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評斯大林的農業全盤集體化運動
06-30
【 正 文 】 十月革命的勝利,開闢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新時代。在當時蘇俄小農經濟佔優勢的條件下,如何向社會主義過渡,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成為擺在蘇聯共產黨人面前的一項艱巨而緊迫的任務。在列寧逝世之後,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中央大力推進了農業全盤集體化運動。這一運動始於1929年下半年,經過四年多的時間,到1933年基本上完成。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道路大致可概括為:在很短的時期內,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用行政命令將農民使用的土地集中起來,組成勞動組合式集體農莊。消滅富農階級。國家還通過組織機器拖拉機站,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派工人下鄉,向農村增派管理幹部,提高農民文化與技術水平,加強對農莊的領導。以期在不長的時間內實行農業集體化。它是蘇聯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同時,對個體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引導千百萬個體農戶向社會主義生產關係轉變的偉大運動。斯大林領導的農業全盤集體化運動,曾付出高昂的代價,但也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豐富經驗與教訓。分析和研究蘇聯農業全盤集體化的實踐,總結其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對於我們推動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促進社會主義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斯大林大力推進農業全盤集體化的起因 1.為了擺脫帝國主義國家的包圍及其戰爭的威脅,是迫使斯大林推進農業集體化的重要外因 1924年斯大林上台執政時,蘇聯面對的國際形勢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和戰爭的迫近。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革命風暴曾波及到歐洲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但是,這些革命均被資產階級鎮壓下去。到1923年德國工人起義被鎮壓下去時,形勢已經十分明朗:蘇聯處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之中,社會主義的俄國已成為孤島。世界資本主義在政治上敵視蘇聯,在經濟上對蘇聯進行封鎖。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面臨嚴重的威脅。在此情況下執政的斯大林及俄共不得不時刻保持高度的警惕,隨時準備對付外敵的入侵。因此,對於蘇聯這樣一個唯一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經濟落後國家,為了迅速改變這種被動局面,顯然不能放慢建設速度,延緩速度就是落後,而落後就要挨打。於是,斯大林提出:「至多在十年內就應當跑完我們落後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距離。」[1](P38)能否高速度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化,在短期內從經濟上和技術上趕上並超過資本主義國家,這實質上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生死存亡的問題。 這樣,在帝國主義的包圍下,在戰爭的現實威脅下,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必須採取一切措施保衛自己國家的安全,使自己能夠生存下去。要生存就必須備戰。備戰就要求全黨和全國人民在政治思想行動上保持高度統一,集中全國人力物力財力,由中央統一調撥和使用。備戰就要求優先而且迅速地建立和發展強大的物質基礎,必須高速度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尤其是發展重工業,與之相適應的必 須加速農業全盤集體化。否則,蘇維埃政權就難以生存下去。 2.急於解決國內複雜的社會矛盾,克服小生產者自發的資本主義趨勢,是迫使斯大林推進農業集體化的重要原因 眾所周知,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產生於一個資本主義未充分發達、小生產如汪洋大海一般的國度,直到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前夕,全國還保存著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壓迫和農村經濟中的中世紀殘餘。革命勝利後,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個體農業及非社會主義經濟成份的比重大大高於社會主義的經濟成份。在斯大林看來,以生產資料私有製為基礎的小農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屬於同一類型,是滋生資本主義的溫床,必然會產生一些人貧困,另一些人發財致富。只要這種狀況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就仍然存在,社會主義就不能建成。能否在較短的時間內以先進技術改造小農經濟,改造整個國民經濟,這實質上是兩種經濟成分「誰戰勝誰」的問題。 因此,斯大林認為,實行農業集體化是克服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鞏固蘇維埃政權的迫切需要。他特彆強調指出,社會主義制度、工業及國民經濟的發展都不可能長久地建立在兩種不同的基礎上,即聯合的社會主義化的工業和以生產資料私有製為基礎的個體小農經濟。「當農業還沒有建立起大生產基礎的時候,當小農經濟還沒有聯合為大規模集體經濟的時候,資本主義在蘇聯恢復的危險是一切可能有的危險中最現實的危險」[1](P159)。也就是說,要鞏固蘇維埃制度並使社會主義建設獲得勝利,單是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不夠的,還必須從工業社會主義化進到整個農業社會主義化。必須通過集體化,引導小農經濟聯合成為大規模的集體經濟,走社會主義道路。只有全面、徹底地改造小生產,才能挖掉資本主義的根子,為建設社會主義打下堅實可靠的經濟基礎。 3.發展糧食生產,緩解工業化進程中的糧食危機,是迫使斯大林推進農業全盤集體化的直接原因 在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的逼迫下,為了迅速改變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所面臨的處境,1925年12月,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提出了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針,加快工業發展速度,集中力量發展重工業。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以及國家工業化方針的大力推進,蘇聯工業有了迅速發展,城市人口急劇增加,工業用糧和對其他各種農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多。同時,急需更多地出口糧食和農產品以換取機器設備。而當時農業發展速度與工業發展速度嚴重地不協調,農業生產發展很緩慢,商品率很低。1925-1928年,工業總產值增長了32.8%,而農業總產值只增長了5.1%。1926-1927年,農業的商品率只為11%,僅為革命前1913年的一半。1927年底,糧食緊張,收購計劃完不成。而富農又趁機囤積糧食,不按規定價格賣給國家,投機倒把,更加加劇了糧食的緊張局面。 斯大林認為,加速集體化是解決工業化用糧和其他農產品採購問題的根本途徑。必須把「落後的分散的小農戶轉為……能生產最大量商品糧的聯合的公共的大農莊。……由個體的農民經濟過渡到集體的公共經濟」[2](P214-216)。必須「廣泛訂立預購合同,建立機器拖拉機站,全力發展合作社運動,使農民易於把他們的細小的個體經濟轉上集體勞動的軌道」[3](P53)。否則,就不能解決穀物問題,不能使力量單薄的農民擺脫破產和貧困,不能真正發展農業,甚至還會影響城鄉之間、工農之間的關係,影響工業化進程及其發展需要。 此外,斯大林還認為,隨著工業化的發展,為農業提供的機器設備不斷增多,這就為加速集體化提供了物質基礎。已有集體農莊的榜樣,使農民認識到了集體經濟的優越性,似乎農民普遍有了走集體化道路的強烈願望,這又為加速集體化提供了群眾基礎。更為重要的是,斯大林堅定不移地認為,只要建立起大規模的、機械化的農莊和農場,就可以使蘇聯農業大發展,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糧食問題。1929年11月,當全盤集體化開展起來以後,他滿懷信心地說,只要農莊、農場更加迅速地發展下去,「再過兩三年我國就會成為世界上糧食最多的國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糧食最多的國家」[3](P118)。 後來的事實證明,斯大林的這些估計過於樂觀了,全盤集體化的條件並非想像的那樣成熟。實行全盤集體化的方針以取代列寧的逐步推進方針,與其說是條件成熟了,莫不如說是工業化對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需求更加迫切了。更確切地說,農業的發展速度與工業化速度嚴重脫節,糧食問題成了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關鍵問題,不得不大力推進農業集體化,增加糧食生產。 二、農業全盤集體化的歷史意義 總的來說,蘇聯農業集體化是在國家工業化迅速高漲,商品糧相對短缺的情況下展開的,並用短短的幾年時間完成的。應該說,斯大林推行農業集體化的大方向是正確的 ,即努力變革和完善農村社會生產關係,引導廣大小生產者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這對於鞏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推動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1.農業集體化是實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第一次嘗試,為後來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積累了經驗教訓 蘇聯是第一個實行農業生產合作化,開闢發展農業的新的歷史道路的國家。農業集體化是蘇聯共產黨人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之路的偉大嘗試,它開創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局面,在實踐中堅持並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闡明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這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第一次歷史性的飛躍。但它畢竟停留在理論認識階段。十月革命勝利後,列寧和斯大林領導蘇聯黨和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將理論付諸實踐,這是科學社會主義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開端,也是人類社會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這一歷史時代的開端。農業集體化是這一偉大歷史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使蘇聯廣大貧苦農民在20世紀30年代就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避免了兩極分化,在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闖出了按社會主義原則改造小農經濟的道路,同時也為後來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積累了經驗教訓。 2.農業集體化促進了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形成,推動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 如何把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原理同蘇聯當時特定歷史條件相結合,使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能夠在資本主義的重重包圍和重壓下得以生存和發展,這確實是個難題。大力推進農業集體化,是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中央為解決這一難題,擺脫困境而展開的一項重大舉措,並逐漸形成為探索社會主義建設之路的第一個社會主義模式——斯大林模式,農業集體化構成這種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儘管農業集體化以及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有這樣那樣的弊端,但正是這種模式,保證了蘇聯在當時國內外風雲變幻的情況下全黨全國人民的團結統一和政局的穩定,保證了蘇聯在20世紀30年代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奠定了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也為後來奪取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正是這種模式,為40年代至50年代蘇聯經濟高速發展,成為與美國並列的世界強國創造了條件。這種模式所包含的一些具有普遍性意義的原則,如公有製為主體、消滅剝削等,至今也難以完全否定,也為後來許多社會主義國家所借鑒。蘇聯人民在這一偉大歷史進程中所表現出的勇於探索與創新精神,至今仍然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 3.農業集體化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農民生活處境,有利於改善農民生活 農業集體化是革命性的變革,是千百萬農民群眾從舊的生產關係向新的生產關係的過渡,是從生產資料私有製為基礎的小商品經濟向以生產資料公有製為基礎的集體經濟的過渡。從前,千百萬貧苦農民經濟是單個而又落後的,勞動十分辛苦、繁重,且生產力水平很低,只有簡單落後的工具,忍受著富農的盤剝,過著半飢半飽的生活。農業集體化消滅了農業領域的富農階級,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成為農業中的統治力量。當然這其中包含一些行政手段干預的結果以及國家的大力支持。黨和政府幫助千百萬貧苦農民加入集體農莊,擺脫富農的盤剝,從根本上改變了廣大農民的勞動性質、勞動條件及其組織形式。在集體農莊里沒有剝削關係和經濟上的從屬關係,消滅了階級分化和貧困化的經濟基礎。農民加入集體農莊後,成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社員之間是同志般的協作和互助關係。集體農莊向社員提供同等的生產勞動條件,使用著最好的土地和最好的生產工具,生產能力和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任何一個農民,不管是集體農莊社員還是個體農民,只要願意誠實地工作,不偷懶,不遊盪,不盜竊集體農莊財產,就有可能過上富裕、文明的生活,成了生活有保障的人。蘇聯在這個時期內根本改變了樣子,拋棄了落後的中世紀面貌。它由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它由個體小農業的國家變成了大規模機械化集體化的國家,它由愚昧無知、不識字,沒有文化的國家變成人人識字的有文化的國家。 4.農業集體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初步緩解了糧食徵購危機 土地是最主要的農業生產資料,合理地使用土地資源,充分發揮其效應,對於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農業集體化將分散的小農戶聯合為集體農莊,把分散的小塊土地連接成為整片的大塊土地,消除了合理利用土地的障礙,擴大了播種面積,為採用先進的農業耕作技術創造了條件。同時,由於國家從農業機械和耕作技術等方面對集體農莊給予大力支持和幫助,截止1933年,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已經擁有20.4萬台拖拉機,319萬匹馬力,還有其他各種農業機械[2](P538)。這適應了農莊大面積耕作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 br>總之,農業集體化具有能夠組織大規模生產勞動和充分利用先進生產技術的優點,較好地發揮了農業生產資源的效益,體現了社會化大生產的優越性。在黨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指導下,農業集體化大大提高了糧食生產的商品率,確保了糧食徵購量大幅增加,保證了工業化用糧需要,基本上解決了糧食危機問題。1929-1930年度,個體農民交給國家的糧食約為7.8億普特,集體農莊交的糧食不過1.2億普特。到1933年,集體農莊交給國家的各種糧食為10億多普特,個體農民雖然百分之百地完成了交糧計劃,可是總共只交了1.3億普特左右[2](P537)。儘管農民在交納這些糧食時作出了一些犧牲,但正是農民的這種犧牲,確保了加速工業化建設的需要,從而為蘇維埃政權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國防基礎,為後來打敗侵略者的進攻,奪取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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