌舞和相撲摔跤等場面,生動自然。漆器上大都書寫或用針刻、烙印上的字銘,如「咸亨」、「陂里」、「朱工」、「許市」等名稱,有的是其產地名,有的為機構名,也有的是工匠姓名。其漆器以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和江陵縣鳳凰山秦墓出土最多、最精。
漆壺
漢代漆器又有了很大發展,達到了鼎盛時期。當時中央政府設有專門的管理機構,地方上也設有工官負責具體的生產管理。其器物設計製作多從實用出發,分工很細,有上工、漆工、□工、畫工、雕工等;漆胎多為木質,也有夾□和竹胎,其品種較前代有所增加,有盒、盤、匣、案、耳環、碟、碗、奩、箱、梳、尺、唾壺、面罩、棋盤、虎子等;色彩以紅黑為主,造型豐富,變化多端,紋飾清新華美,有雲氣紋、動物紋、人物紋、植物紋、幾何紋等;裝飾手法有彩繪、針刻、銅扣、貼金片、堆漆等,產地遍布全國。
九子漆盒
另外漢代畫像石,以人物、動物、植物為主要紋飾,古樸生動,矯健大方。其方法多為剔地突起的淺浮雕法,也有採用線刻的形式,畫像石以山東、河南兩地出土最多。玉雕的製作技藝也大有提高,發展了透雕、刻線、浮雕等加工方法,所雕物品多精巧玲瓏。琉璃、木器、編織等也各具特點。
三國、兩晉、南北朝工藝美術 中國三國、兩晉、南北朝,從3世紀初至6世紀末,長達4個世紀。由於這一時期政治上處於分裂、動亂局面,工藝美術處於發展的低潮階段,但全國各地區情況不平衡。北方地區遭受戰亂破壞比較嚴重;南方,特別是江南廣大地區,戰亂較少,社會相對安定,加上這一時期的手工業者已經可以允許在一定範圍內獨自經營,能夠比較自由地進行生產技術的改造,所以,某些手工業,如制瓷業等,在南方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同時,北方邊境地區少數民族的崛起及其內遷,促進了各民族之間在經濟、文化方面的相互交融,對工藝美術的發展也是有利的。這時期廣為流行的佛教和佛教藝術,使一部分工藝美術的製作宗教化,並對工藝美術題材、藝術風格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作為佛教象徵的蓮花紋的廣泛應用,漆器中夾□造像的發展,金屬、玉石工藝中的大量佛像的產生,成為這一時期工藝美術的時代特徵之一。成就最突出的是陶瓷工藝,其他如織綉、金屬、漆器、玻璃等工藝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
陶瓷工藝
成就突出的是青瓷生產。這時期南方青瓷的主要產地是浙江、江蘇和江西等地。其中尤以浙江的青瓷最著名。浙江北部、中部和東南部的廣大地區均建有窯場。它們分別屬於越窯、甌窯、婺州窯和德清窯4個系統。越窯系統的主要窯場分布在今浙江餘姚、上虞一帶,甌窯系統的主要窯場分布在今浙江南部的溫州一帶,婺州窯系統的主要窯場分布在今浙江中部的金華地區,德清窯系統的主要窯場分布在杭嘉湖平原西端。其中,發展最快、窯場分布最廣、瓷器質量最高的是越窯系統。這一系統的瓷器,在成型方法上,除輪制技術有所提高外,還採用了拍、印、鏤、雕、堆和模製等方法,因而器物品種繁多,式樣新穎,達到了實用與美觀的完滿結合。瓷器胎質堅硬細膩,呈清灰色,釉色純凈,是這一時期青瓷產品中的佼佼者。江蘇的青瓷產地主要在宜興縣丁蜀鎮湯渡附近,因該地離均山不遠,故稱均山窯,其時代在東吳後期到西晉。它所生產的青瓷在造型和裝飾上與越窯的風格相同,只是品種、質量遜於越窯。江西的青瓷生產,約始於三國時期,西晉時已有較大發展,主要產地在江西豐城羅湖一帶。所產青瓷的造型與裝飾均很簡樸,不如同期的越窯產品優美。其他如長江中、上游的四川、湖南、湖北等地區,約從晉代起也開始設窯燒制青瓷。
在南方青瓷發達的基礎上,北方青瓷生產也發展起來。考古發掘表明,北方青瓷約始於北魏晚期。至今除山東淄博發現有北朝青瓷窯址外,其他地區還很少發現青瓷窯址。但是,墓葬出土的北朝青瓷器很多。其中以河北省出土的數量最多,質量也最高,1948年在景縣封氏墓群出土的一批青瓷,是中國最早發現的北方青瓷,它的年代約自北魏至隋初。這批青瓷主要是日用器皿,如壺、缸、杯、碗、托杯、大盤等。最有特色的是封子繪和祖氏墓出土的4件仰覆蓮花尊,不僅體積高大(最高達60多厘米),造型雄渾,而且裝飾華麗,集中運用了印貼、刻畫和堆塑等藝術手法,是北方青瓷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但從總體上看北方青瓷胎質比較粗糙,胎一般呈灰色,釉層較薄,多細紋片,呈灰綠或黃綠色,有些僅施半釉,且不很均勻,工藝技術不夠成熟。由於北方青瓷的窯址現在發現的還很少,對北方青瓷的研究還有待於進一步深入。
這時期青瓷的造型和紋飾均富有特色,品種和造型日益豐富。主要品種有盤口壺、唾壺、罐、盆、缽、碗、□(多子盒)、水盂、硯、香薰、雞頭壺、燈虎子等,反映了瓷器正在逐漸取代過去銅器和漆器的地位。這些器皿中造型最有特色的是蛙形水盂、熊形或獅形燈、雞頭壺和蓮花尊。蛙形水盂以三國到西晉早、中期的造型最優美,如浙江上虞縣東關出土的蛙形水盂。瓷燈的造型,在現存器物中,以江蘇省南京市清涼山吳墓出土的一件刻有「甘露元年五月造」銘文的熊形燈最為生動。雞頭壺是三國末年兩晉時期越窯和甌窯創造的新品種,以後各地窯室均有燒制。早期的雞頭壺的雞頭只是簡單的模仿自然,純系裝飾之用。東晉後,雞頭與器形融為一體,達到了實用與形式的有機結合。蓮花尊的造型藝術性最高。河北景縣封氏墓群、湖北武昌和江蘇南京的六朝墓中均有類似的蓮花尊出土。尊體以腹為中心,上下均以蓮花瓣作裝飾,設計別緻、意匠新穎。
這時期青瓷的裝飾手法,有模印、刻畫、堆貼、塑飾、雕鏤、釉彩變化等。其裝飾紋樣早期常用鋪首紋、聯珠紋等,最具有時代特色的紋樣是蓮花紋和忍冬紋(也稱卷草紋)。蓮花是佛教藝術題材之一,南朝青瓷中普遍以蓮花為裝飾。這些現象說明,從商周開始的以動物紋樣為主的裝飾題材至此正在逐漸過渡到以植物紋樣為中心的歷史階段,同時反映了佛教藝術對裝飾題材的重要影響。
除青瓷外,東晉時開始的浙江德清窯系統和北齊時出現的北方的黑瓷以及北朝後期在北方出現的白瓷,也是這一時期制瓷工藝的新成就。其中白瓷的產生,為以後各種彩繪瓷器的出現,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這時期的制陶工藝雖不及同時期的制瓷工藝那樣發達,但也有自己的特點。日用器皿數量大減,陶制明器則大量流行。作為明器重要組成部分的陶塑──動物俑和人物俑,突破了前代陶俑古拙生硬的作風,而注重神態的刻畫。肅然拱立的文吏俑、神氣威武的武士俑、體態端莊的女侍俑以及從北朝才開始出現的駱駝俑,是這時期最有時代特色的陶塑作品。
織綉工藝
包括染織和刺繡兩大類。染織工藝中又包括絲織、麻織、毛織、棉織和印染等工藝。其中以絲織工藝的成就最突出。三國時四川生產的蜀錦盛極一時。到西晉時,四川的織錦業在全國佔有主導地位,蜀錦的織造技術也傳入南北方和雲南、貴州、廣西等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四川成都、江南廣陵(今江蘇省揚州市)和北方的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成為織錦業的三大中心。不論是南方還是北方的錦,織錦中最有特色的紋樣是禽獸紋。織錦除主要供國內統治階級享用外,還是對外交流的重要物品。日本流行的和服,最初就是用三國時期從東吳輸入的絲綢製成的。
刺繡工藝在有關的文獻記載和墓葬出土的實物中都很少。據王嘉《拾遺記》記載,吳王趙夫人曾因刺繡技藝之高,被當時人譽為「針絕」。1965年,在甘肅省莫高窟125、126窟中發現的一件北魏時期的一佛二菩薩說法圖綉品,是現已發現的這時期刺繡工藝的珍品。
北魏佛像刺繡
金屬工藝
由於青瓷的大量生產,逐漸代替了用青銅製作的日用器皿,同時,佛教的流行,大量的銅用於鑄造各種佛像,所以,這一時期銅器的製作日益衰落。墓葬中出土的銅器,日用器皿明顯減少,較多的是銅鏡、銅洗、銅奩、銅爐等。它們的造型與紋飾,和漢代並無多大區別。只有金銀器和金銀裝飾品,製作精美,比較引人注目。1970年,江蘇南京棲霞山晉墓中出土的金銀器達130多件,其中就有不少十分精緻的金銀裝飾品。此一時期金銀器的製作工藝和使用金銀器的風氣,受到中亞、西亞地區的影響。
漆器工藝
與漢代相比,這一時期的漆器工藝也不發達。主要原因是長期戰亂,影響漆器生產,特別是青瓷的迅速發展,日用器皿和明器多用陶瓷代替,漆器失去了往昔重要的地位,墓葬中出土的漆器明顯減少,就證實了這一點。但是,在漆器的製作工藝上仍有所發展。這主要表現在應用漆器的夾□工藝製造佛像。所謂夾□工藝,是以漆灰造型並用麻布粘貼作為漆胎。它在秦漢時已經流行。這時期的發展主要表現在,為了適應佛教的流行,便於佛教徒們將佛像裝在車上遊行,以擴大宗教宣傳效果,開始應用漆器的夾□工藝製造這種「行像」。它具有比泥塑堅固,比銅鑄佛像輕便的優點,因此十分流行。相傳第1個夾□佛像,出於東晉著名雕塑家戴逵之手。北魏楊□之撰的《洛陽伽藍記》一書中,就記載了許多有關製造夾□佛像的事情。
玻璃工藝
這一時期玻璃工藝有了一定的發展。中國古代文獻(如《魏書》大月氏條、《抱朴子》等)中就有關於玻璃工藝的記載。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墓葬出土的文物中也有不少玻璃器皿和玻璃裝飾品。其中有的是國內製造的,如河北定州北魏塔基出土的玻璃缽、葫蘆瓶和玻璃珠、環之類。有的則是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羅馬和波斯的玻璃器。如江蘇南京象山7號墓、遼寧北票馮素弗墓、河北景縣封氏墓群等出土的玻璃器物,均是羅馬輸入。湖北鄂城西晉墓出土的圓形磨飾玻璃碗、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墓出土的玻璃碗,是由波斯輸入中國的。
這時期的工藝美術,雖不如前一時期發達,但在瓷器工藝、絲織工藝、漆器工藝等方面,還是有一定的發展。它們為後來的隋唐工藝美術的大發展做了必要的準備。從這個意義上講,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在中國工藝美術史上,正處在秦漢和隋唐兩個高峰的過渡時期。
隋唐工藝美術 中國隋唐時代的工藝美術,隨著國家的統一,社會的相對穩定和經濟、文化的高度繁榮以及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而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和巨大的發展。其門類品種之齊全,工藝技巧之高超,遺存物品之豐富,均超過了以往各代。
陶瓷工藝
隋代陶瓷在南北朝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其顯著標志則是白瓷的燒製成功。經對瓷土的嚴格精鍊,使鐵分減少,並準確掌握燒制的火度,而燒成白度較高的瓷器,在中國陶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給後來彩繪瓷器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基礎。另外,青瓷的燒造,仍是當時瓷器生產的主流。瓷器的品種,較之前代亦有所增,主要有盤、碗、尊杯、壺、罐、盆、缸、盂、爐、燈等日用器皿。其裝飾紋樣有幾何紋、植物紋、人物紋和動物紋之分,手法多採用印花等。唐代瓷窯已有名稱,並以窯名來代表瓷器的品種和特色,這種傳統習慣,一直延續至今。唐代的瓷窯以南方的越窯和北方的邢窯為代表。越窯以盛產青瓷著名,窯址因集中於古代屬於越州的浙江餘姚、紹興、上虞、寧波一帶而得名。所產青瓷,胎質堅硬,胎體較薄,釉色瑩潤,純凈如翠,有類玉、似冰之譽。產品多貢宮廷,而皇家亦在此設官督造。其瓷器的裝飾有花鳥、動物、人物、山水等紋樣,手法分為刻花、劃花、印花、堆貼等。邢窯以燒制皎潔如玉的白瓷為主,窯址在今河北省內邱縣。其瓷胎質細潔,釉色白潤,類銀似雪,器形素光大方,不施紋飾。當時作為地方特產,曾進貢宮廷。唐代還新創一種花釉瓷,亦稱彩瓷,是在黑釉、黃釉、天藍和茶葉末釉上,施以天藍或月白斑點,深色的釉上襯出淺色彩斑,十分醒目明快,人稱釉上彩,多產自河南省郟縣、禹縣和魯山等地。而釉下彩則是在素胎上畫出彩色紋飾,後掛釉,這在陶瓷裝飾上具有重大意義。紋瓷也是唐代陶瓷中的新工藝,系將白、褐兩色瓷土,揉合在一起,然後拉坯成型,燒制後具有白褐相間,類似木紋、虎皮的紋理,效果獨特,為壽州窯所創。此時民間生產的黑釉、黃釉、醬釉等瓷器,風格粗獷淳樸,富有濃郁的鄉土氣息。另外,漢代的低溫釉陶發展到唐代則出現了著名的唐三彩。三彩釉色鮮明,以黃、綠、白、赭為主,藍色較少,亦較名貴。三彩的盛行期,大致在唐高宗至玄宗之間,以後逐漸衰落。三彩分人物、動物和器皿3 類,其中以人物和動物製作的尤為精美。人物刻畫各具性格特徵,形完神足,情態逼真,姿勢優美。動物中以馬和駱駝塑造最為出色,比例恰當,雄健生動,氣勢宏大。
唐羊紋蠟纈屏風
唐代瓷器,造型渾圓飽滿,簡潔單純,富有變化。裝飾方法有印花、劃花、刻花、堆貼和捏塑等。圖案紋樣較前代亦有大的發展,花鳥題材不斷增多。普遍採用匣缽裝燒工藝,使產量增加,質量提高,加之紋飾精美,因而暢銷國內,遠銷海外。現日本、印度和埃及等國均有唐代瓷器出土。
染織工藝
隋、唐以來,官辦作坊成為高級染織品的主要生產部門,它與地主的莊園工場、城市專業作坊和農村的家庭副業一同構成了隋唐染織工藝的生產行業。隋代染織,官方設有織染署,管理生產。其絲織生產,北方以河北定州為中心,南方以四川成都、江蘇蘇州和江西南昌等地較為發達。重要遺物以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織錦為其代表,有胡王錦、聯珠小花錦、棋局錦、彩條錦等。色彩斑斕,紋飾多樣,明快大方,別具一格。印染工藝則以夾纈尤富特色,系用木板雕出花紋,將所染布夾著入染,效果鮮明。另外,西南一帶所織的斑布和孔雀布亦較別緻。唐代染織,官方亦設織染署,其織錦工藝尤為發達。唐錦以緯絲織花十分流行,為織錦業的一大發展。所織錦紋,鳥獸成雙,左右對稱,聯珠團花,花團錦簇,纏枝花卉,柔婉多姿,配色敷彩,典雅明麗。因受佛教影響,新奇富麗的寶相花和蓮花圖案,也廣泛流行,為唐代瑰麗生動的織錦紋樣開創了新路。除織錦之外,其他絲織品亦十分發達。所織物品種類繁多,紋飾精美,主要有綾、絹、羅等。其中僅綾一類,著名的就有定州的兩窠綾,幽州的范陽綾,滑州的方紋綾,兗州的鏡花綾,青州的仙紋綾,越州的異紋吳綾、單紋吳綾、盤絛綾和繚綾等。另據記載,還有水紋綾、魚口綾、腓綾、文綾和十樣花紋綾等許多品種。其中以浙江所產繚綾尤為精美。唐代詩人白居易曾在其《繚綾》詩中,對繚綾的花色紋飾及用途等情況作過形象地描寫。唐代絲織品的圖案,開始出現新風格。花鳥、聯珠團花和纏枝紋樣的創造,極大地豐富了兩漢以來的裝飾傳統。竇師倫則是此時具有代表性的絲織紋飾設計家,他設計的絲織紋樣多以羊、馬及龍、鳳為題,紋飾設計,新穎別緻,富有生氣,因其曾被封為陵陽公,故其紋樣又有「陵陽公樣」之稱。唐代不僅絲織品發達,而且麻、棉織物也較盛行。其麻織有□布、葛布、蕉布等,其中□布生產最為普遍,以淮南所產最精,分為白□和青□兩種。棉織品則以嶺南較為發達,出現了專售白布的店鋪。白居易曾有「桂布白似雪」之句,來稱頌此一時期的棉布。此時西北地區的毛織品亦較著名,如隴西的西川氈、長安的靴氈等物。而安徽宣城的絲線毯更是以線厚絲多而著稱。唐代的印染,有青、絳、黃、白、皂、紫六作,能染出各種絢麗的顏色。此時蠟纈、夾纈和絞纈3種染色技術非常流行,而且興起了多色染纈。唐代的蠟纈織品,有不少是五彩花絹唐代的蠟纈織品,有不少是五彩花絹。日本正倉院保存有一批唐代蠟纈,其中有染五彩花鳥的薄紗和製作精美的大件屏風。唐代夾纈在隋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已能染成二色或三色。絞纈染成的花紋,邊界因受染液浸潤,形成色暈,人稱「撮暈纈」,唐時十分普遍。另外還有鹼印和拓印等染色工藝,亦較流行。
刺繡工藝
唐代刺繡較發達。新創直針、纏針、平金、齊針、套針、貼絹、堆綾和綴珠等技術。此時流行在綾羅上用金銀兩色刺繡。撮金線、金片的技術已很高,鋪絨綉已能表現顏色的退暈和暈染的藝術效果。唐代已有佛經、佛像等物品的刺繡,說明這時刺繡工藝已從實用品發展到接近欣賞品的水平。
金屬工藝
金銀器皿作為一種豪華而貴重的生活用具,在隋唐時期有著重大的發展。1957年出土於隋代李靜訓墓的金絲項鏈和頭飾,精巧華麗,標誌著此時金絲工藝已達成熟。唐代皇家設有金銀作坊院,所產物品稱為「官作」,而民間工匠所營金銀器則稱之為「行作」。官作因有統治者的支持,其工藝水平和生產規模明顯地高於行作。唐代金銀器的鑄造和裝飾,具有獨特風采。成型以錘擊和澆鑄為主,其器物表面的工藝處理,主要運用切削、拋光、焊接、鉚、鍍、刻鑿等技術。焊接又分大小焊、兩次焊和掐絲焊等多種。所焊器物,焊口平直,焊縫不易發現。唐代金銀器多為生活用具,主要有爐、壺、碗、盤、杯等器皿,造型優美,富有變化,紋飾生動。鮮花異獸,布滿於閃閃發光的珍珠地(又稱魚子紋)上,絢爛富麗,光彩照人。其裝飾技法多以毛雕、淺浮雕、鎏金及鑲嵌等技術為之,反映了唐代金銀細工高度的工藝水平。
唐代銅器,因陶瓷工藝的迅速發展而在某些日用器皿上相對減少,甚至被替代,但仍獲一定發展。像河南洛陽西郊澗河西唐墓出土的銅盤、銅洗和銅燈,內蒙古赤峰唐墓出土的銅碗、銅薰爐、銅勺和銅匕,安徽太和唐墓的銅粉盒、銅燈等,造型輕薄單純,比較實用。西安博物館收藏的有唐睿宗景雲二年(711)銘文的銅鐘,重萬餘斤,鐘身飾有舞獅、翔鶴、雲紋、寶相花等紋樣。然而此時銅器中最具特色和水平的,要屬銅鏡。唐代銅鏡,庄麗豐滿,風采迥異,質純而精,鏡面光亮平滑。由於合金中錫的成分增多,色澤凈白如銀。早期常見花飾紋樣有葡萄海獸紋和雲龍紋等;中期葡萄海獸紋漸次減少,鶴銜瑞草紋等圖案增多,裝飾精美的雙鸞銜綬、寶相花纏枝花、狩獵和打馬球等鏡紋,以及加工特別精緻的金銀平脫、鑲嵌松石和螺鈿的花鳥鏡,都完成於玄宗開元(713~741)、天寶(742~756)年間;晚期製作較簡略,素鏡漸多。唐鏡的圖案構成,突破了從鏡鈕到邊緣同心圓的層層布局,多應用散點和適合的章法,簡練明快,完美和諧。另外還創有多種花式鏡,常見的有葵花、菱花等多種形式,並新創無鈕有柄手鏡,使用更為方便。其裝飾技法,除傳統的浮雕、淺雕、剔雕外,尚有貼金銀、嵌寶石、鍍金、彩釉和漆繪等。
漆器工藝
隋代漆器僅見於記載,無遺物出土。唐代漆器得到很大發展。其製品種類多,技藝精,並有許多新的創造和革新。據記載,當時的襄州和澧州等地,以漆器作貢品,產品有鏡、盤、瓶、箱和床等。而漆胎則有木胎、夾□、竹胎、皮胎等。唐代漆器的製作已向華美方向發展。其方法有:①金銀平脫;②螺鈿;③雕漆;又稱剔紅。
另外,唐代的傢具、牙雕、犀角雕、竹刻、柳編、剪紙、琺琅、琉璃以及石雕等均有卓越成就。其中家具有較大發展和變化。品種有幾、案、挾軾、箱、櫃、胡床、屏風、棋盤,晚期又出現桌、椅等。所用材料已非常廣泛,除木料外,還有竹、藤等其他材料。其裝飾方法有平脫、螺鈿、金銀繪、鑲嵌、木畫等。而牙雕又新創拔鏤法,即將象牙染色後,表面再刻花紋。也有在花紋上塗顏色的,均富有華美的效果。此時石雕碑側的花紋圖案亦十分精采,以西安碑林所存最多,所刻花紋,流暢優美,變化豐富,生動華麗,具有極高的藝術水平。
宋代工藝美術 中國宋代的工藝美術在隋唐五代的基礎上,又有了較大的發展。尤其是北宋的建立,結束了五代十國的紛爭局面,使中原地區得到了統一。社會相對穩定,城市經濟繁榮,市民階層崛起及其生活需求和城鄉商品交流擴大及發展,對工藝美術生產和發展提供了物質條件和消費市場,也給工藝美術在器物品種、造型及圖案紋樣、裝飾手法等方面帶來了一系列的變化,使其呈現出不同於前代的獨特風格。另外,遼、金、西夏及其他政權轄下的工藝美術,亦以其反映了本地區社會意識和民族生活的不同風貌,而獨具特色。
陶瓷工藝
宋代是中國古代陶瓷發展的重要時期。它在唐、五代「南青(瓷)北白(瓷)」的基礎上,受當時商品流通、城鄉庶民生活及宮廷御用的推動,產量激增,質量提高,在花色品種和紋飾圖案上也有所改進和創新,形成了自由奔放、簡練瀟洒的時代風格,並出現了定窯、汝窯、官窯、哥窯、鈞窯等五大名窯,而當時的磁州窯、耀州窯、吉州窯、龍泉窯、景德鎮窯等名窯也以其清新質樸的瓷器聞名於世。
宋代陶瓷的突出成就,在於燒製成了定窯的白釉印花,耀州窯的青釉刻花和劃花,磁州窯的白釉釉下黑彩和白釉釉上劃花,鈞窯的乳光釉和焰紅釉,景德鎮窯的影青,龍泉窯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等。而黑釉的兔毫、油滴、玳瑁、剪紙漏花等新興品種和裝飾手法的出現,也標誌著此一時期陶瓷工藝的巨大進步。它們相互爭勝斗奇,異彩紛呈。宮廷御用瓷器多由河南寶豐清涼寺汝官窯、禹縣八卦洞鈞官窯和浙江杭州修內司官窯燒制進貢。這幾處官窯的瓷器在青釉、乳光釉上有所創造,以醇厚典雅取勝,而有別於民窯的簡樸清新。
宋代陶瓷在燒制上採取了「火照」檢查並控制窯爐的溫度和氣氛,以及原缽和覆燒等先進技術和工藝,使瓷器的質量、產量得到進一步提高。這一時期瓷器的器形品種也較以前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而同一類器物又有各種不同的形式,新的器物品種不斷出現,主要有玉壺春瓶、梅瓶、花口瓶、卷口瓶、洗口瓶、瓜棱瓶、琮式瓶、瓜棱壺、葫節式壺、注子、枕等。紋飾題材亦豐富多彩,多為花鳥走獸,亦有人物、山水等圖案,均富有生活氣息和裝飾美。其中某些紋飾題材及其表現形式,與當時興起的文人水墨畫有一定的聯繫。
遼代鳳首壺
遼代陶瓷主要依靠治下的原北宋窯工燒制。有就地取材燒造而成的仿定窯瓷器及三彩器物,還創造了有著契丹族特點的雞冠壺、雞腿壺、盤口壺和鳳首壺等器型。金代陶瓷繼遼、宋窯業而又有所發展,它推廣了耀州窯印花,並大量生產了白釉黑花瓷器。西夏的白釉高足器則與宋金瓷器不同,可能是本地所燒。
染織刺繡工藝
宋代對染織刺繡等紡織行業十分重視。在少府監設了文思院、綾錦院、染院、裁造院、文綉院等機構,負責生產並於地方建官辦織造出作坊。北宋絲織業十分發達,花樣品種和質量產量較之前代,有了明顯的提高和擴大,其主要產地有都城汴梁(今河南省開封市)、西京洛陽(北魏)(今河南省洛陽市)、真定府(今河北省境內)、青州(今山東省青州市)和四川成都等地。至南宋為滿足軍需、捐輸、日常使用、外銷等,絲織業又有了進一步發展,臨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建陽、福州、泉州、彰州(均在今福建省)、興化(今江蘇省興化市)等已成為此時絲織業的主要產區。宋代絲織的主要品種有錦、綾、紗、羅、綺、絹、緞、綢、緙絲等,以錦最為著名。其上織有各種花鳥、蟲魚、走獸、人物等優美生動的圖案紋飾,計有20餘個品種和名色,並採用鏤印、刷印、彩繪和銷金等十幾種加工方法。而緙絲、刺繡等也以所緙綉山水、樓閣、人物、花草、鳥獸的真實生動,而與繪畫有異曲同工之妙。北宋緙絲以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為主要產地,南宋以臨安的緙絲製為最佳。其著名緙絲家有朱克柔、沈子蕃、吳熙等人。其中以朱克柔最著名,她所緙的書畫作品,用針細如毫髮,設色精妙,光彩絢麗,繢□精緻,形象生動傳神。絲織業的發達,也推動印染業的發展和提高。宋代印染已很普遍,絹綾布帛上亦多有山水、樓閣、人物、花鳥、走獸等圖案。
宋絲織遺物在新疆、山西、北京、江蘇、福建等地有所出土,其中近年來福建福州北郊南宋黃□墓出土的緞組織絲織物,是一次重大發現,為研究宋代的絲織業提供了材料。
刺繡球路雙鳥紋錦夾袍
遼代絲織承唐宋制度,在其所轄地區也設官辦絲織機構,在繼承和借鑒唐宋先進技術的基礎上,獲得很大的發展。遼應歷九年 (959)的駙馬公主合葬墓中出土有絲織物,系遼代早期契丹貴族服用物品。遼寧法庫葉茂台遼代早期墓出土的緙絲屍衾和靴面是迄今發現遼代最早的緙絲實物。緙絲以平綉為主,兼用銷綉,針法嫻熟,形象生動。金代絲織是在宋代北方絲織業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並沿宋制設立少府監、文綉監,掌管綉造宮廷御用的服飾,織染署掌管織□染色。山西省大同市西金代閻德源墓出土的24件絲織品,系以羅為主,有花素兩種。鶴氅、黃褐色羅地、鶴雲的綉工精細,針法熟練,風格典雅,堪稱金代刺繡工藝的精品。傳統的西夏織綉是毛紡業,產品有氆氌、毛褐、氈、毯及駝毛布等,除了滿足本地需要外,還向外輸出。皇家設絲絹院,由漢族工匠織□。西夏獻王墓出土的茂花閃色錦,色調層次豐富,絢麗多彩,反映了西夏絲織業的發展水平。回紇定居新疆、河西之後,建立了自己的絲織,產品以緙絲、捻金線與織金錦為主。新疆阿拉爾出土的靈鷲窩錦袍是緯顯花的斜紋緯錦,經緯線均不加捻,反映了回紇絲織物的某些特點。
金屬工藝
宋代的金屬工藝是在唐五代的基礎上發展而成,已排除了來自波斯薩珊王朝的異國情調,適應城市平民生活的需要,製造了大量富有濃郁生活氣息的金屬器皿。
宋代金銀器已非常發達。皇家所用的金銀皿由少府鑒、文思院掌造。據記載都城汴梁已有金銀鋪,南宋朝廷及王公貴族對金銀器的需求有增無減。從記載及考古發掘來看,宋代金銀製品多為酒器、茶具和裝飾品。1959年,在四川德陽出土了大量宋代銀器,除茶酒器具外,還有許多日用器皿。其中一隻銀盒上刻有雙孔雀,外飾纏枝花,精美可愛。南京幕府山北宋中期墓中出土的雞心形金飾,集鏤空、鏨刻、掐絲等技藝於一器,說明北宋江寧(今南京)金銀製品作工精細,技藝高超。衢州(今浙江省境內)南宋咸淳十年(1274)史繩祖夫婦墓出土的八角形銀杯、八卦紋銀杯、銀梅瓶、銀絲盒等都是南宋銀器的嶄新造型。四川德陽出土的理宗淳□九年(1249)孝泉鎮銀鋪打造的銀梅瓶、□形器、執壺、尊、托杯、壺、刻花盒等器形,錘□工整,比例協調,有著恬靜舒暢的特點,反映了南宋城鎮金銀器普遍發展的趨勢。
宋代銅器繼唐局鑄和南唐官鑄,又有了一定的發展。日用器皿大量增加,主要有銚、瓶、熨斗、火鍬、火筋、火夾、沙鑼、匙筋、香爐、簾鉤及杯、盤、壺、罐、盒、爐等。造型大都簡潔洗鍊,注重實用性,部分器物的造型與瓷器相似,可能為相互影響的結果。另外,佛像、祭器、樂器等也有一定的生產。宋代銅器工藝中重要的有仿古□器和銅鏡兩類:①仿古□器,在宋代主要充作禮樂和祭祀之器,北宋末年曾大量生產,其器物鑄造精工,忠於原器,造型敦樸古雅,對後世仿古器的生產有一定影響。②銅鏡,因需求量大而大量生產,成為銅器行業中的主要產品。宋代銅鏡注重實用,不崇華侈,器體輕薄,裝飾簡潔,形狀仍以圓形為主,亦有方形、亞字形、弧形、菱形、四方圓角式、菱角形及帶柄等多種形式。背面多鑄有花鳥、蟲魚、走獸、人物、故事、佛道、山水、樓閣、船舶、祥瑞、四靈、十二生肖、八卦、星象、□字、摩竭、銘抨等圖案紋飾,亦有光素無紋者。圖案處理常採取隱起、陽線並用,以線的韻律、節奏來增強紋飾的起伏與重量,克服了因體薄而造成的輕浮單調的感覺。其中的動植物圖案,形象準確,姿態生動,構圖豐富多變。山水人物圖案的構圖處理富有繪畫效果。宋代銅鏡多產於湖州、臨安(在今浙江省)、饒州、吉州、撫州(在今江西省)、成都(今四川省)等地。
遼代鎏金鳳冠
遼代的金屬工藝,既受波斯薩珊王朝的影響,又繼承了唐代的傳統,並根據本民族的生活習性而創造了富有特徵的金屬工藝。如雞心壺、八角銅鏡及鎏金鳳冠等。金代的金銀器出土甚少,銅鏡有四手觀音雙面鏡、觀音紋陽燧鏡、雙獸連珠鏡、蓮花八乳鏡、雙魚鏡等。西夏對金屬工藝比較重視,設有專門機構掌管,西夏王陵出土有金銀器殘件以及鎏金銅卧牛等。
在金屬工藝發達的基礎上,□金銀工藝也隨之發展,在部分銅鐵器物上按圖案陰槽,填以金、銀、絲、塊、圈、點等,構成優美的裝飾,與原器質地相映成輝,光彩閃爍。
漆器工藝
漆器的生產在宋代已很普遍。其漆器多為日用器皿,從考古發掘和傳世作品來看,其品種主要有碗、盤、盒、奩、缽、托、筒、幾、盆、盂、勺、筆床、紙鎮、畫軸、扇柄等。其器形式樣也豐富多變,同種類型的漆器各有多種不同的式樣。如盤就有圓、方、腰樣、四角、八角、絛角環樣、四角牡丹狀等形狀。其胎質有木胎和木胎糊□兩種。宋代漆器品種有:①金漆,分戧金和描金。前者是在硃色或黑色的漆器上用特製的工具戧刻圖案的陰紋,後再填以金粉或銀粉;後者則是直接用筆在漆器上描繪圖案。如江蘇武進林前宋墓出土的人物花卉奩,在蓋面戧刻兩高髻婦人挽臂漫步園中,立面戧刻折枝花卉;浙江瑞安慧光塔出土的描金雕漆盒,其中在盒中心用描金繪出人物、波濤、火焰、散花等圖案紋樣。②犀皮,又稱虎皮漆、波羅漆等。系在塗有凹凸不平的稠厚色漆的器物上,以各種對比鮮明的色彩分層塗漆,形成色層豐富的漆層,最後用磨炭打磨,因漆層高低不同,故打磨後顯出各種不同的斑紋。③螺鈿,在器物表面上鑲嵌以各色螺片使器物具有典雅美的藝術效果。如江蘇蘇州瑞光寺塔出土的螺鈿漆器,通體(黑漆)嵌以較厚的螺鈿花卉。④雕漆,因其漆層顏色的不同,而分剔紅、剔黃、剔綠、剔黑等。另外又將紅黑色漆相間塗漆,雕刻花紋者稱剔犀,或稱烏間朱線。雕漆以江蘇鎮江金壇宋墓出土的團扇柄,與現藏日本的剔黑圓漆盒為代表。
遼代漆器分木胎和卷木糊□胎兩種,有黑光、朱紅、醬紅等色的素漆碗、盤、盆、勺、缽、奩、梳、枕等。金代漆器繼北宋漆業有所發展。山西大同金墓出土的剔犀奩,通身剔香草紋,平凸刻紋委婉迴轉,陰溝顯出朱漆兩層,屬烏間朱漆類型,是迄今所見宋金時期最大的剔犀漆器。奩內有彩漆碗1件,在褐漆地上繪白梅朱枝、黃蝶、綠竹等,筆法嫻熟,具有沒骨畫法的韻致,亦屬罕見。
玉石工藝
宋代皇家用玉不減唐代。寶璽、冠服、玉輅、鞍具、刀劍等的飾件、祭祀等均使用玉器,多由文思院、修內司玉作負責碾□。王公大臣和富豪商紳也都使用並收藏玉器,因而促使了玉器業的發達。當時臨安已開設「七寶社」,出售玉帶、玉碗、玉花瓶、玉束帶、玉勸盤、玉軫芝、玉絛環等。玉器的使用範圍和功能較之前代已有很大擴大。
宋代玉器的器形、圖案等花樣品種甚豐。人物、花鳥、走獸等器物,形神俱存,栩栩如生,富有生活情趣。其加工手段如隱起、起突的線面處理,極為熟練,同時又根據玉料色澤的紋理、形狀不同,而因循雕□出各種相應的物象,著名者有玉雕子母貓、甘黃玉葵花杯等。
遼代玉器一部分是購買或掠奪而來,另一部分是反映本民族意識的自製玉器,具有一定的民族特徵。金代玉器多用於禮制、祭祀和皇家貴族,平民禁止用玉。其玉器在與漢族逐步融合的過程中,形成了富有女真族生活特徵的春水玉和秋山玉。
宋、遼、金玉器擅用鏤空作工,玲瓏剔透,纖巧秀麗。形象處理,起伏自然,轉摺合度,簡潔準確,形神兼備。所表現的人物、故實、祥瑞、山水、禽獸、花草等題材,背景較為複雜,構圖多取三遠法,類似繪畫,對象的前後主次及形神的巧妙處理,均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宋金的銘刻玉器有經文和詩詞兩種,所刻字小如芝麻粒,雙勾細如絲髮,是微型銘刻玉器的典型代表。
玻璃工藝
宋代與阿拉伯各國有著密切的經濟和文化往來,從阿拉伯地區輸入了大量的玻璃器,多為皇家貴族達官豪商所收貯使用。受其影響,宋代玻璃器業也有一定的進展。但因在生產上仍沿襲傳統配方,就地取材,因而妨礙了玻璃工藝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宋代自製玻璃器的產量很大,產地較廣,品種較多,主要有缸、瓶、盆、葫蘆、葡萄、燈、鳥形、釧杵、耳環、簪、珠等。經化驗表明,多數屬高鉛玻璃。玻璃器的成型工藝有兩種:①實心玻璃器,有珠、簪、墜等,其中玻璃珠的形制和色彩最為豐富,以單色珠為主,亦有少量變色珠,如藍地孔雀藍點珠等。②空心玻璃器以瓶為主。
宋、遼、金自製玻璃器,器形往往雷同,可能為同一地所產,後銷往各處。此時大理國玻璃器僅見各色不同形式的珠子。回紇自製玻璃器產於新疆若羌瓦石峽,其燒造工藝可能受到中亞玻璃工藝的影響。
文房四寶工藝 包括以筆、墨、紙、硯為主的書畫工具、材料及筆山、筆架、筆筒、墨床、水盂、勺、鎮尺、盒等附屬性器具。大約從漢代起,文房用具就受到皇家與文人的喜愛,製作中施加了一定的裝飾,促使其發展成為一種特殊的工藝美術品,至宋代隨著文學藝術的發展又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宋代毛筆仍以安徽宣城為中心產地,其筆以秋季紫毫為上,亦稱宣毫。制筆名家有陳氏和諸葛氏。另外,歙州、新安、黟州(均在今安徽省)等地也出現了制筆名匠。墨的產地仍以歙州為最。由於採用松煙、油煙制墨,提高了質量。張遇於熙寧、元豐年間,創用油煙制墨之法,以油煙入腦、麝、金箔等製成龍香劑貢御墨;潘谷是元□時的制墨名家。他們制的墨以其上乘的質量和多變的形狀、紋飾享譽於世,深受當時文人學士的歡迎。較之前代,宋墨形制增多,裝飾素雅,古色古香。宋代造紙工藝有了顯著提高,竹紙已名冠天下,優質寬幅的皮料紙也已出現,產量增加。對紙的再加工在當時尤為盛行,成為宋代造紙業的一大特徵。四川謝公箋與唐代薛箋齊名,共有紅、黃、青、綠等10色,亦稱十樣蠻箋。砑花紙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出現了山林、林木、折枝花果、獅鳳、魚蟲、壽星、八仙、鐘鼎文等圖案。此時還有仿唐的薛濤箋和仿南唐的澄心堂紙等名紙。另外,金粟山藏經紙,系桑皮紙,以其內外皆臘,表面光瑩,專用於印製大藏經而知名。宋硯仍以端、歙為兩大名硯,也有銅、鐵、陶、瓷、澄泥、古磚瓦製成的硯。而各地就地取材製成硯,也不乏佳品,如紅絲石硯、紫金石硯等。另外,其他文具也隨著文房四寶的發展,也在產量、質量、形制、裝飾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為宋代文學藝術的全面繁榮和取得高度成就,提供必不可少的器具材料。
另外,宋代牙角竹木工藝也很發達。象牙、犀角系珍貴材料,一向從海外輸入。皇家用於製作象輅、牙籤、帶板、印章及書畫軸頭等,作工頗精良考究。傳世作品有犀角花盆。竹雕以南方為主。高宗時詹成擅用竹片刻宮室、人物、花鳥等圖案,纖毫俱備,極為工細。西夏8號帝陵出土有雕有庭院、山巒、樹木、花卉人物的竹片,頗富繪畫趣味。竹編、藤作也較普遍,出現了許多地方名產。如揚州莞席、袁州竹鞋、泉州白藤箱等。傢具工藝因生活習慣的改變,而獲得極大的提高和變化。人們由唐以前的席地而坐,已發展為此時垂足而坐。因此使桌椅几案等家具有了巨大的發展。皇家傢具工精料良,裝飾精緻,比例和諧,茶肆酒樓、醫丞布店及一般民用傢具,則單純樸實,注重實用,不作過多的華飾。開明式傢具之先河。
從總體來看,宋代工藝美術較之唐代的華麗繁縟,顯得質樸清新大方。部分器物在注意實用性的同時,重視器物的形式美,用料考究、作工精良,而又不失其清新質樸的時代特徵。
元代工藝美術
中國元代是以蒙古族游牧主貴族為主,代表蒙、漢及其他少數民族大地主和上層貴族利益的政權。其文化特徵從總體上看,仍是融合蒙古族等游牧民族文化和漢民族傳統文化及其他外來文化,所形成的文化總體,是整個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繼續發展和不斷提高,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元初,統治者出於鞏固政權的需要,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恢復生產、發展經濟的措施,遂使傳統的工藝美術也得以復興和發展。元朝尊西藏佛教為國教,梵像的傳入及對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均給元代工藝美術帶來殊變或折射。統治者們為了滿足自己的奢侈生活和精神享樂的需要,將戰爭中擄掠來的歐洲、阿拉伯地區及西夏、金、南宋的各行工匠組織起龐大的為皇家服務的官辦手工業。匠籍可世代相傳,子承父業,便於積累工藝經驗,提高技藝,使官辦手工業人材薈萃,技藝精湛,生產出了大量高級手工藝品和消費品,反映了元代工藝美術的發達。
陶瓷工藝
盛行於宋、遼、金時期南北各地的磁州窯、鈞窯、官窯、汝窯、龍泉窯、吉州窯等著名瓷窯,此時已走向衰落。唯江西景德鎮窯經過數百年的發展,至元代已逐漸形成了有巨大生產能力,並出現了劃時代的新創造。朝廷專設浮染瓷局,負責燒造皇室用瓷,該局停辦後改由饒州路總管監燒。景德鎮陶瓷業的最大成就是青花、釉里紅等品種的成熟。青花是以氧化鈷料在瓷胚上繪以各種紋樣,上釉後以還原焰燒成。其鈷料有域外和國內兩種。使用域外鈷料,其色澤深邃如青金,莊重典雅。取自浙江、雲南及江西等地的國產鈷料,則呈色灰藍或藍中泛青灰。釉里紅是以氧化銅呈色的釉下彩,其工藝、器型、裝飾等大體與青花瓷器相似。但其顯色較青花難度更大,成功的顯色堪與寶石紅媲美,但大都泛出深淺不同的灰色,有的呈烏金或淡墨色。紅、藍單色釉瓷的燒成,標誌著中國單色釉瓷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其間白釉瓷也出現了嶄新的變化,其釉呈卵白色,因印有「樞府」字,故又名樞府窯,其中以「天禧」款為其代表。磁州窯品種繁多,產量龐大,紋飾趨於簡化。均窯顯色不見火焰紅和火焰青,僅見月白地或點紅斑者。龍泉窯瓷器釉色偏綠,器體大型化。吉州窯也趨向潦草。元代對外貿易較之前代有了新的發展和變化,陶瓷的輸出也明顯增多,為適應這種需要,東南沿海地區的制瓷業亦有所發展,產品大量增加,在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經濟中占的比重日益擴大,並逐步超過了金、銀、銅、漆等器皿。
青花釉里紅蓋罐
織綉工藝
元代紡織、印染、刺繡等工藝,繼宋、金之後又有不少進步和提高,其中江南絲織業尤為發達,產品遠銷大都及其他城市。元朝內廷設官辦織綉作坊80餘所,產品專供皇室使用。綾綺局、織佛像提舉司等官辦織綉作坊所綉織的御容像、佛像等,應是元代織錦業重大發展的代表,納石失則是其絲織業的新成就。它最初是由阿拉伯工匠以金絲色線織成,地色與金絲交相輝映,富麗堂皇,故亦名織金錦,對後世織金錦緞的發展有一定影響。具有悠久歷史的蜀錦仍盛行不衰,著名者為蜀中十樣錦。綾、羅、綢、緞、絹、紗等各地均有織造,其中緞織物業已成熟,益臻精美,集慶紗、泉緞、魏塘機絹等都是元代絲織名品。緙絲似較南宋朱克柔等人緙絲稍嫌退化,但仍具有一定水平。棉、毛織業的興起與發達也是元代紡織工藝的重大成就。花毯、花氈工藝的發展與蒙古族的生活起居有緊密的聯繫,大毯有的長達 16。67米,寬7。5米,足知作坊規模非同一般。刺繡仍是城鄉女紅的副業,尚未形成地方名綉。印染業是紡織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染纈又有它獨立的審美價值,此時的松江棉布印染,其效果如同繪畫般精巧細緻。
東方朔偷桃圖緙絲
玉器工藝
元代禮儀,上承宋、金,亦用金玉作為典章用具。故元代玉器工藝在宋、金玉器業的基礎上得到持續發展。中統二年(1261)在大都設金玉局,至元十五年(1278)設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玉局提舉司,負責管理宮廷用玉的生產。至元十七年又設杭州路金玉總管府,轄金玉瑪瑙工匠數千戶。於是,大都與杭州成為元代金玉工藝生產的南北兩個中心。元世祖忽必烈於至元十二年將新碾的瀆山大玉海置於廣寒殿,還以白玉龍雲花貼玉德殿楹拱,內設白玉金花的屏台,上置玉床,說明元代內廷用玉遠遠地超過了前代。從出土和傳世的元代玉器可以了解,有上承宋代禮制玉和觀賞玉,和繼遼、金的春水、秋山玉,還有元代官場和生活用玉,如玉押和鏤空玉帽頂等。元代玉器的風格與宋、金相連,重寫實與寓意,製做上善用鏤空,技藝嫻熟,形象生動。但作工稍顯粗獷,保留了較多的斧鑿痕,亦別具風味。
漆器工藝
民間多用漆髹飾木竹器,可防潮牢固,適用美觀。光素漆器在宋代基礎上繼續生產。元代漆器工藝成就較大的是雕漆、犀皮、戧金、螺鈿等,比南宋有了長足的進步。雕漆屬於漆器中的雕鏤,即雕刻為隱現、陰中有陽者,分為剔紅、剔黑、剔犀等若干種。剔紅名工有張成、楊茂等人,現存有盤、渣斗等小件器物,圖案構圖豐滿,刀法藏鋒清楚,磨工隱起圓滑,風格深厚清致,技藝極高。剔犀是在器胎上以黑、紅兩色漆逐層髹塗積累至相當厚度,再用刀剔刻出雲紋、回紋等紅黑相間的圖案。張成造針劃款剔犀圓盒雕雲紋3組,刀口深達1厘米,屬剔深峻型剔犀。戧金又稱□金,是在漆地上以錐劃山水樹石、花卉翎毛、亭台屋宇、人物故實等圖案,再填金粉裝飾。上述漆器均產於浙江嘉興,元初曾於該地設嘉興漆作局,負責漆器的生產製做,是元代漆工藝的重要產地。螺鈿漆出於江西吉安廬陵縣,漆堅而人物細緻可愛。元代螺鈿片薄,光彩閃耀,以鐵錐刻劃,精細密緻,工匠蕭震、劉良弼等均善此藝,自稱鐵筆。
金屬工藝
元代金屬工藝以金、銀、銅、鐵、錫為其主要原料,以鑄、錘、□、鏨、刻、編、累、掐、嵌等技術製成不同用途的日用器物和高級工藝美術品。當時的貴族階層和酒樓飯莊都普遍使用金、銀器。但朝廷對金器如同玉器一樣控制極嚴,只准五品以上官員才能使用金、玉茶酒器。金器工藝以掐、累、鑲嵌技術為其尖端,亦稱金細工藝。除了以金製成器物之外,還削金為泥,錘□為箔、絲等,用於絲織、漆器、木器的裝飾及鍍金以飾銀銅之器。銀器沒有金器貴重,在城鄉富有者中也普遍使用。銀器工藝在技術上與金器相似。見諸著錄或款識的金銀工匠有朱碧山、謝君余、謝君和、唐俊卿、章仲英等。其中以朱碧山最為知名,他與書畫家柯九思有過交往,所制酒器有槎杯、蝦杯、蟹杯等,另還鑄造過昭君像、達摩像等陳設和金茶壺。鑄銅名匠有杭城姜娘子、平江王吉等人。銅鏡仍是元人整容的必備用器,多重實用,精美者較少。
玻璃工藝
玻璃古稱琉璃,近世稱「料」。元代玻璃器最重要的產地是山東益都顏神鎮。在此地曾發現過元末明初的玻璃爐址與殘品,經檢驗表明,其鉀鈣含量較高,含鉛量很低,屬鉀鈣玻璃,與唐宋高鉛玻璃已顯著不同。甘肅漳縣徐家坪元代汪世顯家族墓出土的一套淺藍涅玻璃蓮瓣口盞托,以范澆鑄而成,未見化驗資料,不得確知其化學成分,但以目驗似出自顏神鎮。江蘇蘇州市元末張士誠母曹氏墓出土了大量玻璃珠和一件玻璃圭。玻璃圭色涅白,長42。5厘米,是迄今所知元代最大的一塊玻璃。玻璃珠經化驗表明,屬鉀鉛玻璃,可能是蘇州本地所產。《元史》載「將作院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轄□玉局,當是製造「罐子玉」的官辦作坊,可能設於大都或顏神鎮。新疆地區出土的玻璃瓶,以管吹制,淺綠透明,型制不規,可能是當地工匠吹制,說明河西走廊及新疆等地的玻璃器有地方色彩,與當時內地玻璃配方和成型上均有不同。
琺琅器工藝
元代琺琅器是琺琅與金屬的複合工藝品。琺琅是以硅、鉛丹、 硼砂等原料,經熔煉、冷卻、磨碎成粉末狀彩料,以其填繪於金、銀、銅 、陶、瓷等器胎之上,經烘燒而成。元代掐絲琺琅、鏨胎琺琅均先後傳自西方,不久便在中國藝術土壤上紮根、開花、結果,並迅速完成了民族化過程,成為中國傳統工藝美術種類之一。掐絲琺琅在元代稱做「大食窯」或「鬼國嵌」,系從阿拉伯地區傳入,大都、雲南均有生產,分金、銅兩種胎骨,而以銅胎為主。銅胎掐絲琺琅是以薄而窄的銅扁絲掐成各種圖案,焊於銅胎,再填以各色琺琅料,經烘燒、磨光、鍍金而成。迄今尚未發現有可信的元代款識的掐絲琺琅器。但從舊琺琅器中可以找到與君士坦丁堡所制掐絲琺琅釉料相通,而又與明代永樂(1403~1424)、宣德(1426~1435)時期掐絲琺琅不同的琺琅器,應屬元代晚期之作。鏨胎琺琅元代稱「拂郎嵌」,由歐洲傳入。當時歐洲的法國黎莫久、德國科隆均盛產鏨胎銅琺琅,元代的拂郎嵌可能與上述兩地的鏨胎琺琅有關。
文房四寶工藝
元代文房四寶工藝繼承和發揚了漢唐以來文具的裝飾與審美的因素。元代吳興制筆業在文人指導下得到了提高,先後出現了馮應科、張進中、吳□、姚愷、陸震、楊鼎等名匠。其中馮應科筆與趙孟□字、錢選畫被稱為吳興三絕。張進中筆進貢內廷,而使湖筆名聲大振,取代宣筆而躍居全國之冠。硯,當時人仍重端、歙等硯,各地多以本地石材制硯,尚有澄泥、瓷、漆玉、瑪瑙、鐵、銅等硯。造紙業曾一度遭到摧殘,生產甚不景氣,唯地處偏僻山巒中的安徽徽州造紙業,因受雕版印刷業的刺激,仍在大量生產著精良紙張。制墨業繼續發展,有潘雲谷、胡文中、林松泉、於材中、杜清碧、衛學士、黃修之、朱萬初、邱可行、邱世英、邱南傑等 10餘人。元代湖筆,端、歙二硯,宣紙,徽墨為以後文房四寶製造業的繁榮提供了有利條件。
此外,元代寶石鑲嵌工藝也開始抬頭。陶宗儀《輟耕錄》專辟「回回石頭」一節,介紹西方寶石的品種、名稱、性能。皇帝也以寶石作帽頂裝飾,為明清寶石鑲嵌工藝的發展,開啟了門戶。瑪瑙、甸子等彩石雕刻工藝在各地繼續生產,製作各種佩飾和裝飾品。竹、木、牙、犀、骨、角等裝飾雕刻,為適應統治者、上層貴族及一般社會生活和審美的需要也在持續生產。冠服帶履也極富特色,其形式和工藝裝飾都有較高的水平。因其材料易腐,故現已不可多見。建築與室內裝飾用的琉璃、雕磚、塑磚、大理石、漢白玉等石料加工及木器傢具等工藝,也比較發達。維吾爾、蒙古、藏、壯、苗、□、白等各少數民族都有自己的紡織、刺繡、金工、木、石、牙、角、骨等雕刻,均達到相當高度。
因受資料與認識的局限,過去對元代工藝美術很少涉獵,公開發表的論文寥寥無幾,唯對陶瓷作了較為系統全面的研究和闡述,其餘各個分野有待開發。
明清工藝美術
中國明清兩代均建都北京,其文化藝術上承宋、元,繼續發展,不斷提高。同時,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和滿族等少數民族的生活習俗和文化特點,對漢族傳統文化產生了某些影響,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明清兩代對外貿易比較發達,在輸出的同時,亦引進了一些阿拉伯和歐洲的工藝,加以模仿、吸收、消化,為明清時期工藝美術的發展,灌輸了新的血液。這一時期的工藝美術,前後經歷了549年的發展變化,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和時代面貌。
陶瓷工藝
江西景德鎮窯的官、民窯生產均迅速擴展,產量激增,並有重大創造,幾乎壟斷了全國城鎮瓷器消費市場。地方各窯則大都愈加衰落,僅有建窯、廣窯和宜興窯的生產略有進展。明初永樂、宣德年間,青花、釉里紅等瓷器已達頂峰。永樂寶石紅、甜白,宣德寶石藍都是永、宣兩朝瓷器獲得巨大進步的標誌。成化官窯瓷器又有創新,別開生面。青花瓷質細而堅,釉肥膩而色幽雅,鬥彩的燒成標誌著景德鎮窯彩繪瓷進入釉上彩的新時代,但仍離不開釉下青花的配合。嘉靖時的五彩包括紅、黃、綠、紫等釉上彩,亦有多彩之意。萬曆時的五彩描金則別出心裁。弘治的黃釉瓷、黃綠彩和正德的孔雀藍釉也是新興的瓷器。清代青花、鬥彩、五彩及單色釉都具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屬於新創的有粉彩和琺琅彩,均始於康熙、成於雍正而盛於乾隆。粉彩是將玻璃白調入彩料,呈不透明色,柔媚鮮艷,類似清代花鳥畫家惲壽平所創花鳥畫派的工筆畫。琺琅彩是將琺琅料繪在瓷胎上,烘燒而成,瓷胎系由景德鎮窯燒成後,運抵北京,交造辦處琺琅作彩繪燒成。此即御窯琺琅彩窯,由皇室獨享,而不外溢。康熙時的單色釉瓷,色彩豐富艷美,為前所未有,如豇豆紅、胭脂水、珊瑚紅、豆綠、翠綠、鸚鵡綠、蟹殼青、茶葉末等數十種新釉色。乾隆時的象生瓷、斑斕彩、轉心瓶等也是一種成功的嘗試。與乾隆官窯大量生產精美瓷器的同時,也出現了粗製濫造的危險傾向。嘉慶以後,景德鎮窯轉入低潮,且每況愈下。雖然不無可寓目者,但康、雍、乾三朝瓷器的盛況,卻如大江東去。景德鎮民窯在官窯影響下也有了巨大發展,留下了無數件質樸可愛的製品。福建德化窯也是明清兩代的地方名窯,所產瓷器,胎質緻密。其中白釉溫潤,多仿犀角杯。何朝宗為德化窯最著名的瓷塑藝術家,其代表作為《達摩過海像》。江蘇宜興紫砂茶壺系由明末金山寺僧人首創,經時大彬加工改進,有著單純樸素、典雅淳厚的美感。另外,像宜興仿鈞釉瓷也是成功之舉,而廣東石灣窯仿鈞瓷,粗獷樸拙,具有嶺南地方的特殊風趣。
清代五彩鷺蓮尊
紡織工藝
明、清時期的絲、麻、棉、毛的紡織、印染和刺繡等,直接關係到整個民族的衣著,故有著最廣泛的群眾基礎,民間織綉遍地開花,在這一雄厚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織、染、綉等行業,有著蓬勃的生命力。其生產中心為蘇州、江寧(今南京市)和杭州等地。蘇州、江寧多生產重經或重緯的彩色提花絲織物──織錦。蘇州織錦,圖案多仿宋代錦紋,格調秀麗古雅,亦稱宋錦。江寧織錦,質地厚重,以金絲勾邊,彩色富麗,氣勢闊綽,採用由淺至深的退暈配色方法,猶如絢麗的雲霞,故有雲錦之譽。清代織錦,花紋更加繁縟精美,配色愈趨富麗雋雅,退暈更迭、變化無窮,顯得愈加輝艷而又和諧。浙江以素織為著,蘇州以妝花見長。妝花系採用 「挖花」工藝,可隨時換色,多達20餘種。改機為明弘治年間福建機杼工林洪緞織,可能是4層緞機所織雙層中空袋狀織物。緙絲在明代已有鳳尾戧等多種技法,清代以蘇州緙絲最為有名,除仿緙名人書畫作品外,還緙作服裝、圍幔、屏風、靠墊、包首等。雙面緙絲難度較大,為偷工減料,乾隆時緙絲竟用筆勾勒細部,結果適得其反,斷送了它的藝術生命。明清刺繡業迅速發展,形成不同地方特色,出現了顧綉、蘇綉、湘繡、粵綉、蜀綉、京綉。顧綉始於明嘉靖年間的上海顧名世家,故名,顧綉以綉繪結合著稱,所織物品深得當時名流董其昌等許多書畫家的賞識和推崇,以唯一的文人綉派聞名當時並影響後世。蘇綉以針腳細密,色彩典雅為其特點,其工藝講究平齊細密,勻順和光,圖案多採用分面推暈的方法,具有濃郁的裝飾性。湘繡於清代後期形成獨立系統,作風寫實,以猛獸為題的作品最具特色,其針法多用施針,同時間以雙印、四印、齊、柔等一系列針法,所綉物象富有真實感。粵綉以百鳥、雞等為題,花紋繁縟,色彩濃艷,具有獨特的效果。蜀綉以成都為中心,以用線工整厚重,設色明快,而受到人們的喜愛。京綉以皇室綉作為中心,以皇家為服務對象,綉品精巧富麗。另外,像北京灑線綉及山東、河北的衣線綉等也頗具地方風采。印染業在此時已遍及全國城鎮,工藝發達,色彩豐富,主要有染經綢、夾纈、蠟染、藍白印花布、油彩印花布、滾筒印花布、澆花布等品種。毛質氈毯以蒙、藏、維吾爾等少數民族地區最為盛行,均富有本民族特色。蘇州則以善仿織洋毯著稱。少數民族的紡織、印染、刺繡、編織等大都完成於婦女之手,因多數是自己使用,故隨心所欲,不拘一格。壯族的壯錦,維吾爾族的回回錦、和闐綢、金銀線地毯,藏族氆氌,苗族蠟染,黎、□、哈薩克等族的刺繡都是各民族手工藝的瑰寶。
清代五彩織成錦《極樂世界圖》(局部)
玉器工藝
明代玉材成的兒子張德剛與包亮主持內廷果園廠官辦漆作的生產。成化、弘治年間內廷雕漆,器胎變薄,花紋疏朗,標誌西塘派雕漆已進入尾聲。雲南大理為另一雕漆產地,名漆工現僅知王松一人。至嘉靖年間,雲南雕漆始進入內廷,大展技藝,終於取代西塘派,使內廷雕漆為之一變。其特點為,刀不藏鋒、棱不磨熟。明末清初雕漆失傳,至乾隆四年由雕竹名匠封歧刻樣,蘇州織造漆作仿製成功,宮廷用雕漆亦大多由蘇州製做。揚州雕漆有螺鈿、百寶嵌等品種,以螺鈿最富特色,其中尤以點螺最為精巧,所制漆器花紋纖細,五彩繽紛。名工有王國琛、盧映之、夏漆工等,後者尤善制仿古剔紅漆器。蘇、揚兩地漆作毀於清廷鎮壓太平天國革命之戰中。福州漆器以脫胎見長,色澤華美,器體輕巧是其特色。系由名工沈詔安用傳統夾□法所創。清末北京由修補雕漆發展到仿永樂、宣德和乾隆雕漆。蒔繪漆為日本名漆,明代宣德年間漆工楊氏受命赴日學習蒔繪漆,回國仿製,其子楊塤從學,所制足以亂真。另有漆工蔣回回也善仿蒔繪漆,清代蘇州仿蒔繪漆極盛,金漆輝映,富麗堂皇。明末清初出現的軟螺鈿則是螺鈿的新品種。新安(今安徽省新安縣)方信川鈿嵌堆、揚州盧葵生砂鈿鑲嵌漆均名震一時。戧金、脫胎等漆器也都有不同程度的進步。
金屬工藝
明代金銀器工藝的特點是與寶石鑲嵌結合。內廷設銀作局,專為皇家打造金銀器。其代表有十三陵定陵出土的金冠和江西明益王墓出土的各種金銀器物等。清代內廷金銀器由養心殿造辦處製造。康熙五十四年造雙龍鈕金編鐘一套16件,共重460餘公斤。乾隆年間最大的金塔高約5。33米,用金11119餘兩,現存的弘曆皇帝母崇慶皇太后金髮塔,通高1。47米,用金3000餘兩。銀器作為金器的代用品,製成首飾、器皿,通行全國城鄉。鑄銅工藝獲得了特殊發展,最著名的是鑄於永樂年間,現存於北京大鐘寺的金剛華嚴鐘,通高6。94米,外徑3。3米,重約46。5噸,為國內現存最大銅鐘。鍾內外鑄有《華嚴經》、《金剛經》、《金光明經》等,共22。7萬餘館閣體楷字。字體典雅嚴謹、端莊秀媚。宣德鼎□,因產於宣德年間,又稱宣德爐,以後歷代均有仿製。據文獻記載,是以外國的銅、鉛、錫、□砂、紫□、胭脂石、安瀾砂等原料,經多達十二煉後成器,以充廟宇供器或室內案頭陳設。因其名貴異常,傳世稀少,故內廷與廠肆仿製成風。鑄銅名家胡文明、張明歧、石叟等皆有製品傳世。紫禁城內的銅獅、銅爐、銅缸、銅龜、銅鶴等陳設足以代表乾隆年間鑄銅工藝的水平。
□金銀工藝是鐵器的裝飾,在少數民族地區尤為盛行。多層鏤空□金銀鐵碗套是藏族鐵□金工藝的精華。清初安徽蕪湖鐵工湯鵬,創鐵畫,錘鍛鐵塊,製成多種書畫作品,別具一格。錫器作為銀器的代用品而通行民間,明末清初歸復善制錫壺,繼之者有朱堅、陳鴻壽等人,所制錫壺頗受文人讚美。
玻璃工藝
明代玻璃生產的中心仍在山東益都顏神鎮(今山東省淄博市博山區),洪武初年內官監於該地,設御用玻璃作坊,生產玻璃「青簾」,用作壇廟窗帘。顏神鎮民間爐行主要生產簪珠。清代玻璃產於顏神鎮和廣州、蘇州等地。雍正十二年於顏神鎮設博山縣治,此後所產玻璃,世稱博山琉璃,其產品行銷全國。光緒三十年(1904),山東總督胡廷干於博山東柳杭設玻璃公司,聘德國人為技師,傳授歐洲平板玻璃技術。北京料器業從博山購買玻璃料條,以燈火燒制各種禽獸花卉等料器。康熙年間,創「套料」,即「白受采」或「兼套」。晚清又創內畫壺,有名家周樂元、葉仲三等。廣州是清代南方玻璃的主要產地,與西方玻璃有著密切聯繫,自稱「廣鑄」,亦有以歐洲玻璃殘器為原料的再熔玻璃,與進口玻璃相對,亦稱「土玻璃」。蘇州玻璃稱為「蘇鑄」,似不及「廣鑄」。在此基礎上清宮於康熙三十五年成立了皇家玻璃廠,初期從廣州召募玻璃匠進內廷燒造玻璃器,雍正以後以博山吹玻璃匠取代廣州匠人。乾隆初年歐洲傳教士玻璃匠汪執中、紀文兩人進內廷燒造玻璃器,完成了圓明園西洋樓吊燈等巨大工程。現存玻璃廠產品有爐、瓶、罐、盆、缽、盤、碗、鼻煙壺及肖生等器物。顏色有涅白、硨磲白、淺黃、嬌黃、雄黃、亮茶、亮茶黃、月白、寶藍、空藍、亮淺藍、亮深藍、豆青、亮深紅、亮玫瑰紅、亮寶石紅、珊瑚紅、豇豆紫、淺紫、亮深紫、桃紅、綠、粉綠、翡翠綠、水晶、茶晶、黑等20餘種。另有金星料、絞絲、夾金、夾彩等複色玻璃,並使用描彩、描金、泥金、琺琅彩、套料、隱起、陰刻等裝飾手法。古月軒據傳是以琺琅書寫乾隆年制款、題詩印章和彩繪圖案的玻璃器,但迄今未見傳世之物。道光年間,玻璃燒造技術下降,從咸豐起內廷僅制素玻璃器,1911年隨清亡而告終。
琺琅器工藝
明代景泰藍(即掐絲琺琅)工藝在元代大食窯的基礎上迅速發展。內廷御用監設廠生產,專供皇家享用,以宣德年制,御用監造款的雲龍蓋罐為代表。而景泰年間內廷作坊所制僅能維持前代水平而略有變化。此後歷朝幾乎均有產品傳世,萬曆掐絲琺琅器,以其掐絲短促放縱、釉色鮮艷熱烈為其特色。為琺琅器的一大變革。民間掐絲琺琅器產於北京、雲南,專供婦女閨閣中用,不入文房。清代景泰藍,內廷與民間均極盛行,其掐絲與琺琅料也有別於明代。產地有北京、揚州、九江與廣州等地,風格不同,各有千秋。晚清僅有北京民間廠肆維持生產。鏨胎琺琅明代遺物極少,而清代卻廣為盛行。這與廣州鏨銅工藝的發達有關。清朝內廷琺琅廠也做鏨胎琺琅,然數量甚微。畫琺琅一說始於明代,現存實物自清代康熙始。康熙畫琺琅有試製和規格化的兩種產品。據估計,清代最早的畫琺琅可能於開海禁之後,西歐畫琺琅器傳入廣州,先由廣州工匠試製燒成。但內廷琺琅廠也經歷過獨立試燒的過程,傳教士中的琺琅匠是晚於廣州琺琅匠數年才進入內廷的,故在傳播燒造畫琺琅的技術上所起作用不大。畫琺琅的最大產地是廣州,不僅有規模巨大的畫琺琅行業和作坊,且還向內廷輸送畫琺琅匠人,提供廣州生產或進口的琺琅料及數量龐大的成品。但在作工、風格上卻互為殊異,有「恭造」與「外造」、 皇家與地方之分。 藝術上也既互相聯繫、又互為區別,涇渭分明。晚清廣州畫琺琅絕跡,僅北京民間作坊尚在生產,但質量低下,已非昔日面貌。透明琺琅幾乎只廣州獨家生產,而燒藍則在全國城鄉首飾樓均可燒造。
木竹牙雕工藝
即有機質材料雕刻的統稱。 除竹、木、 牙外還包括甲、角、 骨等材料。有機質材料雕刻,歷史悠久,技藝高超,至明始受文人墨客垂青而登上工藝之壇,工匠們才得以留下姓名及作品,而免遭泯滅無聞。明代後期出現金陵、嘉定兩大竹雕流派。前者創始人為濮仲謙,他善於選用盤根錯節的竹根,略作雕琢,頗得造化之趣。後者由朱鶴開派,創凹凸淺深、可達五六層的深峭鏤空雕法而有別於前者。朱鶴之子朱小松、孫朱三松均能承其家傳而又過之。清代吳之□、封錫爵、封錫祿等均系嘉定傳派名家。封錫祿及侄封歧曾先後於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內廷效力。竹黃工藝,去青留黃壓平刻鏤,興於江浙、盛於蘇州市。木雕分為雜木、硬木及軟木3種。雜木雕刻用於建築和傢具裝飾,以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省最為著名。浙江東陽、廣東潮州、廣州木雕為其重要流派。因潮廣常髹以金漆,亦名金漆木雕。廣州硬木雕刻居全國之首,蘇州則以精工過人取勝,但規制氣勢遠不及前者。廣州牙雕鏤刻深峻,加以茜色,多層透雕的繡球和樓閣、龍鳳船等是其名作。牙絲編織也是廣州牙雕業特技之一,象牙席和牙絲團扇可反映其成就。清宮造辦處牙作,從蘇州、廣州招募施天章、葉鼎新、陳祖章、李裔唐、蕭振漢、黃振效、楊維占、顧彭年、陳觀泉等名工為皇家服務。象牙雕《月曼清游冊》是其代表。明代犀角雕刻簡古樸拙,清代則工整細緻,多染色燙蠟,唯內廷犀角杯不加染燙,保留本色。犀角雕刻名家有鮑天成、濮仲謙、尤通、尤侃等人。康熙年間尤通善制犀角杯,人稱「尤犀杯」。
清代黃振效:象牙雕《漁樂圖》筆筒
鑲嵌工藝
以金銀、玉石、玻璃、琺琅、竹、木、牙、骨等材料,雕刻鑲嵌於硬木器物,以加強其裝飾效果,是雕刻工藝高度發達的必然結果。木胎嵌金銀紋,清內廷稱為商絲,多用於硬木器或台座,蘇州、北京較為盛行。運用多種珍貴材料雕刻並鑲嵌於一器,呈現斑斕多彩的鑲嵌,稱為百寶嵌,為鑲嵌工藝的傑出代表。明末揚州周翥是百寶嵌名師,他善用金、銀、寶石和瑪瑙等貴重材料,雕成山水人物、樹石樓台等嵌於硬木和漆器之上,呈現出難以言狀的光色陸離的藝術效果。另外像明末江千里及清乾隆時的王國琛、盧映之,嘉慶、道光時的盧葵生等對百寶嵌的發展也做出了一定貢獻。廣州用金屬或象牙做骨格地子的鑲嵌工藝較為發達,蘇州則擅長以紫檀、紅木、□□木為地,用金銀絲或玉石嵌成各種圖案和畫面。明代百寶嵌單純醒目,清代則日趨繁縟,應用於一器的鑲嵌材料,品種豐富,圖案構圖飽滿、形象生動、色彩斑斕、益臻妙境。金屬鑲嵌有銅胎錯金銀、鐵□金等工藝,特點鮮明、別有韻致。
傢具工藝
明代傢具基本上沿宋式傢具而作損益。一般城鄉人們使用雜木傢具,富有者多用紫檀、紅木、花梨、□□木等硬木傢具和楠木傢具或髹漆傢具。小至踏,大至屏,其形制、式樣以便於生活並富於美感為原則。比例權衡更為科學、合理,附加飾件和雕飾都較為簡單。蘇州傢具,亦稱蘇式傢具,全國各地多有仿製。北京傢具也較馳名,其形制、樣式較接近於蘇式傢具。清代康熙以前,仍沿用明式傢具,以髹漆或螺鈿傢具為主。清代傢具形成於乾隆年間。此時蘇州、北京的硬木傢具發生了不少變化。蘇州傢具裝飾繁複,硬木傢具往往與髹漆、玉器鑲嵌結合,製造雕漆、雕填、描金、彩漆、金漆、仿蒔繪及文竹、竹黃、斑竹等傢具,與明代傢具已相去甚遠。廣州傢具已進入內廷,打破了原有傢具的權衡格局,改變了蘇式傢具一統禁城的局面,在內廷屋宇陳設中逐漸佔據了重要地位。其造型、圖案、裝飾、用材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點。揚州傢具也不可忽視,其風格介乎於蘇、廣之間,具有折中色彩。尤以周翥百寶嵌傢具最為名貴,為其特點之一。北京傢具在明式傢具的基礎上,吸收蘇、揚、廣式傢具的手法,也有顯著的變化。內廷傢具由造辦處油木作、廣木作製造及蘇、揚、廣、長蘆等地進貢,而成為全國傢具的總匯。清代乾隆年間傢具京式、蘇式、揚式和廣式4式並存,相互影響,共同構成了此時傢具特有的典雅與華貴的總趨勢。晚清蘇式、揚式傢具雖在戰亂中復甦,但仍日趨衰落。京式、廣式傢具也失去18世紀那種工精料實、繁華富麗的時代氣氛。此時,上海、天津等口岸已輸入歐洲、日本傢具,因而出現了仿洋傢具或中西折中的不倫不類的 「新型」傢具。
文房四寶工藝
明清兩代文房四寶,除注意其本身的實用價值外,尤強調其裝飾、玩賞、陳設等審美功能,工藝水平已達高峰。其中筆仍以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所產毛筆最為馳名。內廷御筆有宣德、嘉靖和萬曆等年號款識。以羊、狼等毫紮成竹筍頭、蘭花頭或葫蘆頭。桿飾黑漆描金雲龍紋,或用玉桿。清代筆桿多以玉、漆、象牙、硬木、文竹、香妃竹、玳瑁、剔紅、金漆等材料和工藝製做,以提高筆的裝飾美。墨的裝飾性、鑒賞性也大為提高,制墨名家輩出,明代以程君房、方於魯兩人為其代表,有《程氏墨苑》、《方氏墨譜》傳世。入清後,曹素功墨名大振,傳十三代後遷至上海,繼續營業,盛名不衰。集錦墨盛於清代,康熙年間名家吳天章所制集錦墨形制翻新,雕鐫精工,色彩斑斕,裝璜典雅,多為文人珍藏。劉源監製國寶墨以及職貢圖、耕織圖等墨,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宮廷制墨的精品。明清兩代紙、絹的最大成就,是宣紙的改進及對紙、絹的第2次藝術加工。以染色、粉、蠟、灑金、描金、掐絲及□版水印等技法裝飾紙、絹,其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工藝品。硯仍以端、歙兩硯備受重視。蘇州顧二娘是康熙年間江南制硯名手。內廷以松花石制御用硯。地方名硯尚有蘇州澄泥硯、山東□磯石硯、紅絲石硯、寧夏賀蘭山石硯、甘肅洮河石硯及湖南菊花石硯等,在全國均有一定聲譽。另外還以各種材料、工藝製做硯滴、筆山、墨床、鎮尺、臂擱等數十種附屬性文房用具,其形制玲瓏小巧,裝飾精緻倩美,不失為工藝珍品。
此外,尚有衣冠帶履、車轎鞍韉、武備儀器、盆景、鐘錶、珠寶、 玳瑁、竹黃、匏、天然木等器,竹、草、藤、紙等編織以及各地民間及各民族的手工藝等,都是工藝美術的獨特領域和重要專業,是明清工藝美術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它們的工藝水平和製作技術,亦應還其本來面貌並給與一定的歷史地位。
理論著述
明清兩代不僅工藝美術獲得巨大發展,且理論著述較之前代也多有出現,頗有建樹。明代宋應星在本人從事實踐的基礎上,經過長時間的調查、搜集、整理、研究後,寫出了《天工開物》這部有關手工業方面的著作。它詳細地記述了各手工藝門類從原材料到成品的全部生產過程的情況。包括衣裝、絲織、印染、陶瓷、鑄造、金工、珠玉等各種手工藝。為研究明代工藝美術的重要資料,有「中國17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之譽。新安(今安徽省新安縣)漆藝家黃大成的《髹飾錄》為中國現存古代唯一的一部漆藝專著,書分2集18章,對制漆的工具、材料、色漆的制配及裝飾方法等作了詳細的敘述。而高濂所著的《遵生八箋》則主要是供人們消遣玩物之用,書中有關古器珍玩之類的論述,對研究工藝美術史亦有參考價值。入清以來,理論著述則大都集中於陶瓷方面,且多談及景德鎮窯瓷業的發展,主要有:成書於乾隆年間,朱琰的《陶說》,補《陶記》之不足而又有新論的《景德鎮陶錄》(藍浦著,後由弟子鄭廷□增補2卷,共10卷)。還有佚名氏的《南窯筆記》等。另外,關於玉器的有清末吳大□的《古玉圖考》,關於刺繡的有道光年間丁佩的《綉譜》和由吳縣名綉工沈壽口述,經別人整理而成的《雪宦綉譜》等。或圖文並茂,考訂翔實;或論述規則,講解要點;或敘述經驗,傳授技藝,均為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參考。另外在一些地方府志及文人的詩、文集、筆記、札記等著作中亦多有有關工藝美術的闡述、記載,其中不乏精闢之言。
中國現代工藝美術 |
中國辛亥革命以來的工藝美術。包括傳統工藝、現代工藝和民間工藝三大部分。是在近百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發生激烈蛻變,西方工業文化湧入的背景下展開的。總體地看,其生產組織、製作方式、產品結構、形制樣式、生產主體、消費對象和價值觀念,相比古代工藝美術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承繼模仿與創新進取、衰頹滯緩與興盛發展構成中國現代工藝美術的基本態勢。作為中國工藝文化從古典形態逐漸向現代形態過渡的階段,這一時期的工藝美術在整個中國工藝發展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歷史發展中國現代工藝美術可以劃分為5個發展變化階段:1911~30年代中期;30年代後期~40年代;50~60年代前期;60年代後期~70年代中期;70年代末~80年代。 1911~30年代中期 隨著廉價的外國機制商品大量湧入,以宮廷工藝為主體的中國傳統工藝已在競爭中處於劣勢。辛亥革命後,宮廷工場由蕭條慘淡到徹底解體。失去禁錮的良工巧匠在民間組織起商會、工場或作坊,重操舊業,使曾經是封閉的宮廷工藝生產迅速社會化、商品化。儘管手工產品難以和機制產品抗衡,傳統工藝在民國早期一度還有所發展。但是對社會需求和發展趨勢的麻木遲鈍、小生產者的保守意識和傳統習慣、立於獵奇心理基礎上的海外市場銷路等因素,使現代早期的工藝生產仍囿守於傳統工藝,一時仿古之風大盛。隨仿古風而起的是仿洋風,曾在一定程度上適應和滿足了國內市場的消費要求,其生產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國際性經濟大蕭條期間一度興盛。但由於認識上的局限,未能自覺地調整改進生產結構和產品結構,加之民族工業的基礎過於薄弱,因此中國的仿製品根本不具備壓倒舶來品的品質。戰後回到市場的外國工業產品,便迅速地將中國產品逐出競爭沙場,一時許多新式工廠紛紛倒閉破產。仿古或仿洋的生產,曾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仿造技術的提高和新裝飾風格的產生,也曾出現一些優秀的作品和匠師,並在諸多國際博覽會上獲過獎牌。但整體地看,藝術風格日趨粗簡,藝術價值日見低微。 相反,以圖案設計、書籍裝幀設計和商業美術為代表的現代工藝在這一時期則應運而生,日趨發展。西方工業文明的衝擊和影響,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成長,現代都市意識與社會結構帶來的生活方式與消費要求的變化,新技術、新材料的認識與初步運用,現代美術教育的興起和現代工藝思想的進步,都是促進現代工藝產生和發展的重要因素。傳統工藝的衰落,實業救國的構想和西方工藝思想的影響,喚起蔡元培、顏文□、陳之佛、唐雋等一批有識之士的圖新意識和熱情,他們針砭時弊和傳統的落後因素,肯定工藝美術於民族振興的現實意義,主張學習西方的經驗並保留傳統的精華,強調工藝生產為大眾服務的方向和經濟實用的價值取向。一時許多美術家和工藝美術家積极參与工藝美術創作設計活動,在上海、天津、廣州和香港等城市形成一支專業或半專業的隊伍。工藝美術教育早在本世紀初就已施行,如南京兩江優級師範學堂便開設過手工、圖案課程。進入中華民國後更有蔡元培提倡美育,黃炎培提倡職業教育,許多美術專科學校都設立了圖案系科並採用新式教學方法,為現代工藝美術事業培養了一批人才。呂鳳子、陳之佛、顏文□、雷圭元、李有行等人曾為這一時期的工藝美術教育事業作出積極貢獻。彼時,中國的經濟現實迫切需要在市場上溝通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聯繫,而在文化意識形態領域則迫切需要傳播新思想。因此,作為信息傳遞媒介的圖案、書籍裝幀和包括商標、廣告、包裝和店面裝飾在內的商業美術率先發展起來,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服裝設計、室內裝飾、工業設計等現代工藝亦在起步或初露萌芽。 中國民間工藝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產物,其內涵和形式體現著勞動大眾的需求。隨著自然經濟結構的潰散,商品經濟和都市文明不斷將新的文化因素注入古老的民間文化中。故民間工藝商品化、平民化的分化趨勢在這一時期日益明顯,這一點主要展示在沿海地區和大都市的四周圍地區。這一部分民間工藝逐漸失去質樸粗放的鄉土品質,日趨精巧工細、謹嚴雅緻。而在現代文化勢力尚未夠及的廣大內陸腹地,民間工藝仍按其自身規律生息發展,並保持著非商品的性質和原有的美學特徵。 30年代後期~40年代 抗日戰爭爆發後,工藝美術的生產環境和條件完全為戰火所摧毀,內外銷路中斷,手工藝人為生活所迫不得不改行轉業或流離失所。在大後方,傳統工藝雖尚有生產,其境況亦十分慘淡。抗戰勝利後,國內政局不穩,國民黨政府無暇顧及恢復生產,傳統工藝凋零不堪,處於奄奄一息、自生自滅的狀態。現代工藝受戰事影響,發展速度大大減慢,其規模亦局限在上海等幾個大都市。抗日救亡的時代主題和思想氣氛增進了工藝美術家的愛國主義和民族文化觀念;因此,這一時期的現代工藝在風格和形式上都比前期具有更多更強烈的民族色彩,顯得剛健明快、清新有力。 30年代初開始的「文藝大眾化」討論,在動員宣傳抗日的浪潮中進一步提出了以大眾化的形式和語言喚起民眾的問題。這種文化氛圍,使人民發現了民間藝術的現實意義和美學價值。徐悲鴻、鍾敬文、黃苗子、豐子愷、孫福熙、徐蔚南等人都曾高度評價和肯定民間美術,並進行過一些搜集、整理、介紹和研究工作。 了傳統工藝的狹小範圍,試製或推出許多適應城鄉人民需要的內銷工藝品和少數民族地區的實用工藝品。 在發展生產和技術的同時,工藝美術教育事業也受到重視。1956年在中央美術學院實用美術系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嗣後,各地的美術院校大都設置了工藝美術系科或專業,並出現一批中等工藝美術學校和多種形式的職工業餘教育。學院式教育的發展改變了師徒相傳的單一教育形式,擴大和提高了工藝美術創作設計隊伍的規模和素質。工藝美術研究工作在這一時期也同步進行。全國各地相繼建立了工藝美術研究所(室),成為工藝美術組織系統中人才集中,技藝力量雄厚的研究兼生產的部門。《工藝美術通訊》和《裝飾》雜誌的創刊,為這一時期的理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陣地。王朝聞、陳之佛、龐薰□、雷圭元、沈從文、沈福文、張光宇、羅□子等人曾先後發表了一些關於工藝美術的歷史演變、社會作用、本質規律和分類特徵諸問題的論著,推進了工藝美術理論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60年代後期~70年代中期 「文化大革命」使工藝美術事業遭到嚴重的破壞和損失。傳統工藝和民間工藝在那個年代被斥為「封、資、修」或「復古倒退」而禁止生產,大量庫存的所謂 「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工藝品被砸爛銷毀。日常生活用品粗製濫造,簡陋不堪;產品的造型與裝飾毫無設計可言,千篇一律的語錄口號、單調至極的詮釋性圖案使生活器物淪為政治宣傳的工具。這一時期,工藝美術院校和研究機構被迫解散,理論研究被迫中斷,創作設計隊伍的素質大大削弱。 70年代末~80年代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工藝美術事業在新時期改革開放的文化環境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恢復和發展起來。面對工業化步伐大大加快、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現實,進一步改善和創造生活環境、提高生活質量便成為工藝美術的時代課題。過去那種致力觀賞性傳統工藝的生產狀況顯然已不適應新的形勢。於是,與人民生活需要直接關聯的室內環境設計、服裝美術設計、商業美術設計、包裝設計和日用工業產品造型設計等現代工藝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成為當今工藝美術事業的主流。傳統工藝生產在保持原有特色、立足國際市場的同時也在積極開拓國內市場和旅遊商品市場。體現工業文明的現代工藝的發展,激起了以傳統手工技術為基礎的民間工藝的繁榮。在新時期的商品市場上,民間工藝以其高度的審美價值贏得消費者的歡迎。它們不僅作為工業文明的補償機制進入國內的現代化家庭,而且也像傳統工藝那樣作為外貿商品進入國際市場。隨著農村經濟形勢的好轉和對民俗文化的重視,土生土長的鄉村民間工藝製作又趨活躍。 改革和開放也促進了工藝美術教育和研究事業的繁榮。進入新時期後,「文化大革命」期間被取消的高中等工藝美術院校、系科和專業陸續恢復,並增設一批新的專業,如服裝設計、室內設計和工業產品造型設計等。許多工科院校也開設了工業設計專業。除開展正常教學外,一些院校還舉辦各種短訓班、進修班或研究班,為工藝美術企業培訓人才。全國各地還創辦了許多專業職工學校,企業自身也廣泛開展職工教育。這一時期恢復或新建了100多所工藝美術研究所,在設計和開發新產品的同時,一些較有遠見的研究所開始把工作重點轉移到對未來生產力的開發方面。這一時期還成立了中國工藝美術學會和中國工業設計協會,並開展了各種形式的學術交流、考察和科研活動。1982年《中國工藝美術》雜誌在北京創刊,繼之全國各地湧現出一大批工藝美術專業刊物,理論研究領域出現了從未有過的繁榮景象。 傳統工藝 系指具有悠久技藝傳統,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反映中國古典文化精神的手工藝品。其門類主要有燒造、鍛冶、織染、編扎、雕刻、木工、髹飾工藝等。在現代,它們多作為觀賞性工藝品而保持著一定的生產規模,產品主要行銷海外。 燒造工藝 包括陶瓷和玻璃料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陶瓷業,隨封建王朝的殞亡、御窯廢圮、窯工四散而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一些實力雄厚的傳統產區如景德鎮、宜興、邯鄲、淄博、石灣等曾靠仿古瓷或仿洋瓷維持了一定的生產規模,但盛勢早失,衰敗之象日顯。雖然在天津、唐山、上海等城市以及傳統產區開辦有採用外國設備和技術的新式工廠或瓷業公司;但終因國難重重、洋瓷傾銷、守舊勢力頑固而成效甚微。抗日戰爭爆發後,陶瓷業幾乎全為戰火摧毀。這一時期的陶瓷業雖走上衰落,但仿古技術有所提高,引進和採用了一些新技術並出現了一些新的品種和裝飾手法。進入50年代以後,瓷都景德鎮開始蘇醒並迅速發展,其他傳統產區亦相繼快速發展壯大,而尤以醴陵、唐山為甚。許多古代名窯,如磁州窯、耀州窯、龍泉窯、鈞窯、定窯、官窯、建窯、德北窯、邛窯等在中斷一段時期後,也獲得了新生。本世紀下半葉的中國陶瓷業呈現出百花爭艷的局面和嶄新的氣象。出現了許多新工藝、新門類和新品種。 紫砂茶具 玻璃料器也是中國傳統的燒造工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前北京和山東淄博的出品最著,但生產景況十分蕭條慘淡。50年代以後,玻璃料器的生產規模有所擴大,技藝和品種均有發展和豐富。當今北京、淄博和河北衡水不僅繼承發展了傳統的內畫壺技藝,使這一獨特工藝蜚聲國際市場, 行業。這一時期的織染業不斷採用新的工藝技術、新的材料和新的圖案設計,建立起傳統產品與現代產品、內銷生產與外銷生產並舉的合理結構。因此,織染業成了現代中國最有生機活力的工藝美術行業。 蘇綉 雕刻工藝 包括牙、玉、木、石、竹、骨雕刻在內,最能體現中華民族匠心獨運的創造力和因材施藝的精湛技巧。但清末以來的雕刻工藝生產因國衰民窮、市場狹窄而慘淡零落。創造日漸淪為模仿,精工巧作日益降作粗製劣技。但仍有個別門類略有發展,並出現一些優秀的匠師和作品。北京潘秉衡曾於30年代在薄胎玉器製作上取得很高的成就,恢復和發展了在玉器上壓金銀絲鑲嵌寶石的技藝。廣州翁昭製作的26層象牙球,轟動了1915年的巴拿馬博覽會並獲金獎。浙江朱子常曾對黃洋木雕施行改革,使之由附屬裝飾發展成頗有銷路的藝術欣賞品,巴拿馬博覽會對他的獎譽,曾帶動了黃洋木雕生產的發展。進入50年代以後,雕刻工藝作為民族文化遺產和國際文化、經濟交流的有效形式,受到政府的重視和扶持,一些瀕臨滅絕的技藝和品種在藝人們的努力下又獲新生。一代著名藝人如潘秉衡、何榮、劉德盈、王樹森、張雲和、王彬、崔華軒、楊士惠、翁昭、翁榮標、杜雲松、樓水明、王鳳祚、葉潤周、陸涵生、金紹坊、支慈庵、張仕寬、林如奎、郭功森、戴清升等不僅精研技藝、悉心授藝,還製作了大量富有時代氣息的優秀作品。 浙江青田石雕 髹飾工藝 即為漆器和漆畫。著名的傳統產品有北京雕漆、甘肅天水雕填、山西平遙推光漆器、江蘇揚州螺鈿鑲嵌、福建福州脫胎漆器和四川漆器等。現代早期的髹飾工藝生產除北京、福州等地略有維持外,其餘產地大都蕭條停滯。20世紀下半葉的髹飾工藝廣佈於北京、上海、江蘇、福建、江西、廣東、四川、貴州、山西、陝西和甘肅諸地。生產規模和從業人員大大擴增,花色品種和產品質量有所豐富和提高。藝人們不斷改進技藝,使之更為精湛,並創造了一些新的技法,如福州脫胎漆器的錫箔嵌絲等。70年代末以來,漆畫有了顯著的發展,福建、江西、四川漆畫家在承繼傳統技藝的基礎上取得新的突破,天津漆畫家則引入新工藝新材料,推出時代感頗強的鋁版漆畫。 木作工藝及其他 主要指傳統傢具。這一時期其生產遍及全國各地。20~40年代較有影響的傳統家具有蘇州的紅木、北京的京式、廣東的廣式、浙江寧波的骨嵌和山東濰坊的嵌銀絲傢具。辛亥革命後,蘇州紅木作曾一度興盛,抗戰期間則趨清淡,戰後仿西式傢具生產略有回升。進入50年代以後,傳統傢具業又全面恢復了生產。當代的傳統傢具業因生活方式的改變和現代傢具的衝擊,其產品多走向國際市場或用於旅遊業。80年代,傳統傢具業開始探索和尋求適應現代生活需求的途徑,並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另外,福州軟木畫,北京的宮燈、戲裝、絨鳥,蘇、杭、蜀、粵的扇子,蘇州、武漢的裝裱等,都在經歷風雨之後又獲新生。20世紀下半葉,還出現了將傳統技藝與現代科技結合起來而創製的新品種,如羽毛工藝品、彩石鑲嵌、薄木鑲嵌、貝雕蠟制工藝品、塑料滌綸花、樹皮貼畫等。 現代工藝 指在現代工業技術基礎上新興的工藝造物。20世紀後,中國的工業化步伐由起步而逐漸加快,造物方式日漸由手工製作轉向機器製造。機械化大生產必然造成設計與製造、製造與銷售的分離,由此旨在同時使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利益具體化為產品的形式性質的工業設計,便逐漸成為中國現代工藝的主要成分。 圖案設計 中國現代工藝是從圖案學與圖案設計起步的。「圖案」一詞最早由日本引進,其內涵在中國一開始便斂縮為美學的裝飾意義,成為產品表面的裝飾或商業美術的裝飾圖案畫。這種認識和社會需要導致現代圖案學研究和圖案設計在20~30年代廣泛開展。一時許多美術專科學校設立了圖案系科或圖案課。陳之佛編寫了中國第1部現代圖案教材──《圖案講義》,並在上海建立尚美圖案館,為廠家提供設計方案。以後他還編著出版了《圖案ABC》、《表號圖案》、《圖案構成法》等專著。雷圭元也著有《新圖案學》、《新圖案的理論和作法》等專著。其他一些工藝美術家、教育家如李有行、張光宇、程尚仁、柴扉、肖劍青、吳仁敬等都積極倡導或從事圖案學研究和創作設計。圖案學研究的開展促進了基礎圖案和各種工藝圖案設計(如陶瓷、染織、廣告、漆器等)的繁榮。但那時的圖案多作為案頭作業見諸報刊、圖案集或展覽會,而少有投付生產實踐。進入50年代後,圖案學研究仍在繼續,並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大大超越了過去的水平。人們不僅研究總結中國傳統圖案,而且廣泛地研究、介紹外國的古今圖案。視野的拓寬和生產實踐的刺激,使圖案藝術呈現嶄新的面貌。一方面它作為工藝美術基礎教育的案頭作業提高了藝術水平、豐富了表現手法,另一方面它作為付諸生產製造的設計方案而增強了針對性和適用性。80年代,工業生產迅猛發展,它不斷在激發人們突破狹隘的裝飾圖案觀念而納入工業設計的全面性要求。這種新趨勢也在引動圖案教學以至整個工藝美術教育的改革。 江西民間服飾 工業設計 工業設計的發展和成就主要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獲得的。50~70年代,國家施行了幾個五年計劃,逐步建立起一個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塑料、玻璃、陶瓷、搪瓷、五金、鐘錶等工業有了很大發展,產品的設計工作亦相應地有所發展。由於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重視,這時期的設計處於較低水平,設計力量亦很薄弱。進入80年代後,輕工業生產迅速發展,日用工業產品的競爭十分激烈,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費要求大大提高,國際工業設計運動的信息在頻繁的文化交流中傳播到國內,這些因素促使日用工業產品設計越向一個新階段。這一時期的產品設計已顯示出綜合考慮和處理裝飾、造型、結構、功能諸因素之關係的跡象,一些比較優秀的設計脫穎而出。工業設計教育發展很快,自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成立工業美術系後,其他美術院校及一些工科院校也相繼設立了工業美術專業。學院的師生積極的與工業生產部門聯繫,為它們提產品設計方案,使工業產品造型呈現出新的面貌。雖然,迄今為止中國的日用工業產品造型設計仍未表現出成熟的姿態,但設計觀念正以空前的速度滲入人們的意識之中;從社會、經濟、技術和美學角度綜合把握產品設計的意向,已在設計人員那裡逐漸獲得強化;工業設計的理論研究已開始思索如何建立適合中國現實的工業設計體系的問題,這一切都顯示了中國工業設計向更高層面躍進的可能性。 摩托車造型 染織品設計早期曾有陳之佛、雷圭元、李有行、柴扉等人涉足過。但彼時中國民族紡織工業步履艱難,災難重重,也就很難有染織品設計的成就。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紡織工業發展很快,國家對染織品設計工作給予了高度重視,創辦了蘇州絲綢工學院等專業院校,並在中央和地方美術院校中設立染織品設計系科或專業。各地企業設有健全的評審制度,組織新產品、新花色的設計、試產、試銷和鑒定。國家主管部門還設有全國性的紡織產品調研中心,並在紡織工業的集中地建立紡織品流行色研究組織。國家每隔二三年舉辦一次全國性紡織新產品、新花色評比交流會。這一系列措施,有效地促進了紡織品設計水平的提高。 服裝設計 辛亥革命之後,清代的官服、頂帶和辮髮均為激進的時代所拋棄,代之而起的是西服、中山裝和不斷被改造的旗袍。莊重、樸素的中山裝是本世紀初服裝設計的一項重要成果,80年代之前它一統男性服裝的天下,並衍生出幹部服、工作服、軍服和學生服等現代基本服制。20~30年代婦女服裝設計比較活躍,刊物上經常發表新式中外婦女時裝的設計方案,上海等大城市還經常舉辦時裝表演或展覽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的近30年中,服裝設計受「左」的思想影響,未得到進一步的重視和發展,人民日常衣著款式單調、色彩貧乏。「文化大革命」10年,普天之下的衣著色調更是一片灰暗。自70年代末開始,服裝設計有了很大改善,花色品種、款式和色彩日趨豐富多樣。西服、獵裝、兩用衫、夾克衫、繡衣、各式長短裙、旗袍、羽絨服、運動服都是流行一時的服裝。近幾年來服裝設計界開始注重少年兒童、老年人的服裝和各種職業服裝。各種形式的時裝展銷、時裝表演、時裝評比活動頻繁開展。有些省市組建了時裝表演隊,在國內外展示時裝設計的新成果。但是,中國服裝設計的總體水平仍落後於人民日益提高的消費要求,這種現狀已引起服裝設計界的廣泛重視。 室內環境設計 室內環境設計在中國古代頗為講究,並形成一套傳統模式。辛亥革命後,都市人民的生活起居方式有了很大變化,人們不滿於注重倫理精神的傳統模式,而喜歡舒適、自由的西式室內布置。雷圭元、梁啟煜、張德榮等人早在30年代曾作過一些歐化的室內環境和傢具設計方案,但這對彼時的大多數人來說只是無法企及的理想。50~70年代的室內環境設計成果主要是一些大型國家建築,人民大會堂堪為典範之作。70年代末以來,旅遊事業的發展帶來一大批現代化的賓館和公共建築,其內庭環境、室內裝修和陳設或取西式之豪華舒適,或取中式之典雅古樸,或取中西兼容之意趣,取得較好的藝術效果,集中反映了這一時期的設計水平和取向。室內環境設計意識正在滲入人民日常生活之中。室內環境藝術的發展,促使設計向科學化、定量化和系列化方向邁進,各種新型裝修材料、多樣組合配套傢具和器具相繼出現並日趨豐富。目前,設計的視野和主題正在由室內擴展到整個城市的空間環境,整體地把握建築環境與人與社會之關係的課題正在為設計界所關心。 人民大會堂接見廳 商業美術 中國古代在商業美術方面曾有過獨到的創造。那些古老的形式如幌子、招紙包裝、匾額、中式門面裝修仍是中國現代商業美術的有機部分。隨著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和商業在20世紀初的發展,中國出現了採用新材料新技術、反映新價值觀念的現代商業美術。以報刊廣告為先導的現代商業美術在民國初年受到重視和提倡,而在30年代則繁盛發達並取得十分顯著的成就。這一時期廣播、郵政、路牌、交通和電氣廣告相繼出現,企業和商品大都具有註冊商標,圖案裝飾和色彩效果頗為講究的紙盒包裝廣為採用,店面櫥窗開始出現並設有機械或電力引動的立體模型,霓虹技術被用於店面裝飾或招牌廣告。日益增多的從業人員在大都市中形成一支專業化或半專業化的設計隊伍,其中有杭□英、金梅生、張狄寒、李詠森、謝之光、胡伯翔、張光宇、張正宇、丁悚、張以恬、龐亦鵬、徐百益等頗有影響的商業美術設計家。一時廣告學或商業美術研究頗為活躍,出現了為數眾多的論文、專著,並辦有專業刊物。1936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商業美術作家協會,翌年在上海南京路舉辦了首次中國商業美術展覽。從50年代開始特別是70年代末以後,商業美術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全國各省市大都建立了廣告裝潢設計公司、美術公司、設計研究單位和專業學會或協會,並經常組織作品展評,出版專業刊物。1980年成立了中國包裝技術協會並創辦《中國包裝》雜誌,繼之中國廣告學會於1982 年成立並推出專業刊物《中國廣告》。許多藝術院校紛紛設立有關商業美術的課程,有的還著手開闢商業環境設計課程。 書籍裝幀設計 這一藝術形式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輝煌的成就。但是,它從古典形態邁向現代形態,卻是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開始的。鴉片戰爭後,西方現代印刷技術的引進造成書籍裝幀工藝技術上的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則帶來書籍裝幀形式的革命:美術字、裝飾圖案和圖片用於書籍裝幀,書籍的整體設計開始出現,裝幀形式與書性內容趨向統一。20世紀上半葉的書籍裝幀藝術曾經歷了古今新舊混雜並存到追求西洋味再到追求民族特色的過程,寫實或抽象圖案、繪畫與攝影、漫畫與版畫等曾是流行的裝飾形式。這一時期的書籍裝幀藝術在現代工藝美術中有著突出的成就。除社會現實方面的因素外,這種成就的取得還與魯迅的倡導、支持和陶元慶、聞一多、司徒喬、豐子愷、孫福熙、張光宇、鄭川穀、莫志恆、葉靈風、錢君□、曹辛之等一批優秀作家和書籍裝幀藝術家的參與直接相關。50年代以後特別是進入80年代,中國出版事業發展迅猛,書籍裝幀在材料、開本、印刷質量、裝訂方式、裝飾形式和整體設計水平方面都有所改進和提高,並形成一整套書籍裝幀設計體系。 陶元慶:魯迅《彷徨》封面設計 民間工藝 指生產者為自身需要而製作的手工藝造物。現代民間工藝絕大部分是傳統民間工藝的承傳。 剪刻工藝 主要包括剪紙和皮影。剪紙製作隨民俗活動廣泛流行於民間。20世紀的中國廣大鄉村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這種習俗,每逢節會喜慶、祭祀禮儀或織綉生產活動,人們都要剪制花樣,以寄寓美好的祝願和理想。這一時期的剪紙基本保持了原有的風格而有南北之分。西北、華北、東北地區的剪紙大體屬天真渾厚的北方風格,華東、華中、華南、西南地區的剪紙則為玲瓏剔透的南方風格。20~40年代曾有許多農民背井離鄉,入都市靠剪紙謀生,受都市文化和消費者趣味的影響,他們的剪紙脫去一些鄉土味而趨向清秀淡雅、精緻肖形。20世紀下半葉,一部分剪紙發展成有組織的商品生產,一些藝人成為職業剪紙藝術家,大部分剪紙則產生於民間。剪紙在80年代更為人們重視和喜愛,出現了一些全國性或地方性的剪紙學會、研究會或專業刊物。皮影是流傳民間的戲曲藝術,也是一種剪刻藝術。主要分布在陝西、甘肅、山西、北京、河北、四川、湖北、湖南等地區。50年代以來,由於現代戲劇和影視藝術迅速發展和傳播,民間影戲大受衝擊。政府為保護、研究和發展這種民間藝術,組建了一些專業劇團,並在城鄉甚至國外巡迴演出。 陝西民間剪紙 織染工藝 主要是廣大勞動群眾日常服飾和居家用品,其門類有刺繡、織錦、挑花和印染等。民間織染工藝製作遍及全國各地,特色較強的有貴州苗族的蠟染,廣西壯族的扎染、壯錦,湖南湘西土家錦,廣東黎族的黎錦,新疆維吾爾族的艾得力斯綢,漢族的藍印花布、挑花刺繡和各種布制玩具用品。20世紀上半葉,外國機制印花布大量湧入中國,並在競爭上取得優勢。因此沿海地區的民間土布和印染生產如江河日下。自50年代以來現代文化廣泛傳播,鄉村民間的生活方式和審美趣味發生很大變化,傳統服飾大都被淘汰,古老的織染工藝也趨向消失。只有在少數民族集居的地區和邊遠閉塞地區,還略能見到一些保持傳統特色的織染工藝。進入80年代後,國家對這種狀況有所重視,採取了一些保護和發展生產的措施。隨農村經濟的活躍和旅遊業的興盛,鄉村的織綉工藝製作又略有復興。 編扎工藝及其他 中國廣大鄉村城鎮的農民或藝人,以竹、藤、棕、草、麻、葵、柳、玉米皮或麥秸等自然材料編扎各種優美的居家實用工藝品的製作活動具有悠久的歷史。許多富有傳統的民間編扎工藝逐漸轉向出口商品生產,這在沿海和大都市周圍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如山東草編,浙江草、麻、竹編,四川棕、竹編,廣東藤、葵、草編,湖南棕、竹編,安徽竹編等。民間編扎工藝作為適合農村經濟發展的副業為各地政府重視,生產迅速恢復並走上合作化道路。自70年代末以來,民間編扎工藝生產更是突飛猛進,企業和從業人員大大增加。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藝人們新創了許多工藝技術和品種。風箏、花燈也是歷史悠久的編扎工藝。至今,每逢初春或年節喜慶,在民間仍可見放風箏和鬧燈、賞燈活動。這一時期的風箏以北京「風箏哈」、天津「風箏魏」、江蘇南通和山東濰坊的出品最著。花燈之著則有浙江硤石、廣東佛山、福建泉州等。20世紀下半葉特別是80年代,放風箏、觀彩燈的民俗更與現代文化結合,出現了濰坊國際風箏比賽、自貢國際恐龍燈會等融娛樂宣傳、文化交流、經濟貿易於一體的新形式。它們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已引起社會的關注。 浙江竹編 除上述民間工藝外,還有其他一些民間工藝值得提及,如民間繪畫、雕塑、燒造、營造、服飾、裝潢工藝等。自xin亥革命以來,這些民間工藝在新的文化環境中或延續流行、或沉寂消失、或推陳出新。今天,它們和所有的民間工藝,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而愈來愈顯示出它們自身的文化價值和藝術價值。立足於不同角度的整理、恢復、提倡、研究、保護和開發工作有待或正在展開。 - 香兒的日誌 - 網易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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