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地圖揭秘鄭和早於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
我自小喜好收藏。童年時代，我是個火柴盒收藏迷。觀賞火柴盒上的各種圖畫是我兒時的一種樂趣。三十而立之後，收藏古地圖逐漸成為我的一項主要嗜好。回想起來，此愛好已經伴隨我度過了十八個春秋。
收藏古地圖就如同尋寶。當得到一幅罕見的古地圖時，我會感到無比興奮，有時竟然徹夜不眠。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逐漸意識到，研究古地圖遠比收藏更為重要。這種研究使我接觸到一種古老並且神秘的哲學。這一哲學不僅巧妙地將迷信、科學與藝技結合在一起，並且一直是中國古代天文學、地理學和地圖學發展的推動力。在研究過程中，我還發現了一個歷史秘密：現代地圖學實際上是一種東、西方文化結合的產物。
工作之餘，我經常伏案研究古地圖。在我的藏品之中，有些古地圖就像一本歷史教科書，圖上的地域輪廓、城鎮布局和文字注釋蘊藏著豐富的史實；有些古地圖如同一幅精美的水墨畫，圖中充滿韻律的山河好似出自一位藝術大師之筆，而這位藝術大師就是我們的大自然；有些古地圖給我帶來韶華易逝的感覺，發黃的圖紙和累累蛀痕經常喚起我對時間如煙的哀嘆；還有的古地圖簡直就是令人費解的謎團，圖上的線條、符號和記述似乎是繪圖者故意留給後人的謎語。古地圖給我帶來的快樂和感慨是無法用語言來詳盡的，而這正是古地圖的奧妙之處。
古地圖的奧妙誘發出我對中國古代天文學和傳統科技的興趣。我逐漸發現，許多中國古代地圖學家跟占星術、古典數學和道教有著不解之緣。為了探究古地圖的奧秘，我研究的範圍漸漸擴展到古代天文學、數學以及宗教。
我從未預料到，收藏古地圖竟然會引導我獲得一系列令人驚奇的發現。這些發現的起因都源於一幅古地圖。這幅地圖不僅激發出我對地理大發現史的興趣，同時還引起我對相關歷史記載的質疑。
在我們的心目中，地理大發現史是一段蓋棺定論的「史實」。其中一些人物及其功績已成為眾人皆知、家喻戶曉的歷史常識：
1487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亞斯(BartholomeuDias)駕船由西向東經過好望角，為此他被稱作世界上首位繞過這一岬角的探險家；
1492年，哥倫布(ChristopherColumbus)率領的船隊抵達美洲巴哈馬群島。由此，哥倫布被譽為美洲大陸的發現者；
1519年9月，麥哲倫(FerdinandMagellan)率領船隊自歐洲始航。這隻船隊歷時三年繞地球一周回到始發地。從而，麥哲倫被授予首次完成環球航行的桂冠。由於麥哲倫被視為發現大西洋與太平洋之間海峽的探險家，這一海峽至今一直以他的姓氏命名。
但是我發現，這些歷史常識卻無法與我的一件地圖藏品相吻合。這件藏品究竟是一幅什麼樣的地圖？它與歷史常識之間存在著何種差異？它與我之間又有何種緣分呢？
2001年春季，我因公務到上海出差。臨回北京之前，我來到著名的東台路古玩市場。這個分布在街道兩旁的露天市場被譽為「上海古玩一條街」。其實，市場中擺放的物品絕大部分都是冒牌貨。
在這個充斥假古董的市場里，有一家非常不起眼的小書鋪。這家店鋪的面積不足六平方米，裡面擺滿了舊書、舊報紙和舊雜誌。小書鋪的主人是一位姓向的老先生，他的前輩曾以古籍買賣為生，他的兒子也熱衷於繼承祖業，而且在古籍收藏圈內小有名氣。我與向家有多年的交往，從他們那裡我買過不少古籍和古地圖。每次去上海出差，我總是抽空到這家小書鋪，看看有沒有值得收藏的東西。
我此次閑逛書鋪真是一次天賜的良緣。一進店門，我看見向先生正在往牆上掛一幅破舊的世界地圖(見插圖1)。這幅地圖的右上角寫著「天下全輿總圖」，左下角註明「乾隆癸未仲秋月仿明永樂十六年天下諸番識貢圖」，在這一注釋左邊有一落款：「臣，莫易仝繪。」這些文字表明，此幅世界地圖是1418年間一幅《天下諸番識貢圖》的仿繪品，仿繪時間為1763年，仿繪者為「莫易仝」。地圖的左上角還寫有一段注釋：「凡未加紅圈者皆原圖所未命名者。」這幾個字意味著圖上的注釋有些是《天下諸番識貢圖》原有的，有些是仿繪者後加的，而原有的注釋都用紅墨加以圈注。
仔細察看這幅世界地圖之後，我感到非常困惑不解。這幅地圖不僅畫出了地球上所有的大陸和海域(其中包括南極、北極和格陵蘭)，並且在美洲和澳洲大陸上都有紅墨圈注的注釋。
很明顯，這幅世界地圖中的許多內容與我們所知的歷史常識完全不相吻合。難道中國人於1418年繪出了近乎完整的世界地圖？15世紀初期的地圖上怎麼會出現美洲和澳洲大陸？莫非此幅地圖是件贗品？
憑藉我多年積累的經驗，判定一幅古地圖的繪製年代，除了參考繪圖者在圖中所寫的注釋外，更重要的是採用中國古籍、古紙和古字畫等方面的傳統鑒定方法對繪圖年代加以驗證。
我仔細察看了一番地圖，聞了一下圖紙的氣味。這幅地圖外表發黃，紙質脆硬，並且散發出一種陳舊的氣味。這種氣味與在老房子中聞到的陳舊氣息很相似。從圖紙的色變、氣味和脆化程度我判斷出，地圖紙張已逾百年之久。
這幅地圖的中部有一條對摺痕迹，這表明圖紙一直以面朝里的對摺方式保存。圖紙上有很多蟲蝕蛀孔，特別是在透氣性差的對摺部位。圖紙左、右兩頁上的蛀痕相互吻合，這一現象再次證實，地圖曾長期處在對摺狀態。蛀痕的布局顯示出，這些蛀孔均為自然狀態下產生的。我用高倍放大鏡仔細察看了蛀痕，蛀痕的邊緣為毛邊，這也是自然蟲蛀的特徵。
圖上注文的紅框以硃砂墨繪成。清朝時期的硃砂墨雖然目前仍然可以找到，可是兩百多年前留在紙上的硃砂顏色與現代人用老硃砂墨畫在古紙上的效果截然不同。正如元朝人夏文彥在《圖繪寶鑒》中所云：「古人作畫墨色俱入絹縷，」「偽者雖極力仿效而粉墨皆浮於縑素之上。」很容易看出，紅框的硃砂墨顏色屬於「俱入絹縷」，為古人之跡；而圖中的三方紅色鑒藏印則是「浮於縑素之上」，為近現代人所蓋之印。
地圖上的海域以青綠色繪成。這種墨色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會呈現出褪色的效果。由於地圖對摺部位的透氣性較其他部位差，這一部位的褪色程度明顯小於其他部位，從而在圖紙中部形成了一條縱向的深色帶。不均勻、不規則的褪色是自然褪色的特徵。這種褪色與古字畫造假者採用人工方法造出的「褪色」效果完全不同。人造「褪色」不僅顯得均勻，並且「褪色」程度也一致。
察看地圖的紙張、蛀痕和墨色之後，我又對繪圖者的書寫習慣和字體做了進一步的鑒別。
現代人作畫、寫字的書寫習慣與古人有很大區別。前者寫字順序為從左向右，而後者書寫則是從右上方開始。由於不同的書寫習慣，現代人塗色的第一筆通常畫在圖紙的左上部位，而古人著色的第一滴墨均落在右上方。基於褪色的緣故，今很容易辨認出《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上塗抹青綠色的第一筆和第二筆的墨跡。這兩筆塗色都落在圖紙的右上方，這表明繪圖者具有古人的書寫習慣。中國古代書法猶如古代服飾，幾乎每一朝代都有各自流行的書法風格。清中期的科舉制度要求考生以規定的「館閣體」書寫答卷。這種「館閣體」看上去字字勻稱並且橫平豎直，然而卻是一種平庸、呆板的書體。現代人對「館閣體」持貶義之態，研習者寥寥無幾。「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由於大清朝廷倡導「館閣體」，乾隆時期文人社會無形之中形成「館閣體」的書風。乾隆、嘉慶年間的著名學者洪亮吉對此評論道：「今楷書之勻圓豐滿者謂之館閣體，類皆千手雷同。乾隆中葉以後，四庫館開，而其風益盛。」《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上的字體(尤其是落款)具有明顯的「館閣體」書風，這又是此圖已有兩百多年歷史的旁證。
採用中國傳統的書畫鑒定方法對《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進行檢驗之後，我斷定，這幅地圖是18世紀的作品。
這幅古代世界地圖雖然有許多跟歷史常識相矛盾的地域圖形和注釋，但是這些奇怪的內容並沒有減弱我對此幅地圖的興趣，而是激起我更大的好奇心。在好奇心的促使之下，我毫不猶豫地買下了這幅《天下諸番識貢圖》的摹本。
把《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帶回家後，我首先對此圖的署名者莫易仝作了一番研究。我查閱了許多書籍，但是沒有能夠找到任何有關莫易仝的史料。
地圖左下角簽署的「臣，莫易仝繪」幾個字屬於「臣字款」。「臣字款」是中國古代書籍、字畫鑒賞方面的一個術語，它是指古代書籍作者或書畫作家在署名前加上一個「臣」字的落款方式。此種落款方式出現的原由無疑是為了向皇帝表示孝忠之心。莫易仝的署名方式似乎在向我暗示，他或許是清朝朝廷中的一名官員。但是，我很快就否定了這種可能性。
清朝政府選拔官員主要通過科舉考試。進士科考試是清朝科舉的主要形式，它分為院試、鄉試、會試和殿試四級考試。前一級考試的優勝者才有資格參加更高一級的考試。乾隆年間的科舉考試對考生的書寫水平要求很高。而《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上的毛筆字水平實在無法令人相信，書寫者能夠通過科舉考試謀得一官半職。莫易仝「臣字款」中的「臣」字靠左邊，這一寫法不完全符合清朝官方的規範。按照清朝宮廷的行文規則，凡是呈交給皇帝的奏摺、文章以及字畫等文書必須在署名前面加上一個「臣」字。為了表示尊卑，這一「臣」字比署名字體小一些，並且通常居右邊。但也有一些例外。據史料記載，乾隆皇帝在位的六十年間曾多次出京城南下巡視。在巡視時，一些沒有任何官職的民間人士，曾向皇帝進獻字畫作品。這些民間人士進獻的作品中，許多「臣字款」寫得不是非常規範。從莫易仝不高的書寫水平和不規範的「臣字款」可以推斷，此人應該是乾隆年間一位讀過些書的民間儒生。
《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上的「臣字款」說明，莫易仝仿繪《天下諸番識貢圖》的目的是想將地圖呈獻給乾隆皇帝審閱。這就引出來一個問題：為什麼莫易仝非要臨摹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為什麼他不將《天下諸番識貢圖》的原本呈獻給皇帝呢？
經過對圖中的文字和注釋做了一番研究，我揣摩出莫易仝仿繪《天下諸番識貢圖》的緣故。
首先，莫易仝仿繪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乾隆皇帝能夠知悉他的名字。按照清朝的管理體制，平民百姓甚至中、下等官吏親自向皇帝呈獻貢品的機會微乎其微，他們必須將貢品交給特定的官僚機構，通過清朝官僚體系一層一層地向上級傳遞。在傳遞的過程之中，許多貢品被清朝官吏們以各種借口截留下來或者以其他官吏的名義呈遞上去。莫易仝非常明白，如果將原圖委託官吏們呈獻給乾隆皇帝，最終皇上很可能根本不知曉他的名字。為了確保乾隆皇帝審閱地圖時看到自己的名字，莫易仝想出了一條妙計：在原圖的基礎上臨摹出一幅署有自己姓名的地圖。
其次，莫易仝想讓皇帝知道他在地理方面有所專長。為此，莫易仝特意在仿繪的圖中添加了許多原圖中沒有的注釋，同時在圖的左上方特意註明「凡未加紅圈者皆原圖所未命名者」。
最後，並且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出於避諱。康、乾兩朝時期文字獄是文人的夢魘，許多學者在文字書寫方面由於疏忽大意遭他人誣陷，從而變成刀下鬼。莫易仝深知避諱的重要性。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在中國地域寫有兩條注釋－－「皇朝聖土」和「本朝天下之第一大國也……」在現今太平洋海域注有三個「大明海」的標識。莫易仝非常明白，這些原圖注釋都與明朝相關。倘若將原圖呈交上去，他非但不會得到賞識，還可能會被認為妄想明朝復辟。為了避免誤會，同時盡量反映《天下諸番識貢圖》的原狀，莫易仝仿繪原圖時對明朝時期的地理名稱做了一些改動。他將明朝的「湖廣」省改成清朝「湖北」和「湖南」的省份建制，在「南直隸」旁增加了「安徽」，並且他還將三個「大明海」的原注改為「大清海」。通過這一系列的改動，莫易仝試圖表明，《天下諸番識貢圖》中的原注已經變為讚頌大清王朝的注釋了。
對莫易仝身份有所認識，並且找出他仿繪《天下諸番識貢圖》的緣故之後，接下來需要破解的疑團就是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的出處。
史料中沒有能夠查找到任何有關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的記載。然而，圖中太平洋海域內的一個紅圈注釋引起了我注意。該注釋寫道：「一於永樂十三年，隨正使太監馬三寶等往榜葛剌諸番直抵忽魯謨斯等國，開讀賞賜，至永樂十六年回京。」注釋提及的「正使太監馬三寶」指明朝初期著名航海家鄭和。毫無疑問，該注釋在向我暗示：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一定與明朝鄭和下西洋相關。帶著重重疑問，我鑽進了鄭和下西洋的史料和相關論文之中。
史學界一致認為，15世紀中期成書的《星槎勝覽》、《瀛涯勝覽》和《西洋番國志》是記載鄭和下西洋的三部原始史料，具有極高的可信度。研讀這三部史冊後我發現，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中有關鄭和下西洋的原文注釋與《星槎勝覽》記錄鄭和第五次下西洋的文字記錄幾乎完全一致。這種一致性說明，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與《星槎勝覽》有關聯。
《星槎勝覽》成書於1436年，署名作者為費信。此人信奉伊斯蘭教，明永樂七年至宣德六年間(1409年至1431年)曾四次隨鄭和下西洋。在最後一次出航之後，費信撰寫了《星槎勝覽》一書，記述他親眼所見的異域風土以及耳聞的異俗人情。此書流傳至今已形成多種版本，史學界將這些版本歸為兩大類：兩卷本和四卷本。四卷本與兩卷本相比較，前者用句措辭比後者更有文采。四卷本的自序寫道：「采輯圖寫成帙。」此記述表明四卷本中附有地圖。但是，兩卷本自序中卻未提「圖」字。四卷本序文的後題還寫道：「正統元年丙辰春正月吉日臣費信稽首謹序。」依據四卷本自序和後題中費信的「臣字款」，有些學者推測，兩卷本為費信編撰的原版，而四卷本則是在兩卷本的基礎上編輯而成。編撰四卷本的目的是呈報給皇帝過目。
《星槎勝覽》四卷本中曾經附有地圖，而且《天下諸番識貢圖》中一條注釋的文字與《星槎勝覽》中的一段文字極其相近。這兩個相互聯繫的現象使我確信，《天下諸番識貢圖》應該是《星槎勝覽》四卷本提到的「采輯圖」中的一種。
似乎覺得找到《天下諸番識貢圖》的出處了，為此我感到非常興奮。不僅如此，當我發現地圖上有關異國奇俗的注釋與史書記載的15世紀世界風土人情相一致時，我更是感到激動不已。
今北美洲靠近阿拉斯加地帶有一紅筆圈註：「此地人種亦如契丹、蒙古，以魚為食。」地理常識告訴我，這是有關因紐特人的注釋。因紐特人的長相與蒙古人非常近似，並且魚是因紐特人的主要食物之一。
今美國西部地域有一紅框注釋：「此地土人膚色黑紅，頭腰皆披鳥羽，亦有食人之習也。」這一描述與史書中有關北美印第安人的記載完全相符。
今南美洲有兩個紅筆圈註：「有城市皆用巨石而建，故曰其石城也。」「此地之民信教曰巴拉卡，以人祭之，以火拜之。」前一個注釋與印加帝國有關，印加帝國時期的許多城市建築以巨石作為建材，且城市大多建在山頂或高原地區。印加帝國起源於13世紀左右，15世紀中期達到全盛，16世紀30年代亡於西班牙人的刀槍之下。後一個注釋應指秘魯中世紀時期印第安人信奉的「帕拉卡斯」(Paracas)宗教。
今澳大利亞陸地上的紅筆圈中注有：「土人膚亦黑色，皆不著衣，腰墜骨器，皆有食人之習也。」這是有關澳大利亞土著人的注釋。今非洲南部紅框中的注釋為：「此地人種膚色如黑漆，齒白，唇紅，髮捲。」此注釋所描述的應當是非洲人。
位於今亞洲西部的紅圈注釋寫道：「自東向西出嘉峪關，凡有城市，其民皆信回教，奉莫哈莫德，其廟皆用土石相砌，凡壁皆用寶石相嵌，進入廟堂皆需更衣沐浴也，吾中土亦有其民也。」在今亞洲和歐洲交界處有紅框注釋：「此地人種深目、圓眼，頭纏長布，寬衣長褲，女子出門皆裹面而行，違者治罪也。」這兩條注釋完全符合中、西亞地區古代伊斯蘭教的風俗習慣。
在今東歐部分有紅圈注釋：「此地人多奉上帝，教名曰景也。」此注釋與歐洲古代宗教相關。
《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中共有九條與宗教有關的原注文。其中，西亞和東歐的三條注文說明，這一地域的民眾信奉伊斯蘭教。在中國除了有一條關於佛教的注文外，還有一條寫道：「本朝天下之第一大國也，民多信佛教禪宗，道家次之，亦有回民信奉回教。」有關朝鮮的注文顯示：「其民信佛教，道教次之。」有關日本的注文記載：「其民信佛教。」在美洲只有一條記載古代秘魯「巴拉卡」宗教的注文；在東歐有一條關於「景教」的注文，它是全圖中唯一與歐洲宗教有關的注釋。這些與宗教相關的原注文顯示出，在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繪製時期，世界上傳播最廣且最有影響力的宗教是佛教和伊斯蘭教，傳播範圍最小的是歐洲的「景教」和南美的「巴拉卡」教。《天下諸番識貢圖》原注文記載的各類宗教傳播範圍與世界宗教史記載的中世紀宗教分布狀況基本相符。
《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中有一些紅圈標註的海域名稱。現今南大西洋和北大西洋分別標註為「西洋」和「西海」，印度洋海域被標識為「小西海」。這三個海域名稱注釋的字體相比較，「小西海」和「西海」的字體略比「西洋」的字體小。這意味著，在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繪製者的觀念中，「西洋」包含「小西海」和「西海」這兩個海域。
《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中的海域名稱揭示出一個重大的歷史誤解。許多史學家認為，中國古人所說的「西洋」僅指印度洋，「鄭和下西洋」的航行範圍也僅限於東南亞和印度洋海域。但是，《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卻顯示出，15世紀初期中國人對「西洋」的解釋與現代史學家的理解完全不同，「鄭和下西洋」的航行範圍也並非局限於東南亞和印度洋一帶，而是深入到大西洋。
這是一個難以想像並且令人感到驚駭的發現。這一發現既使我感到興奮又使我感到惶惶不安。近百年來，數代中國史學家費盡心血，最終論證出鄭和船隊最遠到達過東非海岸。難道這些史學家都是在誤讀歷史嗎？
更使我感到忐忑不安的是，《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顯示出，地理大發現史實際上是一部「誤導史」。我不禁反覆自問：難道幾個世紀以來世代相傳的地理大發現常識都是一些歷史的誤解嗎？難道幾個世紀以來家喻戶曉的哥倫布、麥哲倫等航海探險家都是些名不副實的「英雄」嗎？這樣重大的歷史問題怎麼以前從未引起史學界的注意呢？
這種既興奮又疑惑的心境使我對《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的忠實性產生了疑問。我禁不住自問：仿繪《天下諸番識貢圖》時，莫易仝會不會將西方的地理知識篡改成原圖的地理輪廓和注釋呢？
不過，既然莫易仝仿繪原圖是為了上報給乾隆皇帝，並且他還在圖上寫明「仿明永樂十六年天下諸番識貢圖」和「凡未加紅圈者皆原圖所未命名者」兩條注釋，莫易仝應當明白，如果仿繪原圖時弄虛作假，他會被認定為犯下「欺君」之罪。
怎樣才能驗證出莫易仝是否忠實地臨摹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呢？最好的辦法當然是將《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與17、18世紀歐洲人繪製的世界地圖作一番比較。
不同文化背景的繪畫藝術家在創作時，會以不同的風格表現出不同的理念和思想。地圖繪製與繪畫藝術非常相似。在繪製風格、地理觀念和設計布局等方面，《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世界地圖有著很大的區別。其中，最主要的是地圖水平中心線所在的緯度。《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的水平中心線約在北緯35度，而歐洲人繪製的世界地圖都以緯度為零的赤道作為水平中心線。
《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的水平中心線的位置與中國古代的「洛邑地中說」有關。古籍中有許多關於「洛邑地中說」的記載。例如《論衡·難歲篇》載：「雒，則土之中也。」「雒」即「洛」，周代以後稱洛邑，其位置在今河南省洛陽市。「土之中」的意思為「大地之中心」。「洛邑地中說」有著深遠的歷史淵源。就地理位置而言，洛邑約在北緯35度。遠古時代，這一地區為先民的棲息之地，是中國古代文明發祥地之一。《史記·封禪書》說：「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現代考古也證明了這一說法。「洛邑地中說」對中國古代地理學的影響很大，保留至今的一些宋、元、明地圖，其水平中心線均在北緯35度左右。例如，國家檔案館收藏的1389年《大明混一圖》(見插圖2)和日本收藏的1402年《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
《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採用了局部重疊的雙環形構圖。這種構圖有兩個目的：第一，將中國繪在地圖的中部；第二，體現出陰陽和諧的思想。在中國傳統藝術理念中，部分重疊的雙環形代表陰陽和諧，左邊的環為陽，右邊的環為陰。例如，天壇的雙環萬壽亭是乾隆皇帝為母親祝壽而建的壽亭。該雙環萬壽亭的建築造型出於陰陽和諧的理論，這種造型是乾隆皇帝為了表達祝其母親長壽的意願。該亭的地面形狀為兩個部分重疊的環形，重疊部分佔兩圓面積的25%。這一重疊的比例與《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中雙環重疊的比例完全相同。《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採用的這種交叉且局部重疊的雙環形構圖在歐洲人繪製的世界地圖之中是找不到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也有採用兩個圓形繪製的世界地圖，可是圖中的兩個圓形幾乎沒有重疊而只在赤道線上相互銜接。
在《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中，我們還可以找到與道教相關的文字。圖的正上方畫有一個中國古代風水羅盤，羅盤上方寫有「六合出行定圖式」七個字。「六合」是一個道教概念，它有多種含義，其中之一是指東、西、南、北、上、下六個方向組合而成的大地。在道教中，「六合出行定圖」專指一種用於凶吉占卜的方位羅盤，明朝手抄本《海道針經指南正法》和《修造通書》均有「六合出行定圖」的記載。根據圖中風水羅盤以及「六合」等概念可以推測，《天下諸番識貢圖》的原創者很可能是一位道士。
從《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中的歐洲地域輪廓也可以判斷出，此幅地圖的母本絕非源自歐洲。歐洲17、18世紀的世界地圖對本土輪廓的描繪比較準確，而且注文也較詳盡。反觀《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不僅英倫三島的位置不對，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及黑海均不見蹤影，歐洲國家或地區的名稱或注文更是寥寥無幾。
《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中存在一些古老的地理錯誤。這些錯誤在歐洲17、18世紀世界地圖上是找不到的，而只能在13、14世紀中國古地圖之中看到。例如，在15世紀以前中國古代世界地圖中通常看不到波斯灣的輪廓。1389年《大明混一圖》和1402年《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均沒有繪出波斯灣。《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同樣也沒有繪出波斯灣。而這一錯誤在歐洲或阿拉伯人繪製的世界地圖中是見不到的。
《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不僅在繪圖理念和圖形等方面與歐洲地圖學家的世界地圖有很大差異，在地名和宗教方面，《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中一些原有詮注也與歐洲人的理念格格不入。比如，在今歐洲伊比利亞半島位置上有一個國家名稱為「希番」。此國名中的「番」字為「番邦」之意，即指外國。再如，《天下諸番識貢圖》中有關宗教的注釋顯示出，歐洲宗教在世界上的影響力非常小。這種對歐洲宗教的評價與莫易仝所處時期的世界宗教分布狀況有很大差異，尤其是美洲大陸。從16世紀開始，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迅速向歐洲以外擴張。到了18世紀(即莫易仝仿繪時期)，天主教不僅在美洲佔據了主導地位，在亞洲也有很大的影響力。
《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中還有一些地域、島嶼和關於當地風俗的詮注，超出了18世紀歐洲人的知識範圍。運用邏輯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中的這些信息不可能來源於歐洲人繪製的世界地圖。歷史教科書告訴我們，歐洲人於1820年「發現」南極，之後又於1962年對南極艾默里冰架(AmeryIceShelf)進行了首次勘探。在此次勘探之後，艾默里冰架的輪廓才出現在地圖上。可是，莫易仝在歐洲人首次勘探南極艾默里冰架的二百年前已將這一地域的輪廓繪在了他的地圖上。
1772年初，法國皇帝路易十五委派探險家克爾格倫(Kerguelen－Tremarec)出航為法國尋找新的大陸。當年2月12日，克爾格倫發現並登上位於印度洋之中的克爾格倫島(KerguelenIsland)。該島在被克爾格倫「發現」之前，沒有任何一幅歐洲地圖標註出它的地理位置。然而，莫易仝卻在克爾格倫島被「發現」九年之前已經知道該島的地理位置並將它繪在地圖上。
英國航海家庫克船長(JamesCook)於1769年和1770年對紐西蘭島嶼進行了勘測，在此之前歐洲人一直以為紐西蘭是地球南部大陸的一部分。在庫克船長勘測紐西蘭之前，歐洲地圖學界從未將紐西蘭視為島嶼。而莫易仝卻搶在庫克船長之前，將紐西蘭幾個島嶼的地理方位描繪在地圖上。
澳大利亞昆士蘭的兩個古代部族有食人之習，對此歐洲人也曾作過記述。根據記載，最先將此現象記錄在案的歐洲人是約翰·格林(JohnGreen)，記錄時間是1851年7月22日。但是，在約翰·格林作此記錄八十八年之前，莫易仝已經將澳大利亞古代部族的食人之習注釋在《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之中。
有關北美洲印第安人的食人之習，以及南美洲的人祭習俗直到20世紀初才被史學家證實。但《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中卻有關於北美印第安人食人和南美人祭的注文。
通過一系列的研究，我逐漸建立起對《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的信心。看來，這幅地圖是件真品，圖中紅圈內的注釋也應該是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的原有注釋。這些注釋說明，鄭和船隊下西洋的航行範圍遠遠超出了史學家們認定的界線。
雖然種種跡象表明鄭和船隊曾經周遊過世界，但是有一個疑問在我腦海中徘徊了很長時間：為什麼史書中隻字未提鄭和船隊在印度洋和南太平洋以外的航行呢？為找到答案，我幾乎查閱了所有與鄭和下西洋相關的原始史料。經過反覆閱讀和思考，我發現一些史料的真正含義一直沒有得到正確理解。而這些史料實際上在向我們暗示：鄭和船隊的航行範圍遠遠超出印度洋和東南亞。《天妃靈應碑》中的一段文字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天妃靈應碑》是鄭和與其他航海將領在福建長樂共同刻立的一座紀念碑，刻立的年代為明宣德六年(1431)。該碑文詞句鏗鏘頓挫，情節真實可信，被史學界視為鄭和下西洋的最主要史料之一。碑文前兩句寫道：「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軼漢唐，際天極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遠矣，而程途可計。」此碑文前一句的意思是：明朝皇帝派人訪探外域的成就超過了以前所有的中國皇帝，世界所有地方都俯首稱臣於明朝皇帝。此碑文的第二句記述最為關鍵，如何正確領會此句的含義取決於理解句中的兩個概念：「西域」和「迤北之北」。
我國古代「西域」概念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西域」指中國西部地區的玉門關以西、蔥嶺以東區域；廣義的「西域」指中國以西所有能夠抵達的陸地，包括中亞、西亞、印度半島、歐洲大陸和非洲東、北部地區。有學者認為，此句中的「西域」指狹義的西域。這一觀點明顯是一種誤判。明朝時期有關域外旅行的書籍普遍採用廣義的西域概念。例如，成書於明永樂年間的《西域行程記》和《西域番國志》所涉及的地域範圍遠超出狹義的西域範圍。再如，鄭和於明宣德六年刻立的《婁東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迹記》，碑文中有「直抵於西域忽魯謨斯等三十餘國」的記載。特別是《天妃靈應碑》碑文本身還有兩處記述提及「西域」概念，這兩處記述涉及的地域包括西亞和東非。
有些中國史學家認為，「迤北」一詞是向北延伸之意，即「迤北之北」指中國北面方向的地域。這也是一種誤解。《天妃靈應碑》的碑文通篇講的是航海，而不是陸地旅行。現代地理學中，「北極點」是一個非常清晰的概念。根據現代地理學理論，從中國向北極方向行進時的方向為北，越過「北極點」後再向北美洲大陸行進時的方向則為南。中國古代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非常明確知道「北極點」的概念。《天妃靈應碑》所述「迤北之北」的含義是：從亞洲北部海岸向北越海抵達的地方。
一些中國史學家認為，「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分別指兩個不同的地方。這同樣還是誤解。從碑文的上下文可以看出，「西域之西，迤北之北」應該是指一個離中國最遙遠的地方。《天妃靈應碑》中「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遠矣，而程途可計」的正確含義應該是：歐洲和非洲東、北部地域向西，同時位於西伯利亞以北並與其隔海相望的地域固然離中國最為遙遠，但是仍然可以到達。從現代地圖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這個離中國最遙遠的地方就是北美大陸。
《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中浮現出來的疑團逐漸煙消雲散，並且其他一些史料也能夠證實鄭和船隊曾經周遊過整個世界。然而，我卻遲遲沒有膽量將這一發現公佈於眾。在中國史學界，鄭和下西洋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而我僅僅是一名業餘愛好者而已。對於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課題，有誰會相信一個業餘愛好者的發現呢？哥倫布和麥哲倫都是全世界公認的航海先驅者，他們在人類文明史中佔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向這兩位歷史巨人發起挑戰的人無疑會被視為一個荒唐、愚蠢的傢伙。
我絕對未曾想到，世界上還真有一個膽大包天的業餘愛好者，他居然向史學權威發起了挑戰。這位膽大妄為、不怕恥笑的人就是英國退休海軍軍官孟席斯先生(GavinMenzies)。
我偶然得知有一位名叫孟席斯的英國人寫了一本書，他在書中宣稱：鄭和早於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得知此消息後，我迫不及待地購得孟席斯的書。從孟席斯的書中我驚奇地得知，他也是無意間從一幅古代地圖中獲得了啟發。十幾年前，孟席斯在一幅1424年的古地圖中發現了大西洋的四個島嶼。根據這一線索，孟席斯追蹤鄭和船隊的蹤跡。他先後到達一百二十多個國家，走訪了九百多家圖書館和博物館，收集了許多資料和證據。基於大量的調查研究，孟席斯得出了鄭和首先發現美洲的論斷。
孟席斯的論點在世界範圍引發很大反響，專家、學者們反應不一，贊同、懷疑、否定和譏諷之聲皆有之。中國學界的反應比較冷淡。許多中國史學家認為，孟席斯的觀點雖然新穎，但具有很多猜測的成分。有些中國史學家甚至說：孟席斯既看不懂中文又沒有足夠的中國歷史知識，他沒有資格對一百多年來數百名中國史學家的研究提出挑戰。面對專家、學者們的冷嘲熱諷，孟席斯沒有退縮，他堅持自己的觀點並與那些學術權威展開了論戰。
孟席斯這種眼界開闊、毫無偏見並且堅定執著的探索精神令我感到十分敬佩，特別是他那不畏權威的勇氣深深地觸動了我。通過郵件，我與孟席斯取得了聯繫。出乎預料，這位英國人看到《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的照片之後，立即動身來到北京查看原圖。
當親眼看到《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時，孟席斯顯得異常興奮，他建議我將此圖公之於眾。我深知此舉的後果：這幅古地圖以及我本人將會成為一些學者責難和嘲諷的對象。我的一位朋友在得知我準備發布此圖的消息後打來電話，他不可置信地問我：「你是不是瘋了？你知道你正要挑起一場爭鬥嗎？一方只有兩個業餘愛好者，你和孟席斯，你倆手中除了一張紙沒別的；而另一方卻是成千上萬的教授、學者……你覺得在這場爭鬥中你會是勝者嗎？」我真不知道如何回答這一問題。但是，我堅信，此圖是一幅珍貴的古地圖，它忠實地臨摹了1418年中國古人繪製的世界地圖。我覺得我有責任將此圖公之於眾，以此拋磚引玉，喚起中國學術界對鄭和下西洋做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在孟席斯的安排下，此圖於2006年1月被公佈於眾，並引起了國內外史學界的巨大反響。中外一些史學家、地圖學家紛紛對此圖提出了種種質疑。有的學者甚至在尚未見到此圖原貌的情況下做出斷言，稱此幅圖為「現代不法奸商根據舊地圖以及一知半解的歷史知識炮製的偽造品」。
對這類評論我並不是很在意，因為從他們的評論中可以看出，這些學者對中國古代地圖史並不是非常了解，有的甚至缺乏一些基本的歷史常識。然而，令我深感意外並且大惑不解的是來自幾位中國地圖史學專家的評論。
一位對古地圖做過一些研究的大學歷史系教授撰文聲稱，從地圖學上說，明朝初期要繪製出像《天下諸番識貢圖》這樣的世界地圖，必須有三大前提：「第一，認為我們生活的世界是個球體，而不是一個平面；第二，要把地球表現為一幅平面的世界地圖，必須要有投影知識與方法；第三，必須非常清楚世界各大洲的實際地理狀況。」他進一步認為：「在歐洲的地圖學發展史上，我們可以找到這三大前提發展的歷程。《天下諸番識貢圖》反映的是歐洲地圖學發展的成果，特別是地理大發現之後歐洲人海外探險與製圖學發展的成果。相反，在鄭和時代的中國，這三大前提都不存在。」另一位專家對記者說：「兩個半圓的地圖是在17世紀才從西方傳入中國，此前，從未發現中國有這樣的地圖。」這兩位學者的評論使我感到，當今中國地圖史學研究的水平實在令人擔憂。
仔細研究這些中國學者對《天下諸番識貢圖》摹本的評論，我發現，他們得出這種錯誤結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對古代「天圓地方」之說的誤解。這種誤解使許多重要的古地圖、古代航海記錄和古老的地理信息從這些資深的史學家面前大搖大擺地走了過去。可是，如何才能夠證明這些史學家的觀點是錯誤的呢？並且，怎樣才能讓大眾看到隱藏在塵埃之下的歷史真相呢？
只有一條路：挖掘史料，揭示史實，還歷史本來面目。
面對千絲萬縷的線索、堆積如山的古籍，我的探索應該從何處開始呢？孟席斯的著作給予我很大啟發。我應該從歐洲古地圖起程，去尋覓那些被遺棄、被忘卻、被掩蓋的古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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