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世卿公族與詩禮名家

--春秋十家詩學評說劉毓慶 郭萬金關鍵詞世卿 賦詩 引詩 十家詩學摘要:春秋「賦詩引詩」，是中國史上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表面上公卿賦詩，千人一腔，實則各有特色。本文從春秋眾多的賦詩、引《詩》者中，選出最為突出的十家，名之曰「春秋十家詩學」，並對十家各自的特點一一予以評說。十家詩學從不同的角度體現了這個時代「詩無定指」的詩學觀念，與尋找主觀情志和客觀存在之間意義聯繫的基本思維方式，他們對詩意不汲汲於義例訓詁，而是以神遇而不以言求。這種解讀方式直接影響到了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的詩學研究方法的形成。西周與春秋是一個世襲制盛行的時代。《周禮》載諸官職掌每言某氏，如師氏、保氏、馮相氏、保障氏、挈壺氏、射鳥氏之類，這些所謂的「氏」皆是因其世代從其業或為其官由最高統治者賜予氏號的。王朝或諸侯國的大貴族，則世襲地享受其政治地位，執掌政權。所謂「世卿制」，即指公卿大夫死後，嫡長子繼承其爵位、官職、采邑的制度。據張亞初、劉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所輯，西周有關世卿的銘文達四十三例。這一制度王國維曾懷疑過其在西周的存在，認為是行於春秋時的制度[1](P289-292)。現在看來，這種制度是古已有之而盛行於春秋。這種制度的實質就是百官卿大夫世代以一種方式為國君服事。天子或國君以賜氏的方式對其地位予以肯定，特別是以官為氏，可以明確地反映出受氏的職守、身份與地位。至於公族成員，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為卿大夫者，國君則易以王父之字為氏。我們這裡所謂的世卿公族，則是指世襲為卿大夫的貴族之家。春秋時卿大夫世代相繼者甚是常見，如魯三桓、鄭七穆、宋六卿、晉之范氏、趙氏、韓氏等，不勝枚舉。致使卿大夫權勢日益強大，不可控制，最終取代公室。卿大夫的世襲，並不僅僅是爵祿的繼承，更主要的是文化承傳。卿大夫之家一般來說，都有良好的文化素養，有家學相傳。在春秋會盟燕享頻繁舉行、詩禮風流盛於一時的情況下，「詩禮」實際上已成為一種政治鬥爭的武器，甚至生存手段。各國卿大夫之家，必以《詩》、《書》、《禮》、《樂》為教育子弟的主要內容，以求才德兼備，在國際交往中能立於不敗之地，在國內則以保其家族長盛不衰。《禮記·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其所言或為古制。《國語·楚語上》載:楚莊王讓士亹作自己兒子的老師，士亹請教申時叔，申時叔回答說:「教之《春秋》，而為之崇善而抑惡焉，以戒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之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2](P485)這反映了當時貴族教育子弟的情況。《秦本紀》記秦穆公之言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也說明為政者必修《詩》、《書》、《禮》、《樂》。而作為世襲之家，父子之間亦必有外交經驗、「詩禮」體會相為傳授，故而在世卿公族之中，便湧現出了一批「詩禮」名家。最著者有魯季文子、季武子父子，叔孫豹、叔孫婼父子，晉之趙武、叔向，鄭之子產，齊之晏子，衛之北宮文子、吳之公子季札等。此十人可謂「春秋詩學十家」。儘管用今之「詩學」眼光看，其未必夠格，然在當時他們確實都是賦詩、引《詩》、解《詩》的高手，《詩》在他們手裡不是教條，也不是死的典籍，而是活生生的具有靈性的存在。一、魯國季文子、季武子父子春秋時代，「詩禮」最盛的國家是魯國。故韓宣子感嘆「周禮盡在魯矣」。在左氏一書中，記載了魯國的一批詩禮高手，而出色的就是季文子父子與叔孫豹父子。季文子又稱季孫行父，是魯桓公的曾孫。他從宣公九年執政到襄公五年結束，歷相三君，共達三十三年之久，時人稱其為魯「社稷之臣」。他精通周禮，熟諳《詩》、《書》。從文公六年起，就代表魯國多次出使列國，參與會盟，折衝樽俎。《左傳》中記載他賦詩、引《詩》達九次之多。他對《詩》的研究，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研究詩的外延意義與可比附性，以求賦詩言志，妙達其意。如《左成九年傳》: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韓奕》第五章說:「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吁吁，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魯文公將女兒嫁給了宋共公，季文子代表魯國去看望，回來向魯君和夫人彙報。他沒有作過多的解釋，但這一章詩已將魯文公的英明(以蹶父比魯侯)、女婿的賢俊(以韓侯比宋共公)、女兒的嫁得其所(韓土富庶喻宋國)以及對他這樁親事的讚美之情全盤託了出來。用此詩達此情，實在貼切不過。如果沒有對詩的深研細討，很難如此得心應手，以致使魯侯夫人感激不已。其二，以詩明事，推求事物的發展結果。如文公十五年，齊侯侵魯伐曹，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於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不畏於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兩引《詩》中「天」字，無非是要把「禮」與「天」綰結起來，強調其神聖性，以明其違天之道，將不免於難。魯成公四年，晉侯不以禮相待魯侯，季文子於是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成公七年，吳國討伐郯國，又與郯議和。季文子於是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吊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成公八年，晉侯讓韓穿出使魯國，要魯國把汶陽之田給齊國，而汶陽之田是晉人剛讓齊人歸還給魯的。於是季文子宴韓穿，私下給韓穿說:「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可以看出，季文子所關注的並不是詩的達意功能，而是詩中所蘊含的「理」與事物發展中所存在的「理」之間的聯繫，並由理中推導其發展的結局。在他手裡，詩完全由言情之物轉而為說理之物，變成了一部揭示事物發展規律的先驗性著作。與季文子略同，季武子的詩學成就主要表現在賦詩應對上。季武子是季文子之子，名宿，他是叔孫豹之後的魯國執政大臣，從魯襄公十二年開始直到魯昭公七年，執掌朝政長達二十七年之久。但他不像乃父那樣忠於公室，而是野心勃勃、人品不好，沒有骨氣。他在外交上的賦詩應對，即表現了他的諂媚與圓滑，他最擅長從對方的賦詩中揣摩其意，迅速地給予應對。如襄公八年，晉國派范宣子來魯國，告給將要對鄭出兵的事。在宴席上，范宣子賦《摽有梅》，這本是一篇姑娘要小夥子趁著大好時光來赴會求愛的詩，季武子馬上意識到范宣子之意，是要魯國及時共討鄭國。於是隨口而答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子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意思是:晉君就像花果，魯君就像花果的香味，這香味是隨花果的。你們有吩咐，我們怎麼敢不從命呢?顯然季武子既是對范宣子賦詩的回答，也是在討好晉國。隨後季武子又為范宣子賦了《角弓》與《彤弓》。《角弓》取義「兄弟婚姻，無相遠矣」，《彤弓》是望其再建功業，重獲王賜，諂媚之意，全藏在賦、答之中。再看《左傳》襄公十九年、昭公二年的一些記載，范宣子賦《黍苗》，季武子立刻意識到了韓宣子的傲然之情，於是隨聲附和，以雨露比晉國，以期待甘霖之禾苗比諸侯各國，討好之意躍然紙上。隨後又賦《綿》之卒章，以文王比晉侯，以韓宣子比四輔之臣。韓宣子賦《角弓》，取「兄弟婚姻，無胥遠矣」之義，季武子下拜，所表達的乃是對晉國不棄的感激之情。又賦《節》之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意，以表示對晉的希望。因韓宣子誇樹之美，季武子便要特殊護理此樹，並賦《甘棠》詩，以韓子比召公，伸其愛人而及樹之意。其獻媚大國、討好權臣之情，全從賦詩應對中表現了出來。二、魯國叔孫豹、叔孫婼父子與季武子相比，叔孫豹則是一位一身正氣、剛直不阿的方正君子。叔孫豹又稱叔孫穆子、穆叔、穆子，也是魯國的一位重臣，主要生活於魯成公十六年至魯昭公四年之間。在此期間，他多次代表魯國出使列國，以善於辭令、深通詩禮名於一時。《左傳》中記載他賦詩、引《詩》、解《詩》達九次之多，其中賦(誦)詩七次，是賦詩最多的一人。他的詩學成就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詩樂的典禮性把握與對禮的原則性堅持。如《左襄四年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一事，在宴會上，他對晉國演奏《肆夏》之三、《文王》之三所表現出的冷漠，以及其作出的解釋，表現出了他對典禮儀式用詩了如指掌，對於不合於禮的僭越之行絕對反對。而其對於《鹿鳴》三篇的理解，對於咨、詢、度、諏、謀的解讀，便成了兩千多年來最權威性的解釋。《襄二十八年傳》記穆叔言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屍之，敬也。」這是關於《采蘋》篇的最早解釋。這些似乎是對詩意的根本性理解，與斷章取義者大不相侔。這可說是穆叔說詩與春秋《詩》家最不相同之處。再是與春秋大多外交使臣一樣，穆叔亦研究詩的外延意義與可比附性，以求賦詩言志，在不動聲色中解決問題。在這一點上，他最為得心應手。如襄公十四年，諸侯國隨從晉人伐秦，到了涇水岸邊停了下來。穆叔當著叔向賦了《匏有苦葉》，義取「深則厲，淺則揭」，以示其必濟，而無他心。叔向聽後，立刻準備船隻。襄公十六年，齊國一再侵犯魯國，穆叔入晉求援，晉人推諉，不想出兵。穆叔見晉國大臣荀偃，賦《圻父》(詩曰:「圻父!予王之手爪牙，胡轉予於恤，靡所止居?」)，荀偃馬上感到內疚，說:「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軅》之卒章(詩曰:「鴻軅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宣子也馬上作出反應，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襄公十九年，齊晉議和，魯有點擔心，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詩言:「控於大邦，誰因誰極?」意欲引大國以自救)，叔向立即說:「肸敢不承命!」他這種用賦詩的手段解決問題的本領，春秋時代鮮有出其右者。穆叔的兒子叔孫婼，《左傳》中又稱他叔孫昭子、昭子，為人頗有乃父之風。從昭公七年到昭公二十五年，執政達十九年之久。其詩學成就主要表現在引《詩》上。以詩證事是他的拿手好戲。如昭公九年，魯修築朗囿，委平子欲速其成。叔孫昭子引《靈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詩，以說明文王修築靈台，並沒有急於求成，但民眾如子趨父事，不召而來。何必求其速成。昭公十年，昭子自晉返魯，諸大夫來看望，齊大夫子尾之子高強當時困居於魯，昭子即引《小雅·正月》「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詩，以言禍亂正在自身，以喻高強積惡，禍由自取。昭公十六年，齊攻伐遠方小國，小國無以相抗，紛紛與之訂盟。叔孫昭子感嘆晉國霸業既滅，使小國陷於困苦之中。於是引《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昭公二十一年，蔡國為蔡平公舉行喪禮，太子坐錯了座次，坐到了下位。昭子於是以為蔡國必亡。引《詩》曰:「『不解(懈)於位，民之攸暨(息)。』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可以看出，叔孫婼研究的主要是詩的斷章之義，主在借重詩語，以伸己見。三、晉國趙武、叔向除魯國外，詩禮之盛數晉國。晉國君臣似乎皆能賦詩、引詩，而詩才最傑出者當數趙武與叔向。趙武即趙文子，又稱趙孟，是晉卿趙朔之孫、趙盾之子。他是晉國的一代賢臣，從襄公二十五年到昭公元年，執政八年，禮合諸侯，聲譽頗佳。在鄭國垂隴之會上，他憑著對《詩》禮的深透把握與理解，與鄭國七子詩酒相逢，應對自如，那是他詩才最好的一次展示。他的詩學成就主要表現在他對詩篇在不同的外交場合應用中所具有的多種可能性的研究與把握，以及對「詩以言志」功能的熟練操握。他能根據對方的賦詩內容，迅速把握對方的思想情感以及意圖，並立時作出反應。如垂隴之會中，伯有賦《鶉之賁賁》，意在怨其君上。趙孟馬上意識到君臣之間的矛盾，但作為一名「國際友人」，夾於兩人之間，顯然處境尷尬。於是他以「非得所聞」一言巧妙地迴避，於禮無失。子西賦《黍苗》之四章，義以召伯比趙孟，美其有功於諸侯。趙孟則以「寡君在，武何能焉」一語，推善其君，表現出了為臣之道。子展賦《草蟲》，義取「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之，亦既覯之，我心則降。」以「君子」許趙孟。趙孟則從「降心思賢」的一面作解，反譽子展以民為念，為民之主。斗轉星移，不失分寸。於揖讓周旋之間，不卑不亢，謙恭有禮，體現出了大國卿相的風度。昭公元年，楚令尹王子圍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馬上意識到王子圍有篡位野心。立時賦《小宛》之二章，以「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告誡王子圍不可利令智昏，要敬慎其威儀，否則天不護佑。既有的放矢，也不失仁者正氣。再看《左昭元年傳》記鄭伯宴請晉、魯、曹各國使臣的一場大會。這場盛會的中心人物自然是趙孟，因為他是大國之卿，各國都仰仗他保護，所以自然要討好他，恭維他。而趙孟謙恭克讓，彬彬有禮，絕無大國的霸氣與蠻橫。他首先事前賦《瓠葉》，以暗示招待自己不必過於隆重，盡興而已。在宴會上，穆叔賦《鵲巢》，實是在感謝趙孟保護之恩。因前此楚要殺他，賴趙孟力保才得倖免，故他以趙孟比鵲，以鳩自比，言己因趙孟而得安居。趙孟立時作出反應，表示不敢當，顯示出賢者的謙恭與大度。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意思是要晉國安撫鄭國，不要讓楚國這隻雜毛狗介入。趙孟立時以《常棣》作答，言兄弟之國，相得以安。表示了對小國的尊重。在詩酒周旋之中，雍容爾雅，光彩照人，頗具詩禮大家風範。晉國以詩禮名者還有叔向。叔向名肸，屬羊舌氏，故又稱羊舌肸，是晉武公子伯僑之後。叔向的父親是羊舌職，為晉大夫，深通《詩》《書》，善為言辭。叔向深得其父之傳，故《左傳》中頻頻出現叔向解《詩》、引《詩》的記載，總計達十四次之多。其最擅長從對方賦詩中把握對方意圖，知人論事。如襄公十四年，諸侯國從晉伐秦，師至於涇。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他們知道魯有必渡之志，遂「退而具舟」。襄公十九年大隧之盟，穆叔賦《載馳》之四章，他立時以「肸敢不承命」作應，表示同情。襄公二十六年，晉國扣留了衛侯，齊、鄭二君為給衛侯求情來到晉國，在晉侯招待他們的宴會上，國景子代表齊侯賦《蓼蕭》，子展代表鄭伯賦《緇衣》。叔向馬上意識到:齊國意在頌美晉侯澤及諸侯，鄭國意在表示鄭、衛各國皆對晉國忠心不二，他們都是在為衛侯開脫。但衛殺晉戍三百人，此恨難消。故立時反客為主，要晉侯下拜二君，反以謝齊之恩澤與鄭之忠心，將衛侯之事撇在一邊。又從子展賦詩中，知其「儉而壹」，是鄭七穆子孫中最後衰的一支。襄公二十七年垂隴之會，他從伯有的賦詩中，知其必遭不測。楚?罷卒享，賦《既醉》，他遂認定其必將知楚政。此種機敏與遠見，賴於其對《詩》禮內容的熟諳以及「詩言志」功能的全面把握。同時，叔向還是春秋時代少見的詮解經文的學者。《國語·周語下》記叔向解《昊天有成命》詩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後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寛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龢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寛，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龢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寛，終於固龢，故曰成。又釋《大雅·既醉》篇之文曰:《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雖然叔向的詮解，目的仍在實用，然而這畢竟是把《詩》作為知識來對待的，因而在春秋各家詩學中，顯得最具有學究氣。四、鄭國子產、齊國晏子、衛國北宮文子襄、昭之世，以詩禮活躍於一時的還有鄭之子產、齊之晏嬰、衛之北宮佗等。子產即公孫僑，是鄭穆公的孫子，在鄭國為政達二十二年之久，為春秋著名的賢才。在外交活動中，他曾多次參與賦詩應對。晏嬰字平仲，是齊國歷史上少有的賢才。北宮佗字文子，衛國公族，他沒有子產、晏嬰那麼高的知名度，在《左傳》中出現也只有幾次，但卻給人印象頗深。子產詩學重在應答酬對。襄公二十七年垂隴之會，賦《隰桑》以表示見趙武之樂;昭公十六年餞韓宣子，賦《羔裘》詩以譽宣子為「邦之司直」;聞宣子賦《我將》，而知其有靖亂之志;聞楚子賦《吉日》，而知其有遊獵之心。他憑著對詩禮的熟諳在國際舞台上大展風采。齊之晏嬰與之不同，他沒有賦過詩，他的詩學成就不是表現在國際舞台上，而是表現在與景公交談中。但他最善「引詩言理」，以規君上。如昭公二十年，引《商頌》「亦有和羹，既戒既平」，以論和而不同，諫景公之近小人。昭公二十六年，引《大明》「惟此文王，小心翼翼」，以闡明天道，諫景公禳災之舉。引《車》「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以論施恩於民民則樂，諫景公厚斂於民。每引《詩》陳說，必見奇效。北宮佗則最善「引詩言禮」，如《左襄三十一年傳》記其言鄭之有禮曰:「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猶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堪稱妙語。又載:衛侯(襄公)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雲:『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雲:『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雲:『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捨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在一段話中五次引《詩》，其要說明的無非是關於禮中的威儀問題。在這裡，《詩》完全是為解釋禮而存在的了。故勞孝輿評之曰:「威儀不特解詩透闢，可作一部古《禮經》。」[3](P19)此三人雖不及晉、魯諸家引、賦詩之頻繁，但各具特色，亦能爭鳴於一時。五、吳國季札就《左傳》所記而言，春秋二百多年間，最大的詩學家無疑是吳公子季札。季札幾乎是一位完美無瑕的人物，他讓國遜位，料事如神，無論品格、學問、見識，都堪稱一流。他的詩學最大特點是「以詩觀政」。《左襄二十九年傳》記載了他對《詩經》全面的評說: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墉》、《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巳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盪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熈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這裡所評說的雖然是詩樂，但自然也包括詩在內。這可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段與評詩有關的文字，也是一段最能抓住文藝本質性問題而進行評說的文字。在這裡看到的不是與人剝離開的詩歌實體，而是詩歌中所寓存的人類活生生的精神世界。他不是用邏輯去推導、用理性去分析藏在詩中的意義，而是用心靈感受詩歌中的時代脈動。故勞孝輿《春秋詩話》曰:「惟公子以至聰之耳，至明之目，而運以古人之心，得之於神，遇之於幽，不覺其津津道之，皆有發見古人之真面目，真性情也。今之說詩者，苟如此評以求之，不為耳里，不為目礙，並不以心為師，或可介公子以見古人也。」[4](P52)總之，春秋後半期是詩歌賦引盛行的時代。賦詩、引詩是兩種不同的思維，前者近於象徵，後者近於說理。這兩種不同的思維共同推進了春秋詩學的發展。春秋十家詩學從不同的角度體現了這個時代詩學的特點，無論賦詩言志，還是以詩證事、以詩斷事、以詩明理、以詩言禮、聞詩知人、聞詩見政，皆在賦詩引詩解詩中得以完成。賦詩、引詩以及聞詩之後談感受，成了這個時代詩學成果的基本體現模式。雖然從嚴格意義上講，這十家詩學沒有一家是系統論述，也沒有一家有完整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對詩的應用與理解，既體現了這個時代特有的詩學風貌，也對後世詩學的發展產生了影響。撮言之有四:第一，「詩無定指」是這個時代最基本的詩學觀念。因而他們對詩的認識，不是固著在詩的原初意義上(本來他們是有可能知道詩的本意的)，而是將詩認作了「活物」，注目於其作為精神產品的靈動性的一面，即無限可闡釋性、延伸性的一面。興觀群怨，無一不可，斷章取義，片語靈光，使詩的價值、意義普遍體現在了時代的語言交往之中。沒有任何一個時代會對《詩經》熟悉到如此地步，也沒有任何一個時代會對詩義作出如此靈脫的理解，更沒有任何一個時代會對詩的理解如此沒有爭議。第二，春秋詩學家看起來雖像是各行其是，其實他們有一個基本的思維方式，即尋找主觀情志與客觀存在之間的意義聯繫，對詩意不汲汲於義例訓詁，而是以神遇而不以言求。這種解讀方式直接影響到了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的詩學研究方法的形成。第三，春秋對《詩經》作出的解釋，往往成了後世經學家解經的依據。如穆叔解《四牡》、《皇皇者華》諸詩，即為《毛詩》全盤接受。寧武子解《湛露》、《彤弓》詩，為《詩序》所繼承。《左傳》「鄭六卿餞宣子」，即為明清以降反朱熹「淫詩說」者援為依據。《毛傳》釋《昊天有成命》、《大雅·既醉》，皆依叔向之說。吳季札評《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詩序》則以「二南」為「正道之始，王化之基。」以《江有汜》為「勤而無怨，嫡能悔過」。季札以《衛風》言武公之德，《詩序》便以《淇澳》為「美武公之德」。凡《左傳》中對詩作出的詮解或理解，幾乎無一遺漏地為解經者所繼承。第四，春秋引《詩》論事、以《詩》斷事的用詩方式，亦被先秦及秦漢諸子所繼承，成為最基本的引經形式，也形成了《詩經》學上的一個別派。參考文獻[1]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卷十[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國語集解:卷十七[M].北京:中華書局，2002.[3]勞孝輿.春秋詩話:卷二·叢書集成[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4]勞孝輿.春秋詩話:卷五·叢書集成[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原載:山西師大學報:社科版20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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