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幫人攜帶毒品過於隱秘反而不能推定主觀上明知（無罪案例）
作者：毛立新
來源：「刑事備忘錄」公眾號
被控運輸一公斤海洛因，被告人因無運輸毒品故意終審洗冤脫罪---莫為奇涉嫌運輸毒品無罪判決一案案情介紹
莫衛奇，男，51歲，湖南省湘潭市人，下崗工人。2008年春節前夕，在其附近租房居住的「熊總」在茶館打牌時問莫衛奇，是否願意到雲南去運玉石，路上費用全包，另外每天給100元工資。莫衛奇答應後，先後到雲南運輸「玉石」兩次，得款2000元。
2008年4月16日晚，莫衛奇被「熊總」帶著從湘潭出發，19日達到雲南瑞麗。一位叫「華哥」的接待了他們，「熊總」要莫等「華哥」發貨，聽「華哥」安排。4月23日上午，「華哥」在賓館將一個裝著兩盒玉鐲的黑色行李包交給莫衛奇，併當場把玉石從包中拿出來讓莫衛奇作了驗收。隨後，莫衛奇乘坐「華哥」付了款的計程車到芒市後，按「華哥」定購的電子機票乘飛機到昆明，在芒市機場安檢時，其託運行李包夾層內被查獲海洛因1027克。當日，莫衛奇被芒市機場公安分局移交潞西市公安局並刑事拘留，2008年5月20日被執行逮捕。
2008年9月17日，雲南省德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莫衛奇構成運輸毒品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莫衛奇不服，提起上訴。
此案發生後，引起了多方關注。2008年10月3日，法學專家朱培立在紅網論壇發帖《建議搶救蒙冤受屈的死刑犯》，首次披露了莫衛奇案：「我用半天時間反覆閱讀了判決書、起訴書、筆錄等材料後，覺得莫衛奇被以運輸毒品罪判處死刑，以下情況離奇得不可思議：違反了疑罪從無的『無罪推定』原則，可能錯殺無辜；違反了不輕信口供的『證據定案』原則。」朱培立稱，該案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表明莫衛奇對在夾層內藏放毒品的情況「明知」或「應知」。偵查過程沒有對玉石包夾層內藏放的毒品作痕迹鑒定，也未取到莫衛奇的指紋。莫衛奇本人不僅未作有罪供述，亦多次說明自己對毒品不知情。基於上述觀點，朱培立認為可能錯殺無辜，就向莫衛奇的弟弟和妻子提供了救人方案：將情況向全國人大代表或雲南省人大代表反映。他還叫來自己的兒子、湘潭市公安局雨湖公安分局刑警大隊長朱洋，聽家屬反映情況。
2008年9月22日，根據莫衛奇家屬反映的情況和提供的線索，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公安分局查明「熊總」即熊正江，系網上通緝的逃犯，並於9月26日下午抓獲了熊正江。經審訊，熊正江交代了他和「華哥」(劉再華)共同販毒，並蓄謀以運送玉石樣品為幌子，騙請莫衛奇打短工做玉石「挑夫」藏運毒品的事實。根據熊的供述，莫衛奇對藏在行李包夾層中毒品確不知情，系被矇騙。據此，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撤銷一審判決，發回重審。
重審期間，熊正江的供述出現反覆，在接受雲南警方訊問時，他又供稱：「我想，莫衛奇知道是帶毒品，只是大家沒有講明這件事。」據此，德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於2009年3月11日再次作出一審判決，認定：熊正江的供述證實莫衛奇應當知道是帶毒品。特別是莫衛奇之前已經來過兩次，結合這次莫衛奇拿到行李包後，由熊正江在前探路，繞道盈江前往芒市的行為來看，其主觀應該明知是毒品。據此，再次認定莫衛奇構成運輸毒品罪，判處死刑。莫衛奇不服，再次上訴。
7月14日，雲南省高院電話通知莫衛奇家屬，請家屬派人前往德宏州中院。來自雲南省高院的法官向他們宣布，經審判委員會研究，熊正江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莫衛奇、謝開其判處無罪。
[理論分析]
「明知」是一種主觀心理狀態，如果缺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等直接證據，殊難證明。為解決這一難題，在證據法理論、刑事立法及司法實踐層面，均允許通過推定的方式來認定「明知」。本案一審法院的兩次判決，對莫衛奇明知的認定，也是通過推定方式實現的。但基於推定的風險性，在運用推定時，必須嚴格遵循推定的基本規則，否則就難免有造成冤錯案件之虞。本案一審法院對刑事推定的運用，存在明顯問題，值得分析總結，為司法實踐提供鏡鑒。
一、推定的概念及其規則
(一)推定的概念
所謂「推定」，是指在基礎事實得到證實的前提下，根據法律規定或經驗法則，在沒有反證的前提下，得出推定事實的一種認定案件事實的方法。①在論證推定機制時，人們一般確認以下三點：一是推定依賴於一個或一批基礎性事實，正是根據這些基礎性事實，得出推定的事實結論;二是基礎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的聯繫，是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邏輯關係，因此，經驗法則和邏輯法則是推定運用的基本法則;三是推定適用的前提是允許對方反駁，推定事實只有在缺乏有效反證的情況下方可成立。②
可見，推定是一種不同於運用證據證明的事實認定方法。首先，它不同於直接證據證明，因為直接證據證明案件事實，不需要經過推理，而推定需要經過推理;其次，它也不同於間接證據證明，因為間接證據證明是針對待證事實進行，有一個完整的推理過程，其證明標準要求達到排除合理懷疑，
而推定是通過對基礎事實的證明進而完成對推定事實的認定，其中省略了從基礎事實到推定事實的推理環節，其結論不可避免地具有或然性特徵，證明標準相對較低。總之，推定是一種與證據證明並列的事實認定方法。
之所以採用推定方式認定案件事實，是因為一些特定事實難以用證據證 明，包括無法用證據證明、證據收集困難、證據證明的成本過高等。例如， 對被告人主觀上是否具有明知、故意或目的認定，由於現有的科學技術難以直接探知人類的心理活動，在缺乏被告人供述的前提下，很難收集有效的證據予以證明。因此，一些國際公約和許多國家的立法，均允許通過推定的方法來認定主觀心理狀態。而之所以能夠以推定方式認定案件事實，是因為基於經驗法則，在基礎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存在著常態聯繫，當基礎事實存在時，推定事實通常也存在。這種常態聯繫，是推定的根據，也是推定結論可靠性的保證。
經驗法則源於對既往經驗的歸納，它所反映的事物之間的常態聯繫，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因此，通過推定得出的結論，只能是一種蓋然性結論，不可能達到百分之百的準確。基於此，推定既有其可靠性，因而可以作為證據證明的有益補充;同時也有其風險性，必須謹慎加以使用。在刑事司法領域，由於對案件事實的認定涉及對公民生命、自由、財產的剝奪，因而，除非有立法(包括司法解釋)明確規定，一般不得以推定方式認定案件事實。即使刑事立法允許以推定方式認定案件事實，司法人員在運用推定時，也必須嚴格遵循推定的基本規則。
(二)推定的基本規則
一般認為，推定至少應遵循以下基本規則：
1.無法用證據證明
如前所述，對案件事實的認定，應以證據證明為常態，推定僅為補充。在能夠運用證據，包括直接證據、間接證據證明，而且能夠證明到法定標準時，應以證據證明的方式來認定案件事實，沒有必要啟動推定。即使已經啟動了推定，如果推定結論與證據證明的結論不一致，亦應以證據證明的結論為準。
2.基礎事實必須真實可靠
推定的過程，是一個邏輯三段論演繹推理的過程，其中基礎事實與推定事實之間的常態聯繫(即經驗法則)是大前提，基礎事實是小前提，推定事實是基於小前提與大前提的符合性而得出的結論。推定的可靠性，取決於大前提(經驗法則)的準確性及小前提(基礎事實)的真實性。如前所述，作為大前提的經驗法則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或然性，如果作為小前提的基礎事實再不準確，則推定結論必然不可靠。因此，基礎事實真實可靠，是推定事實可靠性的基本保證。
對基礎事實真實性的認定，必須運用證據證明，而且必須證明到「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在刑事訴訟中，基礎事實的證明責任通常由控方承擔，被告人對基礎事實不承擔證明責任，但享有反駁、質疑的權利。對於控方的證明，被告人只需提出「合理懷疑」，即可動搖基礎事實的真實性、可靠性。
3.允許充分反駁
基礎事實與推定事實的常態聯繫，是推定的基礎，但這種常態聯繫並非必然聯繫，並不能排除有非常態聯繫、例外情形的存在。因此，必須允許被告人對推定進行充分反駁，以降低推定事實錯誤的風險。
被告人的反駁，可以從兩個角度進行：一是反駁基礎事實，即對基礎事實提出反駁、質疑，以動搖基礎事實的真實性、可靠性;二是反駁推定事實，即提出證據證明推定事實不存在或者不成立。對於基礎事實，由於控方承擔完全證明責任，被告人不承擔證明責任，因而，被告人對基礎事實的反駁，只需要提出「合理懷疑」即可。一旦被告人提出「合理懷疑」，證明責任便轉移到控方，控方就有義務對「解釋」中所涉及的事實、情節進行調查核實，承擔排除「合理懷疑」的義務。否則，即應認定基礎事實不真實，從而阻卻推定。而在基礎事實成立的前提下，被告人一方直接對推定事實進行反駁，一般認為應承一定的擔證明責任，但其證明並不要求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達到「優勢證據」即可。
4.不得二次推定
由推定事實的或然性所決定，不得以該事實為基礎事實，進行二次推定。二次推定所得出的結論，其或然性會成倍擴大，可靠性較差，對於認定案件事實已無實際意義。為防止錯誤認定案件事實，應禁止二次推定。
以上規則，尤其是第2、3兩項，涉及對基礎事實、，推定事實的證明責任分配和證明標準問題，對推定結論的可靠性影響甚大，必須嚴格遵循。
二、對司法解釋中「合理解釋」、「有證據證明確屬被矇騙」的理解
對於毒品犯罪中主觀「明知」的推定，明確規定於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2007年12月18日印發的《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因而屬於立法允許的推定。其第2條規定：「走私、 販賣、運輸、非法持有毒品主觀故意中的『明知』，是指行為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所實施的行為是走私、販賣、運輸、非法持有毒品行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並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釋的，可以認定其『應當知道』，但有證據證明確屬被矇騙的除外：(一)執法人員在口岸、機場、車站、港口和其他檢查站檢查時，要求行為人申報為他人攜帶的物品和其他疑似毒品物，並告知其法律責任，而行為人未如實申報，在其所攜帶的物品 內查獲毒品的;(二)以偽報、藏匿、偽裝等蒙蔽手段逃避海關、邊防等檢查，在其攜帶、運輸、郵寄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三)執法人員檢查時，有逃跑、丟棄攜帶物品或逃避、抗拒檢查等行為，在其攜帶或丟棄的物品中查獲毒品的;(四)體內藏匿毒品的;(五)為獲取不同尋常的高額或不等值的報酬而攜帶、運輸毒品的;(六)採用高度隱蔽的方式攜帶、運輸毒品的;(七)採用高度隱蔽的方式交接毒品，明顯違背合法物品慣常交接方式的;(八)其他有證據足以證明行為人應當知道的。」
上述八種情形中，第(八)系兜底條款，從其語義看，是指能夠運用證據證明「應當知道」的情形，而並非據以推定的情形。其餘七種情形，均為據以推定「應當知道」的基礎事實。其中前三種情形，表現為執法人員檢查時，從其所攜帶的物品內查獲毒品，並且行為人有蒙蔽、逃避或者抗拒檢查，或者未如實申報的行為，也不能對委託其攜帶物品人的姓名、住址等身份情況交代清楚。另外三種情形表現為採取高度隱蔽的方式攜帶、交接毒品，明顯違背合法物品慣常攜帶和交接方式。還有一種情形表現為為他人攜帶、運輸物品的報酬明顯不合市場交易常規，違背常理。①根據經驗法則，這些基礎事實與推定事實(即「應當知道」)之間，具有常態的聯繫，通常情況下，只要證明了基礎事實，即可認定推定事實，即行為人「應當知道」是毒品。因此，上述司法解釋所創設的推定，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
從上述司法解釋的規定可以看出，允許以推定方式認定主觀「明知」，實際上是減輕了控方的證明負擔：一是變更了證明對象，把較為難以證明的主觀心理狀態「明知」，轉換為較為容易證明的客觀情形;二是轉移了部分證明責任，一旦控方完成了對基礎事實的證明，被告人就面臨被推定有罪風險，為避免對他的不利推定，被告人就有義務作出「合理解釋」，否則，即可根據基礎事實得出推定事實;三是降低了證明標準，通過推定得出的結論具有蓋然性，不像運用證據證明必須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程度。研讀上述規定，發現有兩處語焉不詳，有必要加以分析、澄清：一是如何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釋」;二是如何理解「有證據證明確屬被矇騙的除外」。下面，根據前述推定的概念和基本規則，分別加以闡明：
(一)如何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釋」
根據前述推定的概念和結構，此處「合理解釋」，應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基礎事實的反駁。根據推定規則，對於基礎事實和推定事實，均允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充分反駁。只有在缺乏有效反駁的前提下，才可以根據基礎事實認定推定事實;如果反駁能夠動搖基礎事實的真實性、可靠性，則阻卻推定適用。從司法實踐看，對於司法解釋規定的七種情形(基礎事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作任何反駁或「解釋」，是比較少見的。多數情況下，總會作出一定的「解釋」或反駁，問題在於：對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解釋」是否「合理」，「反駁」是否「有效」，該如何判斷?
這就涉及證明責任分配和證明標準問題。如前所述，對於基礎事實，控方應承擔完全的證明責任，而且必須證明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而被告人一方對基礎事實不承擔證明責任，其作出「解釋」或反駁，僅需達到「合理懷疑」，使裁判者對基礎事實的真實性、可靠性產生疑慮，即屬「合理解釋」、「有效反駁」。因此，此處所謂「合理解釋」，應以被告人是否對基礎事實提出了「合理懷疑」為判斷標準。一旦被告人一方對基礎事實作了「合理解釋」，構成「合理懷疑」，證明責任便再次轉移到控方，控方有義務對「解釋」中所涉及的事實、情節進行調查核實，承擔排除「合理懷疑」的責任。否則，裁判者即應認定基礎事實不真實、不可靠，禁止推定適用。
(二)如何理解「有證據證明確屬被矇騙的除外」
從邏輯上講，「確屬被矇騙」與「明知」是排斥關係，一旦認定「確屬矇騙」，即可排除「明知」。從認定方式上講，「有證據證明」意味著能夠運用證據證明「不明知」，從而直接否定推定結論。從證明主體上講既包括被告人一方運用證據證明自己「確屬被矇騙」也包括控方運用證據證明被告人「確屬被矇騙」。對被告人而言，運用證據證明自己「確屬被矇騙」，實際上是對推定結論的反駁;對控方而言，運用證據證明被告人「確屬被矇騙」，是其客觀義務的體現。
需要注意的是，在被告人一方運用證據證明自己「被矇騙」時，是否需要證明到「確屬」的程度?「確屬」意味著確定無疑，其證明標準類似於「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是一種很高的證明標準。但根據前述推定規則，被告人一方對推定事實進行反駁，其證明僅要求達到「優勢證據」即可，並不要求達到「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程度。因此，如果把該規定理解為意在要求被告人一方對推定結論的反駁，必須證明到「確實、充分」程度，則明顯有違反前述推定規則和刑事證明原理，實踐中也 無法實際做到。如此錯誤的理解，還會誤導司法實踐，使司法人員草率地以「被告人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其確屬被矇騙」為由，輕易否定被告人反駁的有效性，錯誤認定案件事實。根據推定規則和刑事證明原理，對於上述「有證據證明確屬被矇騙的除外」之規定，可作以下兩種理解：(1)推定的適用必須「無法用證據證明」為前提，因此，在「有證據證明確屬被矇騙」的情況下，即可阻卻推 定的適用，不得再以推定方式認定「明知」，而應根據證據證明的結果認定「不明知」;(2)如果已經啟動了推定的適用程序，而且通過推定得出的結論是「明知」，但後來有新證據出現，能夠運用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確屬被矇騙」，則運用證據證明的結論可視為對推定結論的強力反駁，從而直接否定推定結論。上述兩種理解，均符合推定規則和刑事證明原理。
三、一審法院運用推定中存在的問題
由於莫衛奇對「明知」問題一直未供，一審法院的兩次判決中對莫衛奇「明知」的認定，均採用了推定的方法。但在推定的運用上，明顯存在問題：
(一)初審沒有正確對待莫衛奇的「解釋」和反駁
一審法院的初審判決，對莫衛奇「明知」是毒品的推定，所依據的基礎事實有三：一是其「行程路線故意繞開檢查站點」;二是莫衛奇在最後一次運輸前，將名字故意改為「莫瑋琪」;三是「採用高度隱蔽的方式攜帶、運輸毒品」。其中第三項，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條規定的第(六)項情形。根據推定規則，如果莫衛奇不能對上述基礎事實作出「合理解釋」，則一審法院通過推定得出莫衛奇「明知」結論，並無不當。
但問題在於，莫衛奇對上述三項基礎事實，均提出了反駁。他供述了「熊總」、「華哥」讓其到雲南來運玉石的相關情況，對三項基礎事實作出了「合理解釋」：(1)行程路線是「熊總」、「華哥」事前安排的，機票是兩人為其買好的電子機票，他只是服從安排，而且莫的家屬還向警方提供了「熊總」即熊正江、「華哥」即「劉再華」的相關情況;(2)其並不知道行李包的夾層中藏有毒品，行李包是「華哥"：交給他的，他也當場驗了貨，確認裡面裝有兩盒玉鐲，警方亦未從毒品包裝上提取到他的指紋;(3)在最後一次運輸前將姓名改為「莫瑋琪」，是因為他母親給他算了命，認為原名不吉利，因而到派出所申請改了名。在上述「解釋」中，被告人一方提供了「熊總」、「華哥」的真實身份情況，對相關疑點也作了合理解釋，按照前述推定規則和刑事證明原理，對於這些「解釋」，控方應承擔調查核實責任。但遺憾的是，雲南德宏公安、檢察機關均未對「解釋」的情況進行認真調查核實，最終僅以雲南省潞西市公安邊防大隊偵查隊出具的兩份《情況說明》，簡單地否定了上述解釋。其中一份內容為：「莫衛奇涉嫌運輸毒品一案中，犯罪嫌疑人莫衛奇的戶籍證明和前科材料我隊於2008年4月24日發函至莫衛奇戶籍所在地的岳塘區派出所，但該所至今未見回函。」另一份內容為：「莫衛奇涉嫌運輸毒品一案中，所涉人員『華哥』、『姓熊的男子』因具體情況不詳，我隊無法查證;所涉電話經我隊多次撥打均已關機，故無法查證。」這種不做任何實際調查，即否定被告人「合理解釋」的做法，屬於未盡法定責任，明顯違法。 從熊正江歸案後查明的情況看，莫衛奇的上述「解釋」均得到了驗證。但在初審時，由於熊正江尚未歸案，因此不能以「事後諸葛亮」的眼光來苛求一審法院。但即便如此，根據上述分析，在熊正江歸案前，由於被告人一方已對委託其攜帶物品人的姓名、住址等情況向警方提供清楚，已足以認定為「合理解釋」，從而動搖基礎事實的可靠性。在此前提下，控方有義務對「解釋」進行調查核實，承擔排除「合理懷疑」的責任。但在初審中，雖然基礎事實已被被告人一方的「合理解釋」所動搖，但一審法院並未要求控方對相關「解釋」進行調查核實，也未依照職權自行調查核實，即根據並不牢靠的基礎事實推定被告人「明知」，顯屬對推定的錯誤運用。I
(二)重審推定「明知」明顯違反推定規則
重審時，熊正江已被抓獲，莫衛奇之前的相關「解釋」得到了驗證，且熊在接受湘潭警方訊問時，曾供述莫衛奇不知道攜帶的是毒品。這就使初審的推定在兩個方面出現動搖：一是對基礎事實，由於熊正江歸案，莫衛奇的「合理解釋」得到進一步驗證，基礎事實已不再牢靠;二是對於莫衛奇是否「確屬被矇騙」，除了有莫衛奇本人的辯解外，還有熊正江的供述予以印證，推定結論亦被動搖。根據推定中的證明責任分配和證明標準要求要求，對於前者，即被告人對基礎事實的「解釋」和反駁，僅需達到「合理懷疑」，即足以動搖基礎事實;對於後者，相關證據證明只要達到「優勢證據」，即證明被告人莫衛奇「被矇騙的可能性大於未被矇騙的可能性」，即可推翻「應當知道」的推定結論。應當說，在熊正江歸案後，一審法院據以推定的三項基礎事實，均得到「合理解釋」，基礎事實的可靠性已被動搖。另外，對於推定事實的反駁，雖然熊正江的口供有所反覆，但綜合各種證據，仍然可以得出莫衛奇「被矇騙的可能性大於未被矇騙的可能性」這一結論，亦足以否定推定結論。在基礎事實、推定事實均遭到有效反駁的情況下，一審法院理應否定之前的推定結論，重新認定被告人「不明知」。但遺憾的是，重審判決仍堅持之前的推定，認定熊正江的供述證實二人應該知道是帶毒品。特別是莫衛奇之前已經來過三次，前兩次都是採用相同的攜帶所謂的「玉石」，結合這次莫衛奇拿到行李包後，由熊正江在前探路，繞道盈江前往芒市的行為來看，其主觀應該明知是毒品。
重審判決的上述認定，比之初審判決已有所變化：一是增加了「熊正江的供述證實二人應該知道是帶毒品」這一依據;二是否定了三項基礎事實中的兩項，僅剩下「行程路線故意繞開檢查站點」一項。首先，應當指出，判決書認為「熊正江的供述證實二人應該知道是帶毒品」，這屬於以證據證明的方式認定案件事實，與推定無關。以證據證明方式認定案件事實，證明標準必須達到「排除合理懷疑」，否則便不能認定。而本案熊正江的口供時有反覆、前後不一，並不足以證明莫衛奇確系「明知」。其次，剩餘的一項基礎事實，即「行程路線故意繞開檢查站點」，本身並不是司法解釋明確列舉的七種情形之一，並不能作為推定的基礎事實使用。而且，由於莫衛奇已對「行程路線」問題作出了「合理解釋」，該基礎事實本身的真實性、可靠性已被動搖，亦足以阻卻推定適用。
總之，一審法院的兩次判決，在運用推定認定被告人「明知」時，均明顯違反了推定的基本規則。因而，所得出的推定結論不能成立。
[結論歸納]
刑事推定雖然是一種不同於證據證明的事實認定方法，但在其適用中，卻始終貫穿有刑事證明活動，並涉及證明責任分配和證明標準設置等問題。根據推定規則和刑事證明原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對基礎事實、推定事實進行反駁時，相關證明責任分配和證明標準要求如下：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於基礎事實的反駁，僅需作出「合理解釋」，即對基礎事實的真實性、可靠性提出「合理懷疑」即可。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合理解釋」，控方即有義務對「解釋」中所涉及的相關事實進行調查核實，承擔排除「合理懷疑」的責任。否則，即應認定基礎事實不真實、不可靠，阻卻推定適用。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於推定事實的反駁，其證明標準僅需達到「優勢證據」，即「被矇騙的可能性大於未被矇騙的可能性」即可。並不要求證明到「確實、充分」，即「確屬被矇騙」的程度。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推定事實的反駁達到「優勢證據」程度，即可直接否定推定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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