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煦易學的河圖洛書觀|河圖洛書

胡煦易學的河圖洛書觀 來源： 點擊: 111次 　　摘要：胡煦是清初著名家，治易兼采漢宋，融合象數與義理，提出了諸多獨到的見解。胡煦認為《》為傳道之書，闡述天人合一之旨，而欲明周易所傳之道，必須從研究河圖、洛書開始。他認為河圖、洛書同為畫卦之資，反對以洛書為作《范》之具的觀點。關於河圖、洛書的關係，胡煦提出「河圖合而洛書分，河圖先天洛書後天」，「圖為先天是流行之氣，書為後天是對待之形」，批評先天對待後天流行的觀點。基於河圖先天的看法，胡煦提出「先天河圖無拆法」，批評拆補之說，提出羲圖文卦的觀點。 　　關鍵詞：胡煦；河圖；洛書；周易 　　中圖分類號：B249.9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3882（2007）03-0054-09 　　 　　HU Xu』s views on the He tu and Luo shu 　　Wang Wei-wei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HU Xu is a famous Yi-ologis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ho put forth many original views by compatibly adopting both the Han Yi and Song Yi traditions, merging the image-numberology and meaning-pattern school. HU holds that the Zhouyi was a book to preach theDao (Way) of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ity. Yet, to understand the main idea of the Zhouyi , one should begin by studying the He tu (River Map) and Luo shu (Luo Chart), by which, according to Hu view, Fu Xi drew thetrigrams and hexagrams. He argues against the view that the Luo shu was only a tool for Hong fan (Cardinal Norms). With regar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e tu and Luo shu , HU set forth that 「the He tu connotes unification and the Luo shu separation, the former signifies theprenatal (diagram) and the latter the postnatal (diagram)」, 「the He tu exhibits the circulation of Qi, whereas the Luo shu discloses the oppositeness」. And then, Hu raised his viewpoint that 「the eight trigrams cannot be deduced from the prenatal He tu 」and the diagrams were drawn by Fuxi, whereas the eight trigrams and hexagrams were invented by King Wen. 　　Key words:HU Xu; He tu ; Luo shu ; Zhouyi 　　 　　胡煦，字滄曉，河南光山人，生於清順治十二年(1655年)，卒於乾隆元年(1736年)，康熙五十一年進士。平生鑽研《周易》，是清代著名易學家。著《周易函書》一百一十八卷，後編訂為《周易函書約存》十八卷，《周易函書約注》十八卷，《周易函書別集》十六卷，均收入《四庫全書》。《清史稿·列傳七十七》記載：「聖祖聞煦通易理，召對乾清宮，問河、洛理數及卦爻中疑義。煦繪圖進講，聖祖賞之，曰：『真苦心讀書人也。』」可見胡煦對易學用功之勤、精研之深。胡煦對易學的研究通覽古今，兼采漢學、宋學，在全面總結、批判諸家之論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見解。胡煦主張以象求義，認為《周易》為傳道之書，闡述天人合一的旨意，而欲明《周易》所傳之道，必須從研究河圖、洛書開始。胡煦的易學研究開端為河圖、洛書學，他對《周易》義理的解釋多以河圖、洛書為基礎。因此，研究胡煦的易學思想同樣應從胡煦的河圖、洛書觀切入。本文對胡煦關於河圖、洛書的基本觀點進行分梳，並從易學史的角度探討胡煦河圖、洛書觀與其它易學家的區別，進而體現其思想在易學史上的學術價值。 　　 　　一、欲明《周易》者，斷自圖書始 　　 　　關於河圖、洛書與《周易》的關係，歷來都有不同的觀點。《周易·繫辭上》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自此，河圖、洛書與《周易》聯繫起來。然而，《繫辭》並未說明河圖、洛書為何物，歷代學者對此有不同的看法。從宋代開始，學者們開始將河圖、洛書認定為十數九數的黑白點圖，易學家們以河圖、洛書解釋《易》理，形成圖書派(注:圖書派內部針對何為河圖、何為洛書，又有「圖九書十」與「圖十書九」的分歧，前者以劉牧為代表，後者以朱熹、蔡元定為代表。自朱熹確認十數為河圖，九數為洛書開始，「圖十書九」成為後世通行的觀點。)。與圖書派相反，一些學者則視河圖、洛書為怪妄，如北宋歐陽修在《易童子問》中否定伏羲受河圖畫八卦，認為河圖不在《易》之前。元錢義方《周易圖說》認為圖、書之書，是因《周易》而造《易》數，絕不是因圖、書而出《周易》。 　明末清初，一批學者在檢討宋學的過程中，掀起了清算圖書之學的高潮。黃宗羲（1610－1695）著有《易學象數論》，提出河圖、洛書為「地理」之書：「謂之『圖』者，山川險易，南北高深，如後世之《圖經》是也；謂之『書』者，風土剛柔，戶口扼塞，如夏之《禹貢》，周之《職方》是也。謂『河、洛』者，河洛為天下之中，凡四方所上之書，皆以河洛系其名也。」(卷一「圖書一」，第4頁)[1]他反對將圖書作為聖人畫卦敘疇之原，認為如果圖書為畫卦敘疇之原，那麼在畫卦敘疇之後，河圖再出現就毫無用處了。黃宗炎（1616－1686）《圖書辨惑》也認為為地理方冊，圖書之說，實由道家而來，與作《易》無關，關於河圖洛書的各種理論不足深信。胡渭（1633－1706）《易圖明辨》云：「『河圖』『洛書』，乃仰觀俯察中之一事，後世專以『圖』『書』為作《易》之由，非也。『河圖』之象不傳，故《周易》古經及註疏，未有列『圖』『書』於其前者。有之，自朱子《本義》始。《易學啟蒙》屬蔡季通起稿，則又首本『圖』『書』，次原卦畫，遂覺《易》之作全由『圖』『書』，而舍書無以見《易》矣。學者溺於所聞，不務觀象玩辭，而唯汲汲於『圖』『書』，豈非易道之一厄乎？」(卷一，第77頁)[2]胡渭認為《繫辭傳》記載的河圖、洛書只是伏羲作《易》所仰觀俯察之一事，並非作《易》的唯一依據。河圖、洛書早已失傳，《周易》古經和各種註疏並未將河圖、洛書置於其前，自朱熹《周易本義》開始，將圖書置於《》之前，使人們覺得作《易》全由圖書，離開圖書無法了解《易》之真義，這對於易學來說是一場厄運。 　　　　與此同時，亦有學者精研河圖、洛書，胡煦是其中的代表。他在《周易函書》中對河圖、洛書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對前代的圖書觀點進行了總結、批判，並對同時代學者對河圖、洛書的批判進行了回應。對於何為河圖、何為洛書的問題，胡煦繼承了朱熹以來的傳統觀點，以十數的黑白點圖為河圖，九數的黑白點圖為洛書。他說： 　　龍馬出河示先天之本，龜書出洛顯後天之用，伏羲得之，玩其所負之文，不過自一至十、自一至九之數。（卷一，第401頁）[3] 　　圖示如下：

　　關於河圖、洛書與《周易》的關係，胡煦論述如下： 　　《周易》傳道之書也，道理顯於文字，文字肇於圖書。圖也者，數之聚，象之設，而理之寓也。河圖、洛書，天以圖示也。（卷首上，第12頁）[4] 　　顧文字浩繁而圖象簡約，文字顯易而圖象隱深，藏萬於一，納須彌於芥子，窮幽測奧，實費且難。舍其隱，務其顯，守其易，置其難，是逐浩渺於洪流，而未探泉源之不匱矣，寧能徹《周易》之大原而一以貫之哉！（卷首上，第12頁）[4] 　　而開天之圖書，與窮理盡性之《周易》，非有二道矣。故欲明《周易》者，斷自圖書始。（卷首上，第13頁）[4] 　　胡煦不同意朱熹以《周易》為卜筮之書的觀點，認為《周易》為傳道之書，包含了天人性命的根本道理。道理通過《周易》的文字而彰顯出來，文字以圖書為開端，河圖、洛書將天道以圖書的方式顯示出來，因此，圖書同樣包含天人性命之理。文字繁多而圖象簡約，因此，以《易》圖的方式來顯示道理，其妙處是能化煩為簡，簡約的圖象就可蘊涵大量文字方能表達的義理，做到「藏萬於一，納須彌於芥子」。同時，由於圖象的簡約，卻也使圖書的涵義不似文字那般顯明，要解讀圖書所蘊涵的深奧道理非常困難。但是，世人如果只追逐淺顯的文字，放棄隱深困難的圖書，就不能把握《周易》一以貫之的根本思想。圖書與《周易》一樣，都體現了天人合一之旨，因此，要明了《周易》之理，必須從精研河圖、洛書開始。 　　從《周易》與河圖、洛書所蘊涵的道理來看，二者一致，因此，可以通過河圖、洛書來理解《周易》。從起源上來看，胡煦認為《周易》為聖人依據河圖、洛書而作： 　　道原於天，開於聖，創之者伏羲，繼之者文、周、孔子，始之者河圖、洛書也。（卷首上，第12頁）[4] 　　天人性命之道以河圖、洛書為最初的體現，伏羲依據河圖、洛書作《易》，而文王、周公、孔子又進一步發展完善。也就是說，胡煦認為河圖、洛書均為伏羲作《易》的依據。據《漢書·志》講：「劉歆以為伏羲繼天而王，河出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認為伏羲依據河圖畫八卦，創《周易》，而大禹依據洛書作《洪範·九疇》。王充、班固等人均承襲此說。(注:王充《論衡·正說》云：「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認定《河圖》就是八卦，《洛書》就是《洪範》九疇。班固在《漢書·五行志》中引用劉歆觀點後也明確指出《尚書·洪範》篇「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至宋代，眾多易學家仍認可這一觀點。朱熹、蔡元定《易學啟蒙》引邵雍的觀點：「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范》也。」(第684頁)[5]蔡元定解釋：「故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范》，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第685頁)[5]蔡沈《洪範皇極內篇》以河圖為《周易》系統，以洛書為《洪範》系統：「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聖人以之而敘疇。」(卷二，第708頁)[6]這一觀點成為毛奇齡批判圖書學愚妄的理由。他認為既然《周易大傳》講聖人伏羲並法河圖、洛書以畫卦，諸多學者又講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其荒謬不經是顯而易見的，且眾學者或者以為河圖是畫卦的依據，洛書是敘疇的依據，或以為河圖就是八卦、洛書為《洪範》九疇之第一疇，眾說紛紜，沒有確證。黃宗羲批評圖書之學，也是反對將圖書作為畫卦敘疇之原，可見此種觀點在圖書之學中的代表性。針對這一問題，胡煦提出河圖、洛書均出於伏羲之時，同為伏羲畫卦之資的觀點：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古今畫卦，止伏羲一人，則此聖人，斷指伏羲無疑矣。伏羲既為畫卦之聖人，則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時，又無疑矣。河、洛二圖既同出於伏羲，則神龜非出於大禹，亦非作《范》之具，又無疑矣。（卷首上，第13頁）[4] 　　胡煦以《繫辭》為依據，論證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時，為伏羲畫卦的依據，批評伏羲依據河圖畫卦，大禹依據洛書作《洪範》的觀點。此外，胡煦提出了更有力的證據： 　　藉令當日，或止出一洛書，或止出一河圖，伏羲即狥齊天縱，恐必無以窺天地之奧，明分合之機，察體用之微，而用以為畫卦之資也。何也？無洛書之分，則無以顯河圖之合，無河圖之合，則無以顯洛書之分。（卷首上，第13-14頁）[4] 　　胡煦認為河圖、洛書相互依賴，將二者相對照，方能理解二者所蘊涵的道理，這一道理成為伏羲畫卦所依據的法則，即河圖重合，洛書重分，因此，二圖缺一不可。伏羲只有從兩圖對照中方能悟到分合之妙、體用之理，進而依據這一道理畫卦。因此，河圖、洛書同為伏羲畫卦作《易》的依據。胡煦認為，眾學者認為《洪範》仿洛書而作只是因為《洪範》中自一至九之數與洛書相同，並沒有根據。 　　 　　二、河圖合而洛書分 　　 　　關於河圖與洛書的關係也是易學家討論的焦點，有「河圖為體主常，洛書為用主變」、「河圖為圓，洛書為方」、「河圖為偶，洛書為奇」、「河圖天地交，洛書日月交」等代表性觀點。學者們雖觀點各異，但均承認河圖、洛書之間存在不可分割的關係。關於河圖與洛書的關係，胡煦陳述如下： 　　河圖靜而洛書動，河圖合而洛書分。河圖先天，洛書後天。河圖其蘊含，洛書其布散也。（卷二，第96頁）[4] 　　他認為河圖與洛書的根本關係是合與分、先天與後天。河圖之合體現在兩個方面（見圖1）。 　　首先，河圖生數、成數相合，每一個成數都附於生數，生數在內，成數在外。天地萬物，生者在內而握機，成者在外而具體。河圖中成數一定附著於生數，生數包含著成數之象，體現天地萬物內蘊生理、外成形體的道理。 　　其二，河圖中奇數、偶數分別來看，奇數偶數各個相連、內外相鉗。他說： 　　一奇生於北內，三奇長於東內，七奇盛而出於南外，九奇盡於西外；二偶生於南內，四偶長於西內，六偶盛而出於北外，八偶盡於東外。凡生而未盛者皆在內，已盛而就終者皆在外，是亦生數在內、成數在外之義也。其中有奇偶相連之妙，有內外微盛之象，有上下定位之秘，有根陰根陽之旨，有循環不息之機。（卷首上，第15頁）[4] 　　河圖中奇與奇連，偶與偶連，有合而不分的奧妙，有循環不息的機理；奇偶之生而未盛者皆在內，已盛而就終的成數皆在外，有萬物生成始終微盛的道理；初生之陽涵於盛陰，初生之陰藏於盛陽，有陰陽互根的旨意。總之，河圖生數、成數相附，各個不相離；奇數、偶數相連而各個不相間，體現出渾合無間，流通活潑之機。 　　　　與河圖完全不同，洛書生數成數分立，奇數偶數間隔： 　　洛書中陽數居正，而陰數居隅，以萬物生於陽而成於陰也。其生成相間而各居，則內外之體別矣；其奇偶亦相間而各居，則陰陽之體又別矣。凡皆於分處示之象也。（卷首上，第15頁）[4] 　　洛書中奇數（陽數）居於東南西北四正位，偶數（陰數）居於四角，體現萬物生於陽成於陰的道理。奇偶相間而居，體現陰陽之分別對待；生數、成數也相間而居，體現內生與外成的分別。由此，胡煦認為河圖體現「合」義，洛書體現「分」義： 　　河圖之象，不獨生成合也，而奇偶悉合。洛書之象，不獨生成分也，而奇偶亦分。（卷首上，第13頁）[4] 　　河圖不僅生數與成數相合，奇數、偶數均合而不分；洛書之象，不只生數與成數分立，奇數、偶數也相隔。河圖洛書相對照，體現出分合之旨。 　　在河圖為合、洛書為分的基礎上，胡煦提出河圖為先天、洛書為後天的觀點。胡煦稱「天地尚未有朕兆」為「先天」，萬物之分化成形為後天。河圖在內為生數，體現其中包羅含蓄著不可限量的生機，由此可以成就萬物。外為成數，代表有形可見的事物的形成。事物的分化成形不是先天所包含的意義，但河圖有成數附於生數，並不與先天之義矛盾，而是表明能成之理，就包含在生理之中，事物的形成開始一定含有生機。他說： 　　玩河圖者，須向合處留神。其以在內為生數者，謂其中包羅含蓄，不可限量，後此無窮作用，隨所成就者，皆由此生。故以成數附於其外，外則事體既成，可見之象也。然必附於生數而兩不相離，明事物所成其始必各涵有生機。……夫成似非先天所有，而河圖有之，明能成之理即具生理中，……乃生數各隨成數而附之者，謂無一事之成不即此生機而具，即天向一中生造化，萬物各具一太極之象。總以見能成之妙，即能生之理所由該，能生之機，既能成之用所由著，故以為先天。（卷一，第88頁）[4] 　　河圖中生數成數合而不分，象天地萬物之生理以備，生理中又有能成之妙，但天地萬物尚未分化成形，因此為先天。而洛書生數成數分立，奇偶間隔，正是天地已分、萬物化醇的體現。在萬物成形後，能生之機就隱蔽起來，因此，在洛書中生數與成數分立。天地劃分，萬物成形，這就是洛書之象，因此為後天。他說： 　　由其生成合聚，故命為先天。由其生成散處，故命為後天。（卷一，第88頁）[4] 　　合與分、先天與後天在胡煦看來是河圖、洛書所體現的根本道理，也是胡煦哲學思想的根本要義。牟宗三先生認為分與合、先天與後天是胡煦生成哲學的出發點，他總結胡煦的思想為「以分合為根本觀念，進而以始終微盛初上內外諸根本範疇以解析自然之生成，而復以往來相交諸關係以解析時位爻之構成，以體卦主爻之說解析實體之形成，因而引申出時空之構造而同時又顯示世界之真變以批駁卦變之假變」。（第263頁）[7] 　　胡煦以合與分、先天與後天解釋河圖與洛書的關係在易學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在眾多解釋中最為完滿，與其它各種觀點相比更能凸顯河圖、洛書所蘊含的根本哲理，是從圖書出發闡發義理的突出代表。在提出河圖先天、洛書後天的基礎上，胡煦進一步闡述河圖、洛書中所體現出的氣化宇宙論： 　　河圖相合皆成奇數，洛書相對皆成偶數，故圖為先天是流行之氣，書為後天是對待之形，謂河圖對待、洛書流行者非。（卷一，第92頁）[4] 　　胡煦提出形與氣相對的兩個範疇，認為河圖內之生數為氣，外之成數為形。天地萬物均生於氣而成於形。河圖象萬物之生機，為先天，為流行之氣；洛書象萬物之成，為後天，為分形。萬物成形就產生不同的有形事物間的對待關係。因此，以河圖為對待、洛書為流行的觀點是錯誤的。南宋蔡沈的河洛觀就是這一觀點的代表。蔡沈認為河圖為偶，洛書為奇。「河圖非無奇也，而用則存乎偶，洛書非無偶也，而用則存乎奇。」(《洪範皇極內篇》卷二，第708頁)[6]河圖洛書之數各有奇偶，但河圖之數的排列均為陰陽相配，即一六、二七、三八、四九分別相配，其用為偶。洛書之數奇數居正位或中位，其用為奇。由於河圖之用為偶，體現天地萬物皆象陰陽之象相互對待；洛書之用為奇，體現天地萬物按照五行順序相互流轉。因此，河圖為對待而洛書為流行。胡煦則提出河圖相合之生數、成數之和均為奇，即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和均為奇數，洛書相對之數相加皆成偶，即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相加均為偶數，因此，河圖奇、洛書偶。奇為數之自行，偶為數之並行。河圖為奇，為先天氣之流行，無分形亦無對待；洛書為偶，有形之物相對而並存，因此，洛書為對待。胡煦進一步指出，世人正是因為不能明了圖書中所體現的分合的要旨，將對待與流行顛倒，不能給予圖書以正確的解釋，因此懷疑圖書為怪妄。 　　 　　三、先天河圖無拆法 　　 　　「《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之者，則此二圖蘊涵之妙，用以畫卦作《易》也。」胡煦認為聖人畫卦作《易》是依據河圖、洛書所蘊涵的奧妙，依據上文的分析，此奧妙就是河圖、洛書所體現出的分與合、先天與後天之精微幽深的旨意，而並非如多數易學家所主張的將河圖拆為八卦，也就是河圖可以與先天卦位相配的說法，胡煦鮮明地提出「先天河圖無拆法」的觀點。 　　以河圖、洛書與八卦相配說明圖書為八卦的來源是宋代圖書派學說的重要內容。如朱熹、蔡元定《易學啟蒙》主張：「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第688頁）[5]分河圖北方之一六之數為坤，分南方二七之數為乾，分東方三八之數為離，分西方四九之數為坎。艮卦之數由一六北方分出，兌卦之數由二七南方分出，震卦之數由三八東方分出，巽卦之數由四九西方分出。針對此種觀點，胡煦進行了激烈的批評。首先： 　　當河圖初出時，尚未有奇偶之畫，安所得八卦，而比象其數而拆之？（卷二，第97頁）[4] 　　胡煦認為，在河圖剛出現的時候，還沒有以聯（）、斷（）畫奇、偶的方法，因此，伏羲無法畫出由聯（—）、斷（――）兩畫所組成的八卦，也就不能夠按照八卦對應的數字將河圖拆為八卦。其二： 　　河圖既屬先天，正在渾淪無眹，合而未分之際。非如後天洛書，生成之數，既已相離，遂有定位可指。若河圖可拆，便成後天，安得仍稱為先天乎？彼洛書之數，固拆河圖而始有者也。（卷二，第97頁）[4] 　　邵雍依據《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的說法提出了「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的伏羲先天八卦方位。而胡煦提出，河圖既然是先天，是渾沌無形，合而未分的狀態，沒有八卦的分立，也就沒有八卦定位的問題。後天洛書不同於先天河圖，洛書中生數與成數均相分離，才會有定位可指。如果河圖可拆，就不是合而未分，也就不是先天了。此外，如果從生數成數拆分的角度來看，洛書之數就是將河圖相聯的生數成數進行拆分的結果，如果河圖可拆為散之形，不是就出現兩個洛書了嗎？因此，河圖不可拆。再次： 　　夫河圖之數，生內而成外者，蓋為天下之物，皆所生之理在內，而既成之形，始在外也。今將生數拆而移之，猥雲達生理者乎？內無生理，彼外焉之所成，資何具乎？（卷二，第98頁）[4] 　　河圖生數在內成數在外，象天下萬物生理在內，而成形在外。按照拆補之說，將生數拆移，是未能了解萬物生成的道理。如果沒有內在生理為依據，失去基礎，外在之形也就不能完成。雖然河圖中蘊涵了萬物生成之機，但河圖本身不可分。胡煦以「已發」、「未發」作比，人心未發之中為河圖之合、之先天，未發之中蘊涵喜怒哀樂之象，但渾然未分，如果說河圖可拆，未發之中也可拆為喜怒哀樂了。因此，宋以來多數易學家認可的拆補之說違背了天地萬物生成之理，是牽強附會之說。 　　　　胡煦以對河圖先天、合而未分的根本理解為基礎，論證將河圖之生數成數拆分與八卦相配為錯誤的說法。他還針對具體的拆分方法進行分析，批駁其中的荒謬之處。胡煦主要以拆一居西北為艮、拆六居正北為坤為例進行批駁： 　　即其指一為艮，必一實具艮卦之理乃可，不然，亦必有艮之理驗於人事乃可指。六為坤，必六實具坤卦之義乃可，不然，亦必有坤之理驗於人事乃可。乃皆不其然，安在一為艮，而六為坤乎？（卷二，第98頁）[4] 　　且一固數首也，太極之象，萬理之聚也。今用以配艮，安在艮卦遂足以總諸數，象太極，該萬理乎？（卷二，第98頁）[4] 　　以一為艮，六為坤，一與六不具艮與坤卦之理，也不能通過人事檢驗，因而不實。一為數之首，是太極之象，涵蓋萬物之理。而艮卦並不能擔當此重任，因此，此種搭配錯誤。胡煦再次指出，伏羲則河圖、洛書，是領會其中蘊涵的義理，而後人將河圖之數與八卦相配，是只向數中糾纏，是采糟粕而棄精華之舉。 　　此外，胡煦還指出了眾多易學家將河圖與先天卦位相配的原因： 　　想其初拆時，或因洛書之數，實與文王八卦相符，而六乾一坎八艮之數，施之於占，用之於術，又且各有奇驗，謂河圖之數，不得與先天卦位相配，決無是理。（卷二，第98頁）[4] 　　因為洛書之數能夠與文王后天八卦方位相符，在占卜中又有奇驗，因此，易學家們類推河圖之數應與先天卦位相配。因此，胡煦認為易學家們將河圖與八卦相配的做法只是想當然的類推，並沒有任何確實的根據。 　　 　　四、羲圖文卦 　　 　　邵雍的易學被稱為先天易學，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朱熹《周易本義》將邵雍的伏羲先天圖歸結為四種，為伏羲四圖：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點陣圖，伏羲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方點陣圖。（第8-9頁）[8]胡煦也提出伏羲先天四圖，但是他認為先天河圖不能拆為八卦，因此提出新的伏羲先天四圖，包括伏羲初畫先天小圓圖（見圖3），伏羲初畫先天大圓圖，小橫圖，大橫圖。 　　其中，先天四圖以小圓圖為主：

　　先天四圖，以小圓為主，而大圓實生於小圓。其小橫、大橫，則由小圓大圓而拆之，用以明加一倍之法，顯終始之序，別多寡之數，著乾坤包六子之義也。（卷首上，第15頁）[4] 　　伏羲初畫先天大圓圖是在小圓圖基礎上進一步陰陽二分，由四陰四陽發展出八陰八陽、十六陰十六陽、三十二陰三十二陽，由三圓環變為六圓環。小橫圖由折小圓圖而成，大橫圖由折大圓圖而形成。小大兩橫圖是胡煦對邵雍先天圖的繼承，並同樣接受了邵雍的「加一倍之法」，足見邵雍易學對胡煦的啟發和影響。邵雍先天四圖中的伏羲八卦方點陣圖、伏羲六十四卦方點陣圖則被胡煦作為「文王開為八卦圖」和「文王開為六十四卦圖」。此六圖體現了胡煦「羲圖文卦」的觀點。胡煦描述了伏羲依據河圖、洛書畫先天小圓圖的過程： 　　須知成數各個附於生數，故伏羲之畫圖也，兩儀附於太極而遂居其外。蓋兩儀由太極而成，太極則所以生兩儀者也。故孔子曰：太極生兩儀。四象附於兩儀而遂居其外，蓋四象由兩儀而成，兩儀則所以生四象者也。故孔子曰：兩儀生四象。八卦附於四象而遂居其外，蓋八卦由四象而成，四象則所以生八卦者也。故孔子曰：四象生八卦。（卷首上，第14-15頁）[4] 　　伏羲先天小圓圖不是伏羲自創，而是仿照河圖、洛書而作。胡煦又有伏羲借日月交光自然之象而畫出先天圖的觀點，關於這兩種觀點的關係，參見林忠軍《胡煦納甲說的內容、意義及其學術轉向》，《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第3頁。河圖生數在內，成數附著於外，體現生者在內、成者在外的道理。因此，伏羲由內至外分別畫出太極、兩儀、四象、八卦，體現四者間的生成關係。不僅如此，伏羲的先天小圓圖也與河圖的「奇偶相連之妙」、「內外微盛之象」、「根陰根陽之旨」、「循環不息之機」相一致。北起順時針循環，一陽生於三陰，即一奇生於北內，二陽盛於東內，即三奇長於東內，三陽極盛而外出，即七奇之極盛而外出，至二陽消於外、一陽盡於外為九奇之盡於外；南起順時針循環，一陰生於三陽，即二偶生於南內，二陰盛於西內，即四偶之長於西內，三陰極盛而外出，即六偶之極盛而外出，其後二陰消於外、一陰盡於外，即八偶之盡於外。可見，伏羲先天小圓圖完全依據河圖之「合」的兩個方面，即生成相合、奇偶相聯。同時，胡煦認為，伏羲先天小圓圖兼備了洛書之「分」： 　　伏羲則以畫卦，故先天八卦圓圖，亦內靜而外動，內合而外分，內則圖，外則書也。因此一圖，兼則河洛，而先天後天之旨，備具無遺，故有先天圖，不煩更立後天圖也。（卷二，第96頁）[4] 　　伏羲所畫圓圖，內為太極、兩儀，為靜，外為四象、八卦，為動。陰陽兩儀雖為二，其妙處在合，藉此兩畫，顯示太極之妙，因此，內為合。內合而外分，內合仿效河圖，外分仿效洛書。伏羲小圓圖兼備了河圖洛書先天後天的旨意，因此，伏羲不必再單獨仿照洛書而畫後天圖，伏羲所畫之圖均為先天圖。 　　胡煦認為伏羲據河圖畫卦之時並未有以聯（）、斷（）畫奇、偶的方法。伏羲效仿河圖洛書的奇偶畫陰陽兩儀，以黑白兩色相區別。後世將伏羲之圖開為卦，因要刻於簡策，不能以兩種顏色區分陰陽，而要用一種顏色分別陰陽，只能用聯斷的方法，聯仿效奇數，斷仿效偶數。因此出現我們今人所見的八卦的樣式。胡煦認為開伏羲之圖為卦的是文王： 　　《周易》之圖，實文王作《易》之圖，非伏羲本圖也。是文王開圖作《易》，而別立一法者也。故予有拆先天圖，乃文王作《易》之圖，聯先天圖，則伏羲初畫之本圖。（卷二，第99頁）[4] 　　胡煦根據《易傳》進行論證。依據《繫辭下》第六章「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知稱名為衰世之意，因此，在伏羲時，有圖而未開為卦，有八卦之象而未命以名。下句「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彰往」指伏羲先天圖之在外者，顯於有象，明白易見，也是《繫辭》中的「其上易知」。「察來」指圖之在內者，象作為萬物本根、開端的太極，本根與開端幽隱難察，所以《繫辭》中說「其初難知」。此句形容極盡伏羲先天圖之妙理。先天四圖是伏羲所傳之道，不必依每卦每爻單獨論述。下句「開而當名辨物」，「開」所說就是開伏羲之圖為卦，這是說文王之《易》。 　　因彰往，全說渾淪未動之圖。當名八字，全說《周易》之妙，故其中用開字一轉，便知開之一字，止是開圖。因知文王《易》卦，非文王所畫，特本伏羲大圓開而為卦，亦斷可識矣。因開圖之後，方始說到當名，則伏羲之圖，原未曾開，亦未有名，亦斷可識矣。（卷二，第100頁）[4] 　　所由謂伏羲之圖，文王之卦，萬萬不可混淆者此也。（卷二，第101頁）[4] 　　基於羲圖文卦的認識，胡煦對卦變說進行了批評。卦變說源自漢代虞翻，他認為卦與卦是有聯繫的，藉一卦可以解釋他卦之生成。但持卦變說的易學家卻立說各異，且面臨著諸多矛盾。朱熹對卦變說持贊成態度，提出了自己的卦變體系，卻也不能自圓其說。劉大鈞先生批評道：「漢宋人的卦變說，確實不夠嚴密，而且多有自相矛盾之處，因而未能正確地反映出卦與卦之間的某些變化與聯繫。」(第84頁)[9]卦變說的依據來源於《彖傳》中「往來內外、進退上下」之言。宋代朱震《漢上易傳》稱：「剛柔之爻，或謂之來，或謂之分，或謂之上下，所謂唯變所適也。此虞氏、蔡景君、伏曼容、蜀才、李之才所謂自某卦來之說也。」（第378頁）[10]胡煦講到： 　　　　今觀彖辭，往來內外，進退上下均為圖言也，乃不知者直目為卦變。今觀《繫辭》「其上易知，其初難知」均為言圖也，乃不知者以為論爻。（卷二，100頁）[4] 　　《彖傳》中的往來內外、進退上下，《繫辭》中的「其上易知，其初難知」都是就伏羲先天圖所說，並非針對卦與卦、爻與爻的關係而言，漢宋易學家因為不知道羲圖文卦的道理，以《彖傳》、《繫辭》為依據創立卦變之說，是完全荒謬的。關於胡煦對卦變說的批評，牟宗三先生認為是「胡氏最精妙處」，參見牟宗三《周易的自然哲學與道德涵義》，台灣文津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255頁。近期的研究論文有程林《胡煦之「體卦主爻說」及對「卦變說」與「錯綜說」之批評》，《周易研究》，2005年第6期。此文所探討為胡煦從「體卦主爻說」的角度對「卦變說」所作批評。從本文論述所見，胡煦對「羲圖文卦」的認識，也是批評「卦變說」的依據。 　　 　　結論 　　 　　以上對胡煦關於河圖、洛書的基本觀點進行了論述。胡煦反對朱熹以《周易》為卜筮之書的觀點，認為《周易》為傳道之書，闡述天人合一之旨。河圖、洛書將天道以圖書的方式加以顯現，欲明《周易》所傳之道，必須從研究河圖、洛書開始。他認為河圖、洛書同為伏羲畫卦的依據，反對被邵雍、朱熹、蔡元定等易學家廣泛認同的大禹依據洛書作《洪範》的觀點。關於河圖與洛書的關係，胡煦提出「河圖合而洛書分」，「河圖先天而洛書後天」。胡煦以合與分、先天與後天解釋河圖與洛書的關係，與其它觀點相比更能凸顯河圖、洛書所蘊含的根本哲理。合與分、先天與後天也是胡煦易學思想和哲學思想的出發點，貫穿於他對《周易》整體的解釋中，使其對河圖、洛書與《周易》義理的研究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胡煦進一步闡述了河圖、洛書所體現出的氣化宇宙論，提出「圖為先天是流行之氣，書為後天是對待之形」，批評宋儒以先天為對待後天為流行的觀點。他認為河圖體現的先天流行之氣，靜含萬理，使天地萬物能生能成，而洛書正是天地已分、萬物化醇的體現。基於河圖先天的看法，胡煦提出「先天河圖無拆法」，批評宋代以來包括朱熹在內的眾多易學家將河圖生數成數拆分與八卦相配的做法。胡煦認為伏羲依據河圖洛書作《易》，所依據的正是河、洛所體現出的分合之旨、先天後天之義，河圖、洛書中所體現的義理才是精華，而這些學者只糾纏於河圖、洛書之數，是取糟粕棄精華之舉。最後，胡煦提出「羲圖文卦」的觀點。他提出了新的伏羲先天四圖，此先天四圖中小大兩橫圖是胡煦對邵雍先天圖的繼承，小大兩圓圖則為胡煦獨創。他認為伏羲所畫先天圖並未開而為卦，而文王將伏羲之圖開而為卦。邵雍先天四圖中的伏羲八卦方點陣圖、伏羲六十四卦方點陣圖則被胡煦作為「文王開為八卦圖」和「文王開為六十四卦圖」。胡煦此種觀點同樣在強調「先天」合而未分之義。在此基礎上，胡煦對卦變說進行批評，認為作為卦變說依據的《彖傳》中「往來內外、進退上下」之言均是就伏羲先天圖所說，漢宋以來的眾多易學家以此為依據創立卦變說是荒謬的。 　　胡煦將《周易》看作傳道之書，河圖、洛書與《周易》無二，也體現天人性命之理。因此，胡煦尤其重視在對河圖、洛書的解說中探求其中所蘊涵的義理，而非糾纏於河圖、洛書之數進行解釋，因此能夠克服宋代以來圖書派諸多易學家研究河圖、洛書的偏頗。胡煦雖未象黃宗羲、胡渭等人對圖書學進行激烈的抨擊，卻也對圖書之學進行了全面的審視，對圖書學中佔有統治地位的觀點多有批評，體現出清代易學的特點，對圖書學在清初的發展有重要意義。同時，他對清初眾多學者對河圖、洛書的批駁進行了有力的回應，也彌補了清初學者對圖書學全盤否定的偏激之舉。胡煦河圖洛書觀的諸多特色使其思想在易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他的易學思想有待於進一步地研究。 　　 　　參考文獻： 　　[1][清]黃宗羲.易學象數論[M].黃宗羲全集:第九冊[Z].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2]劉保貞.《易圖明辨》導讀[M].濟南：齊魯書社，2004. 　　[3][清]胡煦.周易函書約注[M].文淵閣四庫全書：48[Z].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4][清]胡煦.周易函書約存[M].文淵閣四庫全書：48[Z].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5][清]李光地.周易折中[M].成都：巴蜀書社，2006. 　　[6][宋]蔡沈.洪範皇極內篇[M].文淵閣四庫全書：805[Z]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7]牟宗三.周易的自然哲學與道德涵義[M].台北:文津出版社,1988. 　　[8][宋]朱熹.周易本義[M].北京:中國書店,1992. 　　[9]劉大鈞.周易概論[M].濟南:齊魯書社,1988. 　　[10][宋]朱震.漢上易傳[M].文淵閣四庫全書：11[Z].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責任編輯：劉保貞上一篇：河洛文化精髓：河圖 洛書精義 下一篇：河圖洛書與眾數和定理(作者：高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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