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反多元化宣言事件的背後含義

似乎當今全球任何一個會呼吸的人，都了解到谷歌公司發生如下情況：一名男性工程師在公司內部論壇上發表一份長達10頁的備忘錄，質疑谷歌的「多元化」政策。正如我們大多數人所料，當這個故事公開時，谷歌以關於「性別」的「不正確」想法為由，解僱了該名員工。

意料之中，我們看到左右兩派，在社交媒體和一般新聞報刊上相互抨擊。毫不奇怪，在左派眼裡，撰寫備忘錄的工程師達拉摩爾（James Daramore）頑固偏執、罪有應得。保守派則把達拉摩爾的備忘錄視作合情合理，而谷歌過於政治正確，連偏離左派正統道路那麼一丁點，也不予寬容。甚至有些自認為的政治和社會自由派（左派），也批評谷歌辭退達拉摩爾的決定。

我們傾向於認為，矽谷著名現代高科技企業如谷歌、蘋果和推特，代表著當今時代美好的事物。這些公司遍是年輕有為、勤奮工作的人才。他們在理解技術以及開拓性運用技術的竅門上近乎天才。在我看來，聯邦經濟政策（更不用說聯邦儲備體系的掠奪）沒有造成大規模經濟毀滅的原因之一，正是這些技術頂尖的企業家存於世間。縱然政治家和監管機構為阻止經濟進步使出渾身解數，企業家們仍然挫敗了這些最出色（或更恰當地說，最卑劣）的努力。

此外，回顧歷史，我們知道私營企業經常會削弱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之類觀念的根基（儘管社會主義者聲稱資本主義是萬惡之源），而私人財產、市場價格和自由交易也把人們緊密聯繫起來，讓政客們不易上下其手、挑撥離間。正如像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這樣的經濟學家所注意到的那樣，一直以來都是政府在阻止市場參與者為改善生活而自由結合成社會。

例如，「吉姆·克勞政策」【註：吉姆·克勞法 (Jim Crow laws) 泛指1876年至1965年間美國南方各州對黑人實行種族隔離制的法律】可不是因為企業要求歧視黑人。經濟史學家珍妮佛?莫爾斯（Jennifer R.Morse）指出，私營客運和鐵路公司反對在城市公交客運車輛上隔離種族的「吉姆·克勞法」，客運行業總體而言抵制種族歧視，但在市議會以及州一級、聯邦一級立法機構的逼迫下就範。

「吉姆·克勞法」已然成為遙遠的過去，可進步主義者（「吉姆·克勞法」最早是拜他們所賜）如今似乎正在強加一種新形態而本質不變的隔離，一種意識形態和信仰的隔離，令人回憶聯想到的，不是私營企業中習以為常的情況，而是持異見者在前蘇所受到的苛遇。例如，我認識舊金山的一對年輕基督徒夫婦，女方在推特公司上班。公司領導層說的很清楚，不能容忍對政治正確的偏離。她說，自己必須隱瞞信仰，因為如果讓旁人發現，最慘可能丟掉工作，不然也至少會受騷擾，更別說未來晉陞或加薪也宣告泡湯。矽谷的多元化新標準似乎想得到的，是一種人人種族或性別特徵不同而思想整齊劃一的「多元化」。

迄今為止，像谷歌這樣的公司——其懲治的不過是「思想犯罪」——似乎並沒有為這種蘇式執法付出多大代價。誠然，政治保守派抵制星巴克CEO（已經卸任）關於星巴克旗下咖啡店不歡迎政治保守派人士的聲明之後，星巴克股價下跌。這起抵制看起來損害到了這家公司的財務狀況。然而，像谷歌、推特和蘋果這樣的公司，它們是如此龐大而堅不可摧，讓人懷疑任何抵制是否會成功帶來影響。

自由至上主義者認為，谷歌作為一家私營企業，可以自行制定工作政策，包括宗教和政治上的就業歧視。事實上，沒有「純粹」的擇優錄取制，以保證最有天賦者總在最好職位上工作。現實生活要複雜得多，而我們也不該因為純粹才能以外的因素被部分用在人力錄用決策上而感到驚訝（甚至不快）。

儘管為創造「多元化」職場所付成本如此之巨，谷歌公司大部分僱員仍然是白人男性，對於一家僱用數理專業人才的企業來說，這窺一斑而知全貌地反映出預料之中的狀況。但是，鑒於至少有一位谷歌公司經理（驕傲地）承認，他記下一份他所謂的「黑名單」，把那些發表非政治正確言論而不適合在其「團隊」工作的僱員列入其中，故可以肯定地說，任何不贊同政治正確者，就算保住工作，也會被發配去打雜。

谷歌可以選擇：利潤或懲治思想犯罪

有趣之處就在於這裡。谷歌是一家盈利實體；它的股票公開發售，它的股東期待投資回報。然而，「黑名單」還有為實現「多元化」改進的不懈努力，讓谷歌管理層表現得更像政府官僚，而不像企業利潤的追求者。這種狀態似乎矛盾，可早在70多年前，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就解釋了，為什麼我們觀察到私營企業的管理人員像官僚一樣行事。他在1944年的著作《官僚體制》一書中寫道：

「任何私營企業，假如以創造利潤為唯一動機，就不會淪入官僚主義管理模式的陷阱。我們已經指出，在利潤動機下，每一家產業聯合體，無論規模有多大，都處在某種地位，即對於它全部經營活動以及其中各個部分，採取從上到下滲透著資本主義利慾心的組織方式。

可是，我們處在一個普遍攻擊利潤動機的時代。公眾輿論譴責它，認為它極不道德，對公益極其有害。政黨和政府都竭盡全力消滅它，用他們所謂「服務」而其實是官僚主義管理的取向來替代它。」

米塞斯補充說：「…我們這個時代的大趨勢，是允許政府干涉私營企業。而這種干涉往往迫使私營企業採用官僚管理。」

因此，我們要問，對「多元化」的沉迷不已，以及對政治正確準則的一切強制措施，是否會削弱谷歌作為盈利公司的存活能力，或者，谷歌的努力其實會讓公司更強大（如當前管理層所堅持的）？作為矽谷「多元化」主張的各家倡導者，這到底純粹是「良好商業實務」，還是會破壞這些企業的長期效率，增加不必要的成本，造成職場衝突，最終導致災難一場？

米塞斯會認為是後者。官僚管理——矽谷各大公司開始沾染上的明顯氣息——阻礙讓企業強大和獲得利潤的創新和創業精神。企業不可能既擁有黑名單，以及巡閱電子郵件和內部論壇來查獲「流氓」員工任何非政治正確想法的管理層，然後又能指望自身長時間充滿活力、保持盈利。米塞斯寫道：

「讓企業家以如此方式把官僚當成楷模，再沒有什麼比這更荒唐透頂。官僚並不能放開手腳、一心一意以改進為宗旨。他必須服從上級機構制定的條條框框。如果沒有上級批准，他就無權從事創新。他的職責和美德是唯命是從。」

這遠不止讓「恐慌文化」與日俱增。谷歌公司每年在「多元化」問題上花費上億美元，還有一個原因是，公司人口構成不符合美國的人口構成，可這又不是嫌惡女性或種族主義造成的。問題在於，谷歌乃至矽谷的管理者開始相信，安撫當代的「社會正義戰士」比發展企業和盈利賺錢重要得多。最終結果是：這些企業既得不到利潤，也得不到社會正義。

https://mises.org/blog/google-manifesto-%E2%80%93-and-what-it-me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