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民主憲政：美國國父一代的理想
美國國父一代是「邊緣地帶的世界主義者」，「邊緣」使得他們可以盡情發揮想像力，擺脫陳規；「世界主義」又使他們能夠廣泛參考人類歷史上的思想成果和政治實踐。國父一代對政體的思考，不僅體現了他們的政治想像力，還體現出「自由至上主義」與「制度中心主義」的思想。本文摘自《美國的奠基時代（1585-1775）》，作者李劍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聯邦」、「共和」、「民主」、「法治」等，都是美國在國家構建中的關鍵詞，對生活在今天的人而言，這些詞已經是耳熟能詳，然而對於革命時期的美國人來說，卻十分新奇，更不用說，當時世界上的多數國家對此聞所未聞。可以說，美國的國父們是在用一種充滿想像力的方式去思考未來政體的。
美國國父一代對於未來政體的想像與「先見」來自於他們所處的環境，以及他們自身的經驗、知識結構、價值觀念。他們雖是打江山的開國元勛，卻並非草莽英雄，而是「邊緣地帶的世界主義者」，「邊緣」使得他們可以盡情發揮想像力，擺脫陳規；「世界主義」又使他們能夠廣泛參考人類歷史上的思想成果和政治實踐。
政體的選擇與設計是理性與想像的結果，儘管在時人看來，君主制所能帶來的強盛和榮耀是顯而易見的，共和制卻有著失敗的歷史和未定的前途（歷史上強大的共和國，諸如羅馬，已覆亡千年，當時僅存的所謂「共和國」，如瑞士、波蘭，在世界格局當中並不扮演重要角色），然而美國的開國元勛們還是做出了大膽的想像，在共和政體得到確立之前，它幾乎只存在於元勛們的設想中。
美國國父一代對政體的思考，不僅體現了他們的政治想像力，還體現出「自由至上主義」與「制度中心主義」的思想。「自由至上主義」是指把自由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政治社會的目的，一種認同標準，一種權利體系。自由是人所以為人最根本、最核心的要素；人之所以要組成政治社會，就是為了更好地保障自由；能不能享有自由，也是區分人的標準（區分自由人與奴隸）；自由作為一個權利體系，包含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等等。但這些都不是最核心的，佔有核心地位的是反抗暴政的權利，當暴政侵害到自由時，人有權利推翻暴政，建立維護自由的新政府。所謂「制度中心主義」則是認為政體的優劣決定人是否能享有自由，因此強調建立一個優良政體的重要性。根據孟德斯鳩的政體理論，政體的形式可歸為君主、貴族、民主、專制四種，分別對應的政體原則為榮譽、節制、美德和恐懼，而美國革命者所參考的政體資源主要有英國、羅馬、雅典和殖民地自身的政體探索。
革命年代的美國人一致認為，只有能保障人民權利的才是好的政體，也就是說，他們在政體原則上並不存在分歧。但問題在於，什麼樣的政體能夠保障人民權利？在這一點上，人們分歧很大。實際上，政體之爭不僅是思想論爭，也是利益博弈與權力鬥爭。
卡特·布拉克斯頓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主張效仿英國建立君主政體（後者在制憲會議上的主張幾乎是前者的翻版），當然，這裡的「君主政體」並不是君主專制政體，而是混合了君主制與貴族制的混合政體。後世學者埃里克·納爾遜在《王權主義革命》中認為美國革命者在確立總統制的時候參考了英王查理一世的模式，並將總統視為「選舉的君王」。此說理由並非充分，然而埃里克·納爾遜注意到了君主制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美國人的政體想像。
民主政體的支持者主要有托馬斯·潘恩、托馬斯·圖德·塔克及反聯邦主義者，他們心目中的模板是從克利斯提尼改革到伯里克利時期的雅典。而共和政體的支持者主要有約翰·亞當斯、西奧菲勒斯·帕森斯、托馬斯·傑弗遜和詹姆斯·麥迪遜，他們主張把人民排除在公共事務之外，賦予代表充分理性判斷的自由。值得注意的是，當時民主政體和共和政體並不能等同起來，二者的支持者之間存在分歧，分歧在於，是否認為人民應該完全信任其選出的代表。到後來，民主與共和才逐漸趨同。此外，包括弗吉尼亞憲法、賓夕法尼亞憲法、馬薩諸塞憲法及聯邦憲法在內的十六部憲法，在美國共和政體的確立過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這裡的「國家（state）」是抽象的概念，涉及政體、政權、權力結構、權力關係、權力運行方式等。其中，政體構成國家最核心的部分，政體性質決定國家形態。
國家的目的在於保障公民的共同福祉（common good）與個人權利（individual rights），二者並不對立，可以融合；國家合法性的基礎是人民主權、社會契約、自然權利與共同福祉。
國家的特性是開放、限權和中立。開放意味著國家權力不能委以少數人壟斷，永久佔有，要舉行自由公開的選舉以競爭權力；限權意味著建立一個權力有限體系，政府只享有授予的權力，並將權力劃分為三個類型—立法、行政與司法，分別由不同機構掌管，彼此獨立，相互牽制；中立意味著政府不能由某一群人壟斷，不能僅為某一部分人服務，各階層民眾都要有自己的代表，要引入不同原則，不同利益；同時，不能讓多數人侵害少數人的權益，要把權力同時給多數人和少數人，讓他們互相牽制（眾議院和參議院的理念）。這裡，需要澄清一個誤區—美國不僅是國會、總統、聯邦法院「三權分立」，而是「複合分權」，即國會的參、眾兩院，聯邦政府與州政府之間都有分權制衡機制。
自由和權力是一對天敵，前者美麗而脆弱，後者強大，卻有作惡的可能，唯有對權力加以限制，才能保護自由。
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論」強調自由民主制是極其完善的，近年來，福山的理論出現轉向—認為「國家」、「法治」與「責任政府」組成現代政治制度，三者不可兼顧時，首先追求「國家」。反思美國早期國家的構建，此三者只是分析工具，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並不能被任意組合和理性選擇。人們用這個工具進行分析時，會遇到千差萬別的狀況。
美國國父一代設計的共和體制可以延續至今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共和體制基於人類的共同理想，在價值上具有終極合理性，使人能夠像人一樣生活，享有生命、財產、自由、安全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二是共和體制與社會之間具有很強的親和性，在獨立之前，北美殖民地就已經有了強調自由、平等和美德，尊重權利，以權利為核心的社會，這種社會是共和主義體制的依託，二者之間相互適應，因此得以延續。當然，這種制度設計也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調整。
當前，雖然美國總統行政權力日益擴大，以致出現「帝王般的總統現象」，但並沒有突破憲法最初的限定，另外，通過選舉、黨派鬥爭、輿論等途徑，總統的行政權還是會受到限制，不可能無休止地擴大。
在強調自由至上主義的美國經常發生迫害自由的現象主因是：「自由」在美國是一種普遍價值而非普遍事實，自由理念與現實之間存在強烈反差，統治者用權力去侵害自由的情況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些特殊條件、極端情況下，犧牲自由成為可以接受的手段。比如在內戰中林肯暫停了人身保護權令，在二戰中政府實行經濟管制，在冷戰時期麥卡錫製造恐怖，侵害人身權利。但美國的體制對這種侵害自由的行為還是起到了一定限制作用，並通過人民的努力制止、消除了這些行為，這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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