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慶 從體制到體制：改革三十年知識分子的轉型史 屈指一算，改革如今已過三十年。在這樣的時間點上，各種梳理與檢討改革三十年經驗的討論會與出版物已經為數不少，但是筆者所在意的問題卻是，在這三十年的過程里的知識分子，到底發生了哪些變化。因為觀察一個時代的特徵，或許最為便捷的方式是觀察知識階層的狀態，比如他們的心志狀況、與社會、政治體制的結合方式以及提供的文化與知識內容等等。 總體而言，1978年以前，知識分子經過幾次政治運動之後，基本上和體制融為一體，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當時的「知識分子」只是整個一元體制下的「知識工作者」，他們只負責對一套政治話語進行不斷的論證、轉述與傳播。但是由於1978年所啟動的改革進程與當時的政治需要，政府開始動用體制內「理論工作者」來炮製新的黨內意識形態給予改革以正當性，如1978年5月10日所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是由中央授意，由體制內的「理論知識分子」起草發表的，從此之後，改革開放的實用主義邏輯得以基本奠定。改革的實用主義邏輯也誘發了體制內的許多知識精英開始對過去封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反思與矯正。1983年3月，由前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上海宣傳部部長王元化、中宣部文藝局副局長顧驤與《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聯合起草的「周揚報告」，掀起了體制內的一場「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的論爭」。從論爭的內容與參與人員來看，這開啟了80年代以後體制內知識分子分化的序幕，一部分對改革懷有熱情的體制內知識分子與保守派從意識形態上開始分道揚鑣。從具體形態上來說，一些體制內的政策研究單位，比如「經濟體制改革所」、「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等等，成為體制內改革派知識分子的集中分布地。在文化方面，1985年左右，開始在北京逐漸形成三大民間文化機構。分別是「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以及「中國文化書院」 編委會。這標誌著知識分子逐漸開始利用當時體制內的空間，相對獨立的選擇知識、文化資源來進行傳播，這些主事者基本上都是當時大學、研究所等文教部門的成員，這意味著，儘管大學、研究所等文化單位仍然屬於體制內，但是由於改革的不斷推進，這些體制內知識分子開始以體制身份從事體制外的文化生產與推廣工作，或許可以將這些人稱為「准體制外知識分子」。 除開與體制關係緊密的這些「知識分子」，民間「知識分子」的聚合其實也早已開始風起雲湧。要了解這一部分知識分子群體的發展史，或許要往前追溯到60年代末。當時由於知青下鄉運動，許多城市裡的初中生與高中生散落在內地各個角落，促使這些年輕人開始反思當時的政治與思想問題。他們開始私下傳閱有關部門從 50年代開始翻譯的一部分內部書籍，也就是著名的「灰皮書」、「黃皮書」、「白皮書」等外國著作。從思想群落史的角度來看，當時民間知識分子實際上在各地已經通過閱讀內部書籍與組織討論開始積聚民間知識分子的力量。 這些知識群落的主要成員後來通過返鄉進城運動，大部分通過高考被吸納入體制之內，但是他們的思考與行為方式，卻保留了非常濃厚的體制外色彩，反抗任何體制化的文學與藝術生產的原則與模式。象1978年創辦的《今天》詩刊的主要成員：北島、芒克等人，還有1979年「星星畫展」的一批畫家，如馬德升、王克平、曲磊磊等人。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今天仍然是體制外知識分子的主力，既沒有被吸納入90年代日趨專業化的學院體系之中，也與商業媒體的文化生產機制保持著一定距離。 總體來看，改革開放之前的知識分子群體，實際上隱藏著幾條不同的脈絡，除開體制內已經被整合完畢的「知識官僚」，從60年代末開始成長起來的一部分年輕人，已經在整個70年代一直在積蓄知識與思想資源，在1977年恢復高考之後，這些散落在各地的知識群體成員，大部分被吸納入體制內的各種教育機構，成為 80年代文化熱的主力軍。 從1978年到80年代末這一段時期內，隨著改革的不斷推進，傳統以「意識形態挂帥」的教育文化體制開始分化，一部分體制內知識分子開始清理過去的歷史經驗，因此需要更多可供反思的理論與思想資源，大學、研究所等等文化生產機構在當時由此出現空前的繁榮，各種西方理論與文化集中湧入，形成今日來看仍然嘆為觀止的「文化盛況」。但是必須看到的是，當時的「知識分子」利用的是開始鬆動的文化體制空間，活躍在文化生產與傳播第一線的知識分子，大部分仍然是體制中人，與官方所主導的文化體制有著密切的關係。1990年之後，大部分知識分子要麼出國，要麼脫離體制下海經商，80年代知識分子集中在體制內的狀況從此徹底改變。 觀察90年代以後的知識分子大分化，一方面自然是與80年代末的政治風波有關，但是另一方面也與經濟改革帶來的社會變化存在某種密切聯繫。因為改革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的發展，而且使得以單位製為基礎的社會結構，開始出現新興的「市場社會」。許多知識分子在1990年左右時期開始遠離體制，最為方便的選擇就是進入這個新興的「市場社會」，這一趨勢尤其在1992年之後最為明顯。大批知識分子逃離大學、研究所等學術機構，轉而投入市場經濟。但90年代所推行的經濟改革先行，政治改革與文化體制改革暫緩的方針實際上讓這些知識分子一旦脫離體制，根本無法從事與文化生產相關的工作，因為思想文化的生產與傳播仍然由體制壟斷。這一階段的知識分子群體分化，直接使得大量知識分子徹底告別學術與文化圈，而留在學院內部的知識分子，則開始了一段非常壓抑而寂寥的蟄伏期。 但就在這一段期間，學院內部的知識分子也開始分化出兩條不同的發展路向。一條是依舊沿著80年代的反思傳統來發展他們的論述，比如90年代關於「激進」與 「保守」、「市民社會」、「人文精神」等等爭論，就是這部分知識分子對未來中國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路向的謀劃與思考的表現。也正是對於90年代中國發展狀況的不同診斷，也埋下了90年代末「自由主義」與「新左派」大爭論的伏筆。而這兩個思想陣營的主要人物，大部分依舊是身處學院體制內，仍然帶有濃烈的 80年代的氣息；另一條則是沿著現代學術分工體系下的專業化路徑開始發展，象90年代關於「學術規範」的討論、「思想」與「學術」分野的爭論，都是試圖拋棄80年代知識分子對體制直接進行批判和反思的路徑，轉而以學術專業化作為目標，放棄對公共問題的評判，進入專業化的學術體系之中。 前一條發展路向以90年代末的「長江讀書獎」、「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戰而達到頂峰，從此之後，隨著網路與報刊媒體的迅猛發展，一個新的輿論公共空間逐漸形成雛形，儘管在2004年左右，這些身處學院的「公共知識分子」仍然擁有相當的影響力，但是從2004年之後，一些依靠媒體成長起來的專欄作家、自由撰稿者以及獨立研究者開始暫露頭角，當中最為出名的有秋風、王怡等人。而另一部分在80年代始終以「在野」態度生存的知識分子，最近幾年也開始利用媒體平台進行文化的生產與傳播，這一部分體制外知識分子，儘管數量稀少，但是卻代表一股新興的知識與文化力量。這也意味著，一個新的文化生產機制從學院開始轉向媒體，學院對於公共思想文化的生產與提供能力，已經越來越弱。 以專業化為目標的知識分子發展路向，在最近幾年則正好迎合了國家以資源分配來控制學院的邏輯。政府利用名目繁多的學術評價機制與大量的資源注入，鼓勵學院知識分子從事專業化研究，這種軟性的控制實際上成為今天學院體制的主要運作方式。知識分子根本無暇顧及公共議題，只需發表論文與申請各種課題，就可以從國家獲得大量資源，而且還可以「專業學者」的身份出現。毫無疑問，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期內，學院體制將成為一個「軟化」但卻十分有效的控制模式。 儘管媒體的快速發展已經開闢了一個新的文化生產空間，但是它同時提供了商業邏輯與文化結合的有效方式。學院體制內部與民間的一些知識分子，開始利用媒體來進行文化的商業化操作。其中最為成功者，莫過於這兩年無比走紅的易中天與于丹，他們雖然都是學院體制中人，卻成功的依靠媒體進軍大眾文化領域。他們身在學院，卻無意對今天墮落的學院體制進行任何批評，同時身處商業化邏輯下的大眾文化生產機制中，對此也安之若素。 由此觀之，改革三十年，今日中國知識分子的光譜已經顯得班駁陸離，難以辨清。大體而言，改革之初的知識分子以「自由」為主題，試圖凸顯個人之價值，從而對壓抑性的政治體制進行反思性的批判。但是隨著改革的逐漸深入，知識分子不僅需要面對一個今日越發保守的學術文化體制，還要去接受市場邏輯對於知識分子的心志挑戰，這無疑顯得異常艱難。在傳統思想資源早已中斷、西方思想資源尚處青黃不接的今天，我們其實處於一個懸浮狀態，在這樣的前提下，中國的「知識分子」 要想以超越於任何一種壓迫性體制（無論是以控制作為目標的學院體制，還是以效率優先的市場邏輯為主導的大眾文化生產機制）的面目示人，重新接續上已被意識形態摧毀的思想文化傳統，無疑還需更久的時日與更深厚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